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拘禁罪标准辩护词模版
一审阶段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南帮帮律师事务所律师石震受被告人韩立国家属委托，作为韩立国涉嫌非法拘禁罪一案一审的辩护人，辩护人通过会见被告人、查阅案件，对本案事实全面了解，结合庭审查明事实，现依法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参考采纳。
一、辩护人对本案的基本事实及涉嫌非法拘禁罪的罪名不持异议；
二、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韩立国有以下从轻处罚情节：
1、被告人韩立国认罪认罚，态度良好，有悔改表现。被告人韩立国如实供述其参与非法拘禁受害人卢红旗的全部过程，积极配合调查，认罪悔罪，态度诚恳，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
2、被告人韩立国属于从犯，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其一，被告人韩立国属于中途加入、帮助他人拘禁受害人卢红旗。本案中李佳佳与姚保平因经济纠纷将受害人卢红旗从柏庄
镇金生宾馆开车载到河北省习文乡时固村非法拘禁后，才通知被告人韩立国到非法拘禁现场。此时非法拘禁已经既遂，韩立国属于中途加入，对于之前的犯罪预谋、实施等阶段均未参与，例如李佳佳2016年6月16日12点48分讯问笔录第二页“我和姐夫姚保平两个人开着我的黑色奔腾轿车，到柏庄镇金生宾馆内我和姚保平两个人把卢红旗拉到河北习文乡时固村一个破旧的院里……”。
其二，被告人韩立国参与拘禁的时间非常短，只有两个小时左右。例如张中光2017年6月28日12点14分讯问笔录第二页“到晚上八点多，李佳佳和姚保平带着春雨开车过来了，……我就让他们到我母亲住的院子，那里僻静，到那后他们三个人就在那里对账，我就回到门市了。到晚上十点多钟我们是收摊后，我就去了他们对账的地方，到那后，见李佳佳、姚保平、韩刚只（大名不知道叫啥）和春雨在对账，……问：韩刚只是什么时间到那的？答：第二次我去的时候他就在那了，应该是我第一次走后去的，”张中光2019年10月8日15点20分讯问笔录第二页“问：韩立国是什么时候离开现场的？答：韩立国是在我第二次
徐亮亮非法拘禁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我国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安徽神州行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徐亮亮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他的辩护人，依法参与本案第一审刑事诉讼。对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徐亮亮已构成非法拘禁罪，被告人徐亮亮不持异议，辩护人也不持异议。辩护人现根据本案庭审的证据，结合法律，就被告人徐亮亮在本案中的犯罪地位、作用，以及被告人徐亮亮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提出量刑建议，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给予充分的重视。 一、被告人徐亮亮犯罪情节轻微，并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好，酌情可以从轻处罚。 通过卷宗材料里被告人的供述可以印证，被告人徐亮亮仅仅按照被告人方刘伟的安排，和其他被告人一起将受害人何法文从电玩城带出来，随后送其到文一茶楼。到了茶楼以后，徐亮亮就从包厢里出来在车里待着，不久就离开了现场。在整个犯罪过程，既没有实施殴打、侮辱受害人的行为，也没有参与逼迫何法文写借条的过程。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归案之后，如实向公安部门坦白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态度较好，具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坦白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同种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二、徐亮亮在非法拘禁共同犯罪中仅仅起辅助、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辩护人主张在共同犯罪中徐亮亮属于“从犯”，主要基于以下的事实和理由。
（一）从本案犯意的提起以及策划实施。 同案的被告人提供的供述以及方刘伟本人供述均证明，关于本案的犯意提起以及预谋、策划实施的整个过程，均可以反映出方刘伟是犯意提出者，也是主谋。被告人徐亮亮在整个犯罪过程中都是受方刘伟指使的。徐亮亮接到方刘伟的电话以为是让他过去帮忙，于是打电话喊孙荣贵一起，喊孙荣贵一起去目的也只是去帮帮忙，具体干什么并不清楚。到了现场，徐亮亮也只是知道方刘伟要找被害人的麻烦并不明知是要对被害人非法拘禁，更没有要向受害人索要钱财主观动机。因此辩护人认为，他是在没有明确的犯罪目的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加入到到犯罪中来的，并且他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处于被支配、被指使的辅助地位。 （二）徐亮亮在共同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行为上看，所起的作用也是辅助性的。 由于方刘伟的电话喊他过去帮忙，徐亮亮出于朋友义气前往现场，被告人徐亮亮参与本案,主要目的是帮朋友忙,主观上并不具有索要被害人财产的目的,且实际上亦未获得任何经济利益。到了现场以后根据方刘伟的授意，伙同其他人将受害人何法文带出来，至于将受害人何法文带到哪里，被告人徐亮亮也不知道，而是按照方刘伟的安排，带到了茶楼，然后就离开了现场，从看见被害人到来到茶楼，被告人徐亮亮与受害人何法文接触的时间应该不超过1小时。徐亮亮在上述被告人实施犯罪过程中充其量起一个参与者的角色，徐亮亮既未积极参与策划、组织、指挥，又没有殴打，侮辱受害人的情节，事情发生以后，徐亮亮就离开了现场，对于受害人2200元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分配，对于后面打欠条的事情更加不清楚。