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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
朱苏力
1994年12月和1995年2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贾桂花诉青年电影制片厂的侵犯肖像权案（此后称贾案）、邱满囤就邱氏鼠药提出的侵犯名誉权案（此后称邱案）作出了初审和二审判决。尽管这两个案件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并不十分重大，且都是下层法院作出的判决，然而，在我看来，这两个判决可能是近年来我国司法活动和法治建设具有普遍和深远意义的判决。其意义之重要不仅在于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不断发生新闻舆论、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某单位或个人“侵犯”公民、法人的名誉权、肖像权的案件纠纷，[1]因此这两个案件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它们涉及到中国当代社会的权利的总体配置和其他一些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法学界有义务将中国司法实践及其理论内蕴加以提炼、升华，使之成为法律活动的自觉。这不仅是对我国的法学研究的理论挑战，而且这一努力有可能对中国的法制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近年的众多名誉权案件中，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案件，我有特殊的考虑。选择贾案是因为这是一个“难办的案件”（hard case），而西谚有所谓“难办的案件〖容易〗引出坏法律”（hard cases make bad law）
之说。在这个案件中，原告贾桂花是一个事实上受到伤害的“弱者”；而被告是社会、经济地位都比较显赫的电影界人士。因此，就社会情绪来说，容易倾向于贾氏；然而一审判决却对贾氏不利。因此，这一案件可能比其他案件更能提出一些不易为我们的直觉觉察并接受的问题。选择邱氏鼠药案，则因为这一案件所涉及的是科学技术界，而不是一般的新闻、文艺、出版界，因此使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得以延伸，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此外，这一案件的二审判决体现了一种我认为对今后司法审理这类案件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值得在理论上加以分析阐述并推广；最后，围绕邱氏鼠药案件所引出的最后结果（邱氏鼠药被禁）比任何其他案件都更现实、更直接、也更充分地例证了保护言论自由不只是抽象的公民权利保护，而且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建设会产生直接的积极后果。
案件与问题
有必要将这两个案件情况及背景作一简单介绍。
《秋菊打官司》摄制组在陕西宝鸡进行纪实性摄影时，摄下了一位在场卖棉花糖的公民贾桂花的形象。贾氏本人自称因“生理缺陷”（贾氏患过天花，脸上有麻子）从来“连照相都不愿”。影片公映后，贾氏形象公之于众大约四秒钟左右（但并不能明显看出患天花的痕迹）。有熟人嘲弄贾氏“成了明星”，“长得那样还上电影”；其子在校也遭人戏谑；这使贾氏极为痛苦。为此，贾氏经律师代理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向《秋菊打官司》剧组所属的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提出诉讼，认为《秋菊》剧组以盈利为目的（因电影是商业发行的）
侵犯了她的肖像权，要求影片摄制者向其公开赔礼道歉，剪除影片拷贝上贾氏的镜头，同时赔偿贾氏精神损失费人民币8000元。此案经过审理，海淀区法院于1994年12月8日作出了一审判决，认为《秋菊》剧组的行为不构成侵权，驳回贾氏的诉讼请求。贾氏不服，目前此案已上诉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
此案判决似乎获得了文学艺术和新闻报道界的好评，认为这一判决是公正的，实事求是的。在此案初审判决的同一天，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就采访报道了这一事件。报道中，赞同此案判决的人指出，如果这种摄影行为构成侵权的话，那么“以后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新闻报道）没法拍了”。尽管该采访报道是相当平允的，但主持人敬一丹在结语中评论说，此案的决定表明“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利益”。[3]
然而，此案的判决、特别是电视主持人的评论，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4]在私下论及此案时，许多人，包括一些法学界的同人，都倾向于认为《秋菊》剧组事实上给贾氏造成了伤害，因此，应当给予贾氏赔偿。他们认为，尽管这种赔偿也许会给以后的文学艺术、新闻报道带来一些不便，但在市场经济发展、人民的权利意识增长的今天，同时考虑到中国社会长期以来过份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应当侧重于保护公民、特别是普通公民的权利。与此案相联系，近年还发生了多起有轰动效应的侵犯名誉权案。其中之一是1995年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结的邱氏鼠药案。邱满囤是河北省的一位公民，声称发明了一种诱杀老鼠的特效药，在这一技术的基础上，邱氏创建
了一个颇有名气的老鼠药工厂。五位科学家根据他们的经验和一般的科学原理，在未对邱氏鼠药进行实证研究的情况下，在科技报纸上对邱氏鼠药和邱氏鼠药的宣传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邱氏鼠药中含有某种或某些对生态有害而为国家法令严格禁止使用的有毒化学物质，认为科技界和新闻界应当严肃认真对待这种科学的或涉及科学的问题，防止伪科学的泛滥。邱氏因此对这五位科学家提出诉讼，认为科学家的批评违背了真实，侵犯了邱满囤本人和邱氏鼠药工厂的名誉权。[5] 此案一审的中心问题是邱氏鼠药中究竟有没有为国家严格禁止使用的有毒物质。据称经6次实验检验，结论是一半对一半；在没有结论性实验报告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邱氏胜诉。科学家们不服，上诉。二审判定科学家的批评没有侵犯邱氏的名誉权，但对邱氏鼠药中究竟是否含有违禁物质未作判决。[6]
这一案同样自始至终引起了一定的争论。科学界人士一般认为，这五位科学家的言论没有侵犯邱氏的名誉权。但此案之所以能够立案审理，并有一审判决，显然是认为在此案中科学家有侵犯邱氏名誉权之可能；而且二审的判决似乎也留下了一个尾巴，没有对邱氏鼠药中是否含有违禁物品作出决定。[7]在习惯于强调“以事实为根据”的我国法学界，一些学者和律师在私下曾认为，此案的关键问题是邱氏鼠药究竟有没有违禁物质，因此重要的是查清这一事实；无论什么人，包括科学家，都必须对他的言论的真实可靠负责。
二、权利的冲突
表面看来，这两个案件中所涉及的问题是比较简单的，贾案中涉及的
是肖像权问题，邱案中涉及的是名誉权问题。但如果仅仅按照原告律师的请求来界定案件的核心法律问题，并进行审理，我认为，那么无论其最后的判决结果如何，都将失去其重要性，并且都将不利于被告一方。[8]换言之，即使在作为个案的这两个案件中被告一方赢了，那么在此后的同类案件中，处于与被告类似境遇的其他一些人仍然会受到这种诉讼的威胁。这是因为，案件界定、审理的问题未能有效地回答正在发生的或即将发生的诸如此类的案件中体现出来的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权利配置问题。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围绕这两案的社会轰动效应中，人们所关心的绝不仅仅是贾氏是否受到了伤害（这个问题不同于《秋菊》剧组是否侵犯了贾氏的肖像权），或者科学家们的批评是否完全准确。这些问题只是对当事人本人才是重要的。人们所关心的实际是这些案件判决中所体现的社会中一些权利的总体配置。上面提到的电影界说如果贾氏胜诉“以后无法拍电影了”，以及在邱案发生之后许多著名科学家纷纷出面为五位科学家呼吁，[9]就是一个明证。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或无法明确将他们的关切以一种更为普遍的法律语言表述出来，但至少表明人们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案件本身的结果。[10]那么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他们所关心的实际上是一种广义上的言论自由权或表现自由权。具体到贾案那就是，当文艺家行使宪法赋予的文艺创作的自由权时，尽管他无意伤害他人，却有或者没有过错地（这句和下局话中的过错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常识意义上的）伤害了他人，文艺家是否应当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应承担多少，什么是恰当的限制。而
在邱案中问题是，当科学家行使宪法赋予的科学讨论自由权和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时，尽管他无恶意伤害他人名誉权以及相伴的财产权时，但有或者没有过错地上造成了事实上的伤害，科学家是否应当对这种伤害承担责任；应承担多少，什么是恰当的和必要的限制。[11]因此就此案本身来看，其所涉及的并不是“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的问题，而是两个个体之间所主张的两种权利的冲突。我个人认为，这才是这两个案件中提出的更为根本性的宪法性问题；也许应当首先解决这些问题之后，然后才能对这两案的具体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且也只有在这一构架下，才能作出更具普遍意义和更为深刻的分析。
当我提出这样一个宪法性的法律问题时，人们也许很快就会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并根据各自的偏好而得出一些判断。支持文艺家和科学家的人们（包括他们自己）很快会提出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的根本性权利，而相对说来，肖像权和名誉权可能相对次要一些。[12]而支持贾氏或邱氏的人们完全可以很快提出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从来不是、在任何国家也不是绝对的；并且宪法第38条也有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13]的确，“言论自由”从来也不是绝对的，然而，肖像权和名誉权也从来不是绝对的（我将在后面论述这一点）。因此法学家也许无法仅仅以法律效力的等级性等法理原则来支持这种或那种观点；而必须深入分析这种权利的冲突。
提到权利冲突，我更愿意称之权利的相互性――美国法律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一个重要发现。科斯在分析“公害”（nuisance）及诸如此类的侵权案件时指出，传统的做法是要求公害
施放者对其引起的公害给予损害赔偿；这种似乎是毫无疑问的做法实际上“掩盖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
