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总第154期）城镇化与农村经济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
———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
金梅1，申云2
（1．怒江州州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室，云南怒江673100；
2．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四川成都611130）
摘要：在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资源匮乏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搬迁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对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云南省怒江州贫困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数据，采用DID模型对绝对贫困户和相对贫困户在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前后的生计资本变动状况进行政策评估，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总体上有利于提升农户生计资本。
其中，依托企业带动安置模式（模式一）和山上搬山下安置模式（模式三）对提高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降低农户易地扶贫搬迁交易成本，并实现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的；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模式二）对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变动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有利于提升农兼型和兼农型农户的生计资本；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模式（模式四）对易地扶贫搬迁绝对贫困户生计资本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却有利于提升农兼型为主的相对贫困户的生计资本，造成“搬富不搬穷”的现象。此外，人力资本提升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作用最为显著，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
关键词：精准扶贫；易地扶贫；扶贫模式；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506（2017）05-0070-12
一、引言
截至2016年底，我国仍然存在433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施精准扶贫对于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等扶贫政策性文件的相继出台，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脱贫攻坚提供了良好契机。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调研时特别强调，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加强因地制宜地研究并实施“五个一批”①扶贫攻坚计划，提高扶贫项目和资金使用的精准度，让贫困群
■收稿日期：2017-05-0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63025）；西南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JBK1707008）
■作者简介：金梅（1968－），女，云南怒江人，云南怒江州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室副教授；申云（1986－），男，江西吉安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讲师。
①精准扶贫中的“五个一批”是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金梅，申云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
众真正得到实惠。易地扶贫搬迁成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被誉为解决集中连片特困人群脱贫的有效手段（汪磊和汪霞，2016）［1］。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存在自然环境脆弱、自然资本匮乏、物质资本积累较少等特征，贫困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高度重合，使得一方水土无法养育一方人。贫困地区农户往往依赖于农业生产和农地生活，许多贫困人口在搬迁之后仍然处于贫困线边缘，即存在脱贫后又返贫的现象（何得桂和党国英，2015）［2］。因此，要实现搬迁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政策目标，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尤为关键（贺东航和孔繁斌，2011）［3］。在现有的易地扶贫搬迁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采用何种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以实现农户的脱贫致富，重塑其生存空间，使其搬迁之后的社会融入感和生计资本获得感增强，成为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以及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动状况为本文评估和检验该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天然的准实验条件，相关结论则为下一步易地扶贫搬迁模式的优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述评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内嵌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结构性制度框架中。易地扶贫搬迁在国外称作“生态移民”，相关理论研究主要围绕贫困人口如何减贫而展开。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生态贫困理论、区位理论以及可行能力理论。这些理论都认为生态脆弱和自然资本匮乏是造成贫困的直接诱因，导致贫困人口脱贫能力的剥夺（李培林和王晓毅，2013）［4］以及社会排斥现象的产生（阿玛蒂亚·森，2002）［5］，进而使得贫困人口生计资本不断恶化。