徐亮亮的全部犯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朱某某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朱某某涉嫌聚众斗殴罪一审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我履行了律师职责，反复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详细向被告人朱某某了解了案情，庭审中认真听取了公诉机关指控意见，根据本次庭审结果，本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朱某某犯有聚众斗殴罪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指控不能成立。为了更好的支持辩护人的这一观点，辩护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望合议庭给予重视。 一、朱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按照我国刑法体系的要求，当我们要追究某个行为刑事责任时，首先要查明是该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是否是这些要件的有机整体。当某个行为符合了某种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时，才能认定其为犯罪，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就不能认定该行为是犯罪，更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朱某某犯有聚众斗殴罪，在审理聚众斗殴罪时，首先要明确该罪的犯罪构成，而犯罪构成取决于具体的法律规定，目前审理聚众斗殴罪的法律依据：一是《刑法》第292条。二是公通字[2008]36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六条：“组织、策划、指挥或者积极参加聚众斗殴的，应当立案追诉。”的法律规定。因《刑法》292条对“聚众斗殴”四个字未作任何解释和说明，而《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三十六条也没有对“聚众斗殴”法律含义进行界定。目前又没有相关“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的司法解释，而一些学者只是从字面意思来解释什么是“聚众”，什么是“斗殴”。 为了准确界定“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确保司法统一，避免冤案、错案发生，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聚众斗殴罪”的由来及当时的具体法律规定。因“聚众斗殴罪”来自1979年的旧《刑法》，是从1979年旧《刑法》第160条的流氓罪分解出来的四个单独罪名之一，进一步深入到当时流氓罪司法解释当中，发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有“聚众斗殴”的界定标准，该《解答》将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界定为：“聚众斗殴，一般是指出于私仇、争霸或其他流氓动机，而成帮结伙地斗殴，往往造成严重后果。”明确了“聚众斗殴”法律含义，结合目前正在实施的《刑法》第292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中所规定的聚众斗殴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从中得出聚众斗殴罪犯罪构成要件是：一、犯罪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二、犯罪主体是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首要分子”是指聚众斗殴的组织者、指挥者策划者；“积极参加者”是指在斗殴中发挥重要作用者；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主观态势是出于私仇，争霸一方等流氓动机。客观方面表现为成帮结伙地斗殴，并造成严重后果。 回到本案中，结合本案事实来分析本案是否具备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结合本案事实进行分析，为此先回顾一下案件发生
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非法拘禁罪标准辩护词模版 一审阶段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南帮帮律师事务所律师石震受被告人韩立国家属委托，作为韩立国涉嫌非法拘禁罪一案一审的辩护人，辩护人通过会见被告人、查阅案件，对本案事实全面了解，结合庭审查明事实，现依法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参考采纳。 一、辩护人对本案的基本事实及涉嫌非法拘禁罪的罪名不持异议； 二、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韩立国有以下从轻处罚情节： 1、被告人韩立国认罪认罚，态度良好，有悔改表现。被告人韩立国如实供述其参与非法拘禁受害人卢红旗的全部过程，积极配合调查，认罪悔罪，态度诚恳，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 2、被告人韩立国属于从犯，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 其一，被告人韩立国属于中途加入、帮助他人拘禁受害人卢红旗。本案中李佳佳与姚保平因经济纠纷将受害人卢红旗从柏庄
镇金生宾馆开车载到河北省习文乡时固村非法拘禁后，才通知被告人韩立国到非法拘禁现场。此时非法拘禁已经既遂，韩立国属于中途加入，对于之前的犯罪预谋、实施等阶段均未参与，例如李佳佳2016年6月16日12点48分讯问笔录第二页“我和姐夫姚保平两个人开着我的黑色奔腾轿车，到柏庄镇金生宾馆内我和姚保平两个人把卢红旗拉到河北习文乡时固村一个破旧的院里……”。 其二，被告人韩立国参与拘禁的时间非常短，只有两个小时左右。例如张中光2017年6月28日12点14分讯问笔录第二页“到晚上八点多，李佳佳和姚保平带着春雨开车过来了，……我就让他们到我母亲住的院子，那里僻静，到那后他们三个人就在那里对账，我就回到门市了。到晚上十点多钟我们是收摊后，我就去了他们对账的地方，到那后，见李佳佳、姚保平、韩刚只（大名不知道叫啥）和春雨在对账，……问：韩刚只是什么时间到那的？答：第二次我去的时候他就在那了，应该是我第一次走后去的，”张中光2019年10月8日15点20分讯问笔录第二页“问：韩立国是什么时候离开现场的？答：韩立国是在我第二次
