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自由
摘要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所处时代的现代极权社会的真实写照。小说对大洋国的物质生活、意识形态、政治架构、高压统治等等场景作了具体深入的描绘。在大洋国经济萧条这种极致的环境下，造成了人们精神的异常狂热亢奋，遍地是标语、画像、集会、游行，到处可见的是：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在《发条橙》中，吉伯斯阐述了关于人类社会的一个自由悖论：自由是人人都向往的，但自由过度会因不受控制而导致罪恶；相反，过度控制自由又会因法律约束而导致人性的丧失，而人类最终将面临的是自由意志和遵守法律的双重选择。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不断深化，对于人类生存的境遇，自由的探讨以及对法律的思考，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自由是人类一直追寻的目标。在人类的发展中，一种对自由有着双刃剑作用的东西法律产生了。自由是人类基本的权利之一，同时它又是法律精神的集中体现，直接决定着法律的发展方向。法律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成为法律学以及社会学的问题。
文章着重通过《一九八四》和《发条橙》这两篇小说探讨了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正确认识法律和自由的关系对于理论和实践两方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说，法律与自由的问题是法律价值的核心问题，统一对法律与自由关系的认识问题，无疑为进一步研究法律价值问题提供有力的指导；从实践上看，解决好法律和自由的关系的认识问题，能更好保护人权，对于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作出一点贡献。
关键词：法律，自由，价值，困境
目录
摘要 (1)
一、小说引发的自由和法律 (3)
（一）《一九八四》中的自由 (3)
（二）《发条橙》中的自由 (3)
二、从自由到法律 (4)
（一）什么是自由 (4)
（二）什么是法律 (4)
（三）法治社会的法律和自由 (4)
三、法律与自由的关系 (4)
（一）法律与自由的联系 (5)
（二）法律与自由的区别 (5)
参考文献 (7)
一、小说引发的自由和法律
（一）《一九八四》中的自由
《一九八四》以写实的手法描述了20世纪以来现代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制度、社会环境和人民生活。它既是奥威尔所处时代的极权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奥威尔对极权主义未来发展的预言。在奥威尔的视野里，20世纪以来的极权社会由如下特点：
（1）权力更集中。由资产阶级的工业垄断所组成的集权政府他们没那么贪婪，他们对自己正在进行的行为有更清醒的认识，在镇压反抗方面更有决心。社会主义的政党则多了一个“集体主义”思想。他们把社会财富集合到党的手里即“消灭私有财产”，其实意味着财富集中到比以前少得多的人们的手里，差别之处就在于是财富的拥有者是个政党，而不是单独的人手里。
（2）宣传攻势更强大。现代独裁者认为“大众从来不会自发造反……只要不让他们掌握作比较的标准，他们就根本永远意识不到自己在受压迫。”因此，他们的统治就是要把“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
（3）统治更有效率。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使人们全天候处于的监视之中成为可能。随着远程视像技术的开发，技术进步使得人们从此无法再过不受干涉的生活。
《一九八四》表达了奥威尔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情形和社会状况的关注，不满于那个充满战乱、独裁和饥饿的社会。可以说《一九八四》是极权主义治理机器的操纵手册或者技术大全，它揭示了极权主义政治的秘密。这样的集权主义下，自由的要求更高，法律充分体现了集权政党的意志。
（二）《发条橙》中的自由
《发条橙》是安东尼?伯吉斯创作并于1962年出版的一部小说。小说的冲击力主要表现在其对暴力的描写、渲染，在于它“洗脑”的艺术展现。他对暴力场面的再现、对“洗脑”过程的详尽刻画，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观念，是继鲍威尔的《一九八四》之后，再次对极权社会的深刻发问。统观《发条橙》，其目的是在于揭示人的本质，进而展示了人类社会中两种极端的生存状态，极端挥霍个人的自由意志和极权社会的控制后，探求人类社会中很容易陷入的困境—自由的困境。当自由被理解为人的本质的自由时，它也就成为人自身的人格化的一种体现，这种自由对人自身构成限制----反身限制。《发条橙》中的亚历克斯，在其肆意挥霍其“自由权利”的时候，他就是自愿放弃自身的这种为“人”的自由，忘却了这些暴力行为最终将带来的是其自由的丧失。
伯吉斯在小说中指出：“人在定义中就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因此他可以使用自由意志来选择善恶。只能行善，或者只能行恶的人，就成了发条橙。也就是说，他的外表是有机物，似乎具有可爱的色彩和汁水，实际上仅仅是发条玩具，由着上帝、魔鬼或无所不能的国家来摆弄，彻底的善与彻底的恶一样没有人性，重要的是道德选择权。”他把人比喻成了机械，将人性与机械二者熔合，结合为一个新的个体，即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被安装了发条，使其变得完全听凭外界的控制和驱使，丧失了自己意志。在此可以看出，伯吉斯的“道德选择权”实际上道出了关于人的自由意志，即自由的问题：肆意放纵人的自由意志，将会带来极端的恶，必将带来自由的丧失；而毫无道德选择权的行善，无非是机械地遵循或承受着某种拥有极端权力的载体的摆弄而已，毫无自由可言。如果一个社会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有意识地用非人化的方式来利用一个人，那么，这个社会就
已经有效启动了一个最终将社会所有成员牵涉在内的程序当社会成员都变成了上了发条的橙子，真正的自由能实现吗?
