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感知研究中的心理测量范式
伍麟张璇
2012-9-19 14:20:37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期
【内容提要】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风险因素空前增加，风险类型不断变化，风险危害程度激增。人们生存意识空前自我反省，在不断博弈、挣扎和冲突过程中修正发展的路线和方向。心理测量范式是风险感知的心理学探索中最有影响的方法论技术和研究取向。它倡导通过表达性偏好的风险研究方法，描述风险的主观属性，解释风险感知的各类差异。在几十年发展中，心理测量范式进行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技术拓展以及相关研究主题内容的深化。心理测量范式的理论空间仍有待加强，应该在更加全面理解风险感知性质的基础之上，充分实现有效的风险沟通。
【关键词】风险风险感知心理测量范式
风险是现代社会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大到人类命运，小至个人事务，风险无时无刻地不与我们的生活相关联。学术界、社会各方对风险问题高度关注，“风险”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玛丽·道格拉斯认为风险是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集合。(Douglas，1985)詹姆斯·梭特则提出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管理的基本方面。(Short，1987)风险研究的迅速发展既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又满足了时代的要求。“随着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和他同事们在20
世纪70年代进行的开拓性研究，近几十年来，关于风险感知的研究快速增长。”(Gillian Hawkes& Gene Rowe，2008)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是风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同时又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从宏观的政府决策到微观的个体行为都与风险感知息息相关。英国皇家学会1992年提出风险感知的经典定义，把风险感知定义为涉及“人们对危险和收益的信念、态度、判断和情绪，以
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和社会倾向。”(Pidgeon et al．，1992)
心理学并不是最早进行风险领域研究的学科，它延续和改造了自然科学风险分析研究的传统和路线。美国Oregon大学“决策研究小组”的斯洛维克、费施霍夫(Fischhoff)和里奇特斯坦(Liehtenstein)等人于1978年在风险心理学研究中引入和发展了心理测量范式(psychometric paradigm)，提出了感知的风险和现实的风险两种概念，引发了对“可接受的风险”及风险感知、沟通和管理的研究潮流。风险感知的心理测量范式目标指向个体，依托理性行为理论，表现出人是自我利益计算者的功利主义哲学观念。
心理测量范式的风险感知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风险可接受性”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风险的主观属性，即风险的特征维度。人们的风险感知会受到风险特征的影响，可以根据这些风险特征总结出各种危险的“人格画像(personality profile)”。第二阶段，研究从关注风险的特征转向更加关注感知风险并对风险作出反应的群体特征。从不同群体的差异性探究风险感知结构的复杂性，以及风险感知与群体因素相互关系模式的复杂性。研究发现在性别、种族、国别和社会阶层等方面风险感知存在很大差异。(Bymes，Miller and Schafer，1999；Flynn， Slovic and Mertz，1994)第三阶段，也就是最近的发展表现为综合各种方式，把风险特征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涵盖信息来源、渠道、流动以及在强化和放大特定风险“信号”时文化和社会机构的作用，解释为什么特定的威胁被看做是风险，以及探究社会信任、公众参与在风险沟通中发挥影响的作用机制。
一、心理测量范式的早期特征
1．表达性偏好的研究特征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风险的多元与分化的现实状况，斯洛维克等人继承并拓展了斯塔尔(Starr)的研究。斯塔尔是对风险感知进行研究的最早代表性人物。他坚持的是工程思维的研究路线，通过揭示性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的风险分析方法，提出在尝试与错误学习的基础上，社会活动的可接受风险和利益之间达到了一种“基本理想状态”(es- sentially optimum)平衡。可采用历史的或当前的风险和利益数据去解释“可接受的”风险-利益平衡模式。通过对八种工业和活动的数据的检验，斯塔尔总结出了“可接受风险的法则”：(1)一种活动的风险的可接受程度大约是其利益的三分之一；(2)尽管都提供了同样水平的利益，公众对自愿活动风险(如：滑雪)的可接受程度大约是非自愿活动(如：食品添加剂)风险的1000倍；(3)自愿活动中风险的可接受程度与受风险影响的人数成反比；(4)自愿活动中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与可接受的疾病风险水平非常相似。(Starr，1969)
斯洛维克等人提出的心理测量范式体现为表达性偏好(expressed preference)的风险分析方法，即通过标准化问卷来获得公众的风险感知偏好，以适应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及要求。通过澄清影响风险感知的因素，为风险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确保风险政策能够正确反映公众的心态，体现公信力，为公众接受和认可，最大程度发挥政策预期的社会效果。通过心理测量范式进行风险研究所遵循的理论逻辑是，风险是一种心理学概念，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现象。风险本质上是主观的，建立在人的感知基础之上。风险感知不只是对特定危险量的属性的感知，还是对特定危险质的属性的感知，如意愿性、可控性、潜在性等。一种特定危险的风险不是只有单一的质的属性，而是有着多元的质的属性。与公众风险评估紧密相关的是危险的质的属性。这些属性随着情景的不同对风险感知
发挥不同的影响。同时随着人群、危险、环境的变化，质的属性起到作用的权重将发生变化。
心理学研究风险的路线，不是关注风险的科学客观知识，而是关注风险的主观属性。为什么专家与公众在风险感知上存在很大差异?什么决定人们对风险所采取的态度各异，有厌恶风险的、漠视风险的、还有接受风险的?心理测量范式的主要目标就是澄清和确定哪些质的属性对风险感知起着关键影响，并且在情景变化时，这些质的属性对风险感知起的影响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有什么特征和规律?心理测量范式认为，风险是由个体主观定义的，个体可能会受到一系列心理的、社会的、制度的以及文化因素的影响。(Slovic，1992)泰勒和齐恩认为，风险感知的心理测量范式所表明的最重要信息是“对大多数公众而言，风险不仅仅如同技术-统计取向所认为的是损失程度和概率的混合，而且风险具有社会和主观的维度。”(Peter Taylor-Gooby&Jens O．Zinn，2006)如果观察工具设计恰当，就能够测量这些社会和主观维度上的各种因素。
2．风险感知的主观属性
费斯霍夫等人在1978年的研究中指出，活动或技术的九种一般性质对于主观的风险判断起到重要影响，它们是：(1)风险的自愿性；(2)影响的即时性；(3)暴露于风险中的人对于风险知识的掌握；(4)科学上关于风险知识的把握；(5)对风险的可控性；(6)新颖性，例如风险是新的还是旧的、熟悉的；(7)长期的／毁灭性的，也就是说，风险一次可能只杀死一个人(长期的)，或者风险一次能杀死很多人(毁灭性的)；(8)一般／恐惧，例如，人们是否已经学习到接受风险和能够理性的、平静的考虑风险，还是在本能的水平上，人们对风险存在巨大的恐惧；(9)结果的严重性。这些因素与存在风险的活动或技术之间的关系的程度决
定了人们的风险判断。(Fishhoff et al．，1978)
斯洛维克于1987年在Science上发表论文提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表现出不同的风险态度和风险感知，也即对有些风险非常重视和警惕，而对有些风险泰然处之、无动于衷。并且公众和专家对于风险的理解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Slovic，1987)因此，研究风险的一条重要路线是发展关于危险分类学，借助危险分类学帮助研究者分析与理解人们对不同类别风险所产生的不同反应。而实现这一目的最普遍的方式是使用心理测量范式，以心理量表为主要工具获得原始数据，采取心理物理标准和多元分析技术，对感知到的风险、感知到的利益以及感知到的其他方面(如：活动的致命性)进行定量分析。
斯洛维克采用心理测量范式，得到不同风险的“人格画像”，即每一种危险都有其独特的风险感知模式。研究显示风险的很多描述性特征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将这些定性特征综合为两个高阶因子：一个是“可怕性”(风险所引起的恐慌后果的程度)，另一个是“熟悉性”(风险的已知和可控程度)。对公众而言，大多数风险可以在这个二维的因素空间内进行定位，进而总结出各种风险在这个二维因素空间内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s)”。(Slovic，Fis- chhoff&Lichtenstein，1979)一般公众的风险感知与因素空间类型中的危险位置有密切相关，如：“恐惧风险”，如果风险在这个因子上的得分越高，人们就更想减少目前的风险，也就更需要严格的规范使风险降到可接受的程度。相比之下，专家的风险感知与不同风险特征或由这些特征衍生而来的因素之间没有密切的相关，专家们将风险视为预期的年死亡率。
3．风险感知的差异性
围绕解释“专家与公众风险感知之间为何存在差异”这个问题推进了风险感知的研究。现实生活中，公众的风险感知与专家的风险感知往往存在裂隙、差距或者不一致。风险感知研究的核心目的是获得理解人们对于风险形成判断的方式，从而形成技术专家、社会管理者和普通公众之间风险信息的有效沟通，并且不断提升这种沟通的水平。许多研究力图说明、弥合甚至消除风险感知上公众和专家的分歧，使得公众的生活认识能够与科学知识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些学术理想，在人们往往通过经验法则(rule of thumb)形成对所面对风险意义和严重性进行判断的状况下，心理测量范式经常被当做一种重要的手段去描述这种经验法则。