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提出了以人的资本、能力及其活动为核心的农户生计（Bebbington，1999）［6］、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分析框架（Glavovic和Boonzaier，2007）［7］，认为贫困群体在原有生存区域无法获得摆脱生计资本恶化的能力。因此需要搬迁到基础设施较好和市场发育较完善的地区，重塑新的生存空间，提高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本并推动他们脱贫致富（Meinzen和Adato，2008；金莲等，2013）［8－9］。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2000）［10］将生计资本视作一种可持续的谋生能力，它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并可能得以保持和强化，是一种能使自身禀赋不损坏、并且可以掌控的能力资本。该组织将可持续生计资本划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五种类型。Chambers和Conway（1992）［11］将生计界定为人们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以及活动基础之上的一种谋生方式，其重要特征是直接关注资源和在实践中所拥有的选择之间的联系（Ellis，2000）［12］。
国内对精准扶贫和农户生计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计资本的风险防范及策略。如李小云和董强（2007）［13］认为家庭或个人的资本状况是影响其生计策略和环境风险应对的基本前提，也是农户贫困瞄准的重要参考依据。李雪萍和龙明阿真（2012）［14］认为连片特困地区村庄生计资本的提高需要政府和村民合作，搭建培育“桥梁”社会资本和“链接”社会资本的“高整合—高链合”框架，才能更好地促使贫困地区的农户脱贫。苏芳和尚海洋（2012）［15］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解构分析，发现农户风险应对策略依次遵循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的路径，而金融资本是人力资本的充分条件，是农户抗风险能力提升的核心要素。赵文娟等（2016）［16］剖析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发现农户的金融资本指数最高，主要对兼农型农户的生计策略影响显著，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对纯农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最为显著，而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促使纯农性农户向农兼型农户转化的核心因子。陈胜东等（2016）［17］的研究发现搬迁移民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有较显著的提高，移民能有效增加移民户的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汪磊和汪霞（2016）［1］对比分析了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前后的变化以及对农户增收的贡献，发现搬迁后农户生计资本增量提升，结构也更均衡。
通常来说，各级地方政府往往习惯于采用自上而下式的易地扶贫搬迁路径（荀丽丽和包智明，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2007）［18］，但由于对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造成特困农户资金扶持、生产生活、社会保障配套等不足，使得真正的贫困群体的参与度并不高，因而减贫效果受到一定质疑。特别是部分地区易地扶贫搬迁中出现了“搬富不搬穷”“见户不见人”“穷人带帽子、富人得实惠”等现象（何得桂和党国英，2015）［2］，导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效大打折扣。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特别是实践中存在各种搬迁模式，对不同场域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获得感的变动状况还需要进行实证评估和检验，以防止移民搬迁安置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出现“简单化”和“一刀切”的扭曲现象，进而为政策优化提供经验证据。只有构建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参与政策实践，促进扶贫主体多元合作，提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执行效果和贫困农户的参与度，才能使贫困农户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提升（叶青和苏海，2016）［19］。
为此，本文采用云南省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数据，并基于国定贫困线和低保贫困线标准，通过DID模型对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在农户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动状况进行政策评估。本文尝试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确定何种模式有利于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后生计资本的获得感；二是分析不同收入结构（纯农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的贫困农户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的生计资本变动效果；三是对政府在执行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农户生计资本组成结构中的贡献度优先序进行评估。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基于国定贫困线和低保贫困线的划分，评价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对绝对贫困户和相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变动的政策效果，得出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对搬迁后农户生计资本提升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证实易地扶贫搬迁确实存在政策执行走样的情况，导致“搬富不搬穷”和“搬少不搬老”现象的存在。二是根据贫困户的收入结构对比纯农型、农兼型和兼农型三类农户在易地扶贫搬迁中的生计资本变动效果，为下一步优化扶贫措施提供更具操作性的经验证据。