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X
)))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0
李路路
本文集中讨论了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变化的关系问题,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资源分配的过程,但是,由国家主导的改良式变迁以及一系列制
度性因素,决定了阶层间相对关系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重组,原有以阶层再生产为主要特
征的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作者认为,社会分层模式的构成
及变化,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机制或经济)技术理性的功能需求,而是同时在社会和政治的过程
中被形塑,因而是特定制度环境和转型过程的结果。/市场0不仅由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所构成,
还包含了社会、政治、文化的逻辑和权力的实施。经济)技术理性和经济机制都存在于特定的制
度结构之中。
关键词制度转型社会分层结构再生产
作者李路路,1954年生,社会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问题、理论与研究假设
本文基于1998年在3个城市所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1,从代际流动的角度,通过分析中国城市社会在制度转型过程中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o(相对流动机会结构)的变化,试图对制度转
X本文的基本思想程度不同地受益于周雪光、戴建中、孙立平、刘世定、王汉生、陆学艺、李汉林、刘精明、郝大海等人给予的评论,郝大海在统计分析上给予了极大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1 此次调查于1998年在北京、无锡、珠海3个城市进行。共收集到具有当地城市户口的样本4364个,其中有效样本为3975个。有关这次调查的详细说明,可参见王奋宇、李路路等5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从业模式、职业生涯、新移民6(北京出版社,2001年)。
o /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0是指不同阶层成员在阶层结构中流动的相对机会分布。/相对流动0主要是比较两个社会集团的后代竞争不同社会位置时的相对优势。它是在考虑到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变化的影响下,通过不同阶层成员相对流动机会的分析,更深刻地揭示阶层间的关系实质。可参见D.L.
Featherman, F.L.Jones and R.M.Hauser,A ssu m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Status.So cial Science Research,1975,v ol.4,pp.329)360;今田高俊5社会阶层与政治6(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彭玉生5定类或定序依变项回归分析6,载李沛良5社会研究的统计
型过程中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规律进行探讨。
(一)问题与理论背景
在由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关于精英群体的形成乃至整个社会的分层结构是处于/循环0(更替和重组)还是/再生产0(延续和继承)状态,以及制度变迁与社会分层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和激烈争论1,并越来越多地涉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基本问题。
现代化)功能主义的理论传统和逻辑强调,经济)技术理性的发展,会从根本上要求改变阶层之间的关系,因而使得社会分层结构越来越具有开放性o。以倪志伟(Victor Nee)为代表的/市场转型0理论,实质上遵循着这种现代化)功能主义的逻辑,强调当经济机制由再分配向市场转变时,以再分配机制为基础的社会群体会随着市场的发展而衰落,从而导致社会分层结构的重组或更替(循环)?。
另一些研究者则遵循一种制度主义的理论逻辑,认为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不应被看做是经济)技术理性的被动反映,政治、社会、文化、既存利益结构以及传统等各种因素,都会对其变化产生重要影响。从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角度看,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封闭和继承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分层结构?。同样,在/市场转型0过程中,虽然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但由于市场转型特定的制度环境、转型的过程和方式、转型的主导力量等诸多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原有的权力结构和阶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被延续下来?。
考虑到上述理论前提,本文以中国的市场转型为背景,探讨随着市场机制的兴起和发展,城市社会中阶层间相对关系的基本模式及其变化是以重组或循环为主导特征,还是以再生产为主导特征。本文的着力之处在于:从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这一更为/实质0?的层次上,不仅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中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再生产特征,而且特别指出了这种再生产模式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连续性,并在新的制度变迁背景下,将有关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结构变化规律问题的讨论引向更为基本的理论问题,即:社会分层结构的模式和变化趋势,是简单地取决于经济)技术理性或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是更多地取决于特定的制度环境。
(二)基本假设
经济机制的变革无疑会给予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以极大影响。但是,社会分层的模式及其中国社会科学 2002年第6期
1o????See D.L.Featherman, F.L.Jones and R.M.Hauser,Assu m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参见孙立平5从/市场转型理论0到关于不平等的制度主义理论6,载5中国书评61995年总第7期,
第57)69页;总第8期,第64)79页。边燕杰5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6,载涂肇庆、林益民主编5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西方社会学文献述评6(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2)109页。
See J.Goldthorpe,So cial Stratificatio n in Indus trial Society.In Paul Halmos (ed.),Sociological Re view Mo nograph
no .8:The De velo pmen t o f Industrial Societies ,pp.97)122.R.Erikson and J.G oldtho rpe,The Co nstant Flux :A Stud y o f Class Mobility in I n dustrial So cietie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p.1)27.
维克托#尼(倪志伟)(Victor Nee):5市场转型理论:社会主义社会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6,转引自
5国外社会学61996年第5)6期,第25)42页;5国家社会主义改革中的社会不平等:在中国的再分配与市场之间6,转引自5国外社会学61994年第3期,第18)30页。
See J.Goldthorpe,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Industrial Society.In Paul Halmos (ed.),So cio lo gical Rev iew Mo nograph
no .8:The Deve lo pment o f I n dus trial Societies .Keele:University of Keele Press,1964,pp.97)122.R.Erik 2son and J.Goldthorpe,The Co nsta n t Flux :A Study o f Clas s Mo bilit y in Industrial So cieties .Oxford:Clarendo n Press,1992,pp.1)27.
可参见A merican J o urnal o f So cio lo gy 1996年第101卷有关市场转型问题的专题讨论。
变化,并非是某种经济机制的被动产物,而是特定制度环境和变迁过程的产物。因此,制度转型过程中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变化,一方面受到经济)技术理性和经济机制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将受到体制转轨的过程、市场建立的政治过程、路径依赖的特征、既存的社会利益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是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1。在构建有关研究假设时,至少要考虑到下述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转型过程的特征:
11国家的关键性地位
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受到了来自于社会、基层、大众的种种压力,特别是当改革在原有体制上打开缺口后,这种压力以及越来越多的/自发行动0成为推动改革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但相比之下,国家是更为重要的直接推动者。在中国,国家和各级政府从一开始,就通过一系列政策直接启动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一直以各种手段对市场转型施加着显著影响,甚至以/厂商0身份直接参与到市场经济的活动中去o。一系列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施的、以/放权让利0为特征的体制变革政策,构成了中国制度转型的特色,也构成了市场化逐渐发展的机制。因此,国家在确定制度变化方面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21自上而下的改良式变迁
/自上而下的改良式变迁0是相对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式变迁0的概念。在/改良式0的变迁过程中,原有的制度结构,包括整个权力结构有可能随着社会改良的进展而逐渐变化。而在/自下而上的革命0中,旧的统治阶层在很大程度上被消灭,他们原有的位置为新的统治阶层所取代。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几乎所有向市场转型的过程都具有改良式变迁的特征,/渐进式改革0和/激进式改革0都可以被看做是改良式变迁的不同方式。改良式的制度转型过程导致社会分层模式的变迁直接与社会上层的状况和制度结构所构成的环境联系在一起。
31/混合经济0与/转型0
在国家权力的推动和控制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在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向前推进的,因而具有典型的所谓/混合经济0的特征。/混合经济0提出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这种/混合0的状态是一种过渡性的形态呢,还是一种/社会转型0,即本身孕育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斯塔克(David Stark)指出,/,,变革,甚至是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并不是从一种秩序过渡到另一种秩序,而是多种秩序以相互交织的方式重新排列。在这种意义上,制度创新就不是制度的相互替代,而是制度的重新组合0?。这一理念给予本研究以极大启发。
41路径依赖
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
1o??? D.Stark,Reco 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A merican Jou rnal o f So cio lo gy ,1996,vo l.101,pp.
林南(Nan Lin):5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义之实际运行6,转引自5国外社会学6
1996年第5)6期,第68)86页;D .Stark,Recombinant Pro 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A merican Jo ur 2nal o f So cio logy ,1996,vol.101,pp.993)1027.
Z hou X ueguang,Econo 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Evidence fro m Panel Data.A merican
Journal o f So cio lo gy ,2000,vol.105,pp.1135)1174.
魏昂得(A.W alder):5作为工业厂商的地方政府6,转引自5国外社会学61996年第5)6期,第87)
109页。
A.W alder,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 nal Econo mies:To ward Testable Theories.A merican Journal o f So cio lo 2
gy ,1996,v ol.101,pp.1060)1073.D .Stark,Recombinant Property in East European Capitalism.A merican Jo urnal o f Sociolo gy ,1996,no.101,pp.993)1027.
