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艾森豪威尔与美英法三边会谈（1958―1960）
在国际交往中，很早就存在多边会谈的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三巨头”会议，对二战中重大战略问题和战后世界规划起到了重要作用。美英法三国也一直有三边对话，只不过传统上限定于德国、裁军等具体问题。在戴高乐第二次执政前，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曾多次提出扩大三边关系的范围。北约初创时期的外交努力，让法国得以在北约军事委员会的核心“常设小组”（Standing Group）中占据一席之地，该小组由美英法三国的高级军官组成。1950年4月，法国总理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提议在北约内设立由美英法三国拥有常设席位的“大西洋高级和平理事会”（Atlantic High Council of Peace）。①1951年，法国总理勒内?普莱文（René Pleven）两次向艾奇逊提出，建立三国磋商机构以协调世界范围的政策。②法国提议的本质在于扩大法国在大西洋联盟中的地位，取得同美国（至少是同英国）同等的地位。但是这种要求毫无疑问与战后初年法国的经济、政治地位不相符合，法国自身的虚弱地位及对美外交的依赖，使这些建议很少能得到美国重视。
1958年6月1日，戴高乐成为第四共和国的总理。重新执掌权力的戴高乐，为恢复法国的“伟大”和“独立”，在外交上推行几个相互关联的举措：对美独立外交，发展核武器，要求改革北约，建立法国领导下的欧洲，缓和同苏东国家关系，与中国
建交，倡导越南的“中立化”。就是在这样的外交理念下，他向美英提出了建立美英法三边机制处理世界问题的建议。9月17日，戴高乐同时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并附上著名的备忘录（“九月备忘录”）。③他建议，从“世界政治和战略高度”建立一个美英法三国组织，由该组织负责制定与实施影响世界安全尤其是核武器有关的战略计划，负责诸如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等地区的防务问题。戴高乐要求在有关政府之间“尽早进行磋商”，否则法国将不参加任何发展北约的工作并不得不保留它要求废除北约或修改北约的权力。戴高乐的建议与第四共和国的要求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只不过更明确也更强硬。在其回忆录中，他说他其实是建议“联盟的领导权由三个国家而不是由两个国家来掌握”。④
对于戴高乐的备忘录，美英做了大致类似的反应。在艾森豪威尔和副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Christian A. Herter）看来，戴高乐的这些要求，不过是想获得二战中他未能获得的东西：成为“三巨头”会议的成员之一；并认为该备忘录更多的是反映了戴高乐本人的过分要求。⑤美国既担心采纳戴高乐的建议，会影响自己在西方联盟的领导地位，引发其他盟国如西德、意大利等的不满，又担心完全拒绝会影响美法关系。英国则不愿意让法国影响英美特殊关系，但在英法围绕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时，又不想开罪法国。因此，美国曾试图让法国收回这封备忘录，或者在
北约内讨论戴高乐的建议，都遭到法国的拒绝。⑥最终，美英虽勉强同意召开三边会谈，但正如艾森豪威尔所定下的调子：这些会谈是“讨论”而不是“执行”戴高乐的计划。⑦
美国赞同召开三边会谈的另一原因是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发生。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宣布将与东德签署和平条约，并终止美英法三国在西柏林驻军的权力。11月底，苏联向美英法递交了相同内容的照会，建议三国6个月内撤出西柏林，西柏林将成为联合国监督下的一个非军事化自由城市。柏林危机让西方这三个在西柏林有特殊权力的国家展开了更密切的三边接触，也让美国觉得有必要在三边会谈问题上向法国作出一定妥协。