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意志，内在地要求人对自由权利的追求就是要实现这种本质，违背这种本质追求的任何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发条橙》再一次深刻地体现了集权社会人的自由的困境。处于这种社会的人的自由到底何在？引人发问。在这种集权主义的统治下，法律也只体现统治者的意志。
二、从自由到法律
（一）什么是自由
自由的概念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由自由的意义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这对理解自由并进一步认识自由由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个障碍。因此，深刻认识自由的含义对正确由理解和把握自由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如何促进由法律的自由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哲学上看，所谓自由即主体的认识和实践与客观必然性由的统一，自由是意志的规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本能式自由。从生存论的关系来看，自由本质上是一种对由自由的感受和体验。
（二）什么是法律
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必然与其他行为规范一样，必须反映客观规律，必然对人们的行为予以规范作用。但是，由于它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由国家制定和执行，因而它不同由由于一般的行为规范，是一种公共的行为规范。它是统治阶级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而这个共同意志又是由统治阶级所处的共同韵生存条件和拥由由有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
（三）法治社会的法律和自由
法律产生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自由。法律自从诞生就与自由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在法治社会，法律和自由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自由是法律的基础。
康德认为自由是人的一种木性，意志和实践理性是自由的源泉。黑格尔认为法律是人的规律，自由是其木质。马克思认为法律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总之，真止的法律应当体现自由，自由是以法律这种形式而存在的。法律不能成为压制自由的手段，否则这种法律则只是独裁者或者暴君的法，而不是人民的法。
（2）法律是对自由的确认。
自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法律使自由具体化为规定的权利。自由和权利是一对孪生姐妹。离开自由就无所谓权利；反之亦然。两者在法律范围内达到了统一。当人们在寻找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模式时，就不得不而对这样一种困境，即法律所维护的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冲突。
法治社会所追寻的自由是实质的自由，法律是保障这种自由的手段。在法治社会更要求的是法律内化成人们心中的行为准则，人们从心底里愿意遵循法律，信仰法律。另一方而，法治强调法律以约束自由的方式来保障自由，自由的根本性被体现到了法律中并被至始至终地贯彻执法律的至上性，防止个人自由的滥用。从这个程度上来说，在法治社会，从而构成了法律与自由的统一。
三、法律与自由的关系
通过两篇小说，引发了人们对自由的认识。通过自由又引发了法律。在认识了二者的概念之后，就不难研究二者的关系了。我们可以从法律与自由的联系
方面进行阐述。
（一）法律与自由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与自由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真正的法律即反映客观规律的法律，不仅不压制自由，而且是它所在社会——阶级社会的自由的普遍规定和可靠保障。所以，法律规定和保护自由，不压制自由。具体说来，法律之所以规定和保护自由，是因为：
（1）自由是被认识和被利用的必然。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法律正是被认识被利用的必然的一种，是统治阶级站在维护其利益的立场上认识和利用必然。所以，由法律所作出的规定必包含着自由。
（2）自由是社会的。必须从社会的角度去认识、去规定并依靠社会的力量去保证。法律正是在阶级社会里由社会的公共机关---国家所制定和实施的行为规范，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无比明确的内容。因而，在阶级社会里，对自由的规定和保障只能以法律的形式出现。
（3）自由是对纪律而言的。没有无自由的纪律，也没有无纪律的自由。自由和纪律的关系，实际上是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关系。而法律正是这两种自由的具体化。所以，遵守法律，才能维持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才能维护社会自由，即个人自由的前提条件。
（4）自由是历史的。在阶级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它只为统治阶级所具有。按统治阶级意志办事，它对统治阶级来说当然是自由的。然而，这种自由要以被统治阶级的不自由为前提条件和补偿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只有统治阶级的自由，而法律是保护这种自由的。在社会主义的背景下，法律保护的正是人民的自由。
综上所述，法律和自由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人类是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存在着两种基本关系：一种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另一种是人和人的关系。自由就是在人们处理这两种关系时所取得的一种主动状态。它依赖于人们对这两种关系的本质的正确认识和对其规律的自觉遵守。这两种关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性质、形式和具体内容。因而自由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有一种最重要的关系，这就是个人与集体或社会的关系。法律并不是自由之外的东西，而是从自由本身产生的，是自由为其具体适用所规定的一种具体的尺度和准则。所不同的是，它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是由国家这个组织起来的统治阶级所规定的，而这是适应阶级社会那种自由所需要的。因此，在阶级社会里，自由必然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和保证，而离开法律去空谈自由，或追求法律之外的自由都是不可能的。
（二）法律与自由的区别
法律与自由有着内在的联系，并不等于说二者之间没有差别。所以，在强调了法律和自由的联系之后，有必要研究一下二者之间的区别。
（1）外延和内涵均不相同
任何概念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夕旧，作为两个不同概念的法律和自由，也是一样。从外延上看，自由比法律要大。自由的问题几乎涉及到人类的一切方面和全部历史。从个人看，既意志自由，又涉及行动自由；而法律仅涉及人的外部行动。
从内涵上看自由意味着独立性和主动权，意味着驾驭自然和社会的能力，还意味着内心的自信心和安全感。而法律只意味着对社会的统治。
由此看来，法律和自由并不是两个重合或并列的概念，而是不同层次的两个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二者有着从属的关系，如果说自由是属概念的话，法律
只是种概念，自由是整体和全过程的话，法律只是部分和过程中的一个片段。
（2）并非所有的法律都保护自由，更不是保护所有人的自由。因此，它在对自由的保护中往往伴随着对自由的限制甚至压制和剥夺。因为法律是由统治阶级制定的，而统治阶级必然只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认识和利用规律、制定法律。这样，法律的内容中必然包含有统治阶级的偏见和立法者的成见，致使任何实际存在的法律都不可能与客观规律完全相符，任何法律都包含着限制自由的方面，即使是统治阶级成员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虽然无产者的人身自由得到了承认，政治权利名义上也规定了一些，但这都是以不损害资产阶级的自由为界限的，都是适应资产阶级的剥削工人的自由和政治统治需要的。由此看来，任何法律，既然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那么，它除了保护统治阶级的自由外，必然压制与之对立的被统治阶级的自由。即它除了有保护自由的方面外，还有压制自由的方面。这种压制有时也表现在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当出现个人或少数人的独裁统治时，法律成了他们任性的产物，而大多数成员的自由就会遭到随意的侵犯。
综上所述，法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在总体上统一，又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互相对立，有时甚至达到尖税的程度。
参考文献
[1]安东尼.伯吉斯，发条橙[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2]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孙仲旭，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3]张和龙.人类社会的自由难题[J].外国文学评论.2012