[14]在贾案和邱案中所出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表面看来，是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权利；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并且不预先假定哪一方的权利更为重要，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满足原告的请求，就侵犯了或要求限制被告的权利。因此，无论法院的最终决定如何，只要它保护一种权利的时候，实际上必然侵犯另一种权利。这就是权利的相互性。科斯的分析对传统的法学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15]传统的法学理论一般认为，权利与权利之间是可以划清界限的；严格依法界定并保护一个人的合法权利时，实际上也就是界定了和保护了他人的权利。然而，从这两个案件上，我们发现情况不是如此，我们发现的是权利是交叉重叠的，在两个权利之间无法找到一个互不侵犯的界限，除非我们专断地认定一个界限并声称这就是互不侵犯的界限。即使作了这样的界定，也只能在字面上保持权利的互不侵犯，它没有而且不可能改变权利的相互性。在现代社会，权利相互性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法律现象。科斯所说的公害和污染的现象是这样的；而我们日常生活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例如深夜仍在营业的舞厅，其音乐影响了我的休息；从理论上看，我有不受打扰的“权利”，而舞厅老板有利用其财产营业收益的权利。又比如，从理论上看，任何人都有不受
因他人的行为而受严重感情伤害的“权利”，但有多少子女在行使其婚姻自主权时使其父母痛心疾首、要死要活？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这种权利的相碰撞的可能性日益增加，我们事实上总是处在一种权利相互性的境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仅仅一般地在法律文本上承认公民或法人有权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所有这些被承认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或在某些时刻可能发生冲突。对法律活动来说，也许重要的不是承认权利，而在于如何恰当地配置权利，并因此给予恰当地救济。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普通法上的权利一直同司法救济相联系，有“无救济就无权利”之说法。三、权利的通约和权利的配置
如果承认权利的相互性，我们应当如何判断保护何种权利，保护谁的权利呢？传统的法学理论对此没有给予论理充分的回答，甚至没有给予提示。似乎除了作出某种关于权利的价值判断之外，谁也不能合乎情理地并令人信服地声称自己的权利是优先的，并因此要求他人的权利必须为自己的权利让步；而除了对诸多权利分享类似的价值判断之外，谁也无法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人的价值判断。[16]
科斯认为，在出现权利相互性的时候，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权利配置给谁，最终的结果都将是一样的：产值最大化，或避免最大的伤害。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状态，交易成本将总是为正；在这种情况下，科斯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初始权利配置，将产生出不同的社会总产值。[17]因此科斯主张，在权利冲突时，法律应当按照一种能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的方式来配置权利，或者反
过来说，这种权利配置能使产出最大化。[18]我认为，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邱案和贾案中的言论自由权和肖像权或名誉权的配置。
有人会指出，科斯讲的是产权的配置，而我们在此讨论的是人身权和自由权。这两种权利是不可通约、不可比较的；因此，这两种权利是无法在同一层面上配置的。
我承认，在一般的传统的法学理论上，这两种权利也许是不可通约的，因此无法谈配置和选择问题。但在更抽象的层次上，这两种权利也许是可以按照科斯定理的原则加以配置的。不仅科斯本人就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不相信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之间的区分是有根据的，不认为这两个市场之间有根本的差异；[19]而且事实上，只要我们稍稍从法学家的规范性（ought to be）立场偏离，就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将一些权利转化为另一种权利，并加以比较和交换。例如，作为人身权之一的肖像权原则上是个人性的，但肖像权事实上是可以通过契约转化为财产权的。日前发生的几起肖像权诉讼中，造成争议的常常是侵权人未给予经济补偿就使用了他人肖像，而一旦给予经济补偿之后，这一争议就消失了。如果肖像权真的是一种不可转让的绝对的人身权，那么在给予了经济赔偿之后，为什么就可以继续使用某人的肖像来作广告？事实上，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包括我国的许多民法理论著作中都认定侵权行为（包括侵犯肖像权）引起的是“侵权之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古以来就有学者认为侵权损害赔偿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种事后的、“非自愿进行的”交易或权利转让。
[20]这说明那些表面看来不同种类的权利是可以或可能通约的（同时
也说明了肖像权或名誉权同样不是绝对的）。如果认可这一点，那么权利配置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而且，这也必然得出言论自由也不总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言论者必须对由自己的言论所造成的后果负责。
那么在贾案和邱案中，应当如何配置权利呢？哪一种配置，能避免更大的伤害，或产生更大的总体社会效益呢？这就必然涉及到权利配置的方式问题。
四、制度和权利配置方式
社会权利的配置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制度化的方式或规则的方式。[21]这种方法既存在于普通法国家，也存在并且更多存在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这种权利配置以宪法或成文法的规则形式将权利规定下来，或通过司法而确立为原则，并通过法学家的理论阐述来限定和解释。例如，言论自由在许多国家，无论是普通法国家还是大陆法国家，都被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优先于其他权利。[22]
另一种“权利配置方式”则衡平的方式，或个案的方式；[23]法官针对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合乎情理的处理，可能有或没有一般的规则。在这种配置方式中，“权利”是该案中的具体的权利，“义务”是该案中的具体的义务（也许根本不使用权利义务的概念）。由于这种权利配置方式不重视规则的一般性，过多受具体案件中具体事实的左右，因此不容易产生一般的、确定的法律上的权利概念和权利预期。
[24]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里没有权利的制度化配置，而只有个案中的“利益”配置。[25]这种“权利”配置方式在中国传统
司法中比较突出。[26]近代以来，尽管中国实际上采取一些制度化的权利配置，[27]而当代中国又在理论上提出了法律制度化的重要性，[28]但由于传统的影响，由于“制度”在中国往往被理解为组织机构，而较少理解为规则化的运作或游戏的规则；[29]因此在中国当代司法和执法实践和人们解决纠纷的思想上仍然受传统很大影响。[30]
因此，所谓的权利配置，是指这种制度化的权利配置。所谓最大效益的权利配置，并不是指、至少主要不是指个别案件中的最大效益的权利配置，而是指社会的制度化权利配置。[31]因此，贾案和邱案必须在这种配置的背景下加以考虑。
五、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尽管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为众所周知。然而，如果要对初始权利进行配置，我们无法先验地确定一种权利的相对重要性。因此，就论证各种权利的相对重要性而言，我们首先就必须有这样一种制度或这样一个“市场”，使得当事人（不仅仅是诉讼的当事人，而且包括所有关心案件结果和判决意义的人――科学家、文艺家、法律家以及大众）都能够表示出（signal）他们的对权利的偏好或他们对这些权利的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在这一方面，尽管言论自由不是唯一的表达途径，人们的社会生活的行为本身往往就在表达、认定和确立这种权利的相互性，但言论自由往往是表达的一种最重要、最便利的方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言论自由可以说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和前提条件；因此具有一种逻辑上的先在。当然，法律不是或不仅仅是逻辑，因此这种逻辑的论证是不够的。更重
要的是现实。对此，我无须重复各国学者的很多论述；我想在此添加的是针对我国国情和这两案案情的一些新论述。
首先，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不在于其被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根本上看，而在于这种规定的制度效益。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直将言论自由，在此具体体现为文学创作的自由和科学讨论的自由，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写进宪法；而对肖像权和名誉权的保护一般都由民法来保护。之所以这样规定，固然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原因，但并不完全是或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决不仅仅是一种“统治阶级的意志”的结果。一种权利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来，被接受为是社会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必定有一定的超越了表面的意识形态之论证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和正当性，尽管有人基于概念化的普适人权，但在我看来，更主要的可能在于它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实际效益。文学艺术自由带来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不否认也有伪劣产品），其受益者不仅是作者，从根本上看受益的是广大的社会公众（否则他们不会自愿花钱去消费）。而科学批评的自由更大大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可以说，近代社会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言论自由”。因此，在似乎专断的意志和纯粹的价值判断的背后，似乎有一种权利配置的绩效原则在起作用。其次，尽管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而且从来也不是绝对的，[32]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社会科学文化经济政治的发展来说，对于我们这个正在改革、追求更为开放的社会来说，我们必须选择一个基本的方向。我们是否应当更多地或优先保护这种文化艺术和科学讨论的自由，将之规定为一种通例，一种规则？这种制度