三是对农户生计资本结构中的贡献度优先序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提升农户生计资本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假说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云南省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具体为怒江州重点扶贫对象和扶贫项目的相关数据①。该系统包括扶贫对象、扶贫措施、扶贫成效、绩效考核以及数据分析等子系统。怒江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怒江中游，该州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达92.2%，是云南省边远少数民族特困贫困州。全州农村贫困人口2015年底仍有17.45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33.1%。对该系统中易地扶贫搬迁数据进行整理发现，全州总共涉及易地扶贫搬迁农户5323户，涉及人口21058人。该数据库管理系统比较完整地记录了2014年 2016年间未脱贫户和已脱贫户的详细信息，样本量大且代表性强，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非常详实可靠的基础数据。异地搬迁往往跨期较长，平均期限多于一年。2014年全国统一完成了对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工作，经过2015年的异地搬迁，2016年的数据能够较好地体现出2015年的搬迁扶贫效果。为此，本研究采用2014年和2016年两年的数据，分别对应基准试验组和对照组。其中，已经搬迁的农户中，采用下文四种模式搬迁的有2302户，本研究将其作为基准组贫困农户；已经造册将在以后集中采用下文中搬迁模式的农户有3021户，本研究将其作为对照组农户。此外，本文将贫困户再细分为绝对贫困户和相对贫困户，其中绝对贫困户中的试验组包括1177户，对照组包括1354户。在绝对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中，需要优先照顾病弱患者、危房
①云南省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网址为http：//222．221．10．139：8081/ynfp/。
金梅，申云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
改造和自然灾害频发区域的农户，这些农户的占比高达87.6%；相对贫困户中，基准试验组包括1125户，对照组包括1667户（见表1）。相对贫困户中，优先搬迁那些意愿强、有子女就学便利要求、自身能够部分筹资建房的农户，该部分农户大多以兼农型和农兼型为主，占比高达79.3%。
（二）研究假说
在易地扶贫搬迁实施过程中，怒江州严格按照“搬得出、住得下、稳得住、能致富”的原则，不断积极探索，摸索出一些符合自身发展的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搬迁模式有以下四种。
1．依托企业带动安置模式（模式一）。即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在工矿企业或农业龙头企业等附近设置移民新村，靠企业的带动解决农民后续的生计问题和较快提高农民收入。一方面，企业带动安置有利于降低农户生计的脆弱性，由于大多数易地扶贫搬迁区域属于生态脆弱性和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区域，企业带动安置能够降低生态脆弱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可间接提升农户的自然资本。另一方面，企业带动安置还能有效提升贫困农户的务农收入和非农收入水平，改善贫困农户的住房条件，提升贫困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的能力，增加非农就业收入，从而提升贫困农户的物质资本。由此提出：
假说1：依托企业带动安置模式（模式一）能通过有效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来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从而带来更好的益贫效果。
2．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模式二）。这种模式是通过乡政府利用扶贫救济资金把集贸市场附近的土地统一征用后，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居住房的建设。一方面，通过农贸市场的辐射带动功能可解决部分农民的生计问题，提供部分二、三产业就业岗位，而且有利于促进整村农户的集中安置，加强原有农户之间的互助，提高贫困农户的社会资本。较之纯农型农户，兼农型和农兼型农户更倾向于在二、三产业就业，其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效果可能更好。另一方面，对乡镇附近村组的“剩余”土地进行调整，发展农业生产，帮助农民脱贫增收，这种方式只能部分解决贫困农户自给性的生活用地，对纯农型贫困农户自然资本的提升效果有限。而农兼型和兼农型农户在搬迁前本就不依靠农地维持生产生活，其自然资本变动较少，但对其子女在城镇就学和信贷等会带来较大便利，因而有利于提高其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水平。由此提出：
假说2：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模式二）对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影响不明显，但对农兼型和兼农型贫困农户生计资本提升较为显著。
3．山上搬山下安置模式（模式三）。在不调整原有土地分配结构的情况下，将山上的农民搬迁到居住条件相对较好的山下居住，从而提高人居生活环境。该模式由于不涉及耕地调整，搬迁成本相对较低，纯农型贫困户在不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还能获得政府给予的异地搬迁补偿费，因而对于提升其物质资本有较大帮助。但农兼型和兼农型贫困户本身经济基础相对较好，且通常能够依靠自身能力从山上搬迁到山下进行生活安置，因而这一模式对他们总体生计资本的影响可能不大。由此提出：
假说3：山上搬山下安置模式（模式三）对纯农型贫困户的生计资本变动具有较大正向影响，而对兼农型和农兼型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动影响不显著。
4．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模式（模式四）。该模式主要是针对一些退耕还林后无耕地但却能享受到政府补贴的农户。通过对农户的异地搬迁，并结合迁入地的产业发展从事劳务输出、畜牧业养殖等二三产业工作，从而逐渐摆脱对土地的依赖。该模式的政策初衷较好，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贫困农户搬迁到适于居住生活的地方，但政策执行中可能会存在偏差，贫困的瞄准缺乏相对公正有效的措施。由于该模式属于“无土安置”，纯农型贫困户及部分年纪较大的贫困户存在恋土情节，从而可能对该政策产生排斥心理。但兼农型和农兼型贫困户更容易、也更愿意接受政府提供的政
策支持，特别是相对年轻的贫困农户，其为了子女教育和务工便利，易地扶贫搬迁积极性往往较高。由此提出：