斯塔尔开创了对“可接受的风险”的研究。但是他只采用历史的或现在的风险和利益数据去解释“可接受的”风险-利益平衡模式，仅仅区分了自愿接触风险和非自愿接触风险，并且认为“是否自愿”是人们权衡技术发展的社会利益和代价的核心因素。然而，当人们对不同危害的现有和预期的风险性以及风险管理的预期水平做出量化判断时，还会受到其他属性的影响，如：危险的特征属性(例如，自愿性、恐惧、知识、可控性)；与危险相关的利益等。风险感知因人而异。斯洛维克等人在研究中区分了“感知到的风险”和“可接受的风险”。当专家判断风险时，他们的反应与年死亡率的技术估计有高度的相关，专家把风险评估建立在可预见的灾难(数量)上。普通公众只有在被告知去估计年死亡率时，才会考虑这个因素(且这种估计方法只有很少一部分类似于专家的技术估计)。公众对于“风险”的判断更依赖于危险的属性(例如，潜在的灾害性，对子孙后代的威胁性)。专家基于风险事实的基础上，客观、理性、分析地研究风险，包括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沟通等。公众基于情感体验的基础上，主观、非理性、直觉地看待风险。专家与公众不同的风险感知反映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心理测量范式的后续发展
心理测量范式的后续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上相关主题的拓展；二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技术发展。
1．研究内容上相关主题的拓展
(1)丰富风险的主观属性
近几十年来，风险领域的大量研究都试图回答“多安全是足够安全”这个重要问题。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持续时间来看，在风险心理学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集中在解释专家的理性风险感知与公众的情感和情景式风险感知之间的区别。围绕上述问题，心理测量范式从人口学因素、风险的种类、风险的性质、风险的因果结构以及社会心理因素等方面丰富了风险的主观属性。
首先，改变以往研究简单认为人们对风险信息及风险事态的反应基本上是非理性和不明智的做法，开始探究在风险决策和风险理解上理性和情感影响之间的复杂性和相互作用。博姆和菲斯特将“作为情感的风险(risk as feeling)”假设运用到环境风险感知中，提出了环境风险感知模型，该模型能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具体情感和具体评价方式，来说明情感和行为的认知前提。环境风险感知评价包括三个成分：认知评价、情感以及行为倾向。在评价环境风险时，存在两种方式：后果评价和道德评价。对应地，有两种类型的情感：基于损失的情感和基于道德的情感。通过因素分析得出了五种行为倾向，即帮助行为倾向、攻击行为倾向、逃避行为倾向、社会行为倾向以及自我关注行为倾向。对这三个成分进行了中介变量分析得出：认知评价受情感的调节，然后作用于行为倾向上。(Bohm
and Pfister，2000)在中国，以谢晓非为代表的学者从20世纪末开始，对环境风险感知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焦虑型被试有很高程度的风险感知，并对风险抱有消极态度；积极坦然型被试表现出低风险感知，能坦然面对风险；适度忧虑型被试对风险因素的存在有适度警觉，并伴随一定的忧虑情绪特征。(谢晓非和徐联仓，1998)
其次，现代社会风险感知与技术发展息息相关，风险的形式与内容越来越复杂，人们对各种风险源如：交通安全、气候改变、环境污染、电器辐射、食品安全的关注不断增加。基于风险后果的延迟性，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一些新的风险属性，如：时间折扣(temporal discounting)、与风险事件的距离等。(Laurie Hendfickx and Sietske Nico- laij，2004)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研究者逐渐从对风险感知的粗放型研究转向对风险感知更细致的研究，从单纯注意风险事件的直接影响转向关注风险事件的全面后果，包括事件的高阶(higher or- der)影响。即风险感知研究不仅更加关注风险事件本身的性质，还更加关注对风险事件的评估、沟通和管理方式，进而希望能够预测风险事件的影响广度和严重程度。(Ingunn Olea Lund and Torb- jorn Rundmo，2009；Clare Hall and Dominic Moran，2006)
第三，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因素融入进风险的主观属性研究中。比如，斯洛维克(1992)提出了风险的“污名(stigma)”概念，从人们对风险的社会偏见考察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另外，现代社会不断分化，劳动分工更加精细，新型的风险、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集群的兴起，使得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是对公共机构的不信任日益增加。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信任和媒体介入对风险感知的影响。(Kone and Mullet，1994)对专家的信任、对政府机构的信任以及对信息的信任已经成为理解公众风险感知的重要环节。
(2)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
20世纪80年代末，卡斯帕森(Kasperson)、雷恩(Renn)、斯洛维克等人根据斯洛维克之前提出的风险信号理论，运用证实性多元方法，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 cation of risk framework)”，(Kasperson et al．，1988)20多年来，相关研究得到不断拓展。(Kasperson et al．，2003)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旨在描述心理、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因素如何互动并导致风险“扩大”且产生波及效应，即不利事件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作用不仅仅是由事件的直接生物和物理影响所决定的，也还由风险因素、媒体介入以及信号价值等决定。提出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目的是解决风险感知和风险沟通研究停顿甚至滞后的状况，发展一种综合的理论框架关注构成风险感知及风险反应基础的各种动态的社会过程，即风险的放大和风险的弱化是怎样形成的。所谓风险的放大指专家评估风险低的威胁和事件却成为社会关注和社会政治活动的焦点。风险的弱化指专家评估风险高的威胁和事件却不太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
在强化或弱化风险感知和风险可控性的各种情形下，进行风险描述的各种符号与广泛的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过程发生互动。风险符号经过社会和个体放大站时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能够增加或者减少风险事件的信息容量，突出信息的某些方面，导致社会系统的其他参与者的特定理解和反应。心理测量范式研究表明，放大站包括个体、社会群体和组织，如科学家、科学组织、记者、媒体、政治家、政府部门、其他社会组织和成员。对于社会放大站而言，组织的结构、功能和文化影响着风险信号的放大或者弱化。对于个体放大站而言，情感启发式、风险性质、先在态度、社会信任等因素影响着风险信号的放大或者弱化。
特定信息系统的特点以及公众反应的特点是决定风险性质和程度的核心因素。风险表现为一种多层面的现象，“风险不仅是一种事实的结果，而且是事实、特定社会结构和特定社会文化或者价值系统之间的累积性互动。”(Lombardi，2004)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一个基本预设是风险感知的可变性，即在风险沟通过程中会发生变化。风险事件如果未被注意和传播，其影响是局部的。但是如果风险事件被察觉和得以传播，其影响就极可能出人预料，甚至难以控制。风险、风险事件及其属性通过各种风险符号进行描述。风险体验只有在多方面的相互作用当中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估，这些方面包括：来自风险事件的物理损害，形成风险理解的社会和文化过程，出现的次级和三级效应，以及管理者和公众所采取的行动。人们对风险的体验不仅仅是一种对物理损害的体验，还是群体和个体学会获得和创生风险理解过程的结果。这些风险理解为如何选择、整理和解释来自物理世界的符号提供规则和意义。
(3)与文化理论相结合
文化理论作为一种解释原则，试图说明个体如何形成对危险的判断以及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文化理论对风险知觉的意义体现在，强调各种风险判断生成的背景。文化理论最初来自人类学，其学术背景源自于人类学的理论与概念。人类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将社会和组织看作分析单元。基于此，鲜有在个体水平上检验文化理论关于文化立场和风险认知关系的实证研究。在文化理论看来，风险是社会建构的概念。人们对什么东西害怕、恐慌以及如何表现出害怕、恐慌是主观选择的结果，这种主观选择与人们所处的文化当中的社会关系相一致。在此意义上，风险是社会建构的过程。
学界注意到风险感知研究的心理学取向和社会文化取向在理论逻辑、方法论
原则和技术等方面存在差异。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心理测量范式研究越来越开始重视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对人们风险感知的影响。“实证研究的一个显著领域关注建立在道格拉斯风险文化理论基础上的世界观问题”。(Karen Biekerstaff，2004)20世纪90年代初期，戴克(Dake)较早将风险感知的文化取向与心理测量范式结合起来。之后，彼得和斯洛维克将戴克的世界观量表融入进影响风险感知的综合模式当中。(Peters & Slovic，1996)“结合”式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风险感知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其背后所隐含的观念是，心理测量范式研究能够指明和澄清相关风险感知的各种社会、文化和制度因素，而文化取向研究能够展示这些因素作为发生过程在形成风险感知方面呈现出的作用，从而将相关问题进一步深化。心理测量范式需要进一步融入质性研究，也是顺应当代风险研究实现“两种文化”沟通的趋势。所谓“两种文化”指风险研究中的技术取向和文化取向。
2．方法论意义上的技术发展
方法论意义上的技术发展主要由克莱尔·马里斯(Claire Marris)、西格里斯特(Siegrist)等人完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学界对心理测量范式的方法论技术产生了争论，如：厄尔(Earle)和林戴尔(Lindell)等人认为，在心理测量范式中，研究者事先为受访者提供了风险感知特征，受访者按照要求做作答即可，而不是由他们自己来表达对风险感知特征的理解。(Earle and Lindell，1984)韦德斯奇托和韦尔斯提出该范式对不确定性的量化测量可能引导人们朝着更深思的和基于规则的考虑。然而，人们的偏爱、决策和行为却更多受到直觉系统的影响。(Windschitl和Wells，1996)心理测量范式在数据统计时对整个样本风险得分平均数进行聚类分析。虽然斯洛维克等人坚持聚类分析能够提供有效的信息，但陆续有一些学者认为，聚类分析没有充分地考虑个体对于风险的判断有