化配置的言论自由权利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更为有利。而且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的发展，特别是为保证公民的政治言论的自由，也必须有一个更为宽泛的、包括了一般的非政治性言论的自由。我们不可能设想，在一个国度里，对文学艺术的创作自由和科学批评的自由有相当严格的限制，而能有政治上的高度言论自由和民主。不可否认，言论自由在能够给每个人和社会带来收益时，个人和社会也必定会为此支付一定的成本。会有一些人因这种自由受到有意和无意的损害。例如，在文艺表现自由的旗号下肯定会有一些淫秽荒诞的出版物；即使是认真严肃的科学讨论有时也可能压制了一些新发现，更会有人打着科学的旗号搞迷信（近年来有一些所谓的气功大师其实就是搞巫术）。但问题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作为理想是好的，但现实中却是不可能的。我当然希望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对尽可能严格谨慎，对他人和社会负责。但问题是这种理想的状态无法实际操作。只要我们想一想，我们当中有谁一生中没有有意无意地说过几句言过其实的、可能对他人有所伤害的话呢？而且，即使是严肃认真的言论或表现，其是否构成伤害也并不完全是由言论本身造成的，而是与环境和接受者本人的情况相联系的（例如贾氏就可能比有与她相似的“生理缺陷”的其他人对上镜头更为敏感）。因此，对这个人可能不够成伤害的言论会使另一人感到受了伤害，对一般人不够成伤害的会使某个特定的人感到受了伤害。如果我们的法律要求人们言行时考虑到这一切情况，这种法律岂不是过于苛刻以致无法运作了吗（因此，法律总是强调对象的一般性，而拒绝过分的“因人而异”）？为了避
免更大的伤害，因此，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作出制度性的权利配置选择。
第三，更大程度的言论自由可能是从根本上改变贾氏以及与她相似的其他人的境遇的最深刻和最有力途径。我们只要想一想，就会发现真正伤害贾氏精神的只是由肖像引发的，造成这一伤害的最主要和最直接原因是她周围那些不尊重他（她）人而当面或背后嘲弄贾氏的人，[33]这是由于我们社会中的某种封闭性造成或促成的。如果贾氏一直生活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她周围的熟人思想更为开放和尊重他人，也许就不会而对贾氏作那种伤害性的评论；而即使有人这么做，贾氏也不可能感受到那么强烈的痛苦以致提出诉讼。我这里的境况虚拟并不是要否认贾氏受到了某种伤害，而仅仅想论证，给予文学艺术创作自由以更大的保护，也许是改变贾氏以及类似者的境况的一个重要甚至更为有效的途径。
在法律上将这种初始权利配置给言论者，并不是说在贾案和邱案中《秋菊》剧组和科学家们就一定总是正确无误，更不是说他们可以利用这种权力肆无忌惮地损害他人。而只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至少当他们不是有意或恶意利用这种言论自由伤害他人或有重大过失并从中获利时，即使他们的权利行使损害了他人的某些利益，也应当受宪法的保障。如果要对他人的言论自由加以法律上的限制，权利主张者必须能够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言论者有法律上认可的过错并造成了或可能造成更大伤害、且这一限制不过多影响他人行使言论自由。换言之，要在涉及限制言论自由问题的侵犯名誉权或肖像权的诉讼中
获胜，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权利主张者不仅要提出受到或可能受伤害的证据，并且要证明：1、言论者主观上有法律上认可的过错（过失、故意或恶意伤害）；2、这种过错的行为造成了或可能造成伤害，且这种伤害比限制言论自由所带来的伤害要大；3、请求的限制不会具有太多的“外溢效应”（完全没有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造成该言论者和其他言论者未来的言论自由权受到重大或实质性的限制。[34]
只要满足这些条件，具体个案中的权利是可以变更的；但这种变更必须仅限于该案或限于同类案件中具体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不改变或危及改变这种总体的、制度化的权利配置。例如，一个人在影剧院放映电影时大声说话，即使他讨论的是非常重要的科学、社会或政治问题，影剧院的工作人员仍然可以请他离开，甚至请警察强迫他离开，他不得以自己的言论自由权为由而侵犯他人的权利。但是在这种例子中，对言论自由权的限制并不改变社会的总体的、制度化的权利配置。这位自由受限制的人仍然可以在自己家中、或适当的场合讨论他所要讨论的问题；他没有失去言论自由权，失去的只是在特定时间和场合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这种限制没有对他的总体的、或未来的言论自由构成实质性的或根本性的限制。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说，目前许多已为法院接受、准备审理的相当数量侵犯名誉权案都是无法满足这些条件的，因此许多已经审理、正在审理或准备审理的此类案件[35]实际上都难以构成应进入实质性司法审理的“案件”；在这样的原则面前，律师必然会趋于慎重提起诉讼，即使提出了，法院也可以
无须进行实质性审查，可以以未满足举证责任为由而将其驳回或判其败诉。这样，司法机关就可能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解决一些具有普遍和指导意义的案件。这种做法，不仅将有利于规制我国目前有“滥诉”之倾向的名誉权诉讼，[36]而且将大大便利人们对自己权利义务的预期和活动，从进而大大减少整个社会在这一方面无谓地耗费各种资源。
六、贾氏和邱氏的诉讼请求对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
根据上述标准，因此，有必要对两案原告的诉讼请求进一步加以考察，看看是否可能对言论自由构成实质性和重大限制。
贾氏的诉讼请求有三项，赔礼道歉，减去镜头和8000元精神赔偿。赔礼道歉是否应当，取决于《秋菊》剧组是否有法律上的过错，而不仅仅取决于贾氏是否受到了实质性的伤害；[37]此外是否有法律过错也是其他两项诉讼请求的基础。因此，如果就案件本身而言，也许我在此只要分析《秋菊》剧组是否有过错就可以了。但由于本文关注的并不是贾案或邱案本身，而是更为一般的言论自由权和其他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为保持论题集中，斟酌之后，我决定正文中不就过错问题对贾案进行分析，而仅考察贾氏的后两个诉讼请求是否对被告或对其他言论者未来的言论自由权行使构成了实质性的重大限制。如果这种限制很小，不会对权利配置产生什么制度性的普遍影响。那么，在有法律上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法院也许可以认可贾氏的诉讼请求。
我认为减去镜头的请求是不恰当的。这个四秒钟的镜头尽管有人物形
象，但其在影片中的实际作用相当于一个空镜头，目的是展现一种社会氛围和调整影片节奏，它与剧情故事的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必不可少的联系，至少有许多人认为剪去这个镜头对影片的完整性几乎毫无损害。因此，仅仅从解决纠纷来说，《秋菊》剧组完全可以在这一请求上妥协。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一请求是否对影片的内容有损害，而在于如果同意了这一诉讼请求，实际上，就是法律要求作者按照原告的要求来进行创作，就是要将原告的意愿强加在被告作者身上；而被告是有权利按照自己意愿进行艺术创作和表现的，尽管被告的权利行使给原告带来了某种实际的、但未必是法律认可的损害。尽管存在事实上的伤害，但被告的行为并非法律禁止的，甚至未必违反了一般的社会公德。如果在这种合法并可能合乎一般道德的范围内，仍然要求被告服从原告的意旨，这显然是对被告权利的法律上无法认可地过份限制。8000元的损害赔偿也有同样的问题。问题不在于钱多少或谁有无支付能力，而在于有没有道理。如果被告法院判决被告必须支付贾氏8000元，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的是被告只有在支付8000元后才能行使他本来就拥有的言论自由权。
如果仅仅限于此案，那么这些请求也许都不那么严重；然而，问题在于这个案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示范作用。如果贾氏的请求得以成立，有人说《秋菊》中所有被纪实性拍摄而进入影片的大约300人就都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起诉；“这样一来，根据小说《万家诉讼》改变的《秋菊打官司》，就真地陷入了‘万家诉讼’的尴尬境地”。[38]这些语言显然是夸张的，肯定不会有那么多人会提出诉讼，即使提出
诉讼其中绝大多数人也肯定会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许多人都可以以此为范例而拥有诉因（cause of action）和诉权，这不仅会使文艺家以及许多人处于对自己的行为的法律后果难以预期，而且可能会迫不得已卷入大量诉讼之中。即使是善意的非批评暴露性的电视剧、新闻报道、绘画、摄影、甚至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诸如“未经我的许可，对我的作品进行批评，使我身心受到创伤”之类的诉讼就可能出现。[39]）也将受到重大威胁。任何涉猎于这一领域的人都不可能有一个大致确定的预期，他将无法确定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能作什么，这将对言论自由构成实质性的限制。[40]
同样的道理，在邱氏案件中，就算科学家们的批评与事实不完全相符，并因此使邱氏鼠药工厂的经济收益受到了损害，那么又怎么样？如果每个科学家都必须对自己讨论的每个问题以至每个细节的完全了解才能发言，那么还有哪一位科学家敢批评其他人呢？谁敢保证――尽管是出于职业道德和好意――自己的理解没有一丝错误，尽善尽美了？还有谁敢一般性地就科学技术问题发表任何批评或表扬意见吗（由于要抽象，对任何一般现象发表看法必然会省略许多细节；而任何批评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有意要使被批评者受到某种事实上的“伤害”）？这样的“严格要求”只能窒息科学研究、讨论和批评，只能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事后看来，邱氏鼠药之所以最终被查禁，不就是因为有一些敢于进行批评、坚持自己的科学责任感和行使自己的科学批评的自由的科技工作者吗？如果没有他们的引起了诉讼的批评，也许今天邱氏鼠药还