假说4：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模式（模式四）对于纯农型贫困户的生计资本影响不显著，且年纪越大的农户越不愿意选择异地搬迁，但对兼农型和农兼型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可能具有正向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如依托置换土地或房屋进行安置、自主搬迁安置、旅游开发安置等。但由于这类模式涉及的搬迁农户相对较少，本文将不对其进行重点分析。具体分组情况见表1所示。
表1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分组概况人
模式一：依托企业带动安置模式341424765
绝对贫困户模式二：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272379651模式三：山上搬山下安置模式311329640模式四：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模式253222475模式一：依托企业带动安置模式339548887
相对贫困户模式二：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303468771模式三：山上搬山下安置模式234326560模式四：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模式249325574模式一：依托企业带动安置模式6809721652
全样本农户模式二：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5758471422模式三：山上搬山下安置模式5456551200模式四：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模式5025471049
为了测算易地扶贫搬迁前后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动状况，参照申云和彭小兵（2016）［20］的做法，即根据目前国家2300元贫困线的标准划定一个基准贫困线，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农户称为绝对贫困户。为了与绝对贫困户形成对照，再按照国际贫困线人均每天2.5美元重新划分一个低保贫困线作为相对贫困线的标准①，我们将处于2300元 6000元之间的贫困线农户称为相对贫困户。
四、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研究设计
1．DID模型构建
准实验研究主要是一种用于评估一个项目或干预是否对研究对象产生了效果或影响的评估方法。准实验研究包括事前—事后的测量设计，包括实验组和对照组。但准实验研究不能根据随机选择的原则确定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研究对象，由于缺少真正实验中某些关键因素，所以被称为准实验研究。此项研究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就事前—事后农户是否进行易地扶贫搬迁以及不同搬迁模式下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效果进行测量，根据研究的目的确定实验组和对照组。至于农户是否参加易地扶贫搬迁以及选择哪种搬迁模式，主要还是由农户自行选择，虽然有些是政府部门事先预设好的搬迁模式，但对最终估计结果影响不大。因此，采用准实验研究对易地扶贫搬迁执行效果进行评估是目前较为合适的选择。
为避免不可观测因素和自选择偏误可能造成评估结果偏误，本研究根据准实验研究的需要，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进行分析。双重差分模型是用来评估和分析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一般能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①调查中，部分县市的低保补助标准与该标准基本类似，每年低保补助为6000元，按现行汇率计算相当于每日发放2．5美元的标准。
较好地避免因时间变化和控制内生性问题所导致的偏误，在政策评估和检验中能较准确地分析出政策的实际效果，因而被广泛运用于政策评价分析这一准实验研究之中。双重差分方法本身有一套严谨的计算体系，可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进行对比。假定易地扶贫搬迁的农户作为实验组，未搬迁的农户为对照组或者控制组。Y T0和Y T1分别代表实验组农户在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量；Y C0和Y C1分别代表对照组农户在易地扶贫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量。采用
（Y T
1－Y T
）－（Y C
1
－Y C
）即可计算出实验组在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量。DID
计量模型表达式为：
DID=E（Y T
1－Y T
T=1）－E（Y C
1
－Y C
T=0）（1）
其中，T=0和T=1分别代表搬迁前和搬迁后。干预效果的双重差分模型表示为：
y it =β
+α
T
t
+β
1
dB
i
+α
1
T
t
dB
i
+θX
it
+ε
it
（2）
其中，i代表农户，t代表时期，y it表示第i个农户t时期的生计资本总量指标的变化量；dB i表示一个二值虚拟变量，用来衡量农户是否参与易地扶贫搬迁，若农户参与，则dB i=1，否则dB i=0；变量T t表示样本农户是否参与异地搬迁后的那个时期，如果是，则T=1，不是，则T=0；X it为一组可观测的影响农户生计资本的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误差项。
2．生计资本的计算方法
我们借鉴周斌等（2012）［21］的做法，采用层次熵分析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根据样本农户数据构建农户生计资本指标的判断矩阵，然后计算出权重向量并对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后采用熵技术对该权重进行修正，具体权重值见表2。此外，根据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各指标的标准化值，采用加权标准化模型求得各农户的生计资本总值。标准化模型的表达式为：
C=∑5
i=1∑m
j
W
ij
X
ij
其中，C为生计资本总指数，W ij为第i类生计资本第j项指标的权重，X ij为第i类生计资本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二）变量设置及说明