怎样的不同和为什么有这些不同，也即是说，不能得到个体间显著的差异状况。(Kraus and Slovic，1988)维克和斯达林认为，群体平均等级的使用只能告诉我们风险感知的一部分内容，在整个样本中对平均风险得分进行聚合分析并不能恰当地代表被试的选择。由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可能会错误地反映被试个体的态度状况。这是一种“生态学谬论”，即从总体水平上分析得到的有偏差的结果。(Vlek and Stallen，1981)
马里斯等人在1997年提出传统心理测量范式存在一些缺陷，包括传统研究提出的关于风险的“人格画像”，意味着所有个体以同样的方式评估风险。采用这种路线理解风险所导致的结果是，忽视了作为社会的个体，因为他们理解和评估风险的方式很容易受到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心理测量范式只对“专家”与“一般民众”进行了区分，并没有对人群进行区分。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建立在全部样本的平均数基础之上，无法提供关于个体在风险感知上如何不同的信息。建立在平均分数基础上的风险管理和沟通政策将忽视公众总体的许多意见。马里斯等人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重复了与斯洛维克等人相类似的研究。所不同的是，在数据分析方面既使用了传统对平均数分数聚类分析的方法，又采取了数据分散分析的方法，结果显示：(1)风险感知不仅在个体间发生变化，而且个体在评估同一风险问题的风险属性上也存在变化，这些变化取决于被评估的特定风险以及与个体做出反应相关联的风险概念。使用传统对平均分数聚类分析的方法和数据分散分析的方法均发现，风险属性的相关趋势呈现一致，但聚类分析往往高估相关的大小。与其他一些研究的共同之处是，“可怕”属性与其他风险属性高度相关。(2)传统心理测量范式通过风险的质的属性所勾勒的“人格画像”并不必然是普遍的。不同个体对同一风险赋予不同的风险属性，而且他们对一些风险及风险属性表现出不同态度。(3)即使采取数据个体的分析，研究结果也表明，心理测量范式提出的质的风险属性与风险感知紧密关联。马里斯等人认为，之所
以得出一些与传统心理测量范式不一致的研究结果，根源在于“生态学谬误”的统计问题。但是，他们并不彻底反对心理测量范式，仍然肯定“心理测量范式是预测风险感知的一个有效工具”。(Marris et al．，1997)
三、心理测量范式的一些局限
“心理测量范式”在风险感知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风险分析、风险管理、风险信息传播以及风险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心理测量范式”认为，风险感知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反映了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的价值、象征、历史以及思想意识。风险感知及其各维度都是心理学能够探究的概念，可以通过心理测量的方法来对它们进行研究。心理测量范式丰富了学界对人们风险反应的认识，在方法论意义上和具体研究内容方面都有力推进了风险感知的研究。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心理测量范式也存在一些局限。
1．对风险感知的理解需要深化
心理测量范式研究风险感知的立场强调信息的加工，仍然具有浓厚的认知主义色彩。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风险感知是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结果，也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结果。“关于风险感知的大部分实证研究所关注的主题是公众如何感知现代技术的风险”。(Hampel，2006)现代风险是人类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直接产物，也是理解和描述现代社会的重要概念。不确定性是风险的固有属性，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风险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形式更加复杂，内容更加多元。如：损害发生的时空属性不确定、损害波及的范围不确定、损害造成的后果不确定、损害牵连的延迟效应不确定。此外，由于对风险事件的长期效应和负面效应尚缺乏足够的重视与应对，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越发显得突出。传统风险分析基于过
去经验和历史资料。现代风险分析需要特别强调时间维度，建立全新的时空观。研究视野的焦点不是过去，而是面向未来。(Rabinovich et al．，2010)不仅考察相关事件、活动的直接结果，更加关注长期的负面影响。
人们的风险感知嵌入于社会情境之中，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解析、评估风险感知不能脱离社会情境。风险感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不同的社会情境以及对生活事件新的认识和体验而发生变化。人们的风险感知存在于社会叙事的过程当中，而社会叙事往往可能弱化或缩小、强化或者放大人们对危险严重性的感知。心理测量范式研究所考察的风险感知往往是一时的状况，容易脱离人们日常生活的特定社会情境，使得测量到的风险感知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情形之间的关联存在脱节和不一致。在现代性风险背景之下，心理测量范式对风险感知的理论概念、分析方法需要进一步深化。
2．实现风险沟通的作用需要提升
仅仅通过心理测量范式难以全面、完整理解和掌握公众的风险偏好及风险评估，也就难以充分为政治和经济决策提供急需的知识。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深入，人们认识到风险感知及相关问题的复杂性。从解释模式上看，风险感知存在稳定和非稳定模式的混合；从社会人口特征看，性别、年龄、种族、职业、信仰、教育程度、社会阶层等因素影响着人们感知风险的方式；从地理分布看，国家类型以及地区差异与风险感知有着很强的关联。所有这些使得提出风险可接受性的普遍预测模型非常困难。风险沟通过程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提供恰当信息，反映关切当事人利益和价值观的事实证据，帮助相关当事人最大限度地知晓和理解风险决策的根据，达到对风险政策的合理判断与基本认同。换言之，风险沟通的关键不在于强制使当事人相信沟通方做出了正确的事情，而是尽可能多地提供机会和
渠道让人们能够有足够多的资源和洞察力去做出判断及选择。风险沟通的最终效果是促成当事人在他们关切的事务当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发展有效的风险管理政策需要增加公众对风险管理过程的信任。信任、信用、专业信息(包括风险的专业信息、官方应对措施的专业信息、公众应对行为的专业信息)、“同舟共济”的团结心态等是有效风险沟通的一些重要前提条件。而实现这些因素的首要前提是从制度的价值观和文化层面充分认识政府部门、专家与公众的身份、角色、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方式。回归与尊重公众的主体性面临一些挑战。政府部门往往具有一种“高位”意识，把与公众坦诚、尊重、富有建设性的对话看做似乎是对公众的赋权，而不愿意让渡这种权力。技术领域的专家通常表现为追求清晰的边界、严格的逻辑和非情绪化的思维情景，以科学的、事实的方式应对风险，而不是以普通人的方式或突出心理需求的方式应对风险，因而往往不习惯与公众对话、协商和建立伙伴关系。未来心理测量范式的研究如何应对这些方面的问题需要进行持续的探索。
3．相关理论建设需要拓展
有些学者将心理测量范式看做关于风险感知的一种主要理论。我们认为，与其说心理测量范式是一种关于风险感知的理论，不如说更是一种关于研究风险感知的方法论立场。它体现出特定的方法论色彩，即通过诸多心理测量的手段(维度估计技术、数量评估量表、态度指数)对感知的风险和利益进行数量上的测量。“大量心理测量范式的文献集中在方法论和实证结果上，从理论框架的角度解释研究结论却比较弱化。”(Karen Biekerstaff，2004)例如，传统风险分析强调公众的“知识缺陷”。心理测量范式也有个长期固守的观念，即专家是理性行为者。而文化理论及其随后的发展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专家像公众一样会
受到世界观和信念的影响，专家也会出现偏离理性风险-收益计算的制度化偏见。心理测量范式的早期研究以及后期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均没有将风险专家的“理性”作为一个问题来反思和进一步深入探讨。风险专家也并非是“真空”式存在，在具备专业知识、技能、专业身份以外，他们也具有“组织嵌入性”的特征。而传统研究往往忽视这一点，更多强调专家和公众之间的知识差距。把专家看做“绝对”，其他因素为“相对”。而极少把专家的“绝对性”当做一种理论前提来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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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麟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璇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第一讲导论：心理实验研究的哲学基础 一、笛卡尔(1596-1650)和艾宾浩斯(1850-1909) 1．笛卡尔“身心二元论”：“我思故我在”，我的全部本性在于思维作用，认识外界事物必须靠心灵。心灵与形体彼此独立。 “身心交感论”：除了天赋观念、意志以及思维仍由心灵认识外，感觉、爱、恨、恐惧等是这一相互作用的结果。 2．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 艾宾浩斯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对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的额外变量的控制上。以无意义音节作为词语学习的实验材料──如“DIQ”、“KOP”等。采用这些材料可以达到几个目的：(1) 控制难易度；(2) 控制熟悉度；(3) 控制单元间的联结强度。(4)使用德文字母组合了约2300个无意义音节，解决了词语材料可能重复的问题。 采用序列学习法：把学习材料的各个单元项目排成序列，形成一个词单，在学习时，每个项目都按词单中固定的顺序依次一一呈现给被试，词单呈现完毕，被试开始回忆每个单元项目及其序列位置。例如，第一单元项目是“DIQ”，第二个是“VIF”，中间的记不清了，最后一个项目是“KOP”，如此等等。如果被试不能正确回忆所有的单元项目，或达到预期的学习标准，就必须继续接受另一次学习回忆期，如此等等，直到被试达到预定的学习标准。 以节省百分数为因变量，研究了间隔时间与遗忘的关系，采用了6个不同水平的学习和回忆的间隔时间：20分钟、1小时、8小时、24小时、2天、6天以及31天。 结论：开始一段时间遗忘较快，随着间隔时间的增加，遗忘速度减慢。 二、科学研究的实证原则：为什么艾宾浩斯的研究富有生命力？ 1．什么是科学 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分界(Karl R. Popper)：可证伪性、可验证性（可重复性） 科学的研究程序：问题假设→实验研究→理论→新的假设…… 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观察、实验、归纳、推理、直觉） 2．什么是科学的心理学