在继续污染着我们的生存环境。没有一大批这样的有责任感但也许有偏颇、固执甚至有偏见的科技工作者，我们的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真正健康地发展起来的。
更展开一点，社会科学家呢？如果法院接受邱氏的诉讼请求，并作为一般原则加以坚持，我们的社会科学家还敢对国家各级政府的计划决策或社会中的其他现象提出任何批评吗？我们其他个人（包括贾氏和邱氏本人）还可能对任何现象发表言论吗？我们对任何个人、单位或法人的有社会影响的批评都可能因不实之处而被指控为侵犯名誉权。那样一个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包括邱满囤本人都无法忍受的。
在此，我还要提出两点以支持我的观点。第一，真正的自然科学技术（其他问题上可能有例外）是不怕批评的，因为自然科学特别是技术和技术产品的效力和效果一般都是可以重复测定的，其标准相对说来比较确定。因此，在自然科学技术问题上必须格外注意保护批评的自由。其次，在许多情况下，批评事实上也并没有损害产品或工厂或个人的名誉权。相反，这种批评甚至可能扩大了其名誉，增加了其销售。
[41]近年来，之所以有许多人或法人打这种名誉权、肖像权的官司，不仅事实上增加了其名望，甚至是有人有意借此来增加其名望，扩大或保持其影响。[42]这种现象虽然不普遍，但其中的人情世故也许值得我们法律界和法学界深思的。
无疑，我们的社会要保护公民的名誉权或肖像权，但问题是以什么为代价，以多大的代价！
七、结语
至此，也许有些读者发现作者似乎没有回答贾案和邱案提出许多具体问题，相反提出了许多问题，却已进入了结语。这是因为本文虽然围绕了两个民事侵权案件，但其所关注的并不是其中一般的侵权法问题，而是其中隐含的宪法的、政制的（constitutional）的问题。[43]本文的要义不在于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而在于提出一些关于中国法治发展的重要问题。希望引起法学界和法律界的思考。本文的核心是提出一个思路，提出这些案件中被许多人所忽视的重要的社会价值，提出权利配置的制度化的问题。因此当我们在处理一般的所谓民事的、刑事的、经济的或行政案件时，我们的律师和法学家们不能仅仅着重于“官司的了结”，而忽视一个社会中的纠纷所具有多重法律问题和普遍的意义。我们需要专门家，但我们应当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才能使法学的研究成为法学，而不仅仅是“律学”。
应当指出，法学和法律界有不少人是出于保护公民权利（肖像权、名誉权以及与此相伴的经济权利）、特别是保护“弱者”的角度来为贾桂花案件“讨个说法”的。这种为在中国当代社会中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发展的努力和热情无疑是应当肯定和褒奖的，这种努力保护“弱者”的道义感是可贵的。但我看到的问题更可能出在这里，当我们在热诚或极力推进和保护一种权利，并认为是正义在手而大义凛然之际，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是否会不留心地削弱了另一种同样应当得到重视和保护的权利，特别是那种不具有显著并直接物质收益的公民权利，那
《秋菊打官司》影评范文 《秋菊打官司》影片讲述的是，秋菊的丈夫讥笑村长没有男孩子，村长把其丈夫踢成重伤，秋菊为得到村长的道歉逐级上告，其间村长却因送难产的秋菊去医院感动秋菊。最后村长被公安局带走，秋菊很迷茫。 原先只是想：我要一个说法。现在，秋菊的困扰在于告还是不告? 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息诉的主流主张要求她不撕破脸皮不得罪村长，不得罪政府“官差”，不能不听丈夫大事化小的意见，不能不顾自己付出的强大的成本，不能不顾整个村子对她家的嘲笑。另一方面秋菊本身对于公正的追求正符合了中国正在建设中的法律的精神。秋菊主张权利保护，法律体系立即会自动启动保护功能。公民要求惩处恶霸，那么法治的要求必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适用，不论你是不是村长是不是“公家的人”是不是长辈。 秋菊虽然赢了官司，但失去了对于她而言整个世界的人情世故的支持。一种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是西方的法治文明。这就是这个影片也许是无意但却深刻触及到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冲突。总的说来，这无疑是一部超越时代的作品。这无疑是一部深刻到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作品。这无疑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这无疑也是一部让中国法律群体思索最多的电影。这部电影里的角色，无疑是中国演员塑造的最朴素但是最为成功的角色群体，朴素到好像是在演自己。 初看《秋菊打官司》，在剧情刚刚进行之时，我就武断地做了一个电影主题方面揣测：一根筋地揪住中国90年代权力结构的压制性不放，用一种反抗意识衬托百姓群众主体的存在现状，并以此来制造一个位居政治象牙塔底层人们的解放寄托。 于是我开始佩服张艺谋的勇气：因为拿历史说事，毕竟有种时间的模糊性在里面，批判和讽刺在各种各样的记录和记忆空间中游走，以使人们抓不到它过于反动的辫子;而《秋菊打官司》却直接揪住时事，拿当时最具争议热度和标识民主进程质变的《行政法》说事，借“民告官”的社会激荡效应上演了一场属于自己也属于所有百姓的反响戏剧。这已经够了，已经足够让张艺谋名垂千古了。 但是好戏还在后面，这带给我一个措手不及的判断转折——这里不只有“民告官”。 在秋菊不断地上访，不断地进行权利上溯的同时，她与她的“战争”对象，也是真正的诉讼被告——村长，之间却总是有着一种基于乡里、邻里、村带性和普通人情的交往关系。
法律何以深入乡村 ——从观看《秋菊打官司》说起
摘要：从《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出发，剖析农村中不成熟的法制思想，由此引发对法制与人性接轨，法制环境创建的条件的感想。在农村中，应使村民明白法理与法律的不同，发挥司法部门的作用，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得法律思想能在农村中深入发展。 关键字：送法下乡法制与人性理与法律 一．从《秋菊打官司》谈农村法律现状 （一）故事梗概 《秋菊打官司》讲述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女人为寻求心中的公道而不断上诉的故事。秋菊的丈夫万庆来与村长王善堂发生了争执，被村长踢中要害。秋菊怀着身孕去向村长讨个说法，村长不肯认错。秋菊又到乡政府告状，村长答应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失。村长把钱扔在地上，受辱的秋菊没有捡钱，而又一次踏上了漫漫的告状路途。秋菊先后到了县公安局和市里，但是都败诉了，秋菊不服，最后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除夕之夜，秋菊难产。在村长和村民的帮助下，连夜踏雪冒寒送秋菊上医院。秋菊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男婴，秋菊与家人对村长感激万分，官司也不再提了。可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传来市法院的判决，村长被拘留。望着远处警车扬起的烟尘，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和失落。 （二）故事感悟 首先，这部影片反映出农村的法制建设并不成熟，村民们乃至一些下层的政府工作人员很大程度上并不懂法。 虽然秋菊有上诉的请求，这说明她知道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她还是不懂法的。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家要在自己的承包地建辣子楼，村长不同意，他们就认为是村长从中作梗，跑去跟村长争吵，这说明，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旧社会，认为自己的土地自己可以随意使用。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秋菊混淆了理与法律的观念。整个影片以秋菊讨说法作为主线，经过了重重部门，结果秋菊想要的说法只是村长的道歉，她并没有意识到，当案件到了法定程序时，就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来执行。当村长在秋菊难产挺身而出时，秋菊已没有了讨说法的想法，但在她已经差不多要忘记这场纠纷时法律给的结果却来了，村长被拘留了，秋菊感到茫然与失落，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法律自然没有错，凡是有法可依的，就应该依法行使，不容许有人情世故掺杂。可是在农村，这个人情世故占大部分的地方，法律的冰与人性的暖，法律的硬性与人性的弹性就有着尖锐的矛盾，如果依法行使，利用强制手段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还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 这是法律与人性的矛盾，在我们送法入乡的过程中，倘若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引起的必然也是法律在农村中普及的失败。在这个事件中，法律的介入除了指引、强制、评价、保护外并没有给这个村子带来和谐与温暖，秋菊一家势必在将来一段时间内遭到村民们的冷眼。人们看到了法律的力量，但是可能没有人再敢利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因为法律带来的副作用不是每一个人都承受得住的。 其次，我觉得这部电影反映了法律在中国农村的失败，因为法律并没有解决秋菊的问题，也没有满足秋菊的意愿，它留给秋菊的是一个模糊的背影，是深深的茫然和失落。
电影《秋菊打官司》之法律解析 一、影片背景 《秋菊打官司》是一部关于现实农村生活的影片，围绕农妇秋菊想要讨一个说法而展开，着重刻画了她不断的奔波的过程，对农村生活状态和人物关系以及伦理进行了真实的表现，简单直接地表达了人对自我权益的觉醒。影片拍摄手法朴实，并有一些偷拍的实际生活场景，给予影片无比强烈的真实感，并且把秋菊坚强、朴实的个性表现的淋漓尽致。巩俐在张艺谋这部纪实风格的作品中，将秋菊这位性格执拗的农妇演绎得十分到位。影片借一个“民告官”的故事，赞颂了农村女性的自尊、自强、自信以及法制观念的觉醒。 二、案情介绍 案件发生在中国陕西凤翔县。秋菊的丈夫万庆来与村长王善堂因为盖房子发生争执，万庆来被村长踢中下体并造成肋骨骨折。秋菊怀着身孕去找村长说理，村长不以为意而不肯认错。秋菊不服，要讨个“说法”，前往乡里公安局上访。乡里的李公安与村民们都有交情，决定用调解处理矛盾并赔偿秋菊一家二百元结束此事。村长口头答应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失，心里则认为不应该赔钱，将钱甩在空中。秋菊觉得人格受到侮辱，没有捡钱，而是到县公安局去上访，县里公安局复议书维持原判。秋菊还是不服，来到上级城市。秋菊向市公安局长送礼，市公安局长没要礼物，并亲自把秋菊送回旅店。市里的复议书仍然维持原判，只是要求多加五十元钱赔偿金。复议书直接交到村长手里，村长仍然不以为意。万庆来从村长那里拿了钱，但倔强的秋菊又把钱还给了村长，重新去了市里。市公安局长建议他走法律程序，并推荐给她一个律师，帮忙起诉村长。而法院则判决市公安局处理得当，维持原案裁决复议。秋菊不服，向市中级法院上诉。在秋菊孩子满月之时，中级法院判决拘留村长十五天。 三、角色介绍 1.原告：秋菊，被害人万庆来之妻。 2.被告：王善堂，陕西凤翔县某村村长。 3.调解员：李公安，乡公安局民警。 四、法理分析 1.