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业２０１８年／第６期／下半月刊／总第８７３期百家谈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四十个年头，改革开放这一政策对中国的意义一直是各界探讨与关心的问题。刘守英教授另辟蹊径，从自身视角出发，介绍了他眼中的“改革”。
改革开放４０年：一家子教我的“改革”
文 ／ 刘守英
一
在1981年进大学之前，我绝不知道有“改革”这个词，压根儿也不会有靠“改革”来改变
自己和一家人命运的意识。
1976年9月的那个特殊日子，我带着弟弟在离家20多里远的河垸捕鱼，突然听到大队广
播站播放一段带着哭泣的声音：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听到这一噩耗，当时只有12岁的我
心猛地下沉，完全没了捕鱼的心情，收拾好鱼具，含着泪水，步履沉重地回到了家里，一种
天要塌下来的感觉。接下来的一些天，我是在小队长家门坎上度过的，那时全队就他家有广播，我便每天晚饭后七点坐在他家门口听中央新闻广播。那时，我们家的贫穷是实实在在的，两间四面漏风的瓦房，家里的家当比如今西北、西南很多贫困地区的极贫户还要破落，
父母加上早早上工的姐姐三个整劳力所挣取的工分还换不来一家五口人的温饱，我和弟弟有
时还得挖野菜掺着大米煮了充饥，父亲抽的几分钱一包的“大红花”也是靠我们弟兄拾破烂
换来的，春节时一些必备的年货主要靠隔壁队家境稍好些的舅舅送。尽管那么穷，我们也从
没有怪过谁，队里也没有人想过像安徽小岗村那18个农民一样按了手印，以“改革”的方式
求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场改革在我们村并没有“改天换地”。说实话，我对头两年发生的
事情印象并不深，能回忆起来的片段也很难与后来那种波澜壮阔的描述划等号。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队里的“改革”最初是按上面的要求进行的，生产队将原来集体一起干的活儿分成
一段段，农民按农活分成一个个作业队承包。有意思的是，政策一开闸，老乡们就开始选
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后续发生的变化只能说形势比人强。不到一年时间，上面定的小段包工
方式先是被小组包产所取代，小组承包才一年，就被包产到户取代。在作业队和小组责任制时，村里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诸如，原来生产队里的干部开始不那么“厉害”了，一
些偷奸耍滑的人在分组时没有人要了。
我们家的人因为在集体化时期属于那种老实不惜力的，且各有一门农活手艺，大家都抢
着要。我们队的包产到户我没有赶上，我是上大学后第一年寒假回家时得知的。记得回家当天，父亲就欣喜万分地告诉我，家里分到几块地了！他那种兴奋劲我就见过两次，一次是我
拿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次是这次从集体分包到土地。父亲还没等我安顿好，就带着
我去看分到的地，一边看一边“表扬”自己的地种得如何如何好！包产到户第一年收成就上
来了，家里一间屋子堆满了谷子，养的十几只鸡给父亲换烟酒也已绰绰有余，养的两头猪已
３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