首届全国公诉人与律师电视论辩大赛——前三组半决赛辩题、辩点及思考 (2011-09-14 22:30:44) 标签：分类： 第一组：浙江公诉队——广东律师队 李芳交通肇事案——《醉驾之祸》 李芳（女）与周明（男）是大学同学，上大学时二人曾谈过恋爱，2001年毕业时李芳让周明和她一起去广东发展，而周明坚持到北京工作，二人分手。2011年7月，李芳到北京出差，晚上约了周明在一家餐厅吃饭。二人见面，百感交集，李芳提出喝些酒，周明表示自己开车来的，不能喝酒，李芳嗔怪道：“不行，咱俩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今天你 必须陪我喝点儿。”周明见状，遂与李芳对饮。二人边说话边喝酒，不 知不觉喝了一瓶高度国窖1573酒，周明喝有六两，李芳喝有四两。饭 后约22时许，李芳提出要周明送其回所住宾馆，周明欣然应允。二人 在饭店门口准备拦乘出租车，但一直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拦住。李芳遂说道：“这么长时间也拦不到车，咱们别等了，你开车送我回去吧”，周明说：“北京查车挺严的，万一被抓住就麻烦了”，李芳带着醉意说：“你就这点胆量，还敢陪我回宾馆！我今天还就非得让你开车送我不可！不然你就别陪我一起回去。”周明闻言，于是启动车辆，带上李芳上路。李芳坐在副驾驶上，一边与周明聊天，一边不断提醒周明注意一点、开
慢一点。周明开车800多米后，经过十字路口时，由于酒醉闯红灯撞到两位正常过马路的行人，致一人当场死亡，一人重伤。警察到现场后经测试两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分别为283mg/100ml和168mg/100ml。 控方：李芳构成交通肇事罪 辩方：李芳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参考辩点： 1.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 2.交通肇事罪是否存在共同犯罪 3.是否成立基本犯的共犯 4.倘若成立基本犯的共犯，对过失造成的加重结果是否承担责任 我认为，该案中李芳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教唆犯，但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 首先，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中存在共同犯罪，因此李芳教唆周明醉酒驾驶（当前规定仅凭酒精含量认定是否醉酒，但我认为这一规定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并不合理）的行为双方均应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双方辩手对于这一基本事实都没有提及。 其次，刑法规定行为人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作为刑法中法定刑最轻的故意犯罪，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的任何犯罪，不论故意还是过失，一般均比该罪处罚重，也就导致“轻故意向重过失”的转化，本案中，周明的行为就同时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并且应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由此出现的理论问题是，基本犯的共犯是否应当对过失造成的加重结果承担责任，我认为对此必须坚持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共同犯罪必须由故意犯罪构成，过失犯不能成立共犯。
寻衅滋事罪四要件 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有人认为：“寻衅滋事罪，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肆意挑衅，起哄捣乱，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一概念将寻衅滋事罪局限在公共场所是不正确的。 目录 概念特征 基本性质 1、寻衅滋事罪的客体特征 2、寻衅滋事罪的客观特征 3、寻衅滋事罪的主体特征 4、寻衅滋事罪的主观特征 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 2、客观要件 3、主体要件 4、主观要件
认定本罪与非罪的区分 1、本罪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2、本罪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3、本罪与抢劫罪的界限 处罚 几点思考概念特征 寻衅滋事罪 寻衅滋事都是凭借自己或者自己一方的人多势众、力气强壮、凶狠残暴来“征服”对方，欺辱他人，以显示自己的强悍和无所顾忌，这类犯罪一般都发生在公共场所，但发生在非公共场所的情况肯定也是存在的。 新刑法典将寻衅滋事罪的客观表现形式规定为四种： ①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②追逐、拦劫、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 ③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④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首先，条文中所列举的第三种情形使用了“公私财物 ”这个字眼，那么进入居民私人住宅强拿硬要或者任 意损毁、占用无疑也应属于寻衅滋事罪。例如村民某甲，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并纠集一帮“志同道合 ”者组成一帮，在乡里为非作歹，多次被公安机关拘
留。一日某甲又在农贸市场向某乙强要卖的西瓜，某乙不给，某甲遂窜到某乙家乱砸。这是一起典型的寻衅滋事案件，却发生在非公共场所。所以将寻衅滋事罪认定为必然发生在公共场所，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其次，条文中所列举的第四种情形明确强调“在公共场所”，那么由此似乎可以推知，对于其他三种情形来说，就既可以在公共场所，也可以在非公共场所，否则，在第四种情形中就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了。 基本性质 一、保护法益刑法分则规定各种具体犯罪，都是为了 保护特定的法益；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只有明确了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才能以该保护法益为指导理解构成要件，进而合理地认定犯罪。可以肯定的是，刑法规定寻衅滋事罪，旨在保护公共秩序或社会秩序。