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对可持续生计的界定，本文将生计资本划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五大类。再根据易地扶贫搬迁的实际情况，构建农户生计资本测量的具体指标（见表2）。物资资本主要指用来维持生计的基本资料和基础设施，借鉴许汉石和乐章（2012）［22］对物质资本的量化指标，本文采用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农户家庭机械数量、人均拥有通讯设备、人均交通工具和牲畜养殖状况等5个指标来衡量，总体上能够反映贫困农户的住、行、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人力资本主要包括知识、技能、能力和健康等方面，具体采用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身体健康状况和家庭劳动力比重等3个指标来衡量，用来反映人们为取得相应的生计目标而可以采用的生计手段。自然资本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存量的基本状况，借鉴苏芳和尚海洋（2012）［15］的研究，本文以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林地面积等2个指标来衡量，重点反映自然资源的贫富状况使人们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程度。金融资本主要是指为了达到生计目标所需要的货币资本，本文借鉴段伟等（2015）［23］的指标设置，以家庭人均纯收入、获得信贷的机会以及政府直接补贴收入等3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达到其生计目标所利用的社会资源，通常包括政府资源、朋友等人脉资源以及组织资源等，本文以是否为公职人员或者村干部、人情往来送礼支出和是否加入合作社等3个指标来衡量。为了重点考察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对农户生计资本在搬迁前后的影响，后续的计量分析将生计资本的测量指标均作为控制变量，来评估以上四种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对农户生计资本变动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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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分类、权重及其说明
物质资本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人均住房面积（0，30］平方米=1；（30，60］=2；
（60，100］=3；≥100平方米=4
0．059131．2020．31
农户家庭机械数量人均农业生产机械数量（台）0．037040．2130．115人均拥有通讯设备手机或电话数量（部）0．026020．4130．326人均交通工具≤1辆=1；（1，2］=2；≥2辆=30．047131．1220．451牲畜养殖状况≤2头=1；（2，5］=2；≥5头=30．052131．1120．317
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
大学及以上=4
0．068131．3160．539
身体健康状况健康=1；一般=2；疾病=30．071132．6171．335
家庭劳动力比重非劳动力=1；半劳动力=2；全劳动力=30．057131．7330．813自然资本人均耕地面积亩0．0930．10．620．2120．204人均林地面积亩0．0891．4730．237．3691．231金融资本家庭人均纯收入元0．139260150002178．364148．37获得信贷的机会难=1；一般=2；容易=30．047121．1420．342
政府直接补贴收入≤100元=1；（100，500］元=2；
（500，2000］元=3；≥2000元=4
0．036141．6470．479
社会资本是否为公职人员或者村干部是=1；否=00．042010．0920．021
人情往来送礼支出≤100元=1；（100，300］=2；
（300，1000］=3；≥1000元=4
0．072141．4530．682
是否加入合作社加入=1；未加入=00．065010．1320．057
五、计量结果分析
（一）双重差分模型结果分析
为了更详细地刻画不同农户收入结构在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动情况，我们根据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将农户细分为纯农型、农兼型和兼农型三种类型。其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小于10%的为纯农型农户，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介于10% 50%的为农兼型农户，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介于50% 90%的为兼农型农户。由于没有未务农的易地扶贫搬迁户，因此没有将该类贫困户纳入实证分析。根据对样本农户的统计，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中的纯农户比重为31.5%，农兼型农户比重为47.4%，兼农型农户比重为21.1%。
从表3中的计量结果来看，在对控制变量进行约束的基础上，绝对贫困户和相对贫困户搬迁前后都在1%的显著水平正向影响农户的生计资本，表明整体上能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来提升贫困户的生计资本，他们在迁入地“稳得住、能致富”。从各系数的绝对值来看，兼农型农户的生计资本政策效果最高，其次为农兼型农户，最后为纯农型农户，表明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越高的农户，越愿意选择易地扶贫搬迁。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虽然搬迁后生计资本有所提升，但其搬迁后面临生存空间的重塑，特别是面临无土安置的困局，因而其易地扶贫搬迁的热情较低。
为进一步比较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不同模式在绝对贫困户和相对贫户中的政策效果，下面对四种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分别进行双重差分计量分析。
在模型（1） 模型（6）中，不管是绝对贫困户还是相对贫困户，模式一与是否异地搬迁的交叉项系数都在1%的显著水平正向影响农户的生计资本。说明依托企业安置贫困农户，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金梅，申云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
表3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
是否搬迁（是=1）0．572＊＊＊0．613＊＊＊0．837＊＊＊0．598＊＊＊0．684＊＊＊0．774＊＊＊
（7．145）（6．438）（6．779）（6．337）（5．698）（6．836）时间（2016年=1）1．139＊＊＊1．132＊＊＊1．129＊＊＊1．112＊＊＊1．183＊＊＊1．293＊＊＊
（6．452）（6．724）（5．818）（5．721）（6．017）（6．133）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一?是否搬迁1．012＊＊＊1．013＊＊＊1．115＊＊＊1．112＊＊＊1．121＊＊＊1．452＊＊＊
（3．325）（3．937）（4．638）（4．224）（4．532）（4．045）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二?是否搬迁2．7872．832*2．437＊＊2．6552．771＊＊2．664＊＊＊
