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文化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主流文化亚文化文化生存大众传媒
从“恶搞”文化看主流文化的生存
前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教育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春节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
3.人文科学被不断边缘化，读者对新文学经典望眼欲穿
人文科学是关于精神的科学，即关于心灵和情感的科学。但在商品化、市场化、物质化的社会，人文科学因为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经济效用而被人们轻视。而文学经典作为人类经验、智慧、情感和美的结晶，它对个体人生和群体社会的影响是长远的。当今的大学生不再热衷于钻研文学、研究哲学，而是移情别恋于经济实用的社会科学书籍。人文科学的边缘化由此可见一斑。
2004年9月，林长治的《Q版语文》将31篇语文经典课文打造成无厘头爆笑故事出版，卖得相当火爆，作者被誉为“出版界的周星星”。2005年1月，《Q版语文》被叫停，当局认为该书是对新课标的误解、歪曲，亵渎了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会在语言上、文学上、审美趣味上及思想道德方面给学生带来负面引导。原因是《Q版语文》虽然内容诙谐幽默，情节出奇，对白趣怪，但已面目全非，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促销女郎，少年闰土变成了古惑仔等。标新立异的《Q版语文》被学生奉为经典，不但折射了我国义务教育教条式的可憎面目、说教式的刻板尴尬，还表明中国品格深厚、文学境界高雅的文学作品日渐寥寥，而读者渴盼的具浓郁社会气息的新文学经典却又迟迟处于难产时期。社会大众正逐渐失去思考、阅读的耐心，恶搞式快餐文化正在引领着阅读潮流。
4.主流媒体的话语霸权引发沟通代沟
大众传媒，特别是隶属党政机关的机关媒体，掌握着珍贵的话语权，充当着党的喉舌，却与平民大众有着严重的代沟。因为新闻从业人员选择的新闻，可能并不符合受众的需求，受众只能相对被动地关注媒体给他们的议程设置，也即受众只能“被迫关注”；相反，一些受众希望关注或应该关注的议题或命题，并没有引起新闻从业人员的关注，造成受众的“关注缺失”。这种“被迫关注”与“关注缺失”容易造成这样一个矛盾：受众厌倦的新闻（如杨丽娟追星事件）泛滥成灾，真正深入民心的新闻却严重缺席，造成媒体与受众之间不可逾越的沟通代沟。
2006年11月，《南方周末》记者吴虹飞在《从足球解说员到娱乐圈明星（引题）狷狂黄健翔》中对黄健翔意大利“解说门”事件作了过度阐释，多家网站甚至将其讲解词制作成黄腔手机铃声牟利。对此，黄健翔勃然大怒，认为“记者的良心被狗吃了”，媒体缺
乏善意，以恶搞和滥炒为目的，“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痛苦”。[10]而吴虹飞却又相当委屈，认为自己已经“我基本上，保证所有的引言都有出处，我写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简直是写一个论文一样小心，就差标出注解了”，[11]反而是黄健翔“他的问题在于：他不但是一个名人，而且他自己也充当了媒体(博客)，对自身和他人加以了很多倾向性评判。”
[12]由此凸显出来的“沟通代沟”表明，掌握着话语霸权的大众传媒如何达成传媒与大众之间的良性沟通至关重要。
因而，恶搞元年的恶搞文化现象就不仅仅是单纯意义的个案，主流文化之所以要遏制恶搞文化的“恶性循环”发展，有着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审慎的考虑。因为主流文化自知本身并非完美无缺，恶搞文化踩中的恰是它最脆弱的部位，所以打压恶搞文化迅猛的发展势头显得很有必要。
中国文化如何在纷扰的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并积极迎接自己的未来？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真问题。
三、主流文化的生存策略
（一）制定先进的文化战略
“所谓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体而言，这种文化应该具有文化内容的先进性，文化形式的大众化，文化传统的继承性，文化任务的基础性和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先进文化有三个维度，即继承过去，立足现实和面向未来。”[13]因此，制定符合历史发展的先进文化战略至关重要。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紧扣先进文化三个维度，使继承过去，立足现实和面向未来三者有机统一和辩证发展，使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始终处于一个有机的和生长着的文化形态里，同时促使其积极因素不断随历史的变化进行成功的自我调节，始终保持文化的良性发展。
1.培养全民的文化自觉，捍卫主流文化阵地
何谓“文化自觉”？它首先是一种文化自信。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它是一种对传统的自主创新与开放借鉴合而为一、互以为力的精神品格，是对本国文化建设有足够的文化职责及充分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的文化意识。文化自觉意识的存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对先进文化的不懈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早已构成了我国文化发展的主旋律。费孝通先生所强调的“文化自觉”、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都是在进行着一种“返本开新”的积极尝试，这里追求的“新”就是在强调一种对先进文化的追求。费孝通