一方面，刑法将寻衅滋事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另一方面，刑法第293条项前规定，“破坏社会秩序”的行 为才成立寻衅滋事罪。 但是，公共秩序与社会秩序是十分抽象的概念，满足于将寻衅滋事罪的保护法益概括为公共秩序或者社会秩序，不仅不利于解释本罪的构成要件，而且有损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因为分则条文都是为了保护具体的法益，而非保护抽象的法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最新整理辩护意见被采纳获轻判 非法拘禁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法严律师事务所接受X父亲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X本人的同意，指派本律师作为X的辩护人，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及查阅了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参加了今天的法庭审理活动，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非法拘禁罪罪名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被告人在犯罪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本案的发生，开始被告人并不知情，被害人从xxx被拘禁到X镇，被告人不知情也没有参与拘禁。被害人被拘禁到X镇以后，出于朋友关系，不好拒绝黄的要求，才帮黄追索债务，在犯罪的过程中都是受黄的指使和安排，所起的作用更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是从犯，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本案的发生是由于民间借贷纠纷引起的，由于被害人借款未归还而引发本案，被害人具有一定的过错。根据xxx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的规定，即“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或一般过错的，应可以考虑减少基准刑的10%-20%。” 3、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且当庭认罪，系初犯、偶犯，犯罪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没有造成被害人身体严重伤害。此外，X因有一个年幼小孩需要照顾，其妻子因为被告人被抓后离家出走，把小孩子放在家里给爷爷奶奶照顾，X 母亲因自身体多病没有很好照看小孩，希望法庭考虑这情况，从轻处罚被告人，
给被告人尽早回去尽一个父亲的责任。 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出于朋友义气而触犯了法律，现被告人已经认识到了自己错误，愿意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减轻处罚，辩护人建议对其判处七个月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给予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敬请法庭采纳以上辩护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此致 X市X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xxx法严律师事务所 律师 年月日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关于张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张 某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张某的辩护人。辩护人仔细查阅了案件材料， 现根据事实及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定性 辩护人对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张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定性有异议，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足，查明事实不清，辩护人认为张某并未触犯刑法，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理由如下： 第一、最高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1款的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 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 个条件的，应当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 款”：（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而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张某具有向社会公开宣传及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从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明上可以查明：证据中包括询问笔录上 可以看出，张某从未对外做任何公开宣传行为，也从未要求别人帮助 宣传，以便吸收资金。 通过张某、被害人以及被害人亲友的相关笔录，可以明显发现本案中张某并未公开宣传，吸纳资金，并未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并不符合以上的规定。 1.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可以反映，公安机关对做笔录的情况反映人都确切地问了一个问题，“张某有没有让你向你的亲戚朋友宣传借款给她？”所有被询问人都明确回答“没有的。” 2.大部分被询问人均对张某借款用途是明知的，不存在张某隐瞒的事实。 