调解制度的应用价值 我国目前还处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中，这一法制现代化过程的主要内容就是移植西方法律制度。不过在对待调解与诉讼的关系方面，我国还是更多地继承了调解传统，确立了独特的现代调解制度。原因在于，调解制度对于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另一优先选择。 （1）我国现行的调解制度 我国现行的调解制度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说服教育，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活动；二是行政调解，是指在具有调解纠纷职能的国家行政机关主持下对纠纷进行调解的活动；三是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法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说服劝解、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下面着重介绍一下法院调解制度。 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调解无效的，应当及时判决。”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相比，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淡化了调解，但是仍然将法院调解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其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秋菊打官司观后感 秋菊打官司观后感一 《秋菊打官司》这部九二年的电影，可谓张艺谋巅峰时期的经典作品。可是，我到现在才真正一饱眼福，有点囫囵吞枣。不过，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来看这部电影，倒是让我体会出了另一番东西。 《秋菊打官司》所拍摄的十几年前的陕西肯定和现在是天差地别，所以这部电影在不经意间记录了那段历史的画面，楼房，服装，民俗。。。。。。种种。也许这个道理我早就应该懂的，可是，直到看秋菊奔波在乡县市的路上时，我才深深的明白了电影的这一伟大价值--一部好的电影就跟一部好书一样，记录的是一个时代的典型特征，而这些典型都可为后人做借鉴思考之用。 电影中秋菊挺着肚子，在荒凉的雪地里蹒跚，在陌生的闹市里徘徊，在人丛中孤独的要讨个说法。在南方人普遍的观点里，北方人性子直，拿得起，放得下，言出必行。这一切已经明明白白地从秋菊的言行之中发散出来了。秋菊不讲情面的层层上告，虽然有点过犟，但从好的方面或大的方面来说，这体现了她对真理的执著。这种是非分明的性格已经深深地溶化在她的骨子里，血液里了。以至于，催化出来的东西是那么的纯净，那么的不著痕迹。也许张艺谋设计的冬天的雪就是秋菊那种要讨个说法的单纯念头的物质表现。
甚至秋菊这个名字也是这一性格的文字表现。 就因为村长的不肯认错，秋菊的不依不饶，使得局面僵化，两个人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如果是鸡蛋碰石头，那必定是一塌糊涂;可这次是石头对石头，注定会产生花火。影片的亮点和高潮就是两块石头碰撞最激烈的时候，也就是秋菊把村长告上中级人民法院，而碰巧秋菊又难产，村长帮忙把秋菊送到医院，恰恰秋菊又生了个村长求之不得的男孩。这个过程在电影叙述中实在是显得很平淡，紧张的气氛似乎被冬天的寒冷给凝固了，音乐也消失了。而人性的善良却仿佛是一碗热面条下肚给人的温暖，这里面没有激烈的心理斗争，也没有无端的言语，有的只是默默地行动。其实，我们如果把视角放到村长的身上，或许会发现更多的感动。在这件事上村长根本不是思考着什么“以德报怨”的宽阔胸襟，而是想着作为一村之长的责任和一个人性的光辉。从这点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性的善良与否并不能用性格来判断。 最后阶段，导演把满月酒的喜庆心理和警车响过后，秋菊焦急的脸庞作对比，形成的高低有致的情景，序幕缓缓拉下，耐人寻味。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有时候只是因一时间的冲动(往往是面子上的事)而造成，中国古人有句话叫“解铃还须系铃人”，讲的没错，一切的恩怨(无论大小)都只能
电影《秋菊打官司》观后感 通过观看电影《秋菊打官司》，我感触颇深。它让我看到了很多有关乡村生活的风俗与法律知识。每当看到秋菊挺着个大肚子颠簸在凹凸的公路上的时候，我就为她的执拗而捏一把汗。多大一点事情呀，也犯得着告到县里市里去?可是秋菊硬是要为了讨个说法，把市公安局局长的车都坐了。 中国人好面子。秋菊的不依不挠其实只为村长的一声对不起，可是村长毕竟是村子里的头面人物呀，那么容易就低头认错了，以后在村子里说话还有谁听呀？然而秋菊说：“我就不信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去？”双方都有自己的坚持，于是官司就打起来了。 要说当地的执法部门还真是耐得下心来，芝麻大一点事，告到哪一级公安局都没有懈怠，依法办事的结果却总是难得尽如人意。为什么？法律只负责给秋菊赔偿，却并没有保证要给个说法。中国的乡村社会还是个人情社会，而司法却是只讲法理不讲人情的。到最后，村长救了秋菊母子，秋菊盛意邀请村长去吃孩子的满月酒，两家恩怨一笔勾销了，村长却被公安局拘留了。这样的结果，既不是秋菊原先所要的说法，也不是她现在所能理解的。可见，人情和法理的冲突，在中国的农村，还是很明显的。 印象深刻的还有传宗接代这一观念在中国农民那里的根深蒂固。当时应该是刚推行计划生育不久，村长耿耿于怀自己没有儿子，秋菊也一再强调村长踢人可以，不能往人要命的地方踢，害怕的也是自己头胎生的不是儿子。及至儿子生出来了，大家欢天喜地，纷纷跑来道喜，足见大家对儿子的喜爱了。另外值得一提就是秋菊进城的见闻和遭遇，也体现了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差距以及中国的农民迫切的要改变现状追求美好的一种心态。第一次看完《秋菊
打官司》后心里没有太多的感触，看这部电影的最初动机也相当单纯。之前刚连续看完张艺谋的《活着》，《我的父亲母亲》，有种莫名的感动，于是就有一口气看完张艺谋所有电影的欲望。结果等真正看到《秋菊打官司》时却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整部电影的叙事语言基本上全部都是清一色的陕西方言，更巧合的是这部电影拍摄地点是在我的家乡宝鸡，于是看电影过程中一直在琢磨电影中的话语技巧，以至于整部电影看完之后，对于其中的故事架构不甚了了。后面又看了一次，终于感觉有些收获。 故事很简单，简单到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问：就这样完了？秋菊是中国西北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丈夫庆来跟村长发生冲突被村长踢伤下体，为了替丈夫讨会公道，秋菊毅然拖着怀孕之躯，颠着大肚子开始四处告状，在先后找了乡县市各级公安局后，各级裁决都判村长给予秋菊医疗赔偿，村长非常固执，虽然答应了赔钱但拒不道歉，但是他遇到了比他更加固执的秋菊，就在秋菊一再告状时，影片出现戏剧性的一幕：在除夕夜，秋菊难产，村长不计前嫌，组织村民连夜把秋菊送到医院，使秋菊顺利生产。秋菊以为她与村长之间的官司就此了结。所有观众也以为故事就此了结时，不料市中级法院此时判决下来，村长因伤害罪被捕入狱。而那天刚好是秋菊孩子满月的日子。影片至此戛然而止，留下不知所措的秋菊以及回不过神的观众若有所思。 很多人看完电影后都会想：秋菊到底为什么打这场官司？当秋菊挺着大肚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四处告状时，很多人不解。其实这也是我最初的困惑，第一遍看完影片后很想知道张导到底想说些什么。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误解，秋菊打这场官司劳心费神无非就是为了所谓的面子，因为爱面子所以她近乎执著地非要向村长讨一个公道，回过头我们看影片，当法院判决下来村
秋菊打官司观后感影评5篇 《秋菊打官司》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山村，农民王庆来与村长发生冲突，被村长踢伤。这里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有关秋菊打官司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秋菊打官司观后感1 《秋菊打官司》是由我国著名导演张艺谋于1992年拍摄。此部电影拍摄手法算是简单朴素，故事也是稍有波澜，但是这其中所反映的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 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一个小山村。秋菊的丈夫王庆来与村长发生了争执，被村长踢中要害。秋菊怀着身孕去找村长说理，村长不肯认错。秋菊又到乡政府告状，村长答应赔偿秋菊家的经济损失。村长把钱扔在地上，受辱的秋菊没有捡钱，而又一次踏上了漫漫的告状路途。秋菊先后到了县公安局和市里，最后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除夕之夜，秋菊难产。在村长和村民的帮助下，连夜踏雪冒寒送秋菊上医院。秋菊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男婴，秋菊与家人对村长感激万分，官司也不再提了。可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传来市法院的判决，村长被拘留。望着远处警车扬起的烟尘，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和失落。
作为初学法律的一名大学生，我也许不能很深刻的理解某些情节，也不能很好分析影片的意义，我只能就我所知，发出些浅薄的感想。秋菊是西北农村的妇女，是将村长等村干部视为不可抗拒的力量，但是秋菊能够反抗，我想她是勇敢的，当时中国应当是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时期，这样影片的出现所引起的轰动，我便可理解，而更细致的看，秋菊状告村长不是因为村长踢了她的丈夫，而是踢中她丈夫的要害，说明有关权利的问题上，秋菊并不了解，这便提醒我们这些学习法律的人为全面实现、真正实现法治社会而努力。 秋菊打官司观后感2 上周我们老师给我们放了一部电影《秋菊打官司》。我从中发现许多值得感慨深思的地方，特作观后感如下。 故事发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秋菊的丈夫王庆来因骂村长王喜堂“断子绝孙，抱了一窝母鸡”而被村长一怒之下踢中了下身要害。之后，怀有身孕的秋菊决定为夫讨个说法，而发生了一系列争执。村长同意赔偿经济损失，却偏偏要秋菊低人一头，不服气的秋菊因对相关部门的处罚不认可，而不停的上告。故事在秋菊生孩子的时候发生了转折，在村长的帮助下，秋菊得以母子平安。孩子满月时，被邀出席满月宴的村长却被警察抓去做15天的牢。影片在秋菊遥望被抓去的村长时嘎然而止，发人深思。