风险感知研究中的心理测量范式 伍麟张璇 2012-9-19 14:20:37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2期 【内容提要】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风险因素空前增加，风险类型不断变化，风险危害程度激增。人们生存意识空前自我反省，在不断博弈、挣扎和冲突过程中修正发展的路线和方向。心理测量范式是风险感知的心理学探索中最有影响的方法论技术和研究取向。它倡导通过表达性偏好的风险研究方法，描述风险的主观属性，解释风险感知的各类差异。在几十年发展中，心理测量范式进行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技术拓展以及相关研究主题内容的深化。心理测量范式的理论空间仍有待加强，应该在更加全面理解风险感知性质的基础之上，充分实现有效的风险沟通。 【关键词】风险风险感知心理测量范式 风险是现代社会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大到人类命运，小至个人事务，风险无时无刻地不与我们的生活相关联。学术界、社会各方对风险问题高度关注，“风险”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玛丽·道格拉斯认为风险是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概念集合。(Douglas，1985)詹姆斯·梭特则提出风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管理的基本方面。(Short，1987)风险研究的迅速发展既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又满足了时代的要求。“随着保罗·斯洛维克(Paul Slovic)和他同事们在20 世纪70年代进行的开拓性研究，近几十年来，关于风险感知的研究快速增长。”(Gillian Hawkes& Gene Rowe，2008)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是风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同时又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从宏观的政府决策到微观的个体行为都与风险感知息息相关。英国皇家学会1992年提出风险感知的经典定义，把风险感知定义为涉及“人们对危险和收益的信念、态度、判断和情绪，以
解读教育研究三大范式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潘茂明 内容摘要在教育研究的发展进程中，研究范式随着教育本身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革，同时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它的发展。不可否认，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解释主义这当今教育研究三大范式所着眼于教育的不同角度和层面，它们各自擅长于解决不同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分析三大范式的特点，理顺它们的共性，旨在于使读者能理解并合理使用这三大范式。 关键词实证主义批判主义解释主义 一、前言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的教育研究发展至今，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从融于哲学之中到自成体系的风雨历程，在25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研究范式的发展与革新始终是推动教育研究向前迈进的基础动力，而在教育科学日益分化和融合的今天，对教育研究中最基础的构成——研究范式做一番历史的回顾与未来的展望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教育研究范式的界定 “范式”的形成，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它是由美国科学家库恩提出的，其基本含义即为学科的科学群体所认同，学科的内容和研究要素、过程、方法等须形成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教育研究作为一门具体科学研究，它的研究范式即是指教育科学的研究群体对本群体所从事的教育研究活动的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的共同认识。需明确的是，本文所涉及的教育研究范式是与教育研究活动相关的范式，不包含与具体学科内容有关的方面，仅对教育研究过程、方法意义上的范式进行探讨。 （二）当今三大研究范式 毋庸置疑，自西方教育教育理论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梳理各个时期的关于教育研究范式的观点有很多，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Popkewitz（1984）的教育研究科学研究范式分类：经验分析科学、符号科学与批判科学，这是直接受Hanbermas（1968）的认识兴趣分类的启发的结果。当代一些学者则主张从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研究教育研究范式。Cohan等人建立在人们的“知识的质疑，认识，获得途径，传播方式的研究”这一认识层面上的，等分化出:实证的，规范的，解释的，自然的及批判的这三个进行科学研究的范式。但若从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及影响范围来看,笔者认为教育研究范式形成至今主要有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三个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 二、教育研究三大范式的特点 （一）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圣西门的学生兼秘书孔德。孔德不仅建立了实证哲学体系，而且致力于将实证的科学精神贯彻到一切知识领域之中。他主张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诸如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比较法等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认为只有将实证精神贯彻到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才能为社会改造和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实证主义的推动下，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也开始引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实证主义把自己的理论看成是统摄一切科学的“科学哲学”，主张用实证方法取代抽象思辨，认为可观察的事实是唯一不证自明的知识。这种以追求自然科学化为特征，以应用为目的的研究范式提出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一大批学者投身于教育实验、教育测量，使得传统的哲学——思辩的理论教育学改变为科学的教育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本体论上，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0b6178321.html, 风险感知研究综述 作者：孟一丹 来源：《科学与财富》2017年第09期 摘要：风险感知在创业领域的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研究在回顾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风险感知的概念界定、维度划分以及风险感知与创业意向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风险感知；风险；创业 一、概念界定 风险（Risk）是指一种不确定性，感知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的概念由哈佛大学学者RaymondBauer（1960）第一次提出并将其从心理学领域延伸到营销学领域。他认为消费者没有办法对任何购物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进行正确的判断，但事实上个别结果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不好的购物体验并造成情绪上的不愉快。因此，消费者做出的决策存在着结果的未知，而这正是风险的内涵。Cun-ningham和Cox（1967）认为风险感知就是消费者做出购物决策后，可能面对的坏的结果及其出现可能性的乘积。Slovic （1987）认为风险感知就是人们依靠自身的直觉对各种消极事件进行的预估和判断。Cutter （1993）认为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对风险做出的判断，并对风险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相应的行动。靳取（2010）认为风险感知包含个体对风险的态度和做出的评价及反馈。风险感知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创业领域关注。Sitldn和Pablo（1992）认为风险感知可以对许多创业现象进行有强有力的解释。Palich和Bagby（1995）指出风险感知可以对创业者做出有风险的决策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我国学者陈震红和董俊武（2007）也开始注意到风险感知在创业领域的作用，但并未给出定义。刘万利和胡培（2012）认为风险感知是创业者在创业开始阶段对项目的认知，可以降低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风险。 二、维度划分 风险感知概念本身属于心理学范畴，内容比较抽象且泛化使其在测量方面变得比较困难。Cunningham（1967）第一个次提出风险感知的双因素模型，开始用四级量表测量后来演变成 三级量表，并通过乘法进行组合得到1至9的不同风险级别。虽然Cunningham本人认为这种建构方法比较模糊，但是这个测量模型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了主流模型。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双因素的模型出现很多分歧，尤其是在对双因素进行相乘还是相加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些学者转而从维度上展开研究。Jacobv和Kaplan（1972）认风险感知包含财务、生理、绩效、心理和社会五个维度。Stone和Gronhaug（1993）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时间维度。Simon （1999）通过用点量表衡量创业者风险感知的水平，具体包括6个题项分别是：“觉得创业计划成功率不高”，“觉得创业计划可能造成大量损失”，“觉得创业计划面临风险多”，“觉得创业决策不是个明智的决定”，“认为创业计划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好的影响”。此后Anne-Sophie