[4]王岚.《1984年》中人性的探求[J].当代外国文学，2013
浅议自由与法律的关系 内容摘要：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是档案法治的基本关系之一。自由具有双重性 ,即自由是一种由若干权利组成的客观实体 ;自由又是一种由若干主观因素构成的抽象形态。法治意义上的档案自由实际就是法律尺度下的自由。档案法律对档案自由的限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这些原则包括 :客观化原则、限制自由的非目的性原则、最低限度的自由原则、正当限制原则、法律自由的优先原则等。 关键词：法律自由产生关系意义 追求自由的欲望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是人的本性使然。没有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人就无法生存，这正如没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正义和食物，人便不能生存一样(从这种角度看，认为某种程度的自由是人的一种“自然权利”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人类活动的基本目的之一，便是为了满足自由需要．实现自由欲望。达成自由目的。作为人的行为规则的法律当然得要考虑人的需要，关注人的自由问题。因此，博登海默说：“整个法律和正义哲学就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 一、法律是自由的保障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确认和保护自由恰恰是法律本身的特性。自由在法律价值中的地位主要表现为：首先，自由是法律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次，追求自由的真谛是法律的价值理想之一。 尽管自由是法律的重要内容和价值追求，但法律本身并不是自由，它是保障自由的社会形式。柏拉图言：“法律是自由的保姆。”在民主的社会中，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和扩大人们的自由。使大多数人摆脱不合理的奴役和压迫，能够独立，自主地从事一定的活动，选择自己的行为。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停止运动的手段是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看自由地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由此，法律保障了人
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摘要】法律与道德都是人类社会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法律与道德关系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法律与道德虽然属于不同范畴，调整着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互相支持、互相转化、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的有机结合、协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不能把二者划分开来，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道德与法律更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通过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不难发现，从法律的产生，再到实现法治就是一个道德和法律相互演进的过程。而在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儒家的伦理道德对各个阶段各个时期中国的法制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倡导意义。 【关键词】：法律，道德，关系分析 法律与道德都是人类社会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法律属于社会制度范畴，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两者都是调控社会关系和人们行为的重要机制。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道德是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思想教育调整行为的规范。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互相支持、互相转化、相辅相成。法律与道德的有机结合、协同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一、道德和法律的概念： （一）道德的概念： 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依靠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借以评判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关于善与恶，好与坏，优与劣，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邪恶，公正与偏见，诚实与虚伪，野蛮与文明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综合体系。可分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婚姻家庭道德。① （二）法律的概念：
法是有国家制定的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 着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 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确认， 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② 二：道德和法律的区别： 法律和道德随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两者毕竟属于不同的规范体系和调控机制，有各自的性质和界定，无可避免的存在着差别 （一）产生的条件不同; 纵观中国社会历史的演进历程，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 氏族公社的大背景下首先产生的是道德规范和神秘的宗教禁忌，随 着历史发展，封建社会下国家机器的产生勾画了法律的雏形，终于 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度的产生、确立 而出现。然而道德的产生则是与人类的产生则是与人类的产生同步，由最古老的社会规范逐渐发展完善, 经过历史沉淀来维系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规范，没有道德的约束，整个社会便没有了存在的依托。法 律的产生以利益多元化和利益冲突普遍化为条件，道德的产生则是 以社会中的人际交往为条件。 (二) 本质不同; 法律的本质是“他律”道德的本质是“自律”。法律主要表现 在他的外在强制力上，而这一手段的作用形式就是国家机器。而这 些强制手段往往具有一定的暴力色彩，如剥夺财产甚至生命。可以
浅谈中国《新闻法》立法 孙妍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河南驻马店 463000） ［摘要］ ［关键词］新闻法；新闻自由；可行性；必要性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中国正在以一个蓬勃发展的大国姿态积极融入这一浪潮中。但中国媒体在世界的话语权地位如何？我国现有的新闻法律法规能否适时的保护媒体和公民？我们没有新闻法的现状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的媒体报道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无论是在理论探索上，还是在实践业务总结上，都产生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相比来讲，对记者在报道中的人身保护和公民的知情权及隐私权的保障研究的文章和论著并不多。虽然互联网给广大网民以充分的“新闻自由”，但对新闻自由的感受，最直观、最强烈的途径来自于像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这种新闻自由又充分显现出发挥新闻监督作用的意义越来越大。新闻立法既要最大限度地保障新闻自由，同时又要防止新闻自由权力的滥用。加强新闻立法，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 一、目前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现状 （一）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新闻立法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断[2]。早在1975年5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校庆学术报告会上发表论文，率先提出了制定新闻法的问题。为新闻立法重新动议，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1980年，赵超构、李子诵等新闻界学者在第五届政协会议三次会议期间首次呼吁制定新闻出版法，引起社会各界广泛重视。1984年，六届人大和政协二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制定《新闻法》。两个月后，新闻法学学科建设的发源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并着手起草新闻法。1987年在新成立的新闻出版署的负责下，我国在上海建立了一个新闻法起草组，成立了由中宣部、新闻出版署、人民日报社、新华通讯社、全国记协、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新闻研究所等" 9个单位14人组成的新闻法起草小组，1988年写出
