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一些认识(2011-12-18 22:20:41)
标签： 杂谈
环境保护需要激情的呐喊，需要科学的态度，更需要付出实际的行动。国内在环境保护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如看到国外的环境优美就认为我国不顾环境保护，看到国外拆除垃圾焚烧设施就认为我国也不应建设，忽视了环保设施的总体不足和发展阶段的中外差异；环保专家对模糊言论不屑一顾也不愿争辩。模糊认识流行不利于全社会正确环保观的形成。
一、环境质量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
社会上有一种议论：“十一五”期间我国每年花几千亿的环境保护资金，而环境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一些城市和地方的环境质量甚至还在恶化，钱用到哪儿去啦？其实这种认识并不全面。
人的活动总要对环境产生影响，有生产就要排废物。企业利用原材料中有用元素生产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其中的一些不能用或用起来经济上不合算的物质，就以污染物的形式排放到大气、水和地表等环境中；不治理就会污染环境。正如人要吃饭排泄一样。吃饭只能摄入食品中的部分营养，剩余部分要排泄；人的排泄物就是我们熟知的城市生活废弃物的一部分，不处理会污染环境。一般常识是，一个正常人要天天吃饭也要天天排泄。今天吃饭不能当明天的饱。这就是环境保护工作长期性的道理之所在。
环境污染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并不是一排污染物，大气、水体等环境就出现污染，因为自然环境具有消纳污染物的一定容量。当环境容量不足以分解和消纳污染物时，环境才会污染。与此对应，环境质量的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一个较长的治理过程。国外大气、水体污染的长期治理可以证明这一点。日本的琵琶湖治理花了60年时间，欧洲的一些河流治理也是50～60年的时间尺度。就像生病之人总想“药到病除”，但病后康复往往不是那么快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希望我国的环境在一个晚上就赶上发达国家是不现实的。
从“生产就要排污”的实际出发，美国《清洁空气法》规定，生产企业因为要向社会提供产品，政府可以赋予他们排放污染物的权利许可，前提条件是，技术上能处理的废物不给排污许可，超过环境容量的排污不给排污许可；如果企业不再为社会生产产品，排污权将自动消失，不能销售或转让。我国一些行业和地方排污权交易的前提是否符合这样的条件，需要认真研究。
二、污染预防不一定必然达到预期效果
污染预防是一项重要的环境保护原则，也是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实际上，这一原则美国在1991年制定的《环境污染预防法》中就已确定。然而，一些美
国环保专家研究发现，预防原则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换句话说，有些污染可以预防，有些污染不能预防，不像“打预防针防感冒”那样容易见效。总体上看，环境污染是不能预防的，受到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制度则对发展规律起着放大或缩小的作用。发展是一个积累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初期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保护环境，引进或新上项目也不可能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即使是国际先进水平也不可能不排放污染物，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出现污染事件就是佐证。
有些污染理论上可以预防。例如，随着汽车保有量和使用量的增加，汽车尾气会成为城市的重要流动污染源，并使臭氧、PM2.5等由于污染物综合作用引起的次生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又如，有色金属工业发展隐含着重金属污染的风险，日本的“痛痛病”就是典型例子。
考虑到预防的困难，污染治理就成为必然选择。我国的环境形势相当严峻，迫切需要排出优先序，既要避免环境污染到难以逆转的情况发生，也必须将影响人民健康的突出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当前，要重点解决那些带全局性、方向性和基础性的环境污染，重金属污染是其中之一。如果不将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作为主要目标，环境保护也就失去了本来意义和必要性。我国中小企业的污染不可忽视，应帮助他们解决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的难题，而不仅仅是关闭他们增加就业压力。应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参与的联合攻关，开展技术示范和成果推广，切实提高环境保护的科技含量。我国在气候变化上的研究积累不够，在国际谈判中显得力不从心，难以与国外研究机构平等对话甚至根本说不上话。应加大支持力度，并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减少气候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三、垃圾不一定就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的说法广为人知，事实上是“有条件的”。“分类是解决城市垃圾的唯一出路”的说法不成立：分类只能减少垃圾的排放量，而不能解决垃圾的最终出路。
垃圾与资源是一个相对概念。解放初期，我国的许多家庭用牙膏皮换东西，而现在则有一些“扔掉可惜放着占地方”的东西，可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那么，垃圾和资源的划分标准是什么？一般而言，如果使用某种东西产生的价值低于生产的全成本是垃圾，反之则是资源。举例来说，一个家庭中能卖钱的“破烂”是资源，送给“收破烂”的人都不要的是垃圾。即“收破烂”的人愿意收的是资源，不愿意收的是垃圾，可收可不收的是垃圾与资源的临界点。这种界线
随着市场需求和废品价格在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全球视野看，一些东西在发达国家是“固体废弃物”，在发展中国家就是资源。发达国家之所以倡导废物的“全球大循环”，实际上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环境容量等资源，而不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将那些“废物”免费送给发展中国家。
分类只是垃圾处理的一环。分类能使垃圾中的有用废品“物尽其用”，既是循环经济倡导的，也是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的源头。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垃圾中可以利用的废品在增多，但垃圾归根到底还是垃圾，将有用的东西分选出来剩下来的怎么办？还要安全处理和处置，不能放在自己的“后院”。各国一般以法律形式规定垃圾处理技术路线图，如日本在《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中规定了垃圾处理的五个顺序，即：减量→再用→回收→热利用→安全处置。具体地说：第一，避免或减少废物产生；第二，经过回收或经过维修后直接利用；第三，产品报废后经拆解再生利用；第四，将废弃物焚化进行热回收；第五，对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无法利用的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置。这一精神实质也体现在我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中。