在解释中国阶层相对关系变化时,/路径依赖0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机制应该得到充分考虑。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和趋势必然要受到原有再分配体制的影响1,而一场渐进改良的变迁将有可能使得路径依赖的特征更为明显。原有的体制、资源分配结构、社会网络以及受到控制的转型过程,都有可能使得阶层相对关系模式被延续下来。
51政治干预与市场机制
传统再分配体制中相对强烈的/政治干预性0的后果是:一方面,各种资本的代际传递性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社会资源常常在社会中被大规模地重新分配,从而导致阶层结构的部分重组o。相对于政治权力来说,市场机制由于其内在追求经济合理性的逻辑,属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机制。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阶层结构,由于减弱了政治权力的干预性,将有可能相对稳定地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行。
61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
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是追求经济合理性。市场所依存的竞争和效率机制,使得市场本身就具有资源集中和产生垄断的倾向,导致财富和贫困在社会两端积累的马太效应。吉登斯(A.Giddens)指出,正是基于市场能力的差别,决定性地建构了相互分离且封闭的阶级结构?。因此,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当市场化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后,市场机制所具有的那种导致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性质会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以至逐渐成为主导性特征?。
基于上述理论背景和中国制度转型的特征,本文的基本假设可表述如下:
在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逐渐取代再分配机制成为资源分配和地位获得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上述制度环境和转型过程的特点,决定了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以/再生产0为主要特征?。这一再生产特征有两个含义:第一,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阶层之间的继承关系在阶层相对关系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二,市场机制的发展并没有导致这种相对关系模式的/重组0或阶层结构的更替,原有的阶层再生产模式在城市社会的制度转型过程中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即:那些过去占有优势地位的群体,通过不同资本的交换、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其原有的代际之间的地位继承性在向市场转型的变革中得到保持或延续?。本文将这种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特征称之为/双重再生产模式0à。
中国社会科学 2002年第6期
1o?????à这一研究假设也得益于国内的若干研究成果,如李春玲的5中国城镇社会流动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7年,第141页)、许欣欣5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2页)、刘精明5/文革0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6(5社会学研究61999年第6期,第19)
罗纳2塔斯(Akos Ro na 2Tas):5昔日风云人物还是今日弄潮儿吗?6,转引自5国外社会学61996年第5)
6期,第43)62页。
很多研究曾经分析了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层再生产模式,例如, F.Parkin, A.G iddens 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并不否认向市场的转型给社会分层结构带来的变化。但是,由于社会分层
结构的变化是多维度的,而市场机制的影响作用主要在于结构化的机制方面,而非阶层相对关系的模式方面。对于结构化机制方面的变化,作者将另文讨论。
I.Szelenyi and E.K ostello,The Market Transitio n Debate:To w ard a Syn thesis?A me rican Journal o f So cio lo gy ,1996,
v ol.101,pp.1082)1096.
A.Giddens,The Class Structure o f the advance d Societies .L ondon:Hu tchinson,1973,pp 105)109.
Z hou,X ueguang ,N. B.Tuma and Ph.Moen,Stratificatio n Dy namics under State Socialism:The case of China ci t 2
ies,1949)1993.Social F o rces ,1996,vol.28,pp.440)468.
D.Stark,Path Dependence and Societies Strategies in Eastern Europe.East Euro pean Politics a n d So cieties ,1992,
v ol.6,pp.17)54.
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
根据上述再生产假设的逻辑,一个引申的推论是,由于不同阶层所掌握的权力以及在改革过程中的地位存在很大差异,它们的地位变化也会有所不同,有的将表现出较强的再生产特征,有的则可能具有较强的流动性特征。
二、分析框架、策略和模型
分析对象限定在被调查城市中那些具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受访者。这是因为中国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资源分配和社会控制体制,为了减少分析的复杂性,本文在确定分析对象时将那些具有农村户口和外地城市户口的受访者排除在外。
分层框架检验上述假设的前提是建立一个社会分层结构的框架。由于本文的重点是分析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因此,一个相对简约、具有普遍性特征的社会分层结构,对本项研究更为适宜。在参考了一些主要的阶层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建构了一个包括5个阶层的分析框架:权力优势阶层、一般管理人员P办事人员阶层1、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工人P农民阶层o和自雇佣者阶层。其中,权力优势阶层包括单位负责人和中高层管理人员,其特征是对他人和资源拥有支配权力,而一般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则拥有相对的工作自主性。可以看出,权力支配关系在这一框架中占有核心地位,且阶层位置的界定标准是多元的。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框架可用于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的比较分析。
代际流动阶层结构状况以及阶层结构变迁的状况,一般通过代际流动的分析实现,即分析父代和子代在阶层位置上的关系。代际流动是标识阶层结构状况和变化的基本指标。阶层位置在一代一代社会成员中的传递,显示了阶层的延续性和封闭性。
变量与模型本文引入初级的对数线性模型方法,通过分析代际流动的资料,揭示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变化。
父代和子代的阶层位置是两个最基本的分析变量。父代地位是指父代在子代(受访者)第一次参加工作时的地位,子代地位是指受访者在调查时点上的地位。
为了揭示制度转型过程中阶层相对关系的变化,检验阶层再生产假设,必须将时间变量加入到有关代际流动的分析模型之中,以验证在不同时期阶层相对关系的变化。在本研究中,考虑到1979年对于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制度转型的时间分割点选择在1979年,1979年前后被分为两个时期(k=1,2)。根据/再生产0的假设,当在模型中加入时间变量后,它在代际间的相对关系模式中应该是不具有显著性影响的因素。时间变量的操作化,是受访者初次参加工作的时间。
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3个城市(l=1,2,3),在模型中加入城市变量,以检验代际流动与不同城市之间的关系。如果合并数据中的代际关系模式与城市差别无关,将为整体分析提供很大方便。
因此,在阶层相对关系再生产模式的分析模型中,建立了包含父代地位、子代地位、时间、城市等4个变量的对数线性模型。其中以F ijkl为期望频数,i=1,2,,,5;j=1,2,,,5;k =1,2;l=1,2,3。S f和S s分别表示父亲和儿子的地位;T表示时间;C表示城市。代际流动
1
为了论述的方便,以下用/一般管理人员0代表/一般管理人员P办事人员0。
o考虑到受访者均具有本地城镇户籍,但其初职或父代有可能为农民,同时考虑到本研究对分析对象的
的饱和模型为:
logF ijkl=K+K S f i+K S s
j +K T k+K C l+K S f S s
ij
+K S f T
ik
+K S f C
il
+K S s T
jk
+K S s C
jl
+K TC
kl
+K S f S s T
ijk
+
K S f TC ikl +K S f S s C
ijl
+K S s TC
jkl
+K S f S s TC
ijk l
三、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饱和模型
运用对数线性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对该模型中包括的各种关系进行筛选,以便能够排除一些不具影响的关系因素。虽然这一分析无法对各个因素的关系给出深刻说明,但为判断假设是否成立以及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提供了基础。
将相应的调查数据带入饱和模型进行分析,最重要的结果之一是:我们所关注的/代际关系0与时间变量和城市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性联系,也就是说,父代)子代地位间的关系不因制度转型和城市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父代地位和子代地位间具有显著关系。这不仅表明可以将3个城市的数据合并进行有关分析,更显示出,尽管1979年前后中国的体制和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迁,同时3个城市具有十分鲜明的体制转型的特征,但对父代)子代关系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父代)子代关系相对于1979年前后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城市具有独立性(见表1)。
表1饱和模型的偏关联检验结果
Effect Name D F Partial Chisq Prob Iter
父代地位*子代地位*1979年前后16141517156024
父代地位*子代地位*城市32411526112074
父代地位*1979年前后*城市8381503100004
子代地位*1979年前后*城市8181052102085
父代地位*子代地位161721463100005
父代地位*1979年前后41561240100004
子代地位*1979年前后4431440100005
父代地位*城市8551587100005
子代地位*城市81621227100005
1979年前后*城市21671116100004
父代地位420991786100002
子代地位417101321100002
1979年前后11601244100002
城市22491391100002饱和模型的偏关联检验结果还表明,如果分别观察父代地位和子代地位的获得,它们与年代和城市有显著联系(见表1)。但是,这种与时期、地点的联系标示的不是/代际关系0的变迁,而是特定社会位置(父代地位或子代地位)的变迁。影响后者变迁的因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随时间而变化、随城市而不同的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随制度转型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的结构化机制等。