秋菊打官司观后感 秋菊打官司观后感 秋菊打官司观后感（一）： 《秋菊打官司》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山村，农民王庆来与村长发生冲突，被村长踢伤。王庆来的妻子秋菊忍不下这口气，找村长论理，村长不肯认错。为了讨个说法，秋菊带着六个月的身孕，踏上漫长的告状之路，她从乡里告到县里，又从县里告到市里，最终向法院提起了起诉。除夕之夜，秋菊难产，村长组织村民连夜把秋菊送到医院，使秋菊顺利生产，保住了****性命。秋菊感激万分，官司也不再提。可正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传来法院判决，村长因伤害罪被捕入狱。望着远处警车扬起的烟尘，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和失落 这部电影反映的两个主题：一是中国正在走向法治，人民群众已开始越来越多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二是描述一个传统概念中的弱者（怀孕的农村妇女）对抗强大甚至邪恶的势力（踢伤人死不道歉的村长）的坚强意志和不出精神。 从影片中能够看出秋菊是很期望透过诉讼来获得正义的，并且在我们看来她也确实获得了正义。但实际上最后她能获得什么呢，也许这对于秋菊来说更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她获得的大概也只能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在农村，人与人之间基本上都是和睦相处、互助互爱的，这也是中国绝大部分农村成百上千年来构成的良好道德传统。比如秋菊丈夫与村长发生矛盾后，在秋菊生孩子时还得到了村长村民们的帮忙。而秋菊期望透过诉讼讨说法的做法，却把以前帮忙过她的村长送进了监狱，在村民们甚至她的家人看来秋菊实在是太没有人性了。而且笔者坚信在农村，像秋菊这号人物是永远也的不到人们的认同的，她肯定会遭到遭到村民们的唾弃，而像秋菊这样貌带来的新的法律观念将使得农村里面邻里互敬互助的传统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甚至是瓦解。坚信经历了这次惨痛的教训之后，秋菊今后也许再也不敢透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而应对这样的法治，还有几个人敢上诉呢？ 秋菊把村长送进监狱也许又是我国的法治的进步的一个体现，但是试问一下，这到底是不是秋菊期望得到的结果呢？也许这就是法律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冲突，这更是法治的无奈。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也只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法律既不是全部社会规范，也不能代替其他社会规范。而就道德来说，它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准则，它不仅仅关乎人的行为，而且连接人的内心。法治要想离开道德而独自存在，那只是一种空想。法治不仅仅不会排斥道德，而且还是以道德的存在与作用的发挥作为社会基础的。法治如果超出自己的范围而要将其他社会规范所代替，那就只能是空想，就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能够说秋菊打官司的结局就是法治的无奈，而法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无情的
国产电影秋菊打官司观后感范文1200字三篇 过去的20年以来，甚至在未来的20年以内，秋菊打官司可能是我遇到的最能反 映中国人情关系文化和外来西方法制文明冲突的影片。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关于 国产电影秋菊打官司观后感1200字，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关于国产电影秋菊打官司观后感1200字<一> 这部电影反映的两个主题：一是中国正在走向法治，人民群众已开始越来越多地 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二是描写一个传统概念中的弱者(怀孕的农村妇女)对抗 强大甚至邪恶的势力(踢伤人死不道歉的村长)的坚强意志和不出精神。 从影片中可以看出秋菊是很希望通过诉讼来获得正义的，并且在我们看来她也确 实获得了正义。但实际上最后她能获得什么呢，也许这对于秋菊来说更是一场“人道主 义灾难”，她获得的大概也只能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在农村，人与人之间基本上都 是和睦相处、互助互爱的，这也是中国绝大部分农村成百上千年来形成的良好道德传统。比如秋菊丈夫与村长发生矛盾后，在秋菊生孩子时还得到了村长村民们的帮助。 而秋菊希望通过诉讼讨“说法”的做法，却把曾经帮助过她的村长送进了监狱，在村民 们甚至她的家人看来秋菊实在是太没有人性了。而且笔者坚信在农村，像秋菊这号人 物是永远也的不到人们的认同的，她肯定会遭到遭到村民们的唾弃，而像秋菊这样子 带来的新的法律观念将使得农村里面邻里互敬互助的传统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甚 至是瓦解。相信经历了这次惨痛的教训之后，秋菊今后也许再也不敢通过法律手段来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而面对这样的法治，还有几个人敢上诉呢? 秋菊把村长送进监狱也许又是我国的法治的进步的一个体现，但是试问一下，这 到底是不是秋菊希望得到的结果呢?也许这就是法律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冲突，这更是法治的无奈。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也只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法律既不是全部社会 规范，也不能代替其他社会规范。而就道德来说，它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准则，它不仅 关乎人的行为，而且连接人的内心。法治要想离开道德而独自存在，那只是一种空想。法治不仅不会排斥道德，而且还是以道德的存在与作用的发挥作为社会基础的。法治 如果超出自己的范围而要将其他社会规范所取代，那就只能是空想，就可能引发灾难 性的后果。 因此可以说秋菊打官司的结局就是法治的无奈，而法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无情 的法治只能使人望而生畏，避而远之。法治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乡土文化与法律体系 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山村里，村妇秋菊丈夫因与村长争执，被踢了下身，秋菊为要一个说法，将村长层层上告。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前，秋菊难产，村长不计前嫌，热心相助，两家本就此冰释，然而，就在孩子满月酒当天，村长被公安局拘留了。法律最终是给了秋菊一个说法，但秋菊是不解的、困惑的——“我就是要一个说法嘛，我就没让他抓人，他怎么把人抓走了呢？” 到此，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疑问：在影片所描绘的这样背景下，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一个人情社会里，乡土文化和法律体系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法律是否真的能有效而合理地解决社会矛盾？ 首先，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一个落后的小山村里，人们的法律意识是极其淡薄的，法律知识更是极其匮乏，根深蒂固的是传承了千百年的传统文化。 秋菊在上告村长的过程中，一直在重复这样一句话：“他是村长，踢了也就踢了，但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可见，当时，人们的观念中，根本就没有法律所宣扬的“人人平等”的思想，更没有所谓的一等一的公平、正义与民主，他们认可现有的乡土村规：他是村长，他就可以打人。秋菊之所以选择了上告村长，并不是要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让村长受到法律的制裁，她仅仅只是为了“面子”而已，只是为了追求她所认为的“公理”。也正是因为这样，她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更无法理解法律给她的说法的，她只想让村长认个错、道个歉，为什么公安局就把村长抓走了。 其次，中国的法律一直推崇调解，多数人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上法庭的，然而中国的调解机制是不是真的能给民众一个想要的说法，真正地解决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不一定。中国式的调解，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清楚地认定当事人的对与错，最终，普遍地，只是通过经济手段疏通双方关系，以为通过经济赔偿就能“和谐”了。 秋菊要向村长讨一个说法，但村长不予理睬。秋菊不服，将村长告到了李公安那里，在她的观念中，法律、公安是可以解决她的问题的，可以调解他们家和村长之间的矛盾，可以还她一个“理”字，但是李公安的处理结果是让村长支付经济赔偿200元。此后，秋菊又上告到市公安局，得到的仍是一样的结果。然而，秋菊要的是否就是这个结果？显然回答是否定的，就像秋菊自己所说的“我不是图个钱，我就是要个说法”，她只是想要回她的面子，让村长道个歉。她并没有意识到，也不知道：在她所生活的圈子里，她们所看中的东西——面子，法律里面是没有的，法律可以给秋菊那些城市里的人们所认为的重要的东西——钱，却不能给她想要的公理。 再者，中国社会里本就存在着两套体系维护着人们的关系、解决相互间的矛盾，一是乡土人情，一是法律体系。在农村，传统的乡土文化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人情是联系人们关系最大的纽带。而在现代的法律体系中，法律保护的是公民的利益，利益是似乎才是最关键的东西。然而，在人情社会里，法律似乎是“败给”了乡土人情，它不能给人们想要的说法，也无法维护人们要的利益——面子，而且它似乎没有这个社会里自有的调解功能来的更加的实效。 在一个人情社会里，情是重于理的。影片中，执拗的秋菊一直在追求一个“理”字，以为政府（公安局）、法律可以给她想要的说法，但是，她并不懂法，更不知道当这件事若走
秋菊打官司观后感影评 《秋菊打官司》是张艺谋拍给外国人看的片子，里面花了很多功夫表现中国传统社会的风貌。由于他对风俗的重视，他对中国社会的描述倒是很真实。这部电影给了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秋菊的不断上诉。此间表现出的我国的地方治理状态令人深思。这里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有关秋菊打官司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秋菊打官司观后感1 《秋菊打官司》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山村，农民王庆来与村长发生冲突，被村长踢伤。王庆来的妻子秋菊忍不下这口气，找村长论理，村长不肯认错。为了讨个说法，秋菊带着六个月的身孕，踏上漫长的告状之路，她从乡里告到县里，又从县里告到市里，最终向法院提起了起诉。除夕之夜，秋菊难产，村长组织村民连夜把秋菊送到医院，使秋菊顺利生产，保住了母子性命。秋菊感激万分，官司也不再提。可正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传来法院判决，村长因伤害罪被捕入狱。望着远处警车扬起的烟尘，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和失落...... 这部电影反映的两个主题:一是中国正在走向法治，人民群众已开始越来越多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二是描写一个
