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君子”国俗语义的认知阐释
摘要：“梅”、“兰”、“竹”、“菊”在中国被称为“四君子”。作者从认知语言学隐喻和转喻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特有的“四君子”的国俗语义进行了分析，并总结了“四君子”国俗语义联想的基础和类型，以作为汉语国俗语义的认知研究中花木词语义研究的参考。
关键词：“四君子”国俗语义认知研究联想性
一、引言
“国俗语义学”是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著名语言学家王德春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苏联的“语言国情学”为蓝本而提出的。王德春教授给“国俗语义”所下的定义为：“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也就是说，语义在反映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增添了附加的民族文化色彩，离开了民族文化背景，难以解释词语的含义。”
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中，都有自己用来表达独特民族文化内涵的词语，这些词语产生了体现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有国俗语义。本文从认知语言学隐喻和转喻的角度，对汉语中被誉为“四君子”的“梅”、“兰”、“竹”、“菊”特有的国俗语义进行解释。
二、理论基础
认知语言学从认知与语言的关系出发，认为语言与认知是不可分的。语言结构依赖并反映概念的形成过程，而概念的形成过程又以我们自身的经验为基础，其结果以人类的概念知识、身体经验和话语的功能为依据；人的认知同样与客观环境、认知手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人对“四君子”的特殊感情，与中国的客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分不开。
“梅”、“兰”、“竹”、“菊”作为花木词的一部分，其国俗语义是花木词在反映客体概念的基础上附加的民族文化语义，是概念意义的延伸或转义，是通过间接的联想方式产生的。这种延伸或转义运用了隐喻、转喻的思维方式。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定义是：隐喻通过把属于别的事物的词给予另一个事物而构成，或从“属”到“种”，或从“种”到“属”，或从“种”到“种”，或通过类比。（Aristotle、Poetics，1457b）其中，只有类比一项被现代语言学看成是隐喻，其他三项都是指转喻。隐喻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用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的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在本质上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感知和形成概念。而转喻是用人们认知上的两种东西之间的关联，使一物转指另一物成为可能。隐喻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