(二)非饱和模型
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代地位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应将不具显著性的关系(父代地位*子代地位*1979年前后,父代地位*子代地位*城市)排除,构成代际流动的非饱和模型。代际流动的非饱和模型为:
logF ijkl =K +K S f i +K S s j +K T k +K C l +K S f S s ij +K S f T ik +K S f C il +K S s T jk +K S s C jl +K TC kl +K S f TC ikl +K S f TC
jkl 将调查数据带入以上非饱和模型,模型整体检验结果表明,排除了上述两个不显著的关系后,非饱和模型与饱和模型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
表2 代际流动的非饱和模型整体检验结果Chi 2Sq uare D F Sig 1Likeli ho od Ratio 90123548012035Pearson 85192458013051
表3显示了在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下,父代地位与
子代地位之间交互作用效应的估计值。特别需要强
调的是,这种交互作用效应与时间变量(1979年前、
后)、城市变量(北京、苏州、珠海)相对独立,没
有显著性的联系。表3 父代地位与子代地位之间交互作用效应的估计值(以工人P 农民地位为参照)子代地位
单位负责人P
中高层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一般管理人员P 办事人员自雇佣者工人P 农民父
代
地
位单位负责人P 中
高层管理人员
11(12990***A 1700)b 11(11384***1557)1(16594***1335)11672(12567)10000专业技术
人员11(10573***2070)11(12907***1741)1(18037***1515)11316(13166)10000一般管理人员P 办事人员1(14633**1674)1(17705***1353)1(16049***6049)-15242*(12617)10000自雇佣者
1(130362230)1(118852148)-1(104271612)11148(12680)10000工人P 农民10000
10000100001000010000
*p<0105 **p<0101 ***p<01001 a 非标准化系数 b 标准差
表3中的统计结果具有如下基本内容:
第一,与父代地位为/工人P 农民0的子代相比,父代地位为/单位负责人P 中高层管理人员0的子代,在获得/单位负责人P 中高层管理人员0、/专业技术人员0或/一般管理人员P 办事人员0地位时具有显著优势,他们获得这3个地位比获得/工人P 农民0地位的可能性分别高出3167倍、3112倍和1193倍;但获得/自雇佣者0地位的可能性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不仅如此,其中,在具有显著关联性的代际关系中,其父代为/单位负责人P 中高层管理人员0时,其子代继承这种地位的可能性相对是最强的,超过成为/专业技术人员0和/一般管理人员P 办事人员0的可能性。
第二,与父代地位为/工人P 农民0的子代相比,父代地位为/专业技术人员0的子代,在获得/单位负责人P 中高层管理人员0、/专业技术人员0或/一般管理人员0地位时,同样具有显著优势,获得这3个地位比获得/工人和农民0地位的可能性分别高出2188倍、3164倍和2123倍。其中,子代继承父代专业技术人员地位的可能性相对是最强的,超过成为/单位负责人P 中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统计显著性。
第三,相对于父代为/工人P农民0的子代来说,父代为/一般管理人员0的子代,其代际间的流动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况:他们在获得/单位负责人P中高层管理人员0、/专业技术人员0或/一般管理人员0地位时,与获得/工人P农民0地位相比具有显著优势,其可能性分别高出1159倍、2116倍和1183倍;但同样与获得/工人P农民0地位相比,他们明显地不可能成为/自雇佣者0(负向的显著性)。
第四,相对于父代为/工人P农民0的子代来说,父代为/自雇佣者0的子代,其父代地位与子代各种地位间均不具有显著联系,这一方面表明父代的自雇佣者地位与子代的地位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继承性或非继承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自雇佣者0的子代流动到其他阶层也没有明显的特征。
第五,在表3中,统计是以工人P农民为参照变量。如果以自雇佣者作为参照变量,可看到父代为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其流向工人P农民地位的可能性虽然不具有显著性,但方向是负向的,也就是说,其潜在的性质是流动的不可能性。从阶层的/内固性0和/排斥性0特征的角度来说,权力阶层和专业人员的代际流动对于工人P农民阶层具有潜在的排斥性,不过这种排斥性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程度。而一般管理人员阶层与工人P农民之间在代际流动上也没有显著联系,但方向是正向的。
(三)城市间比较
下面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对3个城市的资料分别进行分析,期望3个城市分别显示出来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有助于对总体变化规律提供更多的认识。
分别对3个城市的代际地位关系进行饱和模型的分析后显示,3个城市之间基本上不存在差异,而且与数据合并进行的分析结果也基本上一致:在3个城市中,代际之间的关系与时期(1979年前后)没有显著的关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虽然3城市的背景、发展状况和结构性特征有所不同,但阶层间的相对关系都没有受到改革前后不同时期的显著影响。
11北京
在1979年前后两个时期,北京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见表4)。阶层关系的再生产为其主要特征,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结果。北京作为传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心,国家再分配体制仍然保持着强大影响,正因为如此,北京虽然同样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之中,但在体制上具有相对更强的延续性。
北京的数据显示,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在代际之间具有最为显著的地位继承性,一般管理人员的子代向上流动的机会也较为明显,而自雇佣者和工人P农民则与其他阶层在代际之间没有任何显著的关联性,其中包括它们自身的代际关系在内。与此同时,北京数据显示的代际流动模式与总体模式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别:首先,专业技术人员不仅自身的代际继承性最为强烈,而且相对于权力优势阶层,其子代在流向权力优势阶层时也具有更为明显的相对优势。其次,对于一般管理人员来说,其子代继承父代地位的可能性低于他们流向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可能性,其中,流向权力优势阶层的相对可能性最强,其次是流向专业技术人员。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对于管理阶层人员来说,存在着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表4北京父代地位与子代地位之间交互作用效应的估计值(以工人P农民为参照)
北京
子代地位
单位负责人P
中高层管理人员
专业技
术人员
一般管理人员P
办事人员
自雇
佣者
工人P
农民
父代地位
单位负责人P中
高层管理人员
11
(1
1971a***
2552)b
1
(1
9152***
2453)
1
(1
5644**
2168)
1
(1
6250
4495)
10000专业技术人员
11
(1
2603***
2980)
11
(1
5007***
2607)
1
(1
9019***
2458)
-1
(11
8712
0334)
10000
一般管理人员P
办事人员
1
(1
7692***
2278)
1
(1
7472***
2036)
1
(1
5549**
1712)
-1
(1
8324
6208)
10000自雇佣者
1
(1
0242
4116)
1
(1
5702
3385)
1
(1
0376
3049)
1
(1
1705
6350)
10000工人P农民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 *p<0105**p<0101***p<01001
a非标准化系数b标准差
21无锡
表5无锡父代地位与子代地位之间交互作用效应的估计值(以工人P农民为参照)无锡
子代地位
单位负责人P
中高层管理人员
专业技
术人员
一般管理人员P
办事人员
自雇
佣者
工人P
农民
父代地位
单位负责人P中
高层管理人员
11
(1
5196a***
3166)b
1
(1
8995**
2793)
1
(1
6344**
2220)
14841
(14475)
10000专业技术人员
11
(1
1709**
3818)
11
(1
2545***
2826)
1
(1
9632***
2302)
14247
(15118)
10000一般管理人员P
办事人员
1
(1
3836
3328)
1
(1
4827*
2378)
1
(1
6585***
1648)
10039
(13969)
10000自雇佣者
1
(1
5658
3694)
-1
(1
2314
3978)
1
(1
0551
2380)
17349
(14067)
10000工人P农民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 *p<0105**p<0101***p<01001
a非标准化系数b标准差
无锡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变化与总体模式和北京的模式相似(见表5)。权力优势阶层和
专业技术人员的代际继承关系最为显著,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无锡,一般管理人员的子代流向权力优势阶层的可能性,并没有像总体模式和北京模式那样具有显著性,这意味着这两种地位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性,权力优势阶层的地位对于一般管理人员来说相对封闭;同时,自雇佣者和工人P农民与其他阶层间也存在着明显界限:一方面,权力优势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
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
流向上述3个阶层的可能性也不具显著性,这与上述3个阶层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显著的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在无锡,权力优势阶层的继承关系相对于向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阶层的流动,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继承关系,与总体模式和北京模式相比较,表现得更为强烈。在无锡,父代为/单位负责人P中高层管理人员0的子代,与父代为/工人P农民0的子代相比,相应获得/单位负责人P中高层管理人员0地位的可能性,要比获得/工人P农民0地位的可能性高出4157倍,而总体模式的相应数据为3167倍,北京模式的相应数据则为3131倍。相对地,专业技术人员的继承关系则与总体模式相差无几,但明显低于北京模式;父代为/专业技术人员0的子代,与父代为/工人P农民0的子代相比,获得/专业技术人员0地位的可能性,要比获得/工人P农民0地位的可能性高出3151倍;而总体模式和北京模式中的相应数据分别为3164倍和4148倍。
31珠海
珠海虽然是一个伴随改革开放而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变化迅速的城市,但分析结果表明,这个城市中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及其变迁与北京、无锡基本一致。同时,珠海也显示出若干独特性(见表6)。
表6珠海父代地位与子代地位之间交互作用效应的估计值(以工人P农民为参照)
珠海
子代地位
单位负责人P
中高层管理人员
专业技
术人员
一般管理人员P
办事人员
自雇
佣者
工人P
农民
父代地位
单位负责人P中
高层管理人员
11
(1
2139a***
3367)b
11
(1
7223***