浅谈法律与自由的关系 人类对法律的认识是一个连续的、辩证的发展过程。从各种片面而深刻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含义是一个不断追问着的过程。在这个过种中，法与自由的关系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解释法与自由关系之前，我们必须了解自由的内涵。 “自由”一词来源于拉丁文（Libertas），原意是从被束缚中被解放出来。自由是一个恒古而又令人心仪的法哲学的问题。它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理想，代表着一种高度的价值。然而，究竟什么是自由？历史上的思想家和法学家对这个问题作过深刻的思考后有过各种不同的回答。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自由“仅仅发生在理智的东西（作为原因）对现象（作为结果）之间的关系上”，即自由仅仅是超感性的理性活动所具有的能力。自由作为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部分，是一个超验的，纯粹理性的概念。在积极方面是纯粹理性实现自己的能力；在消极方面是不受感官冲动或刺激的决定。自由意志是道德和法律存在的前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道德和法是不分割的。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开头给了他自己的道德体系：道德法则作为有效的法则，仅仅在于衙门能够合乎理性的建立在先验的原则之上并被理解为必然的…… 对自由内涵的阐释往往体现着不同的学派背景，与阐释者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紧密相连。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说自由是人类的目标，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全人类的自由，这一普遍的自由必须有法律的保障。因此，黑格尔又写了《法哲学原理》一书，来阐述他对于法律和权力的理解。 法的本质就是自由，因为法律是人的意志的外在表达，是人的意志的具体化。所以，自由问题是该书论述的核心。就把自由看作人的本质而言，黑格尔对于自由的理解与近代大多数思想家的理解相同，但就他的法律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运用而言，又是十分独特的。 法的意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而且也是三个阶段：抽象法、道德和伦理。在不同的阶段上，人们对于自由的理解是不同的，经历了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肤浅到深刻的过程。 在抽象法阶段，自由意志忘身于外在世界，表现在物上，可以说抽象法是客观意志的法，人的自由表现为对于物的占有、使用和转让，这就是人对于财富的占有权。这说明人对于物具有自由处置的权利。这时的意志自由具有直接性、特殊性的特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在物上，人的普遍自由的本性还没有表现出来。 作为人类文明社会自由观念发展史的集大成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一是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二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对于哲学意义上的自由，马克思认为，自由不仅是对事物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对于政治意义上的自由，马克思认为，自由的获得必须有赖于把个人融于“真实的集体”之中，在这个“真实的集体”中，个人能获取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能够获取真正的个人自由。进一步说，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所代表的，是要求秩序化、规范化的社会组织与要求多元化、个性化的个体之间，社会、国家整体与个体组织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总之，人的自由问题是随着人类作为主体的产生而产生的，在自然界、社会的客观规律和必然性面前，人能不能达到本性和本质的力量的自我实现，这就是自由问题。在分析自由概念时，我们既应看到自由的终极意义，也应看到它的现实的社会政治意义，并且将这二者统一起来。 要求自由的欲望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是人的本性使然。没有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人就无法生存，这正如没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正义和食物，人便不能生存一样（从这种角度看，认为某种程度的自由是人的一种“自然权利”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人类活动的基本目的之一，便是为了满足自由需要，实现自由欲望，达成自由目的。作为人的行为规则的法律当然得要考虑人的需要，关注人的自由问题。因此，博登海默说：“整个法律和正义哲学就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
对法律上的自由的理解 李文一 自由具有任意性、平等性和扩张性。任意性是指独立于他人或者要自我做主，因而具有直率性和侵犯性。在集体社会群体里，任意的自由很容易侵犯他人的利益。平等性则是站在自由作为自然权利的角度去考察自由的属性。每个人都享有自由任意的权利。扩张性表明只要可能任何人都可以将任意性发挥到极限，造成的突出矛盾更是不可避免。 而法律具有理性，它不会造成失衡，能够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去解决自由而引起的纠纷。法律的这种居间和客观评价的特点很容易相成一种权威，由其所形成的评价也容易使得到服从，法律成为自由从应然到实然间找到了一种标准和中介。其次，法律具有强制力的特征。法律的强制力并不是限制和阻碍人的自由的发展，相反，人的自由得以维护和发展正是源于法律的强制实施力。最后，法律还具有普遍适用性。每个人在适用法律上都具有平等性，自由也具有平等性特征。它在保护每个人自由的同时，也都在约束限制着每个人的行为。限制和保护就是对决冲突的产生所出的法律判断。 法律的产生与人的自由发展是紧密相连，法律产生之初是自由的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必然结果就取决于法律的特殊属性，即能为自由提供行之有效的保护外衣。法律则以体现自由，确认自由，维护自由为己任。 自由的实现所必须的法律应当是自由而有生命力的法律，必须要以保
证自由的实现为使命。 （一）法律应当通过限制自由的方式来保护自由 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所谓法律自由，就是指一定国家的公民或社会团体在国家权力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的能力，是受到法律约束并得到法律保障的，按照自己意志进行活动的权利。法律关注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自由行为与他人自由行为之间的关系，它必须考虑“个人的行为能否与他人行为相协调”。而它的任务就是对个人自由进行限制，做为协调自由矛盾的依据。法律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但是法律可以通过限制自由的手段来保护自由。 （二）防止法律变异 法律是一把双刃剑，可能演变成自由的对立面，自由对立面的产生就是所谓的法律畸变。法律之所以畸变，其原因就是法律是人制定和执行的，当个人权威超越法律的界限时，就会而对法律自由所形成的威胁，法律保证自由，促进自由的不断发展，破坏法律，将个人权威代替法律实施无异于抛弃自由，因此，我们必须要防止法律变异。
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特征 五 （@）二、法律关系的，陵质和特征 在理论上，对法律关系的概念曾有不同的解释。卡尔·冯·萨维尼最早将它界定为“由法律规则所决定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法律关系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称为关系的实质要素——事实状态；第二部分称为关系的形式要素，它使事实状态被上升至法律层面。而温特沙伊德则指出，萨维尼的“两要素说”并不完全科学，因为在某些 情况下(如所有权关系)即使没有任何实质的事实要素，法律关系仍可能得以建立。温氏认为，法律关系是法律上规定的关系，它包括两个类型：一是由法律所设立(如所有权关 系)；二是法律追究其法律后果的事实状态(如占有关系)。这一争论实质上涉及对法的性质的认识：法到底是法律规则(规范)体系，还是法律关系体系?对此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 构成了法学理论上两大学说，即“规范(规则)说”和“关系说”。比尔林对两种学说作了一个综合的解释，指出：一切法律规范都表述法律关系(即被授权人和受约束人之关系) 的内容。而法律关系的内容则包括一方的权利和另一方的义务。后世法学在论述法律关系问题时基本上是以比尔林的解释为基础的。本书也采此通说，对法律关系的概念作如下