四、利用市场机制的目的在于降低污染治理的成本
一些发达国家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践证明在很多情况下收效甚微。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后，世界各国纷纷采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采用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有污染者付费、排污权交易、环境税、补贴废除或应用、生态补偿、抵押-返回等。一些国家通过赔偿、责任保险等手段，为环境保护筹集资金。运用经济手段的核心是环境保护成本内在化，减少企业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通过转嫁污染治理成本获取额外利润。OECD国家采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其成效有目共睹。
采用市场机制保护环境，发展环保产业，可以降低环境治理的总成本。我国电厂脱硫采用了一条“昂贵”的技术路线，一些上了脱硫设施的电厂因成本原因运行不起；如果更多地用低硫煤发电或通过“洗煤”去掉其中的硫铁矿等前端措施，可以节省社会总支出。一些脱硫设施质量经不起运转的考验，则是“最低价中标”政策“逼良为娼”的结果。利用标准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北京从奥运会起逐步提高汽车排放标准的做法，证明相当有效，也消除了人们对提高标准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担心。但如果环境标准太高，企业会做出“跳一跳够不着就不跳”的选择；如果监督再跟不上，偷排会成为“常态”，环境污染就会加重。强调环境保护是必需的，但不计代价的
做法并不可取，而要量力而行，以尽可能少的资金投入取得尽可能大的环境效益。
环保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增加财富，而是社会支出，尽管在现有统计体系中显示的是正值。须知发展环保产业的目的在于利用市场机制保护环境，不应将壮大产业本身作为目标。须打通环保产业与循环经济的产业链。例如，脱硫是环保产业，而脱硫石膏利用是循环经济；又如水处理是环保产业，而污水处理厂的淤泥利用是循环经济，应尽可能将视野前移，从生态设计和清洁生产入手，通过源头减量化和生产全过程控制，减少废弃物的末端治理，收到“一举多得”之效果。
环境保护和治理需要长效机制。我国从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会议至今已近40年时间，环保理念几乎与国外同步，建立了环保法规、标准、政策及必要的执法队伍；建立了“三同时”、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总量控制、限期治理和强制淘汰等十大环保制度。对此我们不应妄自菲薄！当然，在环保制度建设和完善上我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如不论规模要求所有企业“三同时”，既不现实也不经济，应修改为“污染者付费”制度。好的制度必须执行，如果“束之高阁”得不到执行，比没有制度更差。现行环境质量公告制度不仅使公众有了知情权，也起到了很好的舆论监督作用，应坚持下去，并增加环境事件的信息披露制度。针对环境诉讼没人受理、时有发生群众跪求调查组的现实，应建立环境民事和行政公诉制度，使污染受害者得到应有补偿，污染者受到惩罚。对于因决策失误、监管不力等原因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应当追究责任。
五、从发展阶段出发很难得出“环境拐点”的判断
我国走了一条跨越式的发展道路，发达国家在几百年中解决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阶段集中爆发；我们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有新思路、新机制和新的技术路线图。所谓新思路，是在国外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做法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的有机集成，既不是完全崭新的道路，更不是对我国原有环境保护实践的否定，而是一种集成创新，类似于“组合拳”或政策体系。
对我国环境拐点的判断，国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专家认为还没有到（如吴敬琏先生），有人认为已经出现。从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技术水平、发展方式等方面分析，还得不出我国已经出现环境拐点的结论。到2020年，仍将是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环境保护的攻坚时期。虽然一些污染物（
如SO2）出现“拐点”，但大多数污染物排放总量仍将增长；除非我国不再发展，这并不是中央提出的“又好又快”和“第一要务”的本意。
离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谈环境保护没有意义，不考虑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我国的发展也难以为继、不可持续。我国现阶级面临的环境问题，既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也是经济发展不够的表现。我国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消耗能源资源排放废物有其必然性，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没有能源资源消耗就不可能建设高楼大厦，建设不起基础设施；消耗能源资源就要排放废物，因为现在的技术还不能使资源完全转化为有用的产品，即使将来也办不到！
环境保护是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弥补“市场失灵”。环境保护国策确立以后，一个地方的环境绩效如何，干部是决定的因素。经验证明，没有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重视，再好的环保措施也难以落实，污水排入河流的“以邻为壑”行为也难以杜绝。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我国不能再靠拼资源拼环境粗放发展了，必须走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轻的发展道路。否则，人们生活富裕了，有房住、有车开了，却生活在肮脏的空气里，喝不到干净水，吃不上安全的食品，就与发展本意相悖了。环境保护不仅要激情的呐喊，更要实在的行为；不仅需要高层次的统筹，更需要各城市和地方清洁工的扫帚；不仅需要增加环保投入，更需要提高环保资金的使用效率。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是一场“持久战”，对此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中国环境问题解决好了，就是对全球环境保护的巨大贡献，也是“全球思考、地方行动”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