先生曾强调，任何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根和种子，也就是说，文化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的发展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规律和优良基因。要让文化保持历史传统的健康基因，又要使之具有不断适应新的环境的能力。[14]因此，我们就要深入了解我们的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培养自己的文化自觉精神。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取得捍卫主流文化阵地的主动权，重塑文化魅力和民族自信心。也惟有如此，外国毫不尊重中国原创文化著作权，把中国四大名著改编得粗俗不堪的历史才不会重演。倘若中国人失去了应有的文化自觉意识，丧失了文化自救精神，那么，中国文化只能任由他国文化帝国主义肆意恶搞，遭遇经济的粗鲁绑架。
2.构建和谐的文化环境，张扬健康文化
文化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和谐的文化环境，而和谐的文化环境有赖于文化多样性生物链的维系。恶搞文化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可能带来一场文化灾难，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新鲜的文化形式，谁又能断言它不会开启文化新纪元呢？我国历代的民间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的《故事新编》都是优秀的恶搞经典，它们以怀疑态度对待写作对象，善于将作品的能指和所指撕裂，从而瓦解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模式，荒诞中无不透露出对世事人情的洞明，在讽刺、戏说与搞笑反传统的过程中，隐藏着深刻的启思意义，深受下层民众的欢迎且未对主流文化造成明显的冲击。单从这一层上，主流文化就没必要对恶搞文化感到恐惧，给予善意的恶搞文化一定的生存空间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正像羚羊要跑得快就必须要有狼的存在一样，主流文化也需要像恶搞文化这样的“狼”来鞭策自己不断成长，警醒自己保持足够的危机意识，否则再优秀的文化文明也注定会在无“狼”的安逸环境中不断衰弱、退化乃至灭亡。
张扬健康的文化需要知识分子做出表率。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及文化警醒意识，可贵的良心和良知，将使他们更有勇气面对目前严峻的人文瘠荒状况，进而自觉保持文化理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能对一切文化特权、一切文化糟粕加以质疑，给予批评；而不是成为经济的俘虏或奴隶。如此才能使主文化更好地立足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根基上，填补其缺失的空白，不断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文化精品，对文化糟粕起到拒斥作用。并能历史地、理性地、审美地看待世界，坚守人文科学精神的家园，为人类也为自己的生存建构并护持一个温馨美好的人文环境和高雅和谐、生机盎然的精神世界。
（二）在改革中反思并培养阅读型、思考型社会
当青少年阅读着被恶搞过的名著，背诵着被整容肢解过的唐诗宋词；当人们与传统文化越走越远，在浮躁的经济社会中失去可贵的阅读习惯和思考的耐心；当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知识分子们也在商业大潮中失却文化人的本色，惟钱至上……这个时刻，对现代的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和反思，培养阅读型、思考型社会刻不容缓。
《Q版语文》在主流文化界看来是新的恶俗文化，不但亵渎民族感情，篡改民族历史，贬抑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还突破了文化本身所能容忍的底线及个人道德底线，严重影响了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但《Q版语文》如果完全原创，那么这种幽默就很值得呆板严肃的传统语文教学去借鉴。因此，什么时候有超越于《Q版语文》的、对传统语文教材的改革有所启发的新语文，传统教育实在应该将其很好地引入其教学实践中去，给面临灵感枯竭的语文教育输入新鲜血液。尝试恶搞文化的另类思维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启发，这对处于尴尬境地的语文教育教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自我文化优秀传统的传承是不断与时俱进的渐进过程。目前文坛遭遇的一个尴尬是，当前正版书籍价格奇高，与普通民众的消费水平不相符合，造成正版书无人问津，盗版书籍畅销无阻的尴尬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珍惜、保持文化传统同时，把握住时代的脉络和历史向度，不断融以现代性的语言、内容、形式，构建时代感强的当代文化精神，填补当前民众的文化精神空白，不断创作引人思考、启人智力、与时俱进的新文学经典，能使大众喜欢且消费得起。同时严惩任意盗用、恶搞文化资源者，加大力度肃清文化市场。不然，培养阅读型、思考型社会的理想只能是空想。
（三）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
在恶搞文化盛行的2006年，凸显了大众传媒在文化操守、网络文化道德守望上的力不从心。大众传媒加速了对传统价值颠覆的个体日程，使相当多的人进行了自我反叛，与此同时，个体认同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危机。为避免恶搞文化“为所欲为”，建设健康的网络文化系统迫在眉睫，如实行网络实名制、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网络道德规范、法律，防止网络犯罪等。