2）关于对象，本案中张某并未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宣传，所有债 权人均为特定对象，都系张某亲戚、朋友，还有朋友的亲友，并未摆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 Jiang Su Co-Far Law Firm 中国〃南京〃石头城6号石榴财智中心05幢邮编：210013 building 05,6 shitoucheng Rd,gulou district,Nanjing, 210013 PRC 电话Tel：(86)-25-6851 5999 传真Fax：(86)-25-6815 6199 黄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犯罪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黄某某家属委托和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斗殴、开设赌场犯罪被告人黄某某的辩护人。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参加了法庭召集的庭前会议，参加了法庭调查，从而对本案的案情有了比较客观、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辩护人认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武检诉刑诉【2013】15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某犯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不能成立。 一、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起诉书》指控黄某某早期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2003年至2007年，2007年脱离组织），该指控缺乏证据支持。 第一、《起诉书》中指控黄某某的内容多处自相矛盾，基本事实没有查明。 1、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聚众斗殴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9页第11行至第15行:“2003年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为争夺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地下赌博市场，被告人陈志相组织、领导被告人陈伟……及黄某某等人，分别与以刘红夫……为首的赌博团伙3次持械斗殴。其中，被告人陈伟……黄某某、陈玉建各参与1起”；
同一页第21行“（2003年下半年间）……至2004年11月间，黄某某组织人员与刘红夫一方多次持械斗殴……”。 那么，在起诉书指控的黄某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期间（2003年至2007年），黄某某到底参与了几次聚众斗殴？根据现有证据以及2005年5月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只能认定黄某某参与1次聚众斗殴！即2003年12月23日下午与刘红夫等人的聚众斗殴。但该次聚众斗殴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 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开设赌场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13页24行：“2003年至2008年间，被告人陈志相、陈伟伙同被告人黄某某等人纠集了被告人……等人开设赌场”；第15页第3-7行：“被告人黄某某虽在服刑，但因其与刘红夫一方斗殴及隐瞒了与被告陈志相、陈伟共同犯罪事实保障了该赌场的顺利进行而享有相应分成，2007年初刑满释放后获利人民币30万元”；第10页第3-4行：“2004年11月，黄某某因本起斗殴及其他赌博犯罪被常州市新北区公安机关抓获后被判刑惩处”。 黄某某2004年11月被抓获，2005年5月被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中一项罪名是：“赌博罪”（见《起诉书》第2页19行）。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六）》公布实施之前，赌博罪包括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开设赌场罪是《〈刑法〉修正案（六）》从刑法第303条赌博罪中分离出来的新罪名，修改后的赌博罪只包括聚众赌博和以赌博为业两种行为。那么，2005年黄某某被判承担责任是因“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中的哪种行为？《起诉书》所谓“其他赌博犯罪”是指什么？如果不能查明，疑点利益应当归属被告人，即因该开设赌场行为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黄某某无需再次为2007年以前的赌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黄某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赵连海令人震撼的无罪辩护词全文 【2010-03-31讯】 赵连海的无罪辩护（陈述）词 就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京大检刑诉[2010]0043号起诉书”指控我涉嫌寻衅滋事罪的起诉，我将做一些必要的说明及辩护。首先，我不认同起诉书指控我以社会热点问题，煽动纠集他人在多个公共场所呼喊口号，非法聚集起哄闹事等事情。下面我就指控内容作必要的简要说明。 起诉书指控所谓社会热点问题的事情主要有二个，一是有关2008年9月11日被正式曝光的三聚氰胺有毒乳制品事件，此事件泛称“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此事件与我密切相关，我的孩子就是受三聚氰胺有毒乳制品侵害的幼童之一，我也是此事件维权带头人。第二个事情是有关2009年8 月4日安徽上访女青年李蕊蕊来京上访被外地政府驻京办截访人员非法关押并被强奸的事情，我在当天协同李蕊蕊及事件证人去北京市公安局报案。 先说三聚氰胺毒奶事件维权：起诉书指控我“于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间，利用社会热点问题，煽动纠集多人先后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及北京市大兴区、丰台区等地公共场所采用呼喊口号、非法聚集等方式起哄闹事，严重扰乱上述地区的社会秩序。”