（1．215）（1．827）（2．538）（1．074）（2．369）（3．137）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三?是否搬迁1．376＊＊＊1．374＊＊＊1．365＊＊＊1．237＊＊＊1．212＊＊＊1．193＊＊＊
（6．332）（6．572）（7．379）（5．639）（5．715）（5．821）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四?是否搬迁－1．104－1．1071．121－1．202－1．2261．468＊＊
（－0．079）（－0．083）（1．397）（－0．472）（－0．522）（2．315）家庭人均住房面积0．0070．0050．0060．0040．0050．004
（0．157）（0．673）（1．972）（1．317）（0．337）（0．597）农户家庭机械数量0．653＊＊＊0．5980．6450．668＊＊＊0．7280．706
（4．664）（1．853）（0．458）（3．969）（1．715）（0．841）人均拥有通讯设备0．4150．4550．4720．3130．3390．301
（0．136）（0．578）（0．225）（0．761）（0．655）（0．445）人均交通工具0．7770．7630．7250．6520．6380．616
（0．429）（0．168）（0．174）（0．303）（0．384）（0．355）牲畜养殖状况0．447＊＊＊0．4580．4650．399＊＊＊0．4060．422
（2．667）（1．583）（1．239）（3．832）（1．528）（0．619）受教育程度0．8460．883＊＊0．872＊＊＊0．779＊＊＊0．734＊＊0．717＊＊＊
（1．339）（2．114）（5．071）（1．026）（2．129）（5．342）身体健康状况1．1351．0871．1431．1211．3111．313
（0．248）（0．207）（0．316）（0．401）（0．026）（0．027）家庭劳动力比重3．414＊＊＊3．417＊＊＊3．421＊＊＊3．025＊＊＊3．106＊＊＊3．112＊＊＊
（4．267）（3．477）（3．398）（4．221）（4．017）（4．016）人均耕地面积－0．154＊＊0．1520．161－0．135＊＊0．1170．103
（－2．125）（1．164）（1．233）（－2．174）（1．157）（1．261）人均林地面积－0．068＊＊0．0640．061－0．063＊＊0．066＊＊0．068
（－2．132）（1．143）（1．137）（－2．133）（1．021）（1．252）家庭人均纯收入0．0040．0040．003＊＊＊0．0030．0030．003＊＊＊
（1．345）（1．387）（3．962）（1．448）（1．318）（3．585）获得信贷的机会1．1222．1241．114＊＊＊1．0651．0421．038＊＊＊
（1．731）（1．247）（2．751）（1．768）（1．766）（2．859）政府直接补贴收入0．0440．0470．042＊＊＊0．0420．039＊＊0．038＊＊＊
（0．621）（2．158）（3．234）（0．036）（2．148）（5．047）是否为公职人员或者村干部0．2390．2760．1190．1240．1820．187
（0．439）（0．542）（0．422）（0．423）（0．435）（0．086）人情往来送礼支出0．6340．643＊＊＊0．6350．6360．639＊＊＊0．638
（1．416）（4．751）（1．519）（1．315）（4．483）（1．537）是否加入合作社1．0371．039＊＊1．0381．0411．045＊＊1．044
（1．112）（2．361）（1．225）（1．312）（2．323）（1．412）常数项1．524＊＊1．425＊＊＊1．507＊＊＊1．477＊＊＊1．602＊＊＊1．522＊＊＊
（2．217）（3．366）（4．829）（4．039）（4．593）（3．799）PseuodoＲ20．3280．3290．3310．2870．2920．293
观测值5353271631132619339
说明：括号内的数值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生计资本获得感，其效果较好，它解决了贫困户的就业和后续发展的生计问题，实现了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的目标。此外，从交叉项的系数来看，不管是绝对贫困户还是相对贫困户，纯农型、农兼型和兼农型农户的生计资本的获得感均呈递增趋势，表明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其生计资本获得感越多，易地扶贫搬迁效果越好。
从“模式二?是否搬迁的交叉项系数”来看，不管是绝对贫困户还是相对贫困户，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模式二）对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动不存在显著影响，相比农兼型和兼农型农户，该模式更能提升农兼型和兼农型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获得感。可能的原因在于，该模式主要是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贫困农户，其核心是发挥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从而推动贫困农户在二、三产业就业，因而其对以非农就业占比较高的贫困农户较为有利，其生计资本获得感的变动也较为明显。但该模式对纯农型农户来说，要面临未来谋生技能缺失和生态环境恶劣不得不搬迁的两难困境。从统计数据来看，75.5%的兼农型农户和农兼型农户选择放弃原有土地承包权和使用权，愿意搬迁到小城镇安置。这一方面是受迁出地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滞后以及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物流、时间、管理、劳动等成本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出于子女就学的便利性或者是出于解决子女结婚住房需求的考虑。这两方面的因素促使大多数农户内心还是愿意选择易地扶贫搬迁。然而，由于财政资金不足，搬迁户需要自筹部分资金，这又造成大多数年龄较大的孤寡老人不愿意搬离原有居住地。此外，部分地区实行不加区别的按户补助，造成搬迁户数量越来越多，原来户籍中年轻子女往往选择分户而搬迁到小城镇居住。结果造成一些搬迁农户出现“移少不移老”或“搬少不搬老”的现象，大多数老年人还是居住在原来的老房子，这一比例在某些村庄甚至高达80%以上。总体而言，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模式二）对于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兼农型和农兼型贫困户生计资本获得感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对纯农型贫困户影响不大。而且，部分地区政策执行走样，导致“移少不移老”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搬迁效果存在年轻贫困户与年老贫困户两级分化的问题。
