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第五届年会综述
周宏燕
2013-2-27 19:43:18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2001年9月21日，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第五届年会于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新华社、天津、上海、辽宁等地的4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年会包括三项议程：第一，听取上一届学会的工作报告；第二，选举新一届领导成员；第三，进行学术讨论。会议由会长罗肇鸿主持，原秘书长林水源作学会工作报告。会议邀请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李琮、新华社高级记者李长久、盛世良和吉林社科院客座研究员中国台湾学者苏克福教授分别向与会代表作了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展望、“9·11”事件后的国际关系，俄罗斯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和俄罗斯与中国台湾的经贸关系的报告。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俄罗斯经济转轨、“普京道路”和“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大国关系调整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争鸣。会议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一，关于经济转轨的激进和渐进问题
有的专家指出，不能单纯用渐进和激进来区分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激进和渐进的本质区别就是是否打破原来的政府架构。激进就是打破原有的政府架构，实行全面的市场经济；渐进就是在原有的政府架构下进行逐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激进和渐进不是绝对的，各个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确定其过渡形式。俄罗斯推翻旧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激进的，而建立新的经济体系是渐进的，各种经济制度、法规的建立、健全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它是激进后必须渐进；中国是在原有的政府架构下进行逐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但是1994年中央在一年内出台并执行一系列新的财政、税收、外贸政策，这就是个别领域的激进，所以，它是渐进之中有激进。有的学者则认为，任何一个转轨国家的转轨形式都是渐进的，只不过是选取的突破口、施加的改革力度不同而已。转轨是一个过程，
是分阶段的。在某个时期、某个领域进行改革的力度可能大一些，是激进的；而在其他时期、其他领域改革的力度可能就小一些，这又是渐进的。所以，单纯用激进或者渐进，不能概括每个国家的完整转轨动态。
第二，关于重新审视“休克疗法”的问题
与会代表认为休克疗法的产生具有必然性，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⑴在改革前夕，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的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派，决心使俄罗斯与前苏联彻底决裂。为了达到尽快割断与前苏联的联系，从而巩固获得的政治地位之目的，他们需要迅速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及其经济基础，所以改革已经不可能在旧制度的框架内按部就班地进行，既不可能选择渐进的经济转轨方式，而只能选择先迅速摧毁原有制度，再建设新制度的激进的经济转轨方式。⑵民众因为对糟糕的经济形势、对前苏联时期进行的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极度失望，民众也认同激进改革。⑶叶利钦上台后，要通过使俄罗斯与前苏联彻底决裂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他要在经济上彻底摧毁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为自己的政治权力建立经济基础。同时，在改革中继续高举“反专制”的旗帜，来争取民众的支持和争取来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从而巩固自己刚刚获得的统治地位。一些学者认为对休克疗法不可全盘否定，不能将俄罗斯十年转轨危机简单归因于休克疗法，俄罗斯的转轨危机不是选择转轨方式道路上的错误，而是他们具体做法的失败。他们比较赞成普京的两点论：⑴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⑵转轨过程中具体操作的失误。例如国家尽可能远离经济，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改革过程中，政治因素超过经济因素，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政治制度变迁不能适应经济变迁；忽视社会政策，造成大量的贫困，群众不支持改革。
第三，关于如何评价俄罗斯十年转轨问题
部分学者认为，俄罗斯在进行经济转轨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直受经济危机的困扰，经济总量大幅减少。并且，从 1991年到2000年，俄罗斯市场经济制度的发育程度方面，尽管单项制度建设，如价格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程度、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等指标都不低，但新制度的综合行为能力很差，甚至使经济在一种严重扭曲的市场环境下运行。所以，总体来看，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不成功的，但是，也不能否认俄罗斯在这十年里推行的相对激进的改革政策，为普京现在的经济政治制度整合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有的学者认为要评价经济转轨问题，首先要确定一个基点，即转轨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结果，认为转轨是一个过程，转轨过程远未结束，尚不能作出一个盖棺定论性质的评价。因为转轨分为不同阶段，有可能前期的成本大，而后期的成本小；也有可能前期成本小，而后期成本大，导致改革进程变缓，甚至半途而废。所以，转轨评价只能是阶段性的。
还有的学者认为，评价俄罗斯的十年转轨，不能不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和旧体制惯性的影响。例如，根据1997年俄罗斯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分析，俄罗斯经济下滑已接近谷底，持续六年的转轨时期经济危机有望结束。由于俄罗斯闲置的社会生产能力巨大，当时的许多经济研究机构和经济学者以及政府官员都认为，1998年俄罗斯经济将步入缓慢回升的轨道。但就在俄经济刚刚显现出恢复增长的势头，就遭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经过艰苦努力打下的经济恢复的脆弱基础再次被破坏，经济再次出现振荡下行的轨迹。1997年11月，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再次受到打击。再如， 2000年到2001年油价上涨，俄罗斯的外汇收入剧增，巨额的外汇收入对俄罗斯的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000年GDP增长的7.6%中有6个百分点的增长来源于油价的上涨。
第四，关于转轨绩效评价标准问题