实验心理学经典范式整理 潜变量分析(latent variable analysis） 近年来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潜变量分析。传统研究方法认为一个执行测验的成绩就能够代表一种执行功能，而潜变量分析采用多个执行测验对同一执行功能进行测量，并从中提取它们的共性，形成该执行功能的潜变量。对测量同一执行功能的多个任务应涉及不同的实验刺激和实验程序，以避免在潜变量提取后的执行结构中仍含有非执行的成分。潜变量提取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诸如纯度，结构有效性等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各执行功能间，以及执行功能与其他一些认知结构间的关系。Miyake等报告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三项执行功能(对优势反应的抑制，注意转换和记忆刷新)间存在一定的相关，但也清晰地表现出相互可分离性;并且，这三种执行功能在一系列复杂执行任务(包括神经心理学测验)中的贡献是不一样的。然而，由于潜变量提取需要进行多项测验，结构方程建模还需要较大的样本量，使得这种研究方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困难。 n-back范式 n-back范式要求被试者将刚刚出现过的刺激与前面第n个刺激相比较，通过控制当前刺激与目标刺激间隔的刺激个数来操纵负荷。当n=1时，要求被试者比较当前刺激和与它相邻的前一个刺激;当n=2时，则比较当前刺激和与它前面隔一个位置上的刺激;当n=3时，要求比较的是当前刺激和它前面隔两个位置上的刺激，依此类推获得不同程度的任务难度。任务类型包括字母匹配任务，位置匹配任务和图形匹配任务三类。在位置匹配任务中，要求被试者判断两个刺激呈现的位置是否相同，而不管两者是否为同一个字母或图形;在字母或图形匹配任务中，则要求被试者判断两个刺激是否为同一字母或图形，而不管他们的呈现位置如何。该范式的优点在于将任务设计成在工作记忆上施加一连续的，参数可变的负荷，而其他任务需要保持恒定。P.O.Harvey等(2004)用n-back范式评估年轻抑郁症住院病人的刷新加工，抑郁病人在n-back任务中显示了较差的操作。 他们的结果说明:排除包括2-back和3-back条件的复杂信息管理，1-back条件是一个更纯的刷新加工测量方法。n-back任务也被广泛用于工作记忆的神经成像研究中。神经成像研究应用n-back任务有如下几个理由(Braveretal，1997;Cohenetal，1997;Jonidesetal，1997):首先，比较神经成像研究早期应用的任务，n-back任务是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范式:反思与前瞻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向多样的转变过程。梳理、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变迁历史、现实样态、存在问题,展望其发展趋势和未来走向,对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意义。2007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主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反思与前瞻”。根据会议发言,我们约请相关专家撰写了本组文章。其中,苏州科技大学任平教授提出:“出场学”研究视域即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问题的哲学范式。该研究范式强调在历史语境、出场路径与出场形态三者关联中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逻辑,包括历史与哲学两个地平线、四大模块的理解范式。从历史到当代的地平线转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地平线从“当年”到“当代”的发展,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总体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郭湛教授认为: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发展,可从理论与实践、存在与规律、主体与活动、生产与发展、文明与交往五方面来讨论。在这些范式转换中,主体与活动方面更具核心意义,其中的主体与活动的性质问题尤为重要。从主体性到公共性,是主体与活动性质演变的大趋势,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的根本走向。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张亮副教授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传统范式的生成历史及研究者对各种新范式的建构尝试的反思,指出:传统范式是中国学者在独特的中国语境中,融合优秀的传统治学方式后自主再创造的结晶;而新范式的建构尝试则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繁荣。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多元并存格局,仅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最终将被真正的历史科学所超越。 Ξ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研究”阶段性成果。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场学视域 Ξ任 平 一、出场学: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问题的哲学范式哲学范式总是时代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问题、进而提出出场学范式首先基于一个时代性挑战。“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1993年,《哈姆莱特》的这一句戏词,被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用来指认一个并非完全没有戏剧性效果的“历史事实”:在旧工业化与资本全球化时代出场的马克思主义,遭遇新全球化时代,导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美国新全球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反恐怖战争,生态主义和绿色政治,知识经济和消费社会,反思现代性与后现代思潮的冲击,族性政治与文明冲突等等,? 4?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研究现状及分析 ［摘要］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是网络安全领域的热点课题,开展这项研究,对于提高网络系统的应急响应能力、缓解网络攻击所造成的危害、发现潜在恶意的入侵行为、提高系统的反击能力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探讨了研究的现状并分析了其重要性。 ［关键词］CBR原理；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研究现状 1 CBR原理概述 1.1 简单误报识别 一是利用网络拓扑信息及主机配置信息识别误报。比如：主机安装apache 作为Web服务器针对IIs服务器的unicode攻击报警就可以通过主机配置信息识别为误报。二是基于入侵场景完整性原则识别误报。一般来说,一次成功的黑客入侵是通过多个相关入侵攻击活动组成的。相反,孤立的单一入侵报警则很有可能是误报或是失败的入侵企图。因此,基于此假设,我们可以有效识别部分误报。三是利用漏洞扫描器的检测结果验证入侵报警是否为误报。入侵检测系统（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IDS）是对计算机或计算机网络系统中的攻击行为进行检测的自动系统。实际中运行的IDS均存在着大量的误报警,据统计误报警的数量最高可达99％。误报警产生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攻击特征描述不完善或者检测系统自身在算法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存在缺陷；第二类是网络数据包内确实包含攻击特征,但是对于具体的目标或者环境没有作用或不构成威胁,仍被判定为攻击的情况。事实上,由于报警被误判后的代价是不均衡的,即真报警被误判为误报警所付出的代价要比相反的大,因此如何在保证较高的检测率和较低的误报率的前提下降低IDS的误报警已经成为入侵检测领域的研究热点。 1.2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的产生 现有的网络安全防护主要依靠病毒检测、入侵检测和防火墙等单点安全设备,由于它们彼此间缺乏有效协作,使得各类安全设备的效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网络系统的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Internet和各类应用发展的主要问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Network Security Situation Awareness,NSSA)在此背景下产生,目的是从总体上把握网络系统运行的安全状况及未来趋势,实时感知目前网络所面临的威胁,为及时、准确的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最终将网络不安全带来的风险和损失降至最低。 目前,对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志分析、NetFlow、SNMP和面向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基于异质多传感器、灰色Verhulst、层次化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模型,基于数据融合、粗糙集、博弈理论、支持向量机等理论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方法,基于小波分析、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理论的网络安全态势动态预测方法。上述模型及方法的提出极大推动了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理论的向前发展,在某些领域已开始应用并取得一定效果。但是,由于上述方法均不能从网络行为的本质把握网络运行规律,使得现有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存在着感知范围窄、