从“模式三?是否搬迁的交叉项系数”来看，不管是绝对贫困户还是相对贫困户，该模式在1%的显著水平均正向影响农户的生计资本。该模式将山上农民搬迁至山下安置，既不涉及到农户原有耕地调整，也没有打破农户原有的社会关系网和生产生活方式，而且搬迁成本相对较低。大多数贫困农户还可以继续从事他们原来的农业生产与经营。同时，通过搬迁安置还提高了农户的生活居住环境，从而有利于提高农户的生计资本获得感。但从该交叉项的系数来看，不管是绝对贫困户还是相对贫困户，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其系数越低。表明越贫困的农户以及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其生计资本获得感越高。一般而言，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贫困农户会通过正规或者非正规的金融借贷方式选择从山上搬到山下自行盖房（申云，2016）［24］，而既无经济能力也未能获得借贷的贫困农户则只能选择政府救助。政府在采用该模式搬迁安置的过程中，要重点关注这些以农业经营为主的特别贫困户，可对其给予优先安置。
从“模式四?是否搬迁的交叉项系数”来看，该模式对绝对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对相对贫困户中的兼农型农户在易地扶贫搬迁中存在显著影响。在“避灾优先、扶贫优先”的原则下，通过退耕还林逐步安置贫困农户，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政策偏差，造成相对贫困户中兼农型为主的农户精英因搬迁而获益较大，而以纯农型或农兼型为主的农户可能被排斥，从而失去优先搬迁的机会。即出现“搬富不搬穷”的现象。而“搬富不搬穷”会导致农村地区空巢老人和极端贫困弱势的家庭被滞留在贫困、边远危险的山村中。一方面，由于退耕还林逐步安置使得部分极端贫困的人口很难通过非正规或正规金融信贷来获取移民安置贷款，从而无法支付移民安置的房屋费用；另一方面，由于对大多数搬迁户采取的是“无土安置”方式，他们的后续生计和长久发展可能堪忧，这也导致一些特困贫困户参与易地扶贫搬迁的积极性不高。
金梅，申云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
此外，在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农户生计资本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其中农户家庭机械数量、牲畜养殖状况、家庭劳动力比重对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等自然资本却会负向显著影响纯农型农户的生计资本获得感。在农兼型农户生计资本获得感方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影响非常显著。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比重、人情往来送礼支出、是否加入合作社等指标，会显著正向影响农兼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在兼农型农户生计资本获得感方面，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其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比重、家庭人均收入、获得信贷的机会、政府直接补贴收入等指标，对农户生计资本的获得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综合来看，人力资本对农户生计资本的作用最为显著，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从精准扶贫措施管理系统中得知，怒江州扶贫部门和人社部门牵头为农户提供的各类岗前培训和就业培训已常态化和机制化，极大地提升了农户的人力资本。此外，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由于原有生计资本被破坏而新的生计方式未建立，其贫困脆弱性还比较高，农户社会融入感不强，成为异地搬迁“中梗阻”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在社会资本重塑的过程中，既要有行政力量的推动，也需要有社会力量的参与（郑志龙，2007）［25］，才能提高易地扶贫搬迁的整体效能。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在对云南省怒江州贫困农户是否进行易地扶贫搬迁进行准实验的基础上，对精准扶贫农户异地搬迁模式进行分类，进一步评估了不同搬迁模式对农户搬迁前后生计资本变动状况的影响。通过采用国定贫困线与低保贫困线对样本农户进行分组，再根据农户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将农户细分为纯农型、兼农型、农兼型三种类型，分别对每一种类型易地扶贫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进行了政策评估，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依托企业带动安置的模式（模式一）有利于提升农户的生计资本，整体效果较好。不管是绝对贫困户还是相对贫困户，纯农型、农兼型和兼农型农户的生计资本获得感均呈递增趋势，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其生计资本的获得感越大，易地扶贫搬迁效果越好，越有利于实现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的政策目标。
第二，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的模式（模式二）对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变动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却有利于提升农兼型和兼农型农户的生计资本获得感，因而会出现“移少不移老”的现象。
第三，不管是绝对贫困户还是相对贫困户，山上搬山下的安置模式（模式三）有利于提升农户的生计资本获得感。越是贫困且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其生计资本的获得感越高。
第四，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的模式（模式四）对易地扶贫搬迁绝对贫困户的生计资本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却有利于提升农兼型为主的相对贫困户的生计资本，造成“搬富不搬穷”的现象。此外，人力资本对促进农户生计资本提升的作用最为显著，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
（二）主要政策启示
以“避灾减贫”为特色的易地扶贫搬迁对于推动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产业发展和扩大就业是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核心，因而要以产业项目积极引领扶贫安置，促进贫困人口移民就业，以促进“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政策目标得以顺利实现，政府自上而下的非自愿计划式的移民安置，要逐步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市场激励型移民搬迁。
其次，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农民增收，而农民增收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本的提高。因此，应积极整合就业培训资源，结合搬迁安置点的实际情况，加强对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就业技能培训，要通过提升农户的生存技能来提升其生计资本获得感。