定义：法律关系是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根据此一定义可以看出，法律关系具有如下特征： (一)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具有合法性 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这一命题至少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法律规范是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的存在，就不可能产生法律 关系。第二，法律关系不同于法律规范调整或保护的社会关系本身。社会关系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中有些领域是法律所调整的(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行政管理关系等)，也 有些是不属于法律调整或法律不宜调整的(如友谊关系、爱情关系、政党社团的内部关系)，还有些是法律所保护的对象，这些被保护的社会关系不属于法律关系本身(如刑法所 保护的关系不等于刑事法律关系)。即使那些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也并不能完全视为法律关系。例如，民事关系(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也只有经过民法的调整(即立法、执法 和守法的运行机制)之后，才具有了法律的性质，成为一类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第三，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的实现形式，是法律规范的内容(行为模式及其后果)在现实社会 生活中得到具体地贯彻。换言之，人们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行使权利、
法律有情，正方立论 1.从立法到执法，都有人的参与，人都是有感情的，法与情从源头就相连， 每条法律都饱含深情。 2. 法律更多的是温情脉脉的一面：如我国母婴保健法、产品保障法、国家赔偿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从个人、经济、政治、社会角度对我国人民进行了保护和关爱。 3. 比如说：法律规定，不满十八周岁以及在审判是怀孕的妇女不得判死刑、生病可以监外执行、离婚分财产时照顾困难一方等等。这一切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告诉我们法律是有情的，它展示了人文关怀的光芒。 4. 法律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它的最终目的不是惩戒罪犯，而是达到指引、评价、预测和教育的终极目标。 5. 法律尊重民意，人民的感情影响法院的裁判。 6. 法律越来越人情化，中国倡导以人为本，人本主义，有情符合社会发展。 7. 法律的应用考虑文化习惯、道德风俗，情的因素时时体现。 8. 英美法系判例法，陪审团、法官、律师共同熔铸，裁判结果体现有情。 法律有情，正方提问 1. 对方辩友怎么解释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护法》这些有情的法律呢？ 答：任何法律在制定的时候都是基于客观事实，国家之所以立法保护未成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等，是因为这些人主体存在特殊性，因为群体的特殊性才需要单独立法，这正是法律公平理性的表现。 2. 法律规定，不满十八周岁以及在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得判死刑、生病可以监外执行、离婚分财产时照顾困难一方等等。这一切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告诉我们法律是有情的，它展示了人文关怀的光芒。况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答：这几条并非说明“法律有情”，而是“法律有理”。有理有度不等于有情。
对孕妇而言，不判处死刑并不是出于犯罪情节的怜悯，而是因为她们肚子里的孩子无罪。同时，对于75岁以上的老人，法律考虑的是再犯可能性低。对于未成年人法律考虑到的是改造必要性大，防止未成年人在监狱污浊的环境下受到不良的影响。法律是讲道理的，在法律的眼中，只有理有可恕，没有情有可原。否则法理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法律的核心不是法情而是法理呢？ 3.许霆案、邓玉娇案，之所以改判不都是法院考虑了普罗大众的感情吗？ 答：我相信绝大多数案件都是以法律为判断依据的，但也不可否认，在一些案件审理中，民意、舆论也会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当政府因社会舆论而过问案件时，很容易让法院的判决结果改变。但是这种民意扰乱法律裁判的现象不是法治进程的体现，也是不理性的，此时的判决遵从的已不是法律，而是社会舆论压力，所以更谈不上是法律有情的体现。请问对方辩友，你认为这种民意影响裁判的现象是正确的吗？如果案件都靠大众审判，那法律岂不就是一纸空文了吗？ 4. 新出台的《民事证据法》规定：具有相关血缘关系的人员可以拒绝作证，如妻子可以拒绝作出不利于丈夫的证词。作证豁免权这一概念的出现正是观念更新的产物，表明立法、执法已经越来越向着尊重人情、人性的方向发展。 答：作证豁免权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亲人作证的客观性有待商榷，另一方面也是法律保障人权的司法需求，这是法治社会追求社会利益与价值权衡的结果。我方所说的法律无情并非法律可以藐视人性的善良和愿望，我们强调的是从立法、司法到执法中不能徇私情，不能用情来干涉法，对方辩友不要曲解我方的立场。 5. 如何解释法律的应用考虑文化习惯、道德风俗？ 答：我方一再强调，立法过程中之所以有一些区别对待的规定，是因为适用主体存在特殊性，这是法律理性的体现，但不能说明法律有情。 6. 英美法系判例法，陪审团、法官、律师共同熔铸，裁判结果体现有情。 答：陪审团制度是社会正义的平衡器，陪审团的选择具有严格的制度，目的就是避免个人感情影响案件裁判。多数人裁决的方式避免了个人感情的影响，因此是
论法无禁止即自由 “法无禁止即自由”也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其来源与西方法学，是私法自治的根本原则。“法无禁止即自由”这一理论学说最早是产生于以法治和自由著称的古希腊，现在已经渐渐融入各个国家的法律之中。“法无禁止即自由”顾名思义：只要公民不违反法律的强行性规范，公权力机关就不能以任何名义干涉公民的行为，而公民也不必为此承担法律责任。“禁止”受国家公权力约束，“自由”是公民在“禁止”范围外的权利，因此“法无禁止自由”仅适用于私权范围。“法无禁止即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公民的自由空间，同时也是对政府公权力的一种约束。 “法无禁止即自由”看起来简单易懂，但在当今的法治社会的运用中却存在很多争议和问题。比如“法”的含义和范围、“禁止”的范围、“自由”的主体和范围等等这些都需要准确认定，再比如从“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外延和内涵看：法不禁止的就真的自由了吗？法律禁止的范围内就真的没有自由了吗？从“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可行性来看，该原则在法治生活中总能有效利民的实施吗？它就不存在漏洞需要进一步改进吗？等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待解决。下文就这些争议和问题简单的作一些论述。 “法无禁止即自由”中的“法”是指法律，其不仅仅指公法或者私法，而是指规范整个社会秩序的所有法律。“法无禁止即自由”中的“禁止”是为了防止公民有危害他人、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不正义的行为，所以这里的“禁止”指的是对公民的行为进行限制的法律规范，它包括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大多以“禁止”、“严禁”、“不得”、“不应”“不许”“不准”等词为标志，义务性规范则是多以“必须”“应该”“有义务”等词为标志。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每部法律都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并不是每一部的法律的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都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换而言之，公民在某些法律的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下仍有一定的自由。比如民法中的无权处分，法律规定无权处分人不得处分他人物品，但是依旧有行为人虽然无权处分，但依旧处分他人物品，且经原所有人追认后，其处分行为还可能有效。法律权限规范下，公民仍有其自由空间，立法者并不禁止公民依其分际做进一步交易。 “法无禁止即自由”中的“自由”的主体是自然人或者公民，不能是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等等，也不能是公权力行使者，因为