就这些指控我要提出反对意见，首先我们要简要说明起诉书所说的这个“社会热点问题”就是2008年9月11日被正式曝光的举世震惊并令众多受害家庭痛苦至极的三聚氰胺毒奶事件。我年幼的孩子即是受三聚氰胺有毒乳制品侵害的肾结石宝宝。我的孩子从小母乳喂养，在一岁多后开始消费各种乳制品，截止到他被确诊为肾结石患儿之前，已累计消费了长达二年多大量的含三聚氰胺的有毒乳制品，涉及的种类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含奶制品。孩子在被确诊后，我们身为孩子的父母想到孩子曾消费的乳制品数量之多，时间之长我们的心情是极其痛苦并担忧的，想必每个有血肉的人都会理解我们的痛苦与担心，那些痛苦的经历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痛苦及担心焦虑程度在此暂不多述。 悲剧在我们尚小的孩子身上发生后，身为受害患儿家长的我及众多受害家庭自然想到为我们尚小的孩子维权并为孩子们一生的健康保障呼吁。我们众多受害家庭由此因孩子自发的走到了一起，组建我们的维权团体，但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孩子被无情的残害，我们在维权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压力与阻挠，让我们众多家庭经历了更多新的伤害与痛苦。但我们在即便非常痛苦的维权过程中依然做到了理智。我本人也作为结石宝宝维权带头人与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的积极沟通及反馈，但我们提出的太多积极的合理性建议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即便如此，我们众多家长依然克制着我们痛苦委屈的情绪，继续理智的与相关部门沟通呼吁，期望相关部门能正视我们受害群体的痛苦心声。我们众多家庭相互安慰、相互帮助，也极力劝抚帮助那些被伤害更严重的家庭愤怒不理性的情绪，避免发生其它更不想看到的悲剧。我们理性、积极的方式让有些例如死亡、手术等严重情况更痛苦的家庭感受到很多安慰，及时避免了多例危险事件的发生。说到此，应肯定我们的维权团体起到的积极有益的作用。 2008年12月中旬，我们众多家长得知政府即将出台赔偿方案（并且我们也认为那个赔偿方案是打发人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赔偿方案，是没有与众多受害家庭协商沟通、且不尊重受害家庭的方案）。我们众多受害家庭得知这些情况后自然想到结石宝宝事件也将会随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0710565834.html, 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辩护词 如大家所知，只要行为人涉及毒品，就可能构成毒品犯罪，比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罪，以及非法持有毒品罪等。那么，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我们辩护人应当从哪些方面为被告人辩护呢，下面，赢了网小编马上为大家说明。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颐海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赵XX的委托，指派本所王XX、郝兴利两位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进行了阅卷，会见了被告人，并参加了庭审，在此基础上，辩护人已基本了解案件事实，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公诉方指控被告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犯罪性质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1、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而本案的事实是：2017年3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被告人于X给被告人赵XX打电话说要购买冰毒，被告人赵XX于4月1日凌晨在前来送冰毒的过程中被抓获。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XX的行为应当属于“犯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2、根据最高院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因自己吸食而非法持有毒品21.7克(黄色晶体)，因犯意引诱而持有20克毒品(白
色晶体)，属于《座谈会纪要》中的“数量引诱”，应当依法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情节。 1、本案因特情介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2、通过辩护人在庭审中当庭对被告人的发问，证实被告人是因身体健康原因而非法持有毒品，被告人持有毒品是为了减轻身体病痛，因此，从被告人持有毒品的原因、动机、目的等情节，都可以反映出被告人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小，请求法庭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3、从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可以看出，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组织卖淫的犯罪事实坦白认罪;庭审中，被告人对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也是当庭自愿认罪;根据《刑法》以及最高院印发的《人民法院最高量刑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被告人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三、被告人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刘某某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作为刘某某涉嫌非法拘禁、强制猥亵、侮辱妇女一案的辩护律师，现根据本案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本案不能构成非法拘禁罪。 （一）事实和理由： 1、本案法律所保护的客体——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没有被侵犯，即人身自由没有被剥夺。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3月21日零时至2014年3月26日期间，被害人被非法拘禁，时间长达近6天。这根本不是事实，在这几天里被害人在与几名被告在一起吸食毒品、一起住在不同的酒店。 2、被害人的口供完全不足以采信：如：其在唯一的一份《询问笔录》第8－9页中有如下记载：问：“你这五天半有机会？”答：“我于第三天24号凌晨7点多钟趁他们睡觉时跑出来了一次，因为忘记拿身份证，又回去拿，又因没房卡，又去前台要，他们不给，于是我双回去找他们，去了刘某某和刘倩的房间，想让他们跟前台证实我和他们是认识的，然后让前台的人给我把201房间打开拿我的身份证，我进了217房间之后，刘某某就要我坐在他们房间里，当时刘倩在睡觉，我害怕跑了会被打，后来两三天我就没机会出来了......”，作为本案的被害人，为了一张身份证，在离开了犯罪现场，还要回来？？？还要
犯罪人到前台证实他们是认识人？？？这明显于常理不符。 3、被害人母亲的询问笔录记载：“问：你姑娘有什么爱好？”“答：喜欢玩赌博机打鱼，2013年她陆陆续续找我要钱，她打鱼借的钱别人找她要，一共给她汇了10几万块钱.....”，“问：你姑娘什和时候来武汉的？答：2014年3月14日来武汉的，之前一直在武汉，有五六年了，没有上班，也没有拿钱回家，都是家里养着她，到处给她还债.....” 4、案发期间，3月24日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等四人一起开了房后，当时刘茜的母亲还有刘茜的小孩在同一个房间，到达酒店后，三名犯罪人及受害人还一起去江汉路步行街逛街，后来又步行回来。整个过程受害人都没有逃跑的机会？？？ （二）本案被告人对被害人没有实施非法拘禁的客观行为，被告人的行为不具备非法拘禁罪的法律特征。 1、根据对拘禁的语义分析，本案有“拘”无“禁”，不构成拘禁，进而不构成非法拘禁。拘，即抓；禁，是关押。《现代汉语词典》对“拘禁”解释是：“把被抓的人暂时关起来。”拘，是手段，禁，才是目的。退一步，即使不加分析的，完全按照唯一到案的被害人的陈述认定事实，也只有被告人使用暴力，迫使其去酒店的事实，该事实即使认定是非法拘人，但因为拘人后，没有关押，即没有禁，也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拘”，还有“禁”。有“拘”无“禁”，当然不能认定为拘禁。既然没有对被害人的拘禁行为，不构成拘禁，自然谈不上非法拘禁。
被告人**寻衅滋事罪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安徽皖松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母亲**的委托，指派江石焰、陈文律师担任被告人周勇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本辩护人查阅了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周勇，了解有关案情。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之规定，构成寻衅滋事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此，本辩护人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如下法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1、被告人**出生于1996年10月8日，公诉机关依法审查查明犯罪的时间为2014年7月27日，被告人**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的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本案为共同犯罪，被告人**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3、被告人**自愿认罪。本案中被告人**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其在讯问笔录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前后完全一致。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到法院阶段，从未出现过拒不认罪，翻供等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4、被告人**及家人对被害人**的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并积极的赔付了被害人**的各项医药费，被害人及家人对被告人已表示谅解，并向法院出具了谅解书，恳请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5、被告人**主观恶性不深。被告人**与被害人之前认识，也没有任何矛盾纠纷。此次犯罪并没有提前预谋，完全是因为想在女孩子面前表现一下，临时约被害人见面，双方见面发生了语言冲突，刺伤被害人的行为并不是被告人所为，且所使用的匕首也不是被告人预先携带的，从而可以看出被告人在本案中主观恶性不大，应酌情从宽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6条规定，“对所犯罪行不重、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其中具备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或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23条规定“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被告人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且自愿认罪，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性较小，又有悔罪的意愿，被害人表示谅解。且从《刑法》的立法宗旨来看，惩罚只是一种对犯罪的处罚手段，而其最终目的是让犯罪分子能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能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为此，本辩护人恳请法庭能给被告人一个悔过从新的机会，对被告人给予从轻处罚，望请能予以采纳。 谢谢 辩护人：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