再次，可通过组建合作社的模式，动员搬迁户参与安置城镇、园区与景区的建设，可整合相关资源成立股份合作社，使农民成为合作社股民，使扶贫建设资金变为股金，通过这些途径提升搬迁户的社会资本总量，从而进一步优化其他生计资本的合理配置。
最后，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要尽量减少不公平的政策，要降低信息不对称，激励公共行政组织。对特别贫困户的搬迁，尤其需整合各类扶贫资金，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以降低绝对贫困户因自筹
资金不足而导致的扶贫搬迁中“富人优先”而不是“危困户优先”等问题的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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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欧翠珍）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金梅，申云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
TheＲelocation Mode of Off-sit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Change of Household Livelihood Capital：Policy Evaluation
Based on Quasi Experiment
JIN Mei1，SHEN Yun2
（1．Public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Party School of Nujiang Lisu Autonomous Prefecture，Nujiang673100；
2．China Western EconomicsＲesearch Center，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611130，China）
Abstract：It has a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olve the overall regional poverty and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by the relocation of farmers with the mode of“move out，live firmly，and can become rich”to achieve the goal of accurate and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poor areas of China whe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fragile and natural resources are scare．Based on the quasi experiment data of relocation of farmers in Nu-jiang in Yunnan，and using DID model，the paper evaluates the policy effect between absolute poverty and relative poverty households in remote poverty before and after the relocation with their livelihood capital changes．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relocation of off-site poverty alleviation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farmers'livelihood capital in general．The enterprise-driven mode（mode1）and the mountain-top-to-foot re-settlement mode（mode3）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poor farmers'livelihood capital，which can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and achieve the relocation goal of farmers'“move out，live firmly，and can become rich”；Though small town-centralized resettlement mode（mode2）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pure agricul-ture-based livelihoods'capital change，it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mainly agricul-tural and mainly non-agricultural farmers；although the mode of returning-farming land-to-forestry resettle-ment（mode4）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the absolutely poor farmers，bu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enhancing the livelihood capital of the relatively poor households who are mainly non-ag-ricultural farmers，leading to the result that“move the rich but not move the poor”phenomenon．In addi-tion，human capital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farmers'livelihood capital，and physi-cal capital，natural capital，financi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re the next．
Keywords：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off－site poverty alleviation；poverty alleviation in different places；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off-site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farmers；subsistence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