笛卡尔唯理主义的信条 我们所称之为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基本理念，在伟大的思想家笛卡尔那里得到了最为全面的表述。……“怀疑一切”的态度使笛卡尔拒绝把任何不能以逻辑的方式从“清晰且独特的”明确前提中推导出来的从而也不可能加以怀疑的东西视作为真是的东西。然而，也正是这种“怀疑一切”的立场，剥夺了所有不能以这种方式得到证明的行为规则的有效性。 由于理性在笛卡尔那里被界定为根据明确的前提所作的逻辑演绎，所以理性的行动也就仅仅意指那些完全由已知且可证明为真的东西所决定的行动。从这一点出发，人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达致这样一种结论，即只有在这一意义上为真的东西才能导致成功的行动，进而使行动者取得成就的一切东西也就是他所进行的笛卡尔意义上的推理过程的产物。那些并不是以这种方式设计出来的制度和惯例，只有在偶尔的情况下才可能是有助益的。上述观点与建构主义对传统、习俗和历史的普遍蔑视一起，构成了笛卡尔式建构主义的典型立场。根据这种立场，人仅凭理性，就能够重构社会。 然而，这种“唯理主义的”认识进路，实际上堕入了早期的拟人化的思维方式之中。这种认识进路重新复活了那种把所有具有文化意义的制度的起源都归结为发明或设计的倾向。道德观念、宗教和法律、语言和书写、货币和市场，都被认为是由某人经由可以思考而建构出来的；至少它们所具有的各种程度的完备形式被认为是经由某人刻意思考而设计出来的。对历史所作的这种意向论的或实用主义的解释，在人们根据社会契约型构社会这一观念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达。 构成上述信念之基础的乃是这样一种基本假设，即人主要是经由他所拥有的从明确前提中进行逻辑演绎的能力而成功主宰其周遭环境的。然而，此一基本假设却在事实上是错误的，而且任何试图把人的行为局限于可以按这种方式予以证明的范围之内的努力，也只会使他无法运用诸多能够使其获得成功的最为有效的手段。那种认为我们行动的有效性完全或主要依赖于那种我们能够以文字的方式加以陈述并因此而能够构成三段论推理之明确前提的知识的看法，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毋庸置疑，许多社会制度都是我们成功追求我们有意识地目标所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都是我们成功追求我们有意识地目标所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这些制度事实上却是那些既不是被发明出来的也不是为了实现任何这类母的而被遵循的习俗、习惯或惯例所形成的结果。在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中，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对我们自己做出调适，而且我们的行动也之所以有着良好的机会去实现它们所指向的目标，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同胞受着已知的目的的支配，或者受着手段与目的之间已知的关系的支配，而且是因为他们也受着这样一些规则的约束——而对于这些规则所具有的目的或起源，我们常常是不知道的，甚至对于这些规则的存在，我们也常常是不意识的。 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人之所以获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应当遵守那些他实际上所遵守的规则，甚至更不是因为他有能力把所有这些规则形诸于文字，而是因为他的思维和行动受着这样一些规则的调整——这些规则是在他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中经由一种选择过程而演化出来的，从而它们也是世世代代的经验的产物。
萨维尼论法律关系萨维尼论法律关系 目次 一、法律关系概说 二、法律关系的本质 三、法律关系的种类 一、法律关系概说
对于当代罗马法，我们研究的基础是确定它所包括的法律渊源。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有必要对法律渊源的本质（Natur）进行一般研究。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包围或者充满我们现实生活的法律状态，我们首先就会发现其中各个人（Person）都有一种权力（Macht）：他的意思支配的一个领域，我们同意该支配。这种权力，我们称之为该人的权利（Recht），它与权限（Befugni？）含义相同：有些人称之为主观意义上的权利。这种权利首先表现为一种可以看得见的形式，如果它被怀疑或者有争议，它的存在及其范围就会通过法官的判决被承认。仅仅从这一个准确观察，我们就可以发现，只是在偶然的情形才需要判决这种逻辑形式，它并未说明事物的本质（Wesen），不过是所需要的一个深层次基础。我们从法律关系（Rechtsverh？tnis）中就可以发现这些。在法律关系中，任何权利只是特别的、通过排除了某些方面的而描述的一种抽象，因此，关于各项权利的判决本身只是由于从法律关系的整体观察出发才有可能真实并且有说服力。法律关系具有一种有机本质，这一点一方面表现在与之相互负载的或者互为条件的要素上，另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同样可以察觉的它的进一步发展上、确立和消灭的种类上。法律关系在有些情形具有这种鲜活的结构，它是法律实践（juristischen Praxis）的精神因素，将法的高贵使命从纯粹必然过程中区别出来，由此可以发现许多不为人所熟悉的内容。对于这一个重要的题目不能在简单的一般意义上理解，而只能根据其内容整体来对其进行观察。也许通过以下的例子进行说明并不算多余。著名的“兄弟诉案”（L. Frater a fratre）涉及的案情如下。兄弟二人均处于父权之下。一个借钱给另一个。受领人于父亲死后偿还了所借款项，他问自己能否作为错误支付而请求返还已经支付的金钱。此处，法官仅就是否存在非债清偿给付返还之诉
对竞争立法模式的比较研究(一) “内容提要”本文对大陆法系国家的竞争法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分立式立法（即分别制定《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合并式立法的历史背景、特点以及长短，认为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角度出发，结合近年有关国际立法实践，有理由认为合并式立法确有长处；分析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范围、调整方式和手段，认为它与分立式立法的同名法律不同，而与合并式立法之间有内在联系；总结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施经验，并对正在起草中的《反垄断法》如何与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衔接，使我国的竟争法体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提出了设想。竞争法（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立法合称）的立法模式，特别是大陆法圈竞争法模式，或分立，或合并，长短如何，曾对制定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产生影响和作用。目前，《反不正当竞争法》已实施近四年，反垄断立法也在酝酿准备之中。本文拟通过对大陆法圈不同立法模式加以分析，探讨其特点，作出比较，并根据我国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践；提出一点完善我国竞争立法的意见，以此求教于法学界同仁。一、分立式立法的形成及特点竞争法是国家确立竞争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规范各种竞争行为，建立公平合理竞争秩序的法律体系。对此，分别立法的国家较多，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先，制定反垄断法在后；另一则反之。前者如德国、日本等国。德国于1896年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1957年制定《反限制竞争法》。日本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
制定于1934年，而其《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制定于1947年。后者如韩国。韩国在1980年制定《限制垄断及公平交易法》，1986年制定《不正当竞争防止法》。这两种情况自然不属于简单的孰先孰后排列顺序问题，而是与特定国家的经济条件、社会背景相联系，并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德、日的做法取决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首先，这两个国家实行市场经济较早，商品生产和交换相对发达，其商事行为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对各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完全靠民法典调整日益感到力不从心（法国在这一点上很特殊，至今还主要靠民法典第1382条予以调整〔1〕。这种情况下，依照民法原则制定专门法律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实属自然。当然，也不能排除1883条缔结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所产生的影响。因而，长期以来，德、日反不正当竞争法，习惯上被归于民法领域，被视为民法的特别法或者民法的延伸。至于两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设立的有关刑事条款对法的属性的影响，往往不予考虑。其次，在德、日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前后，虽然美国已相继制定《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年）、《克莱顿法》（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以及法律文化相殊，对德、日反垄断立法影响甚微。只是在二战结束后，基于同盟军在西德实行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最后实现民主化的“4D”计划和美国占领军在日本推行经济民主化政策的需要，制定反垄断法，禁止卡特尔、托拉斯和其他垄断组织才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德、日两国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就此得