传统概念中的弱者(怀孕的农村妇女)对抗强大甚至邪恶的势力(踢伤人死不道歉的村长)的坚强意志和不出精神。 从影片中可以看出秋菊是很希望通过诉讼来获得正义的，并且在我们看来她也确实获得了正义。但实际上最后她能获得什么呢，也许这对于秋菊来说更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她获得的大概也只能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在农村，人与人之间基本上都是和睦相处、互助互爱的，这也是中国绝大部分农村成百上千年来形成的良好道德传统。比如秋菊丈夫与村长发生矛盾后，在秋菊生孩子时还得到了村长村民们的帮助。而秋菊希望通过诉讼讨\"说法\"的做法，却把曾经帮助过她的村长送进了监狱，在村民们甚至她的家人看来秋菊实在是太没有人性了。而且笔者坚信在农村，像秋菊这号人物是永远也的不到人们的认同的，她肯定会遭到遭到村民们的唾弃，而像秋菊这样子带来的新的法律观念将使得农村里面邻里互敬互助的传统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甚至是瓦解。相信经历了这次惨痛的教训之后，秋菊今后也许再也不敢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而面对这样的法治，还有几个人敢上诉呢? 秋菊把村长送进监狱也许又是我国的法治的进步的一个体现，但是试问一下，这到底是不是秋菊希望得到的结果呢?也许这就是法律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冲突，这更是法治的无奈。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也只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法律既不是全部社
浅谈秋菊打官司中行政 法的问题 文件排版存档编号：[UYTR-OUPT28-KBNTL98-UYNN208]
浅谈《秋菊打官司》中关于行政法的有关问题“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的背景是行政诉讼法开始实施不久，电影上映后，在我国社会上尤其是在法学届上欣起过一阵讨论的热潮。电影主要讲的是秋菊的丈夫因与村长发生口角而被村长踢了一下，秋菊在村长家讨要说法，村长不肯认错，于是秋菊便到乡派出所告状，后来乡派出所作出了赔偿的调解，但村长赔偿时不肯认错而且态度傲慢。于是秋菊又申诉到了县公安局，结果县公安局的处理不变。秋菊继续申诉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也只是裁决增加了赔偿的金额并没有要求村长道歉。最后秋菊在市公安局局长的建议下请律师打起了官司。律师就市公安局的裁决提起了行政诉讼，结果败诉而归，秋菊不服又上诉到了市中级法院。最后，在诉讼期间公安局重新进行了调查，经过对秋菊丈夫伤势的鉴定后，认为伤害已达到了轻微伤，于是公安局对村长作出了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但此时的秋菊早已因村长在她难产时的帮忙而原谅他。 该影片中涉及到的行政法领域的，主要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等方面的问题。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方法。行政复议有以下四个特点：（1）提出行政复议的人，必须是认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法人和其他组织。（2）当事人提出行政复议，必须是在行政机关已经做出行政决定之后，如果行政机关尚没做出决定，则不存在复议问题。复议的任务是解决行政争议，而不是解决民事或
秋菊打官司观后感2000字 秋菊打官司观后感 《秋菊打官司》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山村，农民王庆来与村长发生冲突，被村长踢伤。王庆来的妻子秋菊忍不下这口气，找村长论理，村长不肯认错。为了讨个说法，秋菊带着六个月的身孕，踏上漫长的告状之路，她从乡里告到县里，又从县里告到市里，最终向法院提起了起诉。除夕之夜，秋菊难产，村长组织村民连夜把秋菊送到医院，使秋菊顺利生产，保住了母子性命。秋菊感激万分，官司也不再提。可正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传来法院判决，村长因伤害罪被捕入狱。望着远处警车扬起的烟尘，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和失落...... 这部电影反映的两个主题：一是中国正在走向法治，人民群众已开始越来越多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二是描写一个传统概念中的弱者(怀孕的农村妇女)对抗强大甚至邪恶的势力(踢伤人死不道歉的村长)的坚强意志和不出精神。 从影片中可以看出秋菊是很希望通过诉讼来获得正义的，并且在我们看来她也确实获得了正义。但实际上最后她能获得什么呢，也许这对于秋菊来说更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她获得的大概也只能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在农村，人与人之间基本上都是和睦相处、互助互爱的，这也是中国绝大部分农村成百上千年来形成的良好道德传统。比如秋菊丈夫与村长发生矛盾后，在秋菊生孩子时还得到了村长村民们的帮助。而秋菊希望通过诉讼讨"
说法"的做法，却把曾经帮助过她的村长送进了监狱，在村民们甚至她的家人看来秋菊实在是太没有人性了。而且笔者坚信在农村，像秋菊这号人物是永远也的不到人们的认同的，她肯定会遭到遭到村民们的唾弃，而像秋菊这样子带来的新的法律观念将使得农村里面邻里互敬互助的传统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甚至是瓦解。相信经历了这次惨痛的教训之后，秋菊今后也许再也不敢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而面对这样的法治，还有几个人敢上诉呢? 秋菊把村长送进监狱也许又是我国的法治的进步的一个体现，但是试问一下，这到底是不是秋菊希望得到的结果呢?也许这就是法律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冲突，这更是法治的无奈。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也只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法律既不是全部社会规范，也不能代替其他社会规范。而就道德来说，它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准则，它不仅关乎人的行为，而且连接人的内心。法治要想离开道德而独自存在，那只是一种空想。法治不仅不会排斥道德，而且还是以道德的存在与作用的发挥作为社会基础的。法治如果超出自己的范围而要将其他社会规范所取代，那就只能是空想，就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可以说秋菊打官司的结局就是法治的无奈，而法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无情的法治只能使人望而生畏，避而远之。法治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法治是工具，人是目的，法治必须以人为本，人性化的法治才更有威信。但在法庭庭审中法官也只能就事论事，根据当时人的诉讼请求来依法作出判决，一旦法官在判决中作出一些人性化的判决内容(比如按照传统
《满城尽带黄金甲》观后感 海德格尔的《林中路》中，有篇文章叫做《诗人何为？》。诗人兼哲学家荷尔德林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贫困的年代里诗人何为？”，这引起了海德格尔的沉思。时代之所以贫困，不是仅仅由于物质的匮乏，而是因为精神的匮乏，因为精神的空洞无物。如果我们跳出海德格尔的视域，跳出他的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进入当下的中国，我们可以发现，荷尔德林的追问几乎具有普适性，我们可以追问任何一个原本高尚的职业：诗人何为？法学何为？教师何为……。今天笔者所要追问的是：电影何为？电影人何为？在看了张艺谋这个中国电影大腕的“巨制”之后，这个疑问更加强烈：中国的电影人到底在干什么？虽然我不是个职业影评人，可以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完全理解电影的全部内涵。但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观众，自然还是有一定的感受，只是这种感受，除了夸张的视觉效果外，整个感觉空洞无物。难道，这种所谓的大片堕落为纯粹的娱乐工具？据说，此片票房收入屡创新高，如果排除宣传因素之外，它除了刺激更多的人欲一睹为快以外，还能够说明什么？如果说明其质量高，那么，是不是同时也说明人们的欣赏水平在下降？据说，网上有人在“串连”组织拒看此片的签名活动。[1]这还可能是感觉上当的人们的一种过激反应。观看电影的人视觉震撼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以巩俐为首掀起的汹涌波涛、另一个则是皇宫的颜色（包括铺盖广场的菊花）。这两点，据说也是看点。而电影的主要情节是根据曹禺名剧《雷雨》改编的，又加入了中国传统的主题：王室内乱。其实，本片的主题就是叛乱和乱伦。电影的名称起初令观众会大惑不解，这有什么意义，难道是为了展示皇宫的辉煌？看到片尾才能明白：原来逼宫的叛军穿的是黄金甲，而护卫皇帝的近卫军则穿的是银甲，所以“黄金甲”乃是叛乱的代名词。王室的内乱对于中国人而言并非新题材：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如李世民、赵匡胤、朱棣都干过。这种暴力往复，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不会给人们带来新思考。比较而言，电影中可以令人琢磨的倒是“王”反复强调的“规矩”。不依规矩、不成方圆，这是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的。所以，王的一家“聚餐”的地点，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相当的象征意义的地方：台子是圆的、桌子是方的。王的规矩，也就是历代王朝的规矩，“给你的才是你的，不给你的你不能拿”。谋逆者乃是十恶不赦之罪，即使是王子，也要“车裂”就是五马分尸。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这一点除了引起历史反思之外，几乎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传统的国家领导人继承制度已经作古，终身制和权力私化的继承制都已经废除，而新的选举制度可以尽可能的避免此类事情发生。只不过，规矩变了，王的规矩变成了全民的规矩，以“人民”的名义进行宣告而已。第二个主要题材是乱伦，取材于《雷雨》，《雷雨》的创作在于揭示万恶的旧社会的吃人制度，唤起人们对旧制度的仇恨和对新制度的向往和热爱。把这个情节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转移到五代十国的帝王之家，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只能引起观众厌恶，而没有了曹禺剧作的那种鲜明的启示意义。曹禺创作的故事让人痛恨旧制度是因为门第观念造成了主人公的悲剧，而古代帝王的风流事、帝王的政治联姻对普通人是不适应的。无论什么人只要踏上了那种地位，就身不由己的陷入其中。“乱伦”是传统道德绝对排斥的事情，从西周开始就已经“入律”了，而到了隋唐更加成为十恶不赦之罪。但在帝王家，这种事情历代都有，是制度无法克制和避免的。因此，把乱伦的题材用在帝王家，不太具有普适意义，却失去