此外，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让边缘发声，让弱者自我表述”[15]（恶搞文化是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忍不住发出的声音，是习惯处于劣势地位的弱者铿锵的自我表达）显得势在必行。由媒体俯视效应惯性思维造成的“被迫关注”与“关注缺失”的矛盾使“媒体在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危险”。[16]新闻工作者是坚守社会良心、深含人文关怀精神的执行者，但他们却很难不在把关过滤资讯的时候犯“被迫关注”和“关注缺失”的失误，因此，如何达成传媒与大众之间的良性沟通，选择最有价值最必须让人们知悉的资讯，最大可能传达给受众自己所看到的真实的中国应当成为新闻工作者的终极追求。
（四）主张文化多元化
“文化建设”总是在多元文化并存时期提出来的，它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外乎一元文化的整合形态或多元文化的平衡形态。也就是说，它或者追求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整合，或者追求多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平衡。而文化建设不外两途，即文化整合或文化平衡。但是追求一元文化的整合是一厢情愿的空谈，既不符合转型时期的需要，也与现代化的目标背道
而驰。追求文化平衡才是实事求是的选择。文化平衡即在多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力求达到一种整体上的和谐，也即文化相互融合、和谐共处的多元文化存在状态。本文主张文化多元化发展。
文化多元化发展必须要经历文化融合。因为在文化融合过程中，一来是把外来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增添生机和活力；二来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到异质文化中去，扬弃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而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兼容了异质先进文化积极因素。[17]这样不但可避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合唱，而且在交流和融合中还可以实现世界多元化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及“和而不同”的理念。[18]更重要的是能使“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中国文化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
在如何对待中外文化差异问题上，鲁迅先生主张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即面对“他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唯我独尊的择而取之、为我所用的心态。徐圻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国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精神文化资源，只要有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就都可以成为先进文化的鲜活内容。”[19]在亚文化问题上，彭志斌先生认为，亚文化的存在，可以促使主文化创新，有利于加强群体整合，促进社会的协调和稳定。[20]言外之意实为：未突破法律和个人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不失为一种新鲜的文化样式，大量恶搞文化的存在及其之间的交流、融合必将促进主文化的创新。因此，技巧性地运用“拿来主义”理论，不断强化中国文化的内在体质及其文化内涵，进而逐步形成中国文化的特色及创造性理念；与此同时，中国必须摆脱那种对各种文化和各种宗教的肤浅解释，“我们要做的，不是消除不同的价值观，而是提倡更好地理解，更好地尊重别的文化。”[21]因为只有这样，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才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在不断的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大同存小异中共同发展。
结语
诚然，恶搞文化因其非原创性不会有太大的生命力，迟早会被商业文化收编。再者主流文化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势必会加以打压。因而，恶搞文化一时不会成为主流文化，它只能是一种边缘文化，聊以搏大众一笑。但是主流文化的担心却并非是杞人忧天。如果历经恶搞文化的冲击，主流文化还是“死性不改”，不思进取，那么，遑论主流文化有多么深厚的文化积淀，或是多么稳固的体制，迟早也会被其他文化形式取而代之。
在这种情况下，在亚文化的视野下研究恶搞文化并理清其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和利弊，清醒地认清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及思考中国文化的路应该怎样走显得非常必要。同时，提
醒大众的文化责任、文化自觉，营造良性的阅读型、思考型社会氛围，对阻碍主流文化发展的各种障碍进行审慎思考乃至排查同样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而所有这些就需要大众传媒、文化界、教育界等部门或个人共同来作进一步的努力。
注释：
[1]江楠.文化研究与亚文化[J].求索，2006，（3）. 转引自：蔡骐.对网络恶搞文化的反思[J]. 国际新闻界，
200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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