法律规范与自由 人们制定法律规范是为了过一种有序的生活,并在这种有序的生活中实现包括自由在内的多种良好的价值目标。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法律规范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因而是限制自由的。如果谁违反了法律规范的要求,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其中包括限制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的确是对自由的限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更要看到,从根本上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1]。马克思也曾指出,“法律是自由的存在,在法律上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肯定的、合乎人的本性的性质,哪里的法律真正实现了人的自由,哪里的法律就成为真正的法律,因此,法律不是与自由相悖的东西,更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2]。我们认为,自由是法律所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尽管不是唯一的价值目标。法律应当确认、保障、实现更多人的更多自由。那么,法律如何来确认、保障自由呢?人们又如何在履行法律规范的要求中达到自由呢? 法律把自由设定为权利。这样,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在这里,权利成为人们拥有自由的依据与标志。法律规范把自由规定为权利有这么几种方式。第一,把非常重要的自由如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直接规定为权利,甚至规定为宪法权利。如我国宪法第35条及36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把自由规定为法律权利,确认了自由的合法性,为人的行为提供了一个自由度。第二,授予人们可以做或不做某事的权利。这意味着选择的自由或不受干涉的自由。例如,民事法律中规定的姓名权就体现了公民选择的自由,包括决定、使用和按规定改变自己姓名的自由;而他人则不得干涉、盗用及假冒。这样的权利不仅包括实体权利,而且还包括程序权利。例如,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和解或调解方式解决合同纠纷,也可以选择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法院起诉。第三,授予公民保护自己自由的权利。个人自由可能受到他人或国家权力的干涉,因此,有必要授予公民权利,特别是程序权利,以排除外部干涉,保护自己的自由权利。像法律上规定的请求回避权、控告权、检举权、申诉权、辩护权等都体现了对包括自由在内的各种权利的保护。 无论是直接把一些重要的自由规定为法律权利,还是授予人们可以做或不做某事的权利,都体
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权利是人类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一种实质性要素，它既是人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文明演化进取的不可少的力量。在历史上，人类对权利的探求也可谓是一个艰苦而富有成效的过程，在这种艰苦的探寻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提到三位启蒙思想家，即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他们对人类认识自己的权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通过对上述几位启蒙思想家关于权利论述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启蒙思想家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的自然权利也是需要国家权利支持的。诚然，在权利的问题上，它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权利与国家权力的问题，因为个人权利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撑和保障就无法实现，但是，国家权力在支撑和保障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又不能没有边界，不能没有任何限制，否则，国家权力又会对个人权利的践踏和侵犯。因此，这又需要对国家权力加以约束和限制。但是，对国家权力机关加以约束和限制如何进行呢？或者说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和限制以何为准呢？是仅以现行的法律规定（实在法）为准呢？还是在除了实在法的规定之外另有其它的东西呢？这里就涉及到实在法与应然法的问题了。具体说，涉及到“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问题了。法定权利来源于国家权力，没有国家的授权一切合理的要求都不会成为权利，它说明了权利的尺度，是为主体从强化法律的实效方面实现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应有权利是来源于人的道德性质，国家权力的授权只是对这种基于道德性质合理要求的一种认可而矣，它说明了权利的性质，是社会主体评价法定权利的依据。因此，对上述问题的不同理解，便会得出法的本位的不同结论。义务本位法是以实在法对考察基点，而权利本位法是以应然法为考察基点。在与国家权力关系问题上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关于“义务本位”的理解 为了更好的理解“权利本位”，我们有必要对“义务本位”作简要的理解。张文显教授认为“义务本位法”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法中，并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政治背景和伦理支撑。前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然经济的社会，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社会中，皇帝握有无限的权力，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必定道德化或宗教化，重伦理轻法理，大量的道德规范或宗教规范被统治阶级的国家化为法律规范，道德原则和宗教信条亦被奉为法的精神。因此，在“义务本位”法的社会中，法的主要作用是社会控制，强调的是一种服从，臣民服从皇帝，奴隶服从奴隶主，农民服从地主，被统治阶级服从统治阶级。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大多数只享有少部分权利，甚至根本无权。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平等、不自由是其显著的特征，法律也根本不以平等、自由、民主等作为其价值取向，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是一种镇压人民反抗的工具。所以，这样的法律当然是以人的义务为其首要任务。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宣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解放，这种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必将被历史所淘汰而寿终正寝。 关于“权利本位”的理解 “权利本位”是“法以（应当以）权利为其起点、轴心或重点”的简明说法。在整个社会中，社会成员皆为权利主体，都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在权利和义务
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摘要】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民事诉讼法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当事人和有关参与者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还牵涉到民事诉讼理论框架的构筑。民事诉讼主体在民事诉讼中不可避免的要进行对抗，有时还很激烈。由对抗产生的影响常常不限于案件本身；因其负面影响所造成的伤害，不仅危害着民事诉讼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危害着他们所联系着的各种社会关系，从而给社会生发出许多新的因素。 【关键词】法律关系、民事诉讼主体、诉讼要素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1868年前，无所谓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当时，诉讼法学界认为诉讼只是各种诉讼行为的总和，只是各个诉讼阶段的相加，只是指进行中的案件审理工作。可见，当时的学者研究问题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他们不是从法律上，不是从权利、义务更不是从权利义务的发生上研究民事诉讼，而仅仅是停留在表面即从诉讼手续和诉讼程序上讨论民事诉讼。 1868年后，德国法学家比洛夫(Biilowoskar.1837─1907)率先提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概念。[2]他认为，法院与当事人的行为，各个诉讼阶段和民事审理工作本身只是诉讼的外在方面，而诉讼是一个产生着、发展着和消灭着的整体，要透过现象审视民事诉讼的本质。他说：“诉讼是有阶段地进行，并一步步地发展的法律关系。”[3]他认为，当事人和法院在诉讼法律关系之中应该是平等的地位。诉讼权利属于当事人，诉讼责任属于法庭。比洛夫的见解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即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对此，后人曾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他的理论“同以前的诉讼法学决裂，在近代诉讼法学中享有相当重要的位置。”[4]