3213)
1
(1
8088**
2736)
-1
(1
2394
4400)
10000专业技术人员
1
(1
3112
4623)
1
(1
6755
4391)
1
(1
1801
3476)
-1
(1
1407
4762)
10000一般管理人员P办
事人员
-1
(1
2388
3992)
11
(1
1862***
3009)
1
(1
5794*
2381)
-1
(1
8893*
4427)
10000自雇佣者
1
(1
1374
3985)
1
(1
1864
4152)
-1
(1
3090
3170)
-1
(1
5008
4331)
10000工人P农民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
*p<0105**p<0101***p<01001
a非标准化系数b标准差
珠海的数据表明,在代际之间,权力优势阶层的继承关系与其他两个城市一样具有显著性,
但是,这种继承关系与权力优势阶层向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流动关系相比,相对较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的子代与权力优势阶层地位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性。这意味着,权力优势阶层在代际间的流动性尽管相对较强,但这种流动性仅是相对于流向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而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的子代流向权力优势阶层的可能性则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在珠海,权力优势阶层的内固性并不是最强的,但对其他阶层的排斥性则在3个城市中最突出。
在珠海,专业技术人员在代际之间无论是与自身还是与其他阶层都没有显著关联性,这是一个奇特的结果。很多研究显示,即使在再分配体制中,由于财产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政策的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
在总体模型和北京、无锡的模型中都显现出这种特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权力优势阶层和一般管理人员的代际关系中,流动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则显示出最强的关联性。我们不知道能否对此给予合理恰当的解释。珠海表现出来的特征,也许和珠海是一个移民性的新兴城市有很大关系。移民大量涌入和较为发达的市场机制,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开放的机会和激烈的竞争,既造成上述的阶层间流动,又呈现出某些阶层地位的稳定性和排斥性,例如其他阶层向权力优势阶层的不显著流动。这种状况与主要从内部逐渐分化和转型的城市有所不同。
(四)小结
将上述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做一总结,可发现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1权力、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再生产性
代际间社会地位的继承或再生产,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关系,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没有能够改变这种再生产的特征。特别是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其再生产的能力不仅远超出了自身流动的能力,而且与其他阶层相比较也远超出了其他阶层。无论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虽然中国城市社会在阶层结构间存在着一定的流动性,但相对于这种流动性来说,阶层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远强于它们的流动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阶层的继承性或再生产特征是制度转型过程中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主导特征。
21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间隔
在权力、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阶层与自雇佣者和工人P农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即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封闭性,这属于更大范围内阶层结构的再生产性质。这种鸿沟的特征在于:第一,前三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流动关系,与后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流动关系,因而显示出一个明显的界线。第二,虽然在前三者的代际关系中存在着相互间的流动,但自身继承性关系是主要的特征。第三,虽然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代际关系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封闭性,但是,在父代的工人P农民地位与子代的权力优势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地位之间,其关系的潜在方向是负向的,预示了这两个阶层对于工人P农民阶层潜在的排斥性,预示了在这种/长距离0的阶层关系中,存在着更为强烈的阶层封闭性。
31阶层再生产与相对流动性
尽管阶层代际关系中再生产特征构成了主导特征,但依然可以看到中国城市社会中阶层流动性的3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在若干阶层之间存在着虽然不是主导的、但是相对的流动性。因此,虽然不存在显著的跨越脑)体间隔的/长距离0流动,但存在着相邻阶层间直接的/短距离0流动。第二,与权力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不同,一般管理人员阶层的继承性特征在代际关系中不是最强的。第三,在脑)体之间的间隔并非是完全的封闭,其排斥性部分是潜在的。因此,应该承认,尽管上述模型中所表现出来的继承性或封闭性特征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种继承性的强度是相对的,流动性与继承性并存。
在现代社会中,阶层间完全的封闭和排斥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独特的制度结构,使得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会在一定历史时期改变社会资源的分配,从而改变不同阶层的相对地位1。从一种经济运行机制(资源分配方式)向另一种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也会为一些阶层提供大量的社会流动机会o。甚至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制度性真空0,也能够为那些在原有制度结构中
1Z hou,X ueguang,N. B.Tuma and Ph.Moen,Stratificatio n D ynamics under State Socialism:The case of China ci t2 ies,1949)1993.Social F o rces,1996,vol.28,pp.440)468.
缺乏机会的阶层提供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也许这也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转型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特征。
四、讨 论
上述分析表明,在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意义上,在中国城市社会向市场体制的转型过程中,虽然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分配机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阶层相对关系的再生产特征却依然持续地被再生产出来,阶层相对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继承性特征并没有因经济机制的变革而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机制的改变并没有造成社会分层模式的更替或重组。这一结果除了可以从前述中国制度转型的特征得到解释,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一)制度安排的相对独立性
不同制度安排之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非基于某一种制度而形成的简单决定或功能需求关系1,这是一个蕴涵有深刻理论意义的概念。当年围绕经济)技术理性而产生的争论,现在以改变了的形式(/经济机制0)又重新提到了研究者面前。但在作者看来,理论上的问题是一脉相承的:/经济理性0和/社会权力0或者/市场0和/政治0作为两个基本变量,在讨论社会变迁过程中/谁输谁赢0的问题时,一直隐藏在研究者背后影响着他们的理论逻辑。根据现代化)功能主义和/市场转型0理论的逻辑,社会分层结构、权力结构以及社会的利益结构和机会结构,都被置于经济)技术理性或经济机制的附属产物的地位。
在现实的社会行动中,包括在经济行动中,决定人们行动的逻辑具有多重性。布罗代尔指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经济力量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政治、文化等因素从来都不会被排除在经济运作机制之外o。市场化和社会分层模式虽然都包含着一定的经济逻辑,但社会分层模式中还包含着其他的逻辑,因此,决定社会分层模式变化的因素不仅包含经济机制的作用,还包含有其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作用。
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多种机制都将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其中虽然市场机制的发展是制度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同时,政治和社会权力机制、阶层利益、地位获得方式的改变,也是这场变革的重要部分,甚至对于推动制度转型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正如周雪光所指出的:/由于在制度转型过程中政治和市场是彼此同进化的,所以,结果依赖于制度背景下特定的、变化着的条件0?。政治和市场二者是/同进化0(coevolutoin)的,政治在塑造经济制度上具有重要作用?。
在制度转型过程中,即使就其/市场机制0本身来说,市场也不仅仅由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所构成,而是同时包含了权力和权力的实施。回顾历史,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干预下的产物,在各种超经济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干预
中国社会科学 2002年第6期
1o??X ueguang Zhou,Economic Transformatio n and Income Inequali ty in Urban China:Evidence from Panel Data.A meri 2
Z hou,Xueg uang,Reply:Beyo nd D ebate and To ward Subs tan tive Institu tional Analy sis.A merican J o urnal o f Socio lo 2
gy ,2000,v ol.105,pp.1190)1195.
参见许宝强5反市场的资本主义6,载许宝强、渠敬东选编5反市场的资本主义6(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第50)91页。
A.W alder,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 nal Econo mies:To ward Testable Theories.A merican Journal o f So cio lo 2
gy ,v ol.101,pp.1060)1073.