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正式出现,可以追溯到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公开出版。它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以现代哲学的眼光来整理和诠释中国古代的思想内容及其发展过程。自此之后,人们尝试了多种方法和多种视角,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了多个层面的清理和挖掘,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每一种方法都包含着研究者自己的研究理念以及对古人思想的独特见解。经过近百年的艰辛探索,逐渐形成了四套集方法和理念为一体的比较成熟的系统框架。我借用库恩的术语,将它们称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这四个范式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并理所当然地享有崇高的权威。人们只要一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便自觉不自觉地落入这四大范式,既受到它们的激励,也受到它们的 制约。 因此,对这四个范式进行理性的反思,将有助于我们清理思路,扬长避短,更好地领会古人的智慧。 一、冯友兰范式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最早创立者之一。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突然进入近现代,人们置身其中的整个语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古代的一些自明的东西,现在变得晦暗不明了。比如,在古人看来,成圣成贤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无需证明;需要证明的只是成圣成贤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做才能成圣成贤的问题。周敦颐的《通书》前九章都在阐释诚、神、几,曰圣人之意(即何为圣人的问题),第十章揭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旨(即人当以圣人为标准的结论),至于人何以要成圣成贤的问题没有明确提及;此后讨论的重心转向了成圣成贤如何可能以及如何用力的问题,核心的问题乃是第二十章提出的圣可学乎与有要乎的问题。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也只问圣人可学而至欤和学之道如何,不及何以要学圣人的问题。但是,现代语境从根本上颠覆了使古代人认之为自明的东西得以成立的整个世界图式、历史叙事和价值体系,也即打碎了整个古代语境,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现代语境。这种全新的现代语境,要求一切都要用理性来重新衡量。过去自明的东西面对理性的拷问,突然变得不可理解了,如:为什么要成圣成贤?为什么成圣成贤是人生第一要义?自明的东西一旦失去了其自明性,建立在其上的全部理论学说,顿时也都变成荒唐而难以理喻的东西。这就需要用新的概念系统,对古人的思想学说重新加以解释。不同的概念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解释框架,那些被证明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现代解释框架就成为范式而迅速被人接受。冯友兰第一次成功地建立了这种范式。 冯友兰范式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普遍哲学模式,二是民族哲学模式。另外,冯友兰后来还接受过阶级分析模式,但毕竟只是被动地接受,不同于他自己原创的前两个模式。所以,严格说来,冯友兰范式主要指前两部分。 对普遍哲学模式的探讨,胡适做得更早,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就是想用考据的方法和实用主义的理念来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思想。但他做得不成功,也没有最后完成。所以,普遍哲学模式的创立还得算在冯友兰头上,其标志就是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出版。(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于1933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全书上下两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次再版。) 当时,金岳霖的审查报告非常敏锐地揭示了它的意义。他认为,所谓中国哲学,可以指中国的独特哲学,也可以指在中国的普遍哲学;而冯友兰选择了后者,即在中国的哲学,或者说普遍哲学在中国的表现。(注: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282页。)冯友兰据以理解普遍哲学的基础是新实存论,其核心是共相理论。他认为,普遍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一般与特殊或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了这个模式的强大解释力。后来他把自己的这个模式加以自觉总结,就形成了《贞元六书》中的《新理学》。这个解释模式的生命力是
问题解决的研究范式及影响因素模型 [摘要] 问题解决有两种层面的研究范式，即表征式和社会文化范式。为了研究问题解决过程中内外影响因素，本文将这两种研究范式结合起来，采用量化和质化方法，旨在建立问题解决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发现外部因素中，教师的教学范式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内部因素中学生的问题解决态度和一般的学习取向对学生的问题解决有着间接的影响作用。外部因素也会影响内部因素，教师的教学范式越接近建构主义风格，学生的解难态度、学生取向以及对环境的观感越积极。本研究对问题解决教学活动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问题解决；研究范式；教学范式；观感 问题解决在学校教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是学校教育重要的目标之一（如问题解决能力），更是达成教学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如问题解决教学法）。本文主要侧重前者，即研究个体的问题解决机制，对问题解决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梳理，并尝试在实证研究中融合不同范式，探索问题解决的内外因素的影响机制。鉴于此，教师使用问题解决教学法才能有的放矢，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问题解决过程。 一、问题解决的研究范式和具体方法 问题的存在是由于个体目前所处状态与想要达到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差距，[1]而问题解决的过程就是消弭二者差距的“一系列目标导向的认知活动”。[2] 问题解决的研究范式有两种，一种是表征式水平（Representational Level）的研究，另外一种是社会—文化水平（Social-Cultural Level）的研究，二者互为补充。 （一）表征式水平的问题研究范式 在表征式水平的支持者们[3]看来，人们的内部心理过程不是不可分析的，而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表征出来，并为人们所研究和分析。这种表征的方式通常是一些“构件（Construct），如思维模式、图式、概念、规则、理论等”。在表征式研究范式的背后有两个假设：个体对知识的思维表征是认知的“中介状态（Mediating State）”；另一个假设是，通过分析个体对刺激的反应，如分析个体思维的口语报告，就可能得到他们的内部认知模式。口语报告反映的往往是人们加工知识的中间状态，如此，人们的认知活动就可以定义为：获得、组织和应用知识[4]的过程。提高个体的问题解决能力（一种高阶认知活动），就可以转化为获得、组织和应用一定知识。
经典心理学实验范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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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心理学经典范式整理 潜变量分析(laｔent vａｒiａble analysｉｓ) 近年来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潜变量分析。传统研究方法认为一个执行测验的成绩就能够代表一种执行功能,而潜变量分析采用多个执行测验对同一执行功能进行测量,并从中提取它们的共性,形成该执行功能的潜变量。对测量同一执行功能的多个任务应涉及不同的实验刺激和实验程序,以避免在潜变量提取后的执行结构中仍含有非执行的成分。潜变量提取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诸如纯度,结构有效性等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各执行功能间，以及执行功能与其他一些认知结构间的关系。Miyakｅ等报告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三项执行功能(对优势反应的抑制，注意转换和记忆刷新)间存在一定的相关，但也清晰地表现出相互可分离性;并且，这三种执行功能在一系列复杂执行任务(包括神经心理学测验）中的贡献是不一样的。然而，由于潜变量提取需要进行多项测验，结构方程建模还需要较大的样本量,使得这种研究方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困难。 ?n-ｂａｃｋ范式 ｎ-bａck范式要求被试者将刚刚出现过的刺激与前面第n个刺激相比较,通过控制当前刺激与目标刺激间隔的刺激个数来操纵负荷。当ｎ=1时,要求被试者比较当前刺激和与它相邻的前一个刺激;当n＝2时,则比较当前刺激和与它前面隔一个位置上的刺激;当n=３时,要求比较的是当前刺激和它前面隔两个位置上的刺激，依此类推获得不同程度的任务难度。任务类型包括字母匹配任务，位置匹配任务和图形匹配任务三类。在位置匹配任务中,要求被试者判断两个刺激呈现的位置是否相同,而不管两者是否为同一个字母或图形；在字母或图形匹配任务中，则要求被试者判断两个刺激是否为同一字母或图形,而不管他们的呈现位置如何。该范式的优点在于将任务设计成在工作记忆上施加一连续的,参数可变的负荷，而其他任务需要保持恒定。P.Ｏ.Harvey等(２004)用n-bａck 范式评估年轻抑郁症住院病人的刷新加工,抑郁病人在ｎ-ｂack任务中显示了较差的操作。?他们的结果说明:排除包括2-bａck和3-ｂaｃｋ条件的复杂信息管理，１－baｃk条件是一个更纯的刷新加工测量方法。n-baｃｋ任务也被广泛用于工作记忆的神经成像研究中。神经成像研究应用n-bａck任务有如下几个理由（Brａveretal，１9９7;Cohenｅｔal,199７；Ｊonｉdeseｔａｌ，199７):首先,比较神经成像研究早期应用
