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难以承受“狂喜”——由老舍的报告文学《狂喜札记》所想到的
张立国
内容提要从《访苏心潮》与《狂喜札记》中可以看出，报告文学不应兴奋张扬地抒发激情，报告文学是有限制的文学艺术创作，多样性不是随意性，它只能反映和报告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地方、某一问题、某一现象。在历史流变与现实发展的交汇点上进行升华与创造，使作品深深打上历史与时代的烙印，才是真正把握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
关键词报告文；狂喜；多样性；历史；现实老舍是小说家、剧作家，但不是报告文学家。在那“激情燃烧”
的岁月里，许多作家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崇拜；对新生活的由衷
热爱，涉足报告文学，艾芜写过《洋河大渠》、阮章兢写过《矿山医
生》、康濯写过《徐水平原的白天黑夜》、柯蓝写过《听错了耳朵》、
艾明之写过《春潮》、赵寻写过《一个高大的人》、郭小川写过《钢
铁青年突击队》……老舍也不例外，他热情难捺地写了《狂喜札记》。
《狂喜札记》是老舍作为“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去莫斯科
“参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盛典的观礼”，“这是我
终生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怎能不狂喜呢!因此，我将所见所闻简单
地写下来，名之为‘狂喜札记’”。“狂喜”是一种情感、一种心情、
一种心态，报告文学能够去写“狂喜”吗？“心态”也是报告文学的
选项吗？这不能不让人想起王蒙的获奖报告文学作品《访苏心潮》。
二者都是写前苏联，都是写心态，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可资比对的参照物，无形中构筑了一个可资比对的平台。
一、从《访苏心潮》看《狂喜札记》
王蒙发表于1984年第4期《十月》上的报告文学作品《访苏心潮》曾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作者访问前苏联22天的心理路程，面对苏联的现实，常有一种“鸳梦重温”而又“告别旧梦”的复杂心绪，且作者面对苏联的现实又常常引起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作品流露出作者由列宁故乡的现实而引发的“是正剧、悲剧还是喜剧”的复杂“心潮”。
虽系“心潮”，却不是随意流淌，任意翻滚之潮。它牢牢固着在前苏联的社会现实上，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作品记录性、叙述性文字约占87%，而议论性、抒情性及意识流的文字约占13%。总体看来，作品还是以记叙为主，是以揭示被封闭了20多年的前苏联真实社会现实为主，它为读者打开了一个被政治阻隔的视窗，作品是符合报告文学新闻性、正义性、文学性的本质特征的，所以最终作品获大奖是合情合理的。
反观《狂喜札记》就不同了，且不说观礼团是受邀嘉宾，停留在礼仪层面，沉湎于庆典之中，根本不可能看到一个真实的苏联，而且一味抒发狂喜之情也非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应有之意。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狂喜札记》中记录性、叙述性文字不足50%，而议论性、抒情性及激情宣泄的文字大约占50%要强。
我们不是说报告文学不能抒情议论，也不是说报告文学不能以抒情议论取胜，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作品就常常以精辟睿智的议论取胜，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均有著名的抒情段落流传于世。我们是说：一，抒情议论不能成为报告文学的主体，一篇报告文学抒情议论占了一多半，那不是报告文学，而是抒情散文。报告文学的纪实性要求它必须以记叙为主。二，抒情议论还要看你抒什么情？议论什么？套用一句古人评王昌龄《出塞》(其一)的话：“中晚唐绝句涉议论便不佳，此诗亦涉议论，而未尝不佳。此何以故？风度胜故，气味胜故”(清·黄生选评唐诗摘抄》)。而老舍先生所抒的狂喜之情是一种为政治而抒的矫情。
我欢喜，我也衷心地感激!饮水必要思源。这么一想，我就更恨国内那些反苏反共的右派分子了，他们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见《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第43页)
陵墓是用花岗石筑成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共产党与工人党的团结啊，真是像花岗石一样坚固! (见《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第43、44页)
也正因如此，苏联一旦在科学技术赶过美国，便永远赶过美国，美国永远落在后边，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事业与一切措施都是由为人类造福出发，都有共产党领导，而美国的一切则由垄断资本家的利益与意志出发，谁也不肯作赔钱的买卖。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鼓舞创造，美国却限制创造。自然，鼓舞创造的可以日新月异；限制创造的只好抱残守缺。右派分子说，社会主义制度限制了个人的创造才能，完全是胡说八道。(见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第44页) 苏联人民给了我们多少援助啊，可是，他们绝对没有一点优越感。他们的和颜悦色与诚挚的语言，都使我们感到帮助中国是他们最愉快的任务，中国建设的每一成功都给他们莫大的欣喜。中苏真是一家，中苏人民真是亲兄弟。(见《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第45页) 不管我明白与否，我可是真喜欢。为什么这样喜欢呢？因为这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吉星，是造福人类的福星。(见《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第47页)