下,特别是政治权力的积极介入下,市场被创造出来。国家是各种社会规范以及市场交易规范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因而国家在市场经济的构造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1。
任何制度变迁的过程最终依赖各种利益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国家是一个有着自己利益和偏好的积极的行动者,政治权威和社会中的权力优势阶层的利益必定会深入到经济活动之中,因而市场领域中的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治所形塑的o。
在这一意义上,经济行动本身就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经济过程是/嵌入0在社会关系,例如政治制度、法律、权力结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习俗之中的。/市场0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制度化过程中,市场的特征和性质会有很大的不同。
因此,政治与市场,社会地位、权力、文化与经济机制、经济)技术理性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是相对独立并相互作用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利益群体可以在经济机制发生变化时调整自身,不仅适应经济机制的改变,而且控制和影响经济机制的改变。在二者之间不存在后者简单地决定前者或者前者是后者的功能需求的结果这样的关系。
正是因为制度安排具有相对独立性,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分层模式,固然取决于经济)技术状况和经济机制的基础,但同时也受到政治)社会利益以及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建立在阶层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利益相对独立于经济理性。社会分层结构所具有的再生产性和阶层间的相对封闭性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社会现象,而是自身就具有极强的生命力。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仍然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下来,特别是那些在资源和权力占有方面具有优势的阶层,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将所拥有的资本和权力传递下来,从而在社会变迁甚至是社会动荡的过程中也保持着阶层地位的继承性和稳定性。有关各种资本传递的理论,例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传递的理论,已经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这种再生产的过程?。各种传递的机制或结构化的机制再生产的能力之强,远超出现代化)功能主义理论逻辑的想像,并且是这种理论逻辑无法解释的。
(二)国家主导的社会转型
上述基本理念决定性地影响到本研究的思路和假设。本文在讨论研究假设时已经提出,中国制度转型的根本性特征,即是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因而是国家主导的。这种由国家主导的渐进改良式的社会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再生产特征,而不是重组或循环特征。
用社会分层的语言来说,国家主导的制度转型,即意味着由那些在社会中占有优势的群体所推动的、国家自上而下有控制地在市场化过程中重新配置资源以及权力的过程。因此,他们(它们)在这种转型中(包括向其他经济机制的转变)不仅具有相当的主动权,而且具有主导权力。一方面,不断地将市场化过程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借助于原有的各种优势,在适当的时机加入到市场化的进程中,并继续推动市场化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的延续或转移?、政
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
1o??参见罗纳-塔斯5昔日风云人物还是今日弄潮儿吗?6第43)62页;Yanjie Bian and J.R.L ogan,Market
Transiti on and the Persistence o f Po wer :The Changi ng Stratificatio n System in Urban China.A merican Sociolo gical Re 2参见李春玲5中国城镇社会流动6第51)57页;许欣欣5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6第84)93
页。
X ueguang Zhou,Economic Transformatio n and Income Inequali ty in Urban China:Evidence from Panel Data.A meri 2
can Jo urnal o f Sociolo gy ,2000,v ol.105,pp.1135)1174.
参见许宝强5反市场的资本主义6第50)91页。
治市场化1、地方文化传统o、路径依赖的方式和程度?等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它们)在市场化过程中保持优势并在代际间传递下去的机制,因而决定了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结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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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then investigates the social shaping mechanism of technology,e xpound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eds, selection,appraisal,and control on technologic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n its essence,characteristics, functions,values and development.It is vital f or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get rid of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on technology,improve the social conditions fo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create a good social environment.
(8)An Impor tant Area of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Study of the Genealogy of Chinese Law
)))Doubts about/All Laws Were Incorpor ated into One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2 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Laws0Y ang Y ifan#78#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various forms of la w and the contents and layouts of a large number of representative statute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re w ere many forms of law in each of the dynasty from pre2 Qin period all the w ay to the M ing and Qing dynasties,with every f orm of law performing its specific f unc2 tions.China.s traditional genealogy of la w clearly distinguished be tw een civil and criminal law s and these leg2 islative principles w ere c onsistent throughout the Chinese history.L dian in the Chinese la w system referred to the criminal c ode,and not an amalgamated compilation of criminal,administrative,military and civil law s. L dian coordinated and c omplemented other f orms of law,each with its own jurisdiction.In terms of contents and format of the various forms of la w the argument that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genealogy of law/all la ws were incorporated into one and there was no diff erence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la w0does not hold water.
(9)A Study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Rule of Vir tue and Rule of Law
)))With a Review of Legal Cultural Tradition of China and East Asian Countries
Sun Li#95#
Traditional/rule of virtue0in China consisted of tw o steps:first,the unification of morals,then their in2 tegration with law.This was possible and even proper in a patriarchal socie ty and under despotic rule;it oper2 ated,ho wever,at the e xpense of law and against the nature of morals.Within the framew ork of the modern rule of la w and legal spirit it is unable to operate for lack of justification.Forced operation would run counter to rule of la w and the nature of morals.A comparison of the functions and attributes of morals and law shows that the legitimacy of the rule of la w lies in its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f reedoms and,more importantly, in its procedural legitimacy,i.e,the legitimacy of its procedures guarantees that of its outc omes.In these terms the rule of la w is a funda mental virtue,i. e.,an institutional virtue providing preconditions for individ2 ual and other moral choices.
(10)Institutional Tr ansfor mation and Changes in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Continued Reproduction of the Pattern of Relative Relations among Social Strata
Li L ulu#105#
ABS TRACTS
This paper centers on relations between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s in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I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the emerging market mechanisms are capable of changing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o a large degree.How ever,the ref ormist changes initiated by the state and a series of in2 stitutional factors have predetermined no fundamental reorganization of the pattern of social strata relations, and the f ormer pattern of relative relations characteristic of reproduction of social strata is still being repro2 duced.Pattern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in the author.s view,are not merely decided by economic mechanisms or the functional demands of economic2technical rationality,but are moulded by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as well.Hence they are the outcome of a specific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ransformation process.The market is not solely a matter of ec onomic actions and relations:it also includes social,political and cultural logic and power in these fields.Both ec onomic2technical rationality and economic mechanisms are f ound in specific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11)Politicized Thinking and the Liter ar y Debates in China during the1930s Zhu Xiao jin#128#
The literary debates of the1930s in China were swayed by specif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politi2 cized thinking played an important,indeed a dominant role.We analyze the political attitudes,sentiments and,in particular,the inertia of political ideas of rival factions in the major literary debates of the1930s. From this we see how these debates determined the final results,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basic and vital fea2 tures of the contentions and traces these features to their origins.
(12)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1940s:Gearing it to the Wor ld and Highlighting Its National Featur es
Zhu De f a#140#
The trend of gear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w orld while highlighting its national features w as not interrupted during the1940s despite the full outbreak of the anti2Japanese war.Rather than any return to the ancients,the war was a chance for the modernizing trend to move into a ne w historical phase.The liberated and G uomindang2controlled areas with their diff erent political systems varied in some respects,but they had one thing in common:producing a literature focused on the peasants.This is seen in the w orks of all literary schools including the/Potato0,/Lotus Flower L ake0and/July Poetry0Schools.