浅谈价值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02级王军 范式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语中，是“范型”，“模特儿”的意思。库恩（kuhn）构建其科学哲学时，将这一范畴作为自己科学观的中心概念来使用。库恩认为，科学研究应该有一定的起先导作用的方针，给研究者共同体提供问题的样本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范式。 库恩的范式一般认为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范式要建立在重大理论成就的基础上，能为以后的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共同体成员提供一种把握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他认为，科学研究的转变不是研究对象的转变，这种转变根本在于范式的转变。科学研究就是研究范式。放弃范式就等于停止了科学研究。科学的历史也不是由知识的连续积累所起到的进步作用上，而在于范式替代过程中间断性转换过程。科学的革命就在于范式转换。其次，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科学的革命，也就是不同的范式的转换。他认为，不同范式之间不存在共同的评价标准。范式在转变过程中有显著的断裂，他强调在范式转换期间知识的非积累性。这样才可以体现革命性。最后，范式是得到一定科学共同体一致赞同的。科学共同体是具有自律性的专家集团，要参加这个团体，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在对科学业绩进行评价时，除了由共同体进行的“同行评价”外不承认其他任何权威。因此不容许国家权力和社会舆论以任何理由介入对业绩的评价。科学家共同体在其限度内享有研究的自由，拥有按照专业标准对科学理论进行判定的权利。这是库恩范式论的主要观点。自库恩将范式作
为他的理论的中心范畴后,范式很快的被大家所接受,一般认为进行理论研究时应该先树立一个理论研究的范式。 价值哲学从兴起到现在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哲学研究的范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价值哲学刚兴起时，文德尔班曾试图将价值哲学作为元哲学来对待。后来的弗莱堡学派也试图将价值作为整个哲学的中心。但都没产生强烈的影响，对哲学学科来讲没有起到范式的作用。以后的价值哲学研究，基本上都沿着价值哲学是哲学的分支或者是元哲学本身的组成部分来对待。我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因为对价值问题存在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认识，认为价值学说是资产阶级的学说，因此一般人们对价值问题避讳莫谈。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价值哲学的研究才在我国兴起。一时，理论界兴起了价值热。九十年代，哲学的用和无用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以往被认为是学中之学的哲学，在市场经济下，被人们视为无用或者学究之学。对待哲学这样的现实命运，哲学界通过两种途径去给哲学找出路。其一，让哲学顺应潮流，给哲学在现实中找出路。于是，种种哲学应运而生，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有了哲学，哲学从以往纯粹的元哲学走向了分野。其二，对元哲学本身的体系要求进行改造，在哲学的阐释形式上给哲学找出路。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哲学和元哲学的关系问题又一次被人们所关注。价值哲学是元哲学的一个分之或者组成部分，或者说元哲学本身就是价值哲学两种观点又产生了对立。当然这是从总体上讲价值哲学的。深入到价值哲学内部，从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价值哲学到现在，价值哲学的一
感知风险（Perceived Risk） 感知风险最初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学的Bauer(1960)从心理学延伸出来的。他认为消费者任何的购买行为，都可能无法确知其预期的结果是否正确，而某些结果可能令消费者不愉快。所以，消费者购买决策中隐含着对结果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也就是风险最初的概念。 鲍尔认为“感知风险”包括两个因素：(1)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例如：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可能它的性能很好，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常常莫名其妙地死机，运行速度慢等等。(2)错误决策后果的严重性，亦即可能损失的重要性，例如：如果买的这台笔记本电脑总是出现问题，会不会影响工作效率，会不会造成工作的失误，会不会因为买了这台糟糕的电脑而受到家人、朋友、同事的嘲笑? Cox(1967)继Bauer(1960)的研究之后将感知风险的概念予以具体化的说明。他认为，感知风险理论的研究，其基本假设在于消费者的行为是目标导向的，在每一次购买时，都有一组购买目标。当消费者主观上不能确定何种消费(地点、产品、品牌、式样、大小、颜色等)最能配合或满足其目标，即产生了感知风险。或者，是在购买行为发生后，结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时，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也产生了感知风险。 顾客担心新产品会给自己带来哪些风险呢，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对此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972年，Jacoby、Kaplan将顾客感知风险分为财务风险、功能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和社会风险；1975年，Peter·Tarpey提出的第六个重要的风险为时间风险；1993年，Stone·Gronhaung的研究表明，前五种风险加上时间风险可以解释88.8%总感知风险。至此，许多对顾客感知风险的研究都是从以下六个因素来进行的：时间风险、功能风险、身体风险、财务风险、社会风险和心理风险。 ●时间风险：购买的产品需要调整、修理或退还造成的时间浪费而带来的风险。 ●功能风险：产品不具备人们所期望的性能或产品性能比竞争者的产品差所带来的风险。 ●身体风险：产品可能对自己或他人的健康与安全产生危害的风险。 ●财务风险：产品定价过高或产品有质量问题等招致经济上蒙受损失所产生的风险。 ●社会风险：因购买决策失误而受到他人嘲笑、疏远而产生的风险。 ●心理风险：因决策失误而使顾客自我情感受到伤害的风险。 顾客的购买过程一般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确认需要、收集信息、评价方案、购买决策和购买后行为，但有时并不是完全如此，尤其是参与程度较低的购买，顾客可能会跳过或者颠倒某些阶段。 米切尔的研究表明，在购买过程的各个阶段，顾客感知风险的水平是不同的。在确认需要阶段，由于没有立即解决问题的手段或不存在可利用的产品，顾客感知风险不断增加；开始收集信息后，风险开始减少；感知风险在方案评价阶段继续降低；在购买决策前，由于决策的不确定性，风险轻微上升；假设购买后顾客达到满意状态，则风险走低。 由于顾客在购买的整个过程中都冒着某种程度的风险，因此，每个顾客都在努力回避或降低这种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顾客的购买行为就是一种减少风险的行为。其中，在五阶段中，顾客购
研究范式 一、范式的提出及其基本含义 “范式（paradigm）”一词，原是指语法中的“词形变化表”一词，它的原意是表示磁性的变化规则。作为一种专门术语，“范式”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史家库恩（T.Kuhn）在《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1959)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教科书只是提出专业人员作为范式而接受的具体阶梯，然后要求学生………解题，这些问题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十分接近于教科书或相应的讲课给以引导的题目。”但是，这一术语的广泛传播以及被人们普遍的接受，还是与库恩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有关。这本书的出版史仅有172页的小册子，但却引起了哲学、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各界的巨大震动。在这本书中，库恩使用最多的一个术语就是“范式”。据英国学者马斯特曼（Masterman,M.）统计，库恩在这本书中至少以21种意思使用“范式”。通过分析，可以把这21种含义划分为三类：第一，形而上学范式，也叫元范式，如把“范式”当做一种有效地形而上学思辨，一种新的观察方式、一张地图、一种统帅知觉的条理化规则等；第二，社会学范式，如把“范式”定义为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领域，象一套正当制度、司法裁决等；第三，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即以更具体的方式来使用“范式”，把它作为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一本实用的教科书或经典著作、实用的仪器设备、一个语法规范、一些供给的工具。把库恩的各种观点综合起来，他把“范式”解说为理论体系、研究规则和方法的“结构”，并认为它规范着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观察世界的角度，决定着问题的提出、材料的选择、抽象的方向、合理性标准的确立以及问题的解决，新旧范式的交替是科学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库恩看来，范式有两个特点或标准：一是能够把一些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二是它能够知道这些拥护者进行解难题活动，所以范式对科学研究者既有心理上的定向作用，又有实际上的指导作用。 由此可见，所谓范式，是指从事同一个特殊领域研究的学者所持有的共同的信念、传统、理论的方法。范式代表了一种近乎固定的问题的解决方式。范式不是理论，但他对理论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推及到课程与教学的研究范式，可以把它看做是课程研究者在研究课程问题时所持有的共同的信念、传统、理论和研究形式、研究策略。 二、当今教育领域三大研究范式 自西方教育教育理论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梳理各个时期的关于教育研究范式的观点有很多，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Popkewitz（1984）的教育研究科学研究范式分类：经验分析科学、符号科学与批判科学。当代一些学者则主张从女性主义、后现