好了，我们不再一一引证。报告文学过于兴奋张扬地抒发激情，往往使作品在形式和气势上得益，但却在踏实、扎实、沉实、真实上受害，总让人感到虚———文章虚、内容虚、虚论高议、虚文浮礼、虚无缥缈，令人怀疑作者过度的主观投入是否有失作品的客观真实。同时，也会让读者产生出作者把自己观点强加于人的不快。
我这样说，这样写，是不是为报告文学的选材和表现方式设定了禁区？
二、多样性不是随意性
胡锦涛同志最近强调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文学是人类文明
的重要成果之一，文学的多样性自不待言，只有多样性，才能产生丰富性，就连中国文化专制、文学专制最严酷的时期，人们也还是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旗举得高高。“文无定法”本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文无定法”，文学的多样性，不等于随意性、任意性。别忘了还有“作文有法”，特别是报告文学，它有其自己的文体特征，能够显现其文体特征的作品便是报告文学，不能显现其文体特征的作品———虽然文章可率性而为，你写什么，怎么写都可以———那就不叫报告文学。你随意挥洒、纵情讴歌，又怕别人不信，冠之曰“报告文学”，既毁了报告文学的声誉，也毁了作家的名声，这么大的作家不知道报告文学怎么写吗？
报告文学就其内容而言是无题材限制的。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可以说包罗万象，没有哪一个领域是报告文学所未涉猎的。但报告文学不是无限制的文学艺术创作，而是有限制的文学艺术创作。就其文体特征的规定性而言，它在题材和表现方式上必须是反映和报告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地方、某一问题、某一现象。哪怕是全景观式报告文学与集合式报告文学，也是集中在解决某一地方、某一问题或某方面问题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令人厌恶的“广告报告文学”，它虽然是假冒伪劣的报告文学，但从体裁上讲它毕竟还是报告文学；然而我们却怎么也找不到“抒情报告文学”。大家心里明镜似的：报告文学需要多样性，排斥随意性。报告文学不是抒情散文，不能专事抒情。
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方位、形态、动作、措施、背景等要件必须一一实写。在这方面《访苏心潮》做到了。
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一个晚上，晚饭后我们在俄罗斯饭店周围散步。那是一个星期天，红场上、莫斯科河畔，到处是度假的苏联人。一些老人胸前挂着满满当当的勋章，悠闲而威严的踱着步子。还有的人是全家出游。有不少人嘴里吐着伏特加的气味。相对来说，这种假日踱步的人流中年轻人比较少。一位和老伴挽着手、酒气很重、勋章有两三个的老人主动与我们攀谈。他先猜我们是日本人，又猜我们是来自东南亚，等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之后，他略略一顿，然后紧接着的一句话是：“我们要和平，我们不要战争”。(见《1983-1984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上>作家出版社第79页)
而同样是写莫斯科的夜晚，在老舍笔下却是：
静静的莫斯科河反映着灯光人影，格外美丽。戴着珠冠或披着锦衣的楼阁的倒影好像一座座的水晶宫。
天空，探照灯极亮地照映着巨大的国徽与列宁徽。
太疲倦了，我没能等候观看烟火。可是，回到招待所，我也是一时不能入睡。那亿万颗钻石似的灯光还在我的心中，直到今天还在我的心中。光明使人兴奋。莫斯科的光明使我永远兴奋。莫斯科的光明就是全人类的光明。(老舍《狂喜札记》见《人民文学》1958年第1期第45页)
37卢布的机票；10卢布一公斤的羊肉；面孔更加严厉的店员；新婚夫妇向列宁墓献花；高价兑换美元的女大学生；每人12平方米住房，知识分子可增加10平方米；气宇轩昂的高官；……都在王蒙笔下一一道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前苏联。而在老舍笔下写得最具体的最实的是人造卫星：“这是一颗圆圆的，晶亮的球。球上有四条长长的金属辫子，是天线。有人给讲解。当时，我似乎都听明白了；现在叫我重述，我可是说不上来!不管我明白与否，我可是真喜欢。为什么这样喜欢呢？因为这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吉星，是造福人类的福星。”[1]
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多样性必须扎根于真实性，报告文学甚至也不是不能写虚妄与荒诞，象《生者与死者的对话》、《1988横竖撇捺》等均被称之为“荒诞报告文学”，但那荒诞最终都落到了实处。如他讲了一个十分荒诞的故事，最后则告诉你这个故事载于某书第几页。
多样性是必须的，随意性是不可取的，规矩还是要有的。
三、深度：历史流变与现实发展的交汇点
老舍先生已仙逝40年了，今天拿老舍先生来说事，有违中国人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显得有些不厚道，不是中国
文人应取的态度。
但我们又必须拿老舍先生来说事。建国后十七年里，老舍先生颤颤惊惊，诚心实意，力图做一个好的顺民。他打顺风旗，说顺风话，极力迎合主流话语。结果还是在劫难逃，做顺民而不成，只有一死了之。