(13)On the For mation of Four2character Vers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Ci f u G e Xiaoyin#151#
Sentence patterns and structures of f our2charac ter verse(the earliest verse form in Chinese,popular be2 fore the Han dynasty)in the period from The Book o f Songs to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demonstrate that the earliest verse and prose had something in common.The earliest poems did not have stable poeticized four2char2
我国近年来社会阶层的划分情况 我们对社会阶层的分析和定位，其目的是要反映社会现状、阶层结构，使其成为国家相关方针、政策制定的依据。因此，对当前社会阶层的分析，应当尽可能地综合反映出各阶层具有的不同的共性、各阶层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以及各阶层急需解决的各种问题，以此为国家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化解这些冲突、解决这些矛盾提供必要的依据。要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就要正视各阶层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并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化解这些矛盾。 一、我国当前社会阶层的阶级基础和构成特点 社会阶层是对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群体的称谓，阶层不同于阶级，但是和阶级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同一阶级内部可以分化成不同的基层，不同阶级的成员也可以组成同一个阶层。 建国以来，我国曾存在四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剥削制度也自此消失。由此我国只存在着两个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也属于工人阶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变化。由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及分配方式的变化，一部分生产资料占有者逐渐脱离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基本阶级。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正常且符合我国现实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条件下，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阶级消亡创造条件，必须废除某些制度，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为了刺激生产力的发展，还必须部分的保留某些阶级和制度，或者说，在新制度的绝对控制下容许旧制度的某些因素在一段时间内存在，以使和它能满足其要求的那部分生产力相适应。”[1]对这部分脱离基本阶级的人来说，尽管他们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剥削阶级、没有形成新的资产阶级，但是他们毕竟是现阶段保留下来的旧制度和旧阶级因素的集合与体现，相别于社会基本阶级。 因此，我国当前社会阶层的阶级基础发生了改变，已经不再只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或者说，我国当前社会各阶层再不会只来自于这两个基本阶级，而必须考虑到发生的新的变化。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 同时，由于我国社会近年来发生的深刻变革，我国社会阶层构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特点为： 1，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阶级内部，阶层分化日益加大。在同一阶级内出现了具有相异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利益归属、价值取向、认同感的不同社会阶层。 2，分属不同阶级的成员因为其相近的经济景况、社会地位、共同的利益诉求等而可以成为同一阶层的成员；同一阶层的成员可以来自不同的阶级。社会阶层日益复杂化与多样化。 3，出现了不是来自于社会基本阶级的新的社会阶层。其成员构成包括如我国现在的各私营企业主等。这一类社会阶层和阶层成员是游离于我国社会基本阶级之外的。
改革开放40年我国阶级阶层 结构出现的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方面发生两个重大转变：一是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伴随着这两个巨大转变，原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在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了，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形成。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变迁，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 1978年，在我国4亿多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6900多万人，占17.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近4900万人，占12.2%。近40年之后，到2016年，在全国7.7亿多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达到2.2亿人，占28.8%，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达到近3.3亿人，占43.5%。 随着工人队伍总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工人队伍的结构也发生三个显著变化： 一是农民工成为工人队伍中庞大的新生力量，2016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达到2.82亿人。在整个非农从业人员中，扣除党政干部、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等之后，约占工人队伍的60%。虽然农民工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其文化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也低于工人队伍的平均水平，但他们成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流水线、一般建筑业和日常服务业的骨干支撑。 二是服务业工人的人数超过了工业工人，成为工人队伍中人数最多的部分。改革开放初期，服务业工人是三次产业中从业人员最少的部分，而到2016年，服务业工人的人数不仅超过了工业工人，也超过了农民。特别是随着以通讯、金融、物流、电子商务、房地产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一支与新技术、新业态密切联系的、有别于传统体力劳动工人的新型工人队伍迅速成长，人数已达数千万人。 三是工人队伍中的国有企业职工比重较大幅度减少，其经济社会地位分化较大。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工人中大约75%是国有企业工人，25%是集体企业工人，几乎没有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几年，经过国有企业改革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大发展，国有企业工人的人数大幅度减少，到2015年，全国6200多万国有部门从业人员中，扣除700多万党政机关公务员、3000多万国有事业单位人员等，国有企业工人实际已下降到只有3000多万人，集体企业工人也只剩下400多万人，而私营企业、港澳台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各种非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工人，达到近2亿人，其中私营企业工人有1亿多人。 1
□杜文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唐宋时期社会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化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唐史可以为分前后两期，其分野在唐朝中叶，“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①所谓唐朝中叶，即指安史之乱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陈先生没有使用“唐宋变革”这样的提法，但对自唐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不否认。我国史学界老一辈的学者中有不少人也都极少使用这一提法，但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开始直面“唐宋变革”这一学术命题，并且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唐宋时期中国的社会阶层细分起来虽然比较复杂，但就其大的方面来说，无非是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其中统治阶层又可分为皇室与官员，被统 宋代已基本改变了没战俘为奴婢的传统做法。此外，犯罪者的私有奴婢，也不像过去那样完全作为财产没官了。南宋开禧三年，吴曦以谋反获罪，其妻妾等按律应没官为奴婢，但众官集议后认为，没官系“贷而不死，世为奴婢，律比畜产”，但“此法虽存，而不见于用，其母女妻妾……合于流罪”。④南宋末年方回亦曰：“近代无从坐没入官为奴婢之法。” 不仅官奴婢很少来自战俘和罪没，而且宫廷中奴婢的构成亦产生了变化。宋英宗时，司马光曾上书反对宫中从巿井雇佣市井下俚妇女，认为“此等置之宫掖，岂得为便。”可见雇佣制已渗入到宫廷服侍阶层，对传统的官奴婢制度形成了一个冲击。宋代官奴婢制度的衰落在职官制度上亦有反映。唐代主管“簿录俘囚、配没奴隶、掌奴婢簿籍”的刑部都官曹，在宋代，据《宋史?职官志》载，其职能已变为掌天下役人及雇工人了。 （４）奴婢阶层的雇佣化，使奴婢的身份地位，比之唐代有了进一步提高。奴婢能与雇主订立契约本身，就已标志着奴婢身份地位的提高。奴婢“贱籍”的消失，更说明奴婢与良人在身份上的接近。宋神宗时，“朝廷广开言路，微至于庶人皂隶，苟有可言，皆得上闻。”“皂隶”居然也可以上言，这在中古时代是绝对不可想像的。太祖时有大臣上言说“近廷臣承诏各举所知，或有同行贿获荐者。请自今许近亲、奴婢、邻里告诉，加以重赏。”太祖批准实行。这反映奴婢已不似唐代，不仅可以告发主人“叛逆”、“谋反”之罪，而且也可以告发主人的其他罪行了。在中古时期，主奴之间，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主人享有处置贱口的很大特权，贱口不能告主人，主人亦不可能去控告自己的奴婢，因为奴婢像牛马一样，属于无责任能力的财产，而宋代奴婢，却是具有一定权利和责任能力的刑事诉讼主体了。贱口可以告主，同样主人也可以告奴婢。如宋太宗时，有奴婢主人因失一猪而将奴婢告官，可见，奴婢此时已成了被告对象，说明其本身已不是物品了。宋真宗等还多次颁布诏旨，规定对奴婢犯罪的处罚原则，实际上等于正式取消中古长期以来奴婢主人的私刑权。仁宗时宰相陈执中本家笞女奴迎儿致死，曾引起轩然大波。开封“道路沸腾”，陈执中为此被“罢免相位”。另外，唐宋官府还以多种方式解放奴婢之类贱民，如唐武宗时从寺院一次就解放了１５万奴婢。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唐中叶以来门阀世族的衰败与中古良贱身份体系的瓦解，基本是同步的。这是因为，中古良贱制度的形成，是与以部曲奴婢劳动制为特征的世族土地所有制的存在紧密相关的。当唐宋之际门阀世族土地所有制彻底瓦解从而导致部曲奴婢劳动制解体，部曲奴婢等贱民身份大量改变之时，中古良贱身份制度也就无法继续下去了。这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了唐宋社会的巨大变化。 注释： ①参见拙作《试论北魏时期良贱身份制度的法典化》，《江海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②《太平广记》卷２５６《唐五经》。 ③《云麓漫钞》卷４。 ④《宋会要辑稿?刑法六》。
中国当代阶层结构总体分析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模型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还在变动之中。有些社会阶层还没有成型，有些社会阶层还在分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做出一个比较成型的模型，不过，比较粗略一点的模型还是可以做出来的。有的学者完全按职业划分阶层，把职业的分析当作阶层分析。这比较实际，但阶层和职业毕竟是两回事。也有的学者把社会阶层分为五个等级：上，中上，中，中下，下。这是一种比较简明的办法，不过，我觉得如果舍去各阶层的具体内容，抽象地分为五等级，那只是一个符号系统。这样分出的阶层看不出一个社会的特点。任何社会都可以分成这样的五个等级。所以，我吸收上述五等级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1。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
机会，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可以影响社会舆论。就财富而言，政府高级官员并不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但收入也比较丰厚，他们的权力和声望都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国家银行和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大公司经理，财富、声望、权力三项综合无疑处在社会各阶层之上。大私有企业主财富处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顶端，权力和声望的地位次于他的财富地位。但这些人有的当上了某一级政协委员，有的与各级权力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个阶层的成员之间除了工作交往以外，平时还有非工作交往。上等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这就是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政府高官怕失去权力，他们担心机构改革影响自己的位置，对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和改革措施他们抱着矛盾的心态，既怕因改革不积极而失去官位，又怕改革以后削弱了权力。大型私有企业主对改革以前否定私有经济的政策心有余悸，担心一个早晨会失去财产。他们最希望宪法中写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当今上等阶层的人不一定都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知道，今后这个阶层的成员必须是名牌大学毕业或有更高的学历。他们想把自己的地位传给子女，所以千方百计地为子女选择好的学校，并动用一切社会关系为子女安排好的位置。 2。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30万）、中高层干部（约30万）、中型企业经理（约700万人）、中小型私有企业主（约90万）。外资企业
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一）近代前期矛盾的变化 1、第一阶段（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 本阶段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社会两大矛盾互相转化，更迭地起主导作用。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居主导地位；后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占主导地位。 1840年前后，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而当时中国在清朝的统治下，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为扩大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的殖民扩张要求和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战前，这种矛盾集中在鸦片问题上。因此，围绕鸦片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引发了战争的爆发。而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则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战争是以清政府的失败宣告结束的。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开始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侵略特权，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所以，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为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扩大侵华权益，制造借口，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故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中外民族矛盾，反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太平天国运动由此爆发。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完成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盘剥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因此，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国内的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度激化了的中外民族矛盾，暂时缓和下来，退居于从属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打击的目标是清政府。 2、在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1901年） 本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清政府调整了统治政策，奉行“中外和好”，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实行两项举措：一、设立总理衙门，管理外交；二、推行洋务运动，以求“自强”。但好景不长，“中外和好”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早在6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总理衙门的设置，逐步控制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加紧了对中国邻邦和边疆地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边疆危机。80年代，法国占有越南，签订《中法新约》。