转轨绩效评价标准问题是本次年会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评价转轨绩效不应单纯采用经济增长的指标，但具体到应当采用何种指标体系时，与会代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提出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评价转轨绩效应当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方面来综合考虑。要建立一个复合的指标体系，将可持续发展、环境、通货膨胀、失业等因素全部考虑在内。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用“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来评价转轨绩效。第三种观点首先综合全面地介绍了国内外评价转轨绩效的五种方法，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评价转轨的绩效要考虑转轨的原因、转轨要实现的目标以及转轨的最终目的。
这五种方法包括：
(1)盖达尔及杨小凯等主张从历史影响的角度来评价转轨。也就是，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看待。例如，今天我们不能说法国大革命引起震荡就是失败的，明治维新没有引起震荡就是成功的。这种观点具有为“休克疗法”辩护的意味。
(2)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从制度结构对企业、私营部门、市场化、金融体系和司法制度五个方面进行打分。它编制的改革进展指数(IRP)指标体系中，包括了企业、市场与交换、金融体制、法律改革4个领域的共10项指标，基本上覆盖了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再造、市场体系建设、作为宏观经济干预工具的金融体制的改革和作为市场经济保障的法律体系建设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主要领域，对经济转轨的进展程度具有较强的表现力。
(3)世界银行对经济转轨与结果是分领域单独评价的，没有综合打分，只能得出某些领域的转轨绩效得分。世界银行对经济转轨绩效的评估集中在四个领域，分四大类进行，它们是：自由化、财产权和私有化、机构变化以及社会政策。
(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在改革进展指数(IRP)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增长指标来评价经济转轨。它没有对各个转轨国家进行打分，而是把经济转轨国家综合划分为“相对领先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两类。它不但注重制度结构改革的进度，而且更加注重结构调整的经济效果，把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变动情况作为衡量经济转轨绩效的重要基础。认为这种评价比较可取。
(5)国内媒体上经常使用的单纯以经济增长指标作为评价转轨绩效的评价指标。认为，转轨的原因乃是旧制度阻碍了经济发展；转轨的任务就是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转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经济发展。判断经济转轨绩效要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考虑：⑴制度变迁任务完成得如何，制度变迁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这就需要构建详细的指标体系。有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构建了评价一个国家经济转轨的两大类指标，即单项制度建设指标和整体制度协调和行为能力指标，每大类指标又分为几十个小指标。⑵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不应该是惟一的指标。
第五，关于“普京道路”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普京当政后，提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制定和实施了一些新的政策措施，从而形成了具有俄罗斯特点的“普京道路”。⑴普京提出走经济改革的“第三条道路”。他认为，客观评价经济转轨应当采用两分法：转轨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模式造成的，同时改革的失误也是主要的原因。俄罗斯应将市场经济同本国国情结合起来，具体讲就是将市场经济、民主原则和俄罗斯现实有机结合起来。⑵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普京提出应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其核心就是国家如何确保市场秩序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转创造条件。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国家的作用是保护所有权、保证竞争条件平等、保
证经营自由、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空间、社会政策。这些同德国弗莱堡学派的主张即第三条道路十分相似，俄罗斯探索介于其间的第三条道路。⑶反对重新国有化，主张完善业已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基础。从俄罗斯目前的私有化效果看，一方面私有化并未取得提高生产效率的结果，另一方面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普京认为，尽管私有化存在种种错误与问题，但它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他反对重新国有化，主张对已私有化的企业进行重组。⑷调整宏观运行机制，建立有效的财政金融体系。⑸经济关系方面，主张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和循序渐进地实现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⑹社会政策方面，普京把“造福于人民，使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执政的最终目标。在收入分配上，俄罗斯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总之，普京主张建立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保持一定的国家干预的、实行有序竞争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也有的学者对“普京道路”或是“普京模式”的提法存有疑问，认为尽管俄罗斯目前政局稳定，经济开始回升，但普京的思想究竟是一种尚待实施的构想，还是一种已经成型并且卓有成效的模式，仍有待观察。
第六，关于大国关系的变化与调整问题
与会代表认为，“9·11”恐怖袭击事件对大国关系调整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正面的影响就是由于各国对美国的同情，对遇难者的哀悼，中美两国之间可能共识增多，协调合作有所增长，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出现一个机遇，即建立一个协调机制的机会。同时，对中国来说，小布什上台后，官方战略重心东移，中国成为主要对手，而“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因为中东地区是石油重要产地，战略地位重要，并且恐怖活动越演越烈，美国的战略中心有可能西进。因此，中美关系也可能出现一个改善的契机。
另一方面，中国需要谨慎考虑“9·11”恐怖袭击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当前来看，美国针对恐怖主义可能会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因为美国一直想向中亚渗透而未成功，如果美国实施军事打击，美国就会有军事力量在中亚存在。这将会在中国、俄罗斯、印度之间扎下一个钉子，这是美国战略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企图。塔吉克斯坦已经明确表示不让美国作为军事基地，俄罗斯对此也很谨慎，表示不参加美国的军事行动。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也可能构成一种威胁。有材料披露，美国是支持中国新疆、西藏独立的，美国反对恐怖主义，但不反对新疆、西藏的恐怖主义，它希望中国内乱、分裂，而新疆、西藏正好是中国的西部，如果中美关系没有实质改善，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中亚真的存在，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就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