实验心理学经典范式整理 潜变量分析（latentvariableanalysis ） 近年来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即潜变量分析。传统研究方法认为一个执行测验的成绩就能够代表一种执行功能，而潜变量分析采用多个执行测验对同一执行功能进行测量，并从中提取它们的共性，形成该执行功能的潜变量。对测量同一执行功能的多个任务应涉及不同的实验刺激和实验程序，以避免在潜变量提取后的执行结构中仍含有非执行的成分。潜变量提取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诸如纯度，结构有效性等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各执行功能间，以及执行功能与其他一些认知结构间的关系。Miyake等报告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三项执行功能（对优势反应的抑制，注意转换和记忆刷新）间存在一定的相关，但也清晰地表现出相互可分离性；并且，这三种执行功能在一系列复杂执行任务（包括神经心理学测验）中的贡献是不一样的。然而，由于潜变量提取需要进行多项测验，结构方程建模还需要较大的样本量，使得这种研究方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困难。 n-back n-back要求被试者将刚刚出现过的刺激与前面第n个刺激相比较，通过控制 当前刺激与目标刺激间隔的刺激个数来操纵负荷。当n=1时，要求被试者比较当 前刺激和与它相邻的前一个刺激；当n=2时，则比较当前刺激和与它前面隔一个位置上的刺激；当n=3时，要求比较的是当前刺激和它前面隔两个位置上的刺激，依此类推获得不同程度的任务难度。任务类型包括字母匹配任务，位置匹配任务和图形匹配任务三类。在位置匹配任务中，要求被试者判断两个刺激呈现的位置是否相同，而不管两者是否为同一个字母或图形；在字母或图形匹配任务中，则要求被试者判断两个刺激是否为同一字母或图形，而不管他们的呈现位置如何。该范式的优点在于将任务设计成在上施
公共政策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范式 2012年12月26日15:21 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期作者：张润君任伊扬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09 【内容提要】公共政策科学总以特定的政策问题为其研究对象，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确定政策目标，选择政策工具，解决政策问题。政策源于问题又回归于问题，从问题就是“心中的一种理想、期盼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一定义出发，可以阐发出一种将理想追求与现实分析有机结合的政策科学研究范式，即“问题”范式。 【关键词】公共政策科学“问题”范式政策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更多、更为复杂的难题，如环境、人口、健康、能源、交通、教育、疾病、贫困、犯罪等。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发展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公共政策科学的逐渐成熟和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建国初，我国人均GDP不足100美元，2003年达到100美元，2008年，首次突破3000美元大关，五年涨了两倍。[1]2011年已达到5432美元，居世界87位。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往往是社会矛盾较为严重的时期，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群体性事件增多，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社会伦理需要完善的重要时期。[2](P40) 政策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政策科学和政策分析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的出现被誉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德诺尔、里夫林)、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冯贝米)以及“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罗迪)[3](P1)，公共政策科学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发展速度最快、最富有研究活力的学科之一，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日趋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4](P37)公共政策科学从拉斯维尔的奠基到德罗尔的发展，再到政策过程研究的展开，已形成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和特定的研究途径以及研究范式，如政治学研究途径、经济学研究途径、伦理学研究途径。政策科学和政策分析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政策科学和政策分析的发展是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迁而发生的，古代和中世纪政策研究角色的分化和专门化与城市文明的产生、发展及复杂化有关；近代政策研究程序的改变则与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实验自然科学的产生密切相关；当代政策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则特别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及政府组织的迅速成长。[3](P12) 第二，政策科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将初创时期内涵的各个要素和内在张力充分表现了出来。政策科学已经并不是由单一的维度构成，其间存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紧张。德罗尔曾呼吁通过综合哲学基础与构建本体理论，引入现实主义研究方法与开创宏观公共政策分析，改进元政策制定系统对公共政策进行理论建构。[5](P23) 第三，我国政策科学研究与实践步入正轨较晚，公共政策科学的重要性和学科的独立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政策分析方法和技术落后，定量分析手段缺乏，对现实政策问题研究不深等现状，与当前我国
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探索 2008：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探索景海峰【专题名称】中国哲学【专题号】B5 【复印期号】2009年12期【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2009年5期第13～19页【英文标题】2008：The Paradigm Tra 【内容提要】近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大哲学”意识的浮现与提升，试图打破哲学二级学科的框限，在中哲、西哲和马哲之间找到对话与沟通的孔道，以共同面对当前的世界格局和中国文化的新处境；二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本土化转向，特别是对以往过分依赖于西方的研究范式及方法的深刻反省和努力调整，使得学界之立场与态度、取径与方法，以及问题意识和学问关注等等，均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以2008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例，选取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略作述评，可以见其概貌。 【关键词】中国哲学/中、西、马对话/国学与哲学/内在价值/诠释方式 回顾2008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似有波澜不惊之感。在经历了以“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为媒介的学科深度反思之后，学术界稍事喘息、茫然四顾，颇有点不知所从的感觉。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惯性研究套路和普遍方法被进一步消解和稀释，其与中国思想史、历史文献学，乃至于一般的传统文史学之间的界限也越发模糊，有时甚至难分彼此。而基于后现代哲学的异彩纷呈、扑朔迷离，对于西方思想之新的吸纳与消化，也就同样呈现出了多元化和不确定性的特点，难以形成主流之态势。在传统范式弱化、探索的多向性蓬勃展开的格局下，试图遵循着原有的描述路径和评价方式也变得困难起来，“概括”只能行走在不能概括的密林之中。但多向的探索毕竟打开了更大的空间(问题域)，也掘发出了更为深层的话题，这就使得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前所未有的丰赡性和多样性呈现出来，其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我们这里试着举出几题，略予评述。 一、中哲与西哲、马哲的对话和融通 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仍处于分隔和裂散的状态。因学科分类的辖制，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河饮马、互不统属，各有一套独立的学术规则和叙事逻辑，在各自的既定情景和惯性轨道上运行。哲学研究与教育的从业者，也是分田耕作，画地为牢，只知有汉，哪管魏晋，早已经习以为常。这种状况由来已久，渐行渐显，只是于今更甚，随着科研、教学体制化的变本加厉和哲学研究从业队伍的急剧膨胀，这似乎已经成为无法疗治的痼疾，积重难返，救无可救。但面对全球化融通时代的到来和由独白走向对话、分隔变为一体的新世界之场景，以世纪性崛起的姿态和文明大国之身份登场的中国，其哲学岂能是这般的四分五裂、甚或面貌不清？目前的中国哲学状态，以未经过充分融合的中、西、马之杂拌形式，显然是难以承担起时代重任的，也不足以代表全面开放、走向世界新纪元的中国哲学之整体。 面对中哲、西哲、马哲亟待进行学科整合与学理融贯的现实要求，继2007年底在深圳大学举办了以“对话、融通与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开展”为主题的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之后①，这一年来，不同学术领域和学科背景的学者，就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和如何有效地开展中、西、马之间的对话，纷纷发表论议，提出自己的见解。 学者们普遍认为，现行的哲学分科体制积弊甚重，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哲学的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