90年代，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完成，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强占以重要港口为中心的“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在瓜分狂潮中迟来一步的美国，为自己的长远利益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由于列强侵略的步步加剧，并不断地提出新的特权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变化分析 【内容摘要】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就会发现，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在这三十多年中，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些转变最直接地体现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变迁上。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阶层 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了，产生了诸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工群体等新的社会阶层，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下面就简单的介绍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 （一）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 l、农业劳动者不断地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农业劳动者阶层正在逐渐缩小 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缩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者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一般都仅占其总人口的15%以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者数量在大量减少，他们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67.4%下降到2008年的34%。外出务工经商、兴办乡镇企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城市化，是当前中国农业劳动者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仅仅外出务工经商就吸纳了8000多万农业劳动者，还有上亿农业劳动者被吸纳到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在未来的十几年中，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 2、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分化 伴随着农业劳动者的逐年减少，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或底层）部分也在逐步缩小。当然，社会结构的中下层部分不仅包括农业劳动者，通常还包括传统型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与产业工人。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商业服务业劳动者的数量有所上升，近年来，一些以商业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迅速，小城镇的扩张运动还在持续，这些将导致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规模的继续增长，并开始出现分化，尤其是随着新兴服务行业的出现，随着服务行业的产业层次逐渐提高和日益规范化、现代化，这个阶层
浅析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含义及其变化动因 摘要：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外开放的扩大、收入分配政策的变革，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力之下，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阶层变得更加丰富、多元起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总体上已呈现“丁字”型的“断裂”结构，即上层阶层占有绝对数量优势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在阶层结构的人口分布上，呈现典型的“倒丁字”型的结构，即绝大多数人处在社会的中下层。在阶层结构的具体特点方面主要呈现出：“结构化”、“再生产”、“碎片化”等趋势，且并没有形成我们所期望的一个不断壮大、负责任的中产阶层。这样的阶层结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体的社会的政治信任感、政治认同感、政治归属感，引发了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富裕阶层的集体“无安全感”、不同阶层的教育失衡，并加剧了阶层固化，也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族矛盾，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的多元由于缺乏正确、有效充分、负责任的沟通进一步加深了普遍的社会隔膜。本文将简单阐述阶层在当下中国的合适定义和当前阶层变化动因。 关键词：阶层阶级政治市场 “阶层”与“阶级”紧密相连，古代社会中的“阶级”，指的是社会上人为划分且真实存在并为大众深悉、认同的身份等级。与之对应的是天然的政治、经济等地位的不平等。在古代中国，“阶级”一方面指的是官位俸禄的等级，另一方面也指社会伦理制度中的“礼”所规定的等级秩序。《新书·阶级》中说：“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级分明。” “老百姓”被通称为“庶民”。“士”处于“大夫”和“庶民”之间。在西方社会等级制度也是普遍存在的，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行会师傅、陪臣、农奴、帮工等。 现代社会中的多数信奉民主、平等的国家已无古代时的等级秩序，但由于天然或者非天然种种因素，实际上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层级划分，在层级分化巨大的时期，在革命学说者的眼里，层级强化为阶级。对阶级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政党学说的基础。马克思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均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说明，每个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即阶级基础来说明”。[1]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真正动力。从19世纪开始，随着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阶级对立变得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敌对的阶级。在两个阶级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19世纪以及随后的时期，马克思的学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我国，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在1925年就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在特殊年代里的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进行了比较科学细致的分析。为当时的革命解决了路线问题，即“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2]的问题。在革命的各个时期，共产党都坚持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处理敌我关系，不论是内战时期还是联合抗日时期，清晰的阶级分析都在最大程度帮助我党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上所以，在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 孙立平 2012-7-11 15:03:15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摘要：社会结构变迁是转型社会的核心特征。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转型的后果主要体现为社会结构的多方位、多层次、多向度的变迁。其中结构的分化向结构的定型化过渡，从而导致了社会阶层分化逐步朝着阶级化型塑。这些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断裂与失衡，逐渐成为了当今较为显见的碎片化的社会生态。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分化；社会阶层化 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核心性的变迁过程。本文将从有关分析模式转换人手，来透视改革以来中国大陆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最新的趋势。 从结构分化到结构定型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系统研究始于上世纪8O年代初。那个时候，在刚刚恢复和重建的社会学中，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不过，由于中国社会学重建时主要是受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影响，因此，当时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分析模式就是在美国社会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分层研究。 但这种居于主流地位的研究模式与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之间实际存在很大的张力。
因为分层研究一个隐含的前提是，其所研究的社会已经是处于相对稳定的定型状态。也就是说，分层研究更适合研究定型社会的结构变迁。而当时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才刚刚开始。就社会结构而言，当时的典型过程是伴随体制变革而发生的结构分化。因此，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学界虽也进行了许多社会分层的研究。但实际上，当时进行这些社会分层分析是很勉强的，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开始分化的过程当中，正在形成中的阶层不仅很不成形，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当时分出来的那些“阶层”或“层”，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很快就发生变化了。 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在到了9o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这个时候起，定型化的过程开始了。其标志主要有四点。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1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o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就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崭新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不仅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社会生产力，也显著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物质以及精神生活水平。同时，作为我国社会结构重要方面的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社会原有基本阶级、阶层发生明显的分化，当今社会阶层分层呈现复杂化趋势。正确处理这些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只有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相互和谐，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和谐。所以，深入分析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研究各阶级阶层之间的互动和冲突，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阶级阶层分析法阶级阶层结构改革开放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和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们物质以及精神生活水平得到极提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各方面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我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经济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显著变化。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不断发生分化重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新阶层。 研究分析社会阶级阶层的目的，是要正确认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特征和发展趋向，正确处理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以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社会稳
定，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通过对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分析，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他们获得向上流动、升迁的机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正确处理这些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只有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相互和谐，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和谐。所以，深入分析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研究各阶级阶层之间的互动和冲突，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阶级、阶层概念 1、社会阶级、阶层的概念 （1）阶级概念 列宁曾经给阶级下过一个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就形成了两个阶级。①阶级概念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仅决定了物质生产的全过程，而且也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和交换。 （2）阶层概念 社会阶层是“依据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种种社会因素所划分的社会集团，社会阶层不同于社会阶级，它的测量标准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因素，还有其它各种社会因素”。阶层是由于收入水平、职业种类、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社会声望等社会资源的不均匀分布而形成的社会团体。阶层有两种基本类型，一①列宁. 伟大的创举[M]. 列宁选集: 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 刘欣 2012-8-23 9:14:40 来源：《社会学研究》(京)2007年6期第1～14页 【作者简介】刘欣，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式，进而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5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阶层地位是制度化的、由资源占有关系所规定的社会位置；居于这些位置上的人们是这一阶层的成员，他们享有相应的生活机遇，甚至在主观上认同这一社会身份。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应置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中产阶层地位是位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据作者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2003年中国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3)资料所作的分析显示，中国城市的社会上层占大约0.6％，中产上层占7.6％，中产下层占22.8％，技术工人及小职员占25.7％，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占43.4％；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统计结果还显示，这一阶层框架对收入、家庭住房面积、阶层地位认同、幸福感等生活机遇和主观社会态度变量的方差的消减，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结果表明，作者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而言，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阶层结构/中产阶层/阶层地位/阶层认同 近年来，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有关研究在取得了重要成果的同时，在如何界定中国的中产阶层、用什么样的指标划分出中国的中产阶层这些问题上，分歧颇大。由此一来，不同的研究者估算出的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也相去甚远。如何据中国的现实来界定中产阶层，仍是一个需要从学理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文试图将中产阶层置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界定，视中产阶层地位为居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以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确切含义，进而提出一个适用于中国城市阶层结构分析的理论框架。笔者将以“2003年中国综合调查”(CGSS2003)①的资料为主要依据，用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来呈现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以及中产阶层的比重，并从收入、住房、阶层地位认同等几个方面来检验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的有效性。 一、如何界定中国的中产阶层