一、新闻法治的基本概念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2.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3.中国新闻法治的特点：中国特色：党性色彩明显；限制性条款多；保障性条款少 4.新闻法规的组成 1、 特殊法与一般法 ? 特殊法与一般法 ? 一般法：指按照法律适用范围的不同划分的一种法律类别，是指适用于一般的法律 关系主体、通常的时间和一个国家管辖的所有地区的法律。 ? 特殊法：指按照法律适用范围的不同划分的一种法律类别，是指适用于特别的法律 关系主体、特别时间和特别的地区的法律。 5.成文法与惯例法 6. 新闻法制的具体功能
7．四、新闻法制与其他规范 新闻法制与共产党的政策 党的新闻总政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党的基本政策：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治、思想、组织上与党中央高度一致 二者关系：新闻法制需体现党的新闻政策，党的新闻新闻政策以新闻法制的形式得到落实。 新闻法制与新闻职业道德 8.（一）新闻立法的内容 ?保障新闻自由为新闻立法之宗旨 ?引入新闻社会责任说，確保新闻活动符合社會公共利益 ?保障新闻媒体采访、编辑、评论、发布等权利 ?确立公民接受信息、表达意见的使用媒体的权利 ?规范新聞媒体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9.（二）新闻立法的难点 ?如何在立法中体现保障新闻自由 ?如何处理新闻自由与政府的矛盾 ?新闻自由应有哪些实质性的内容 11．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比较：比较标准；理论基础，权利性质，权利内容 （一）理论基础的比较 言论自由1、追求真理说（言论市场说） 2、健全民主程序说 3、表现自我说 新闻自由“第四权理论”
研究生论文 浅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在对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进行简要概述的基础上，分析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间存在的区别与联系；再次，通过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间紧密的联系总结与归纳出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间面临的主要问题；最后，针对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可处理二者之间关系的可操作性的意见，即明确相对稳定的法律原则；正确权衡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冲突和恰如其分地处理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关系，寻求最佳结合点三，这对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指导性意义。 论文关键词：法律规则、法律原则、自由裁量权 在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及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法律规则中心主义和法律原则中心主义两种理论，而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现有法律规则很难跟上社会日益的变化，如过分依赖规则而一味地限制原则适用难以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因而，寻求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合理结合之路，才是解决当前诸多法律问题的较好方法。 一、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基本内涵 (一)法律规则 法律规则是规定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准则、标准，或是赋予某种事实状态以法律意义的批示、规定。法律规则具有三大特点：(1)微观的指导性，即在规则所覆盖的相对有限的事实范围内，可以指导人们的行为；(2)可操作性较
强。只要一个具体案件符合规则设定的事实状态，执法人员可直接适用该规则，一般公民也能较容易地依据规则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3)确定性程度较高。 (二)法律原则 法律原则是指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规则提供基础性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原则是规则的灵魂，是规则的根本出发点，它为规则规定了适用的目的和方向以及应考虑的相关因素；而规则就是原则的具体化、形式化和外在化。 (三)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区别 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同为法律规范，但它们在内容的明确性、适用范围、适用逻辑、适用方式以及形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1、在内容上的差异。法律规则的规定是明确具体的，它着眼于主体行为及各种条件情况的共性；其明确具体的目的是削弱或防止法律适用上的“自由裁量”。与此相比，法律原则的要求比较笼统、模糊，它不预先设定明确的、具体的假定条件，更没有设定明确的法律后果。它只对行为或裁判设定一些概括性的要求或标准，但并不直接告诉指明应当如何去实现或满足这些要求或标准，故在适用时具有较大的余地供法官选择和灵活应用。 2、在适用范围上差异。法律规则由于内容具体明确，
自由，即主体只服从于自己的意志，一种主体不受外在压制和束缚的消极自由，一种主体有依自己独立意志行事的能力的积极自由。法律，指权力机关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包括权力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还包括权力机关认可的判例、习惯等。 一、哈耶克的《法律、立法和自由》中自由和法律的关系 他提出的法律是规则的语言化表述的理论是其自发性理论的扩展，是一种从经济自发性到法律自发性的转移。他的这一跨越是通过论述自由——自发性——法律三者关系来实现的。在这三者中，“自发性”是理论根基，“法律”是论题，“自由”是探讨的主旨。哈耶克以法律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做为视角，重新划分了法律流派，即法律建构主义和法律进化主义，其界限在于是否承认法律的自发性，凡是承认的，就是进化主义，否则是建构主义。他坚持法律的进化理论，提出法律不能作为理性主义的滥用，不能以牺牲个人自由来达到不合理的社会目标。在哈耶克看来，法律是对已有规则的语言化表述，而不是超越这些已有的规则。而规则是指自发性的秩序的规则，不是人为的规则，只要实现了自发性那么法律就得到了其应得之意，那么自由也在情理之中了，法律对于自由的保证问题便成为实现法律自发性的问题，只要是保证了法律的自发性就是保证了个人自由本身。 哈耶克对于法律两种流派的划分的价值在于他认识到了在法律的发展中出现的人们对于理性的一种不加分析地信任，而导致了忽视理性可能在立法中给人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可能性。因为失去制约的理性，就会产生任意的不合适当前社会需要的法律形式。但哈耶克也以消极理性作为理性缺点的克服，导致对理性的否定，在立法中就表现为片面承认自发性，排斥理性立法的作用。虽然哈耶克提倡的是法制下的自由，看到了个人自由与遵循法则的一致性，但他仅仅把法制限于对已有规则的明述，这样导致了他把法律的作用能缩小到了最小的范围，企图以消极的法律管理来实现个人最大化的自由，否认法律在社会所可能承担积极的功能。 二、伯林《两种自由的概念》中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与法律的关系 伯林将“消极自由”定义为：“别人是否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使我的希望不得实现。在此意义下，若我是自由的，意思就是我不受别人干涉。”公式表示为：“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不被强迫。这一公式所包含的内容是有限定的范围。政府或法律的干涉在这一范围，而“免于饥饿或贫困的自由”尽管完全符合这一公式，但“饥饿或贫困”却不在柏林的“消极自由”共识的范围内。即“经济自由”不属于伯林所述的消极自由。他说“如果我的穷困是由于疾病——因为我生病了，所以我无法去买面包、或无法去为环游世界之行付款……因为我坡了脚，所以无法去跑步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做到某些事，基本上不能被指为缺乏自由，更谈不到缺乏政治自由。”只有当贫困是由不公正的制度安排所造成时，才能称之为受到压迫或奴役。所以在柏林的思想中，由市场本身或自身能力造成的贫困状况，即“经济不自由”，并不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也持相似的看法。他表述“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善物，甚或亦不意味着一切弊端或恶行之不存在。”消极自由是绝对主体，不需要借助于他人行为，义务主体为除他以外的所有其他主体（包括自然人和组织机构）。立法上，法律应该原则上为他排除所有干涉。所以法律应该保护“消极自由”，为消极自由排除阻碍。 伯林认为“积极自由”很可能会假以各种理由摧毁许多神圣不可侵犯的“消极自由”，伯林分析数种“积极自由”的自由观念有一个共同点，“以做自己主人为要旨的自由”，要想成为自由的人，就必须摆脱非理性的控制，达到那个“真实的”自我。认为自由即是“自主”的”积极自由”观，是建立在一个蛊惑人心的比喻的基础上。伯林对“积极自由”也有个公式，那就是“去做……的自由“（liberty to…）。在某些情况下用“去做……的自由”公式表示的积极自由，甚至比用“免于……的自由”表示的消极自由还要“消极”。比如我们就此可以分析一下“去做绝食这件事的自由”与“免于饥饿的自由”这两个到底哪一个更加消极。哈耶克坚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