面对今天报告文学日趋边缘化的现状，我们不能不大声疾呼，不能不敲响警钟。这警钟要想震醒今天的报告文学文坛，只有出重锤，也只能敲在老舍先生身上。如老舍先生在天有灵，为了中国的报告文学事业，我想他老人家是会谅解的。
报告文学不同于其它文学式样，它需要现实精神，是在逼近现实的过程中，勇敢地直面现实，生动地反映现实，深刻地批判现实；“是要抓住真实、鲜活、典型、新颖的事件人物，在对其作时代和是非的理性评判之后，以期影响人们对社会生活环境、状况的感觉和认识，达到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2]面对报告文学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社会责任，报告文学作家要有独立人格、独立意识；要有人文意识，忧患意识；要有使命感、责任感；要有宗教般的虔诚和牺牲精神。绝不应回避现实或无原则的顺应现实，更不应成为政客和金钱的附庸，阿谀奉迎，粉饰现实，丧失报告文学的正义性和社会价值。
胡锦涛同志指出，要从历史流变与现实发展看问题。报告文学作品的深度也恰恰就在历史流变与现实发展的交汇点上。报告文学作家本应尽力去把握这一交汇点，写出令人民满意的作品，但当下报告文学的创作现实并非如此，正如范培松先生在《论九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批判退位》一文中指出的：
在文化领域里出现所谓“后现代主义者”，他们摆出宽容的姿态消解中心，拆除深度，嗜好不确定性，公然提倡知识分子放弃批判使命，平息反思的冲动，和现实中的恶势力妥协。知识分子发生了分裂，价值观的多元化蜕变，精英文化感到被遗弃和愚弄，人文意识的泯灭，神圣感的消失，使得报告文学作家处于这样的迷离：他们既失去了批判的目标，也失去了批判的原动力。
无论中国是八千年的文明史，还是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的积淀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左右着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左右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例如，伦理孝道、祭祀祖先，是中国人立身之本，数典忘祖将不齿于人类；而祖父被日寇枪杀，祖母挨过日本
鬼子的打，这又是历史事实，二者发展到今天，统一在今天，这就是历史的流变，无法更改的历史流变。葡萄牙著名作家文图拉说：“每一个民族都应找到自己的现实主义形式。……当拉丁美洲出现魔幻现实主义的时候，美国的现实主义作家，比如诺曼？梅勒或杜鲁门？卡波特却在复制现实，创作报道性长篇小说。”中华民族重经验形态，重实践理性，主张“天道远，人道迩”。在文学上，历史地形成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尽管今天随着文学向内转，出现了个人化写作，私语写作，出现了解构与消解，但中国人的审美心理里还是企盼强有力的干预生活之作，还是想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文章千秋事”。这一切的希望人们寄托于报告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轰动效应，到今天人们对报告文学远离现实、漠视民生、放弃批判、淡化民主的不满，说明报告文学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现实主义文学形式。
历史选择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就应在历史的规律性与现实的需要性中寻求自己的深度与力度，以满足国人的审美要求。因此，报告文学就应在挖掘历史流变，寻找历史文化积淀的同时，卷入对现实的深刻思考。在对现实的矛盾冲突及人物事件及时报告的过程中，站在时代的精神前沿，用一种新的视角和敏锐正确的思考判断，深入审察人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前景，在历史流变与现实发展的交汇点上进行升华与创造，为那些写实的文字注入生机，使作品深深打上历史和时代的烙印。果能如此，则可谓找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灵魂。不客气地说，报告文学不需要颂歌、狂喜、鲜花如泉水，也不需要青山绿水与休闲舒适。
最后，让我们用王富仁先生的话来结束此文：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是通过陌生化效果达到对人的深层精神的震撼，中国的报告文学则是以平常人所不易了解到的事实真相引起人的精神震动，它是对广大读者现实满足感的轰动性破坏，是感受性的，而不是认知性的。具有认知性的是新闻，而不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先锋派的性质。[3]
[参考文献]
[1]老舍.狂喜札记[J].人民文学，1958，(1).
[2]李炳银.报告文学论[J].新华文摘，2006，(8).
[3]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下[J].天津社会科学，1996，(6).
[中图分类号]I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72(2006)04—0065—04
[作者简介]张立国(1948-)，男，山东济宁人，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报告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报告文学理论研究.(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山东济宁272037)
原载：《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8月第26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