社会阶层与不同社会阶层消费者行为差异的分析一、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事业与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她们就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较大获益者之一。 2、经理人员阶层。经理人员阶层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这一阶层的成员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均具备较高的学历与专业知识水平,也就是社会主导阶层之一。这个阶层目前还在发展之中,但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 3、私营企业主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其成员最初 来自乡村与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6 % ,地区间差距较大;私营经济发达地区可达3 % ,而欠发达地区则在0、3 %以下。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事业单位、 集体事业单位与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
专业性工作与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她们就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中等阶层的主干群体。目前,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 % ,且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差异很大。 5、办事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基层管理人员与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组成。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大约为4、8 %，在城市中其比例则有10 %?15 %，而城乡合一的县（市）中，其比例在2 %?6 %之间。 6、个体工商户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包括不动产）并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比如小业主或个体工商户、自我雇佣者或个体劳动者以及小股民、小股东、出租少量房 F=l Hz.A/r 屋者等。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指在商业与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与体力的工作人员。由于中国目前商业服务还不发达, 所以这一阶层人员的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类似。 8、产业工人阶层。产业工人阶层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
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对统一战线的影响 【作者】杨启莲/王金全/陈世海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法政系。 【摘要题】政党政治与统一战线政策 【正文】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这既是对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也是统一战线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需要。运用统一战线团结和联合新的社会阶层，是新时期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当前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促进了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如下。 工人阶层：工人阶层主要是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中从事直接和辅助性生产劳动的工人。这个阶层包括五个群体：一是传统产业工人，二是高新技术工人，三是服务工人，四是农民工，五是失业下岗工人。尽管这个阶层的队伍在不断扩大，科技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就业发生多样化，以及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但在这个阶层的内部结构方面，一是在职工队伍不断扩大的同时，公有制企业职工人数锐减，私营企业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二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内部分化加剧；三是就业不稳定性和下岗失业职工人数增加。如何在工人阶级内部求同存异，协调好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保证工人阶级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不变，不断增强其内部相互之间的凝聚力，进而实现整个阶级的团结和统一，已经成为目前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当务之急。 农民阶层：随着农村改革的进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内部已经明显地分化成三个社会阶层：1.农村专业户；2.普通农民阶层；3.贫困农民阶层。当前农民问题可概括为以下方面：一是负担重；二是农民收入低；三是农民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尖锐矛盾。如何正视农民阶级的急剧分化，如何针对农民的分化制定新的政策，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化解他们的不满情绪，使工农联盟在新的阶层分化中得以继续巩固和发展，成为目前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又一个当务之急。 私营企业主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最初主要来自于乡村和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但在1992年以后，具有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开始大量加入这一阶层，使这一阶层的来源复杂，成分多样，个人素质差异悬殊，但发展速度极快。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增创经济发展新优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个群体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性和负面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加强对私营企业主的统战工作，向私营企业主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通过具体手段加强对私营经济的监管，使其兴利抑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 知识分子阶层：主要指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人员。目前人数约有3600万人，分布广泛、类别多样。如何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更好地为社会建设服务，需要政府提供宽松、自由、平等竞争的环境，大力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 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指在商业和服务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目前，这个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占12％，以后会越来越庞大并且变得更复杂。他们经济地位低下，工作不稳定，他们与其它阶层的矛盾日益尖锐。 庞大的社会边缘群体：据估计，中国现有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与农村困难户有1亿左右，占总从业人群的40％左右。对这部分人群的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中的薄弱环节，今后应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前言 关于阶级、阶层结构的分析与研究,向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制定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重要依据。《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献中,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当时中国阶级阶层形势分析,指出了在进行民主革命时期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为我们党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奠定了阶级路线基础。经过20多年的革命斗争,我们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践证明,这条阶级路线就是完全正确的。 中华人民共与国成立以后,经过土地改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国家工业化建设,我们国家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大变化,逐步形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这就是同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类似的,并没有形成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分化与流动的机制变化了,社会流动普遍加快。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 正确认识目前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的地位特点以及她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趋向,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从中得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结论,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当代基本国情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与经济社会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实事求就是地认识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与政府实行的政策与管理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并据以形成新的理论与新的经济社会政策,用以协调好党与政府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应当指出,现阶段我们研究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期不同,已经不再就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安排好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与关系,以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 199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
中国十大阶层分析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全赖你所处的阶层。 ——题记 盛筵还远未结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革也不是分钱。六年前，我在写《和平革命：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与非正义性考》时，预计中国的社会分层从明晰到稳定，大约需要花十年时间。时隔六年，我发现，中国社会变迁的转型与分化，在改革单脚跳（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通过体制的贯性掠夺，比我预计的要疯狂得多。而且，随着这种更加疯狂的单脚跳，中国社会分层已日趋稳定，即我在文章中所讲的刚性体制，已牢不可破。除非蒋经国先生再世，否则我这个文章，要推迟十年再写。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全赖你所处的阶层。下面，我们来重新审视自己，看看我们自己在这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处于哪一个阶层，我们的幸福感指数、安全感指数和希望社会变革系数如何。 中国现在已进入独生子女时代，并且开始向老龄化社会发展。以全国人口16亿，221家庭结构，再加上独生子女因素，以平均每个家庭4人计，中国大致有4个亿家庭单位。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前提，4亿个家庭，以上、中、下三大阶层＋赤贫阶层来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基本上由6%的上层、16%的中层、76%的下层和2%的赤贫阶层构成，而且这种阶层结构随着当下的刚性体制已经基本稳固，社会变迁向上流通的阶层通道，随着体制的设计和排他性，借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时代，已基本堵塞。只有少数天生异禀和天生丽质者，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交换向上流动。 我在《自由的代价：一个共公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30年的深夜感悟》中揭示，恐慌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心理特征。权力拥有者对害怕权力失去的恐慌，权力失去者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恐慌。权力拥有者的恐慌总是先于权力的失去者。由于国民经济的总体腾飞，在部分开明政治官员的努力下，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极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壮大，因为据我观察，2003——2008六年间，中国中产阶级由六年前的12%壮大为目前的16%。我以为，在目前体制下，十年后中国中产阶级可能进一步壮大为20%。但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理想状况而言，中产阶级超过30%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超过50%则达到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在目前刚性体制下，只要统治者足够智慧和开明，中国社会结构进入一种理想状态并非没有可能。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重新审视了蒋经国先生的政治资产，发现蒋经国先生才是台湾经济腾飞的源头。 一般而言，在一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层的人们幸福感指数、安全感指数最高，希望社会变革系数最低。但对中国而言却不尽于此。以“0”到“10”级来计，把中国社会阶层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赤贫十大阶层，即6%的上层、16%的中层、76%的下层和2%的赤贫阶层，简称“三个六”结构。具体表现如下：
房地产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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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阶层研究报告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与1978年以前的阶层结构相比，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进行科学分析需要新的视角 对于当前新出现的社会阶层结构，应当如何去认识，如何给予理论解释，存在着各种争论。但不管人们有些怎样的争论，今天，简单地照用马克思针对19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或者毛泽东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无疑是不够的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①（《共产党宣言》，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版。）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行实证的、科学的分析，从中得出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认识。具体而言，在分析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结构时，应该注意下述几个问题。 1．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并不是划分阶层的惟一标准 当代中国社会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与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主要是个人（私人）占有，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生产资料是由国家和集体占有的。同时，公司制近十年来的发展也导致了许多不同于马克思和毛泽东所研究的时代的私人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比较复杂，并且明显具有多元特征，这就决定了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充分的。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对物质财产的占有并不是衡量人们的社会阶层位置的惟一标准。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就要重新认识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并加以科学的发展，形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