浅谈《秋菊打官司》中关于行政法的有关问题“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的背景是行政诉讼法开始实施不久，电影上映后，在我国社会上尤其是在法学届上欣起过一阵讨论的热潮。电影主要讲的是秋菊的丈夫因与村长发生口角而被村长踢了一下，秋菊在村长家讨要说法，村长不肯认错，于是秋菊便到乡派出所告状，后来乡派出所作出了赔偿的调解，但村长赔偿时不肯认错而且态度傲慢。于是秋菊又申诉到了县公安局，结果县公安局的处理不变。秋菊继续申诉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也只是裁决增加了赔偿的金额并没有要求村长道歉。最后秋菊在市公安局局长的建议下请律师打起了官司。律师就市公安局的裁决提起了行政诉讼，结果败诉而归，秋菊不服又上诉到了市中级法院。最后，在诉讼期间公安局重新进行了调查，经过对秋菊丈夫伤势的鉴定后，认为伤害已达到了轻微伤，于是公安局对村长作出了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但此时的秋菊早已因村长在她难产时的帮忙而原谅他。 该影片中涉及到的行政法领域的，主要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等方面的问题。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方法。行政复议有以下四个特点：（1）提出行政复议的人，必须是认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法人和其他组织。（2）当事人提出行政复议，必须是在行政机关已经做出行政决定之后，如果行政机关尚没做出决定，则不存在复议问题。复议的任务是解决行政争议，而不是解决民事或其他争议。（3）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不服，只能按法律规定，向有行政复议权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4）行政复议，以书面审查为主，以不调解为原则。行政复议的结论做出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只要法律未规定复议决定为终局裁决的，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仍可以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中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采用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对申请复议的肯定范围作了详细的正面规定。 行政诉讼法是规范行政诉讼活动和诉讼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规
秋菊打官司观后感5篇 《秋菊打官司》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山村，农民王庆来与村长发生冲突，被村长踢伤。王庆来的妻子秋菊忍不下这口气，找村长论理，村长不肯认错。为了讨个说法，秋菊带着六个月的身孕，踏上漫长的告状之路，她从乡里告到县里，又从县里告到市里，最终向法院提起了起诉。除夕之夜，秋菊难产，村长组织村民连夜把秋菊送到医院，使秋菊顺利生产，保住了母子性命。秋菊感激万分，官司也不再提。可正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传来法院判决，村长因伤害罪被捕入狱。望着远处警车扬起的烟尘，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和失落…… 这部电影反映的两个主题：一是中
国正在走向法治，人民群众已开始越来越多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二是描写一个传统概念中的弱者(怀孕的农村妇女)对抗强大甚至邪恶的势力(踢伤人死不道歉的村长)的坚强意志和不出精神。 从影片中可以看出秋菊是很希望通过诉讼来获得正义的，并且在我们看来她也确实获得了正义。但实际上最后她能获得什么呢，也许这对于秋菊来说更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她获得的大概也只能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在农村，人与人之间基本上都是和睦相处、互助互爱的，这也是中国绝大部分农村成百上千年来形成的良好道德传统。比如秋菊丈夫与村长发生矛盾后，在秋菊生孩子时还得到了村长村民们的帮助。而秋菊希望通过诉讼讨“说法”的做法，却把曾经帮助过她的村长送进了监狱，在村民们甚至她的家人看来秋菊实在是太没有人性了。而且笔者坚信在农村，像秋菊这号人物是永远也的不到人们的
认同的，她肯定会遭到遭到村民们的唾弃，而像秋菊这样子带来的新的法律观念将使得农村里面邻里互敬互助的传统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甚至是瓦解。相信经历了这次惨痛的教训之后，秋菊今后也许再也不敢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了，而面对这样的法治，还有几个人敢上诉呢? 秋菊把村长送进监狱也许又是我国的法治的进步的一个体现，但是试问一下，这到底是不是秋菊希望得到的结果呢?也许这就是法律与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冲突，这更是法治的无奈。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也只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法律既不是全部社会规范，也不能代替其他社会规范。而就道德来说，它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准则，它不仅关乎人的行为，而且连接人的内心。法治要想离开道德而独自存在，那只是一种空想。法治不仅不会排斥道德，而且还是以道德的存在与作用的发挥作为社会基础的。法治如果超出自己的范围而要将其
三、秋菊的说法：官员行为的政府责任 提起民事诉讼的上述设想显示了，人们易于将秋菊要讨的“说法” 等同于民事法律上的“赔礼道歉”。[9]这是不对的。秋菊要讨的 “说法”，不是寻常意义的“赔礼道歉”，而是让一个“公家人”，让一个“干部”给她赔礼道歉。让公家人给老百姓赔礼道歉，这是 秋菊讨说法的要害。 因此秋菊从始至终都是在向“公家”讨说法。包括最初向村长本人 要说法时，秋菊找的其实不仅是“王善堂”这个自然人，而且是 “村长”这个公家人。只是普通百姓没有使用区分“公务行为”和“私人行为”的现代法治概念。所以村长不给说法的时候，秋菊向 李公安委屈地告状“你是村长，你还打人，你就是不对么”，庆来 父亲也气愤的说，“他政府的人，他不管！”同样逻辑，既然村长 这个公家人不给说法，就只能继续向公家讨说法，如庆来说的， “他[村长]不管，有管他[村长]的地方”。 但是，秋菊能够一次次上路，恰恰说明她始终相信这个体制。她相 信“公家”会给她一个说法：“我就不信没有个说理的地方”。这 也是当代“讨说法”这一流行语的基本含义：找政府评理，让公家 主持公道。在秋菊一家的眼里，之所以“官家人”是“公家人”，
是因为“官家”就应当是“公家”。正是因为抱有对“官家”主持“公道”的坚定信仰，庆来一家才会觉得，村长是官家人而不主持公道，那就是“欺负人”；李公安和严局长作为公家人不给说法，这样的结果秋菊“就是不服”。明白了这些，“秋菊的说法”意思也就清楚了：要让“官家”/“公家”给自己做主，管管欺人太甚的“官家人”/“公家人”。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求政府兑现约束政府官员的政治责任。 所以秋菊要讨说法，“民告民”不行，非“民告官”不可。她和村长之间真正的纠葛，根本不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官民之间的地位关系。所以不难想见，即使秋菊熟读《民法通则》，即使秋菊选择的就是民事诉讼，要解决的也还是同一个问题：让村长这个“公家人”给自己赔礼认错。同样道理，即使秋菊提起了并且打赢了民事诉讼，村长也还是不可能乖乖地执行这一判决。其实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针对政府官员的“民事诉讼”，都不是为了什么民事权益，而是和秋菊打官司一样，想要借着国家的力量管教管教为所欲为的公家人。这和他们到人大政协、找媒体记者的用意没什么不同。他们和电影里的秋菊村长一样，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个“钱”的问题，不是什么“民事”问题。打“官司”，说到底，打的还是“官”司。
电影秋菊打官司观后感九年级5篇 电影秋菊打官司观后感 《秋菊打官司》是1992年由张艺谋执导，巩俐、雷恪生、刘佩琦等主演的一部剧情片。 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陕西凤翔县一个小山村，秋菊丈夫王庆与村长王善堂发生了争执后被踢中了要害，而后村长的不认错和对秋菊的侮辱秋菊将其告上了法庭。但当除夕夜秋菊难产村长和村民将她送到医院的这一行为使她感动。但最后法庭的判决下来村长受到拘留使秋菊又是茫然和失望。 秋菊并不是人们传统观念中国的农村妇女大都是一幅任劳任怨的形象，秋菊成功颠覆了人们的观念，她十分固执要强，以至于在她软弱的丈夫面前反而她更像一家之主。 在这样一个大众法制观念普遍淡薄的大时代背景下，秋菊打官司这是要有相当大的勇气的，毕竟对于农村来说这样的坚持和不放下是十分难得的。 另外值得一提就是秋菊进城的见闻和遭遇，也体现了城市和农村发展的差距以及中国的农民迫切的要改变现状追求完美的一种心态。 电影秋菊打官司观后感
第一次看完《秋菊打官司》后心里没有太多的感触，看这部电影的最初动机也相当单纯。之前刚连续看完张艺谋的《活着》，《我的父亲母亲》，有种莫名的感动，于是就有一口气看完张艺谋所有电影的欲望。结果等真正看到《秋菊打官司》时却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整部电影的叙事语言基本上全部都是清一色的陕西方言，更巧合的是这部电影拍摄地点是在我的家乡宝鸡，于是看电影过程中一直在琢磨电影中的话语技巧，以至于整部电影看完之后，对于其中的故事架构不甚了了。后面又看了一次，终于感觉有些收获。 故事很简单，简单到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问：就这样完了?秋菊是中国西北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丈夫庆来跟村长发生冲突被村长踢伤下体，为了替丈夫讨会公道，秋菊毅然拖着怀孕之躯，颠着大肚子开始四处告状，在先后找了乡县市各级公安局后，各级裁决都判村长给予秋菊医疗赔偿，村长非常固执，虽然答应了赔钱但拒不道歉，但是他遇到了比他更加固执的秋菊，就在秋菊一再告状时，影片出现戏剧性的一幕：在除夕夜，秋菊难产，村长不计前嫌，组织村民连夜把秋菊送到医院，使秋菊顺利生产。秋菊以为她与村长之间的官司就此了结。所有观众也以为故事就此了结时，不料市中级法院此时判决下来，村长因伤害罪被捕入狱。而那天刚好是秋菊孩子满月的日子。影片至此戛然而止，留下不知所措的秋菊以及回不过神的观众若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