但美国还是力图延期正式三边会谈的召开，比如要求澄清“九月备忘录”中一些措辞的具体含义。①1958年12月4日、10日，法国驻美大使埃尔韦?阿尔方（Hervé Alphand）奉命解释了法国的原则立场：“（1）建立一个关乎世界问题的三国行动程序是否可能？（2）三国军方能否在处理世界军事冲突中有共同的战略行动？”法国想要知道英美对这些原则问题的反应，如果认为戴高乐的方案“太大”，不同意法国的原则，就没有讨论细节问题的必要。法国的设想并不像一些媒体描述的要建立“理事会”，而是“有组织的、有规律的、经常的磋商”。阿尔方还重复了戴高乐在备忘录中的威胁，如果不能满足法国的要求，“法国不得不保留它要求废除北约或修改北约的权力”。②而美国恰恰是不同意戴高乐的“原则”。美国的拖延立
场引发了法国的极端不满，这种不满杜勒斯12月访问巴黎期间表现得尤其强烈。12月15日，杜勒斯在出席北约部长会议期间顺访戴高乐，但却受到了“很不礼貌、怀有敌意的对待”。他被带进了戴高乐的办公室，听到的是一片牢骚声。③在这次杜勒斯总结为“最不满意的会议”中，戴高乐继续要求建立“正式的”三边组织，来处理全球战略以及核武器使用的问题，并把这些要求同法国在北约内的合作明确联系起来：“如果法国没有决策权，它就不会同意北约在其国土上部署中程导弹、储存核武器以及部署欧洲空防体系”。④
一方面为增强西方对抗苏联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为能缓和法国的怨恨情绪，美英法三国最终于1959年2月开始了“实质性的三边会谈”（阿尔方语）。⑤但是，美法在会谈的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法国希望建立世界性的组织，讨论包括核武器使用在内的联盟政治、军事问题，而把重点放在北约以外的地区。⑥美国则不同意讨论世界战略、扩大北约等问题，仅仅认为会谈是对北约以外的地区尤其是中东、非洲地区的问题进行某种三边磋商。⑦法国希望三边会谈能“正式”和“机制化”，美国要保持这些会谈在非正式、临时性的基础上。美法的这些分歧，为三边会谈的顺利开展蒙上了阴影。
1959年2月到10月，美英法举行了四轮十次大使级三边会谈（见表1）。
这四轮三方会谈，确实把已经存在的美英法三国磋商从传统
的德国问题、裁军问题扩展到了非洲问题、远东问题，但讨论的只是“问题”，戴高乐所要求的“原则”并未得到美国承认，这一点在法国所要求的三边军事会谈上集中体现出来。
1959年1月7日，阿尔方与杜勒斯就首次实质性三边会谈议题交换了意见。阿尔方提议，在进行政治三边会谈的同时，举行军方人员参与的、与政治会谈平行的三边军事会谈。⑧9日，阿尔方再次向美国强调，单是政治讨论而没有军事讨论是“不够的”，“军事合作同政治合作一样重要，而正是这种合作控制着大西洋联盟的将来”。⑨22日，阿尔方在同杜勒斯的谈话中又一次讲到军事会谈问题，并具体谈到了法国的地中海舰队指挥权（指法国要收回其隶属于北约的地中海舰队指挥权）和核武器的使用问题。①
法国要求举行三边军事会谈的建议遭到美国军方的强烈反对，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劳里斯?诺斯塔德（Lauris Norstad）将军等人对此提议持有“最严肃”的保留态度。在美国军方看来，举行三边军事会谈同北约已经存在的常设小组在功能上相互冲突，从而会削弱北约的功能；而这一建议也无法为其他盟国接受。法国提出军事讨论的提议和地中海舰队的指挥权问题，明显是要和美国竞争“北约军事权威”。总之，让军方人员参与三边会谈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不能让三国的军方人员去讨论全球战略问题。在军方的强烈反对下，杜勒斯认为，国务院不应该鼓励三边军事讨论，在国防部的观点明确以前，不对法国的建议作
进一步的回应。②因此，在1月14日关于三边会谈的工作性会议中，英美代表建议最好不要在第一次会议中就出现军方的代表，而把这一问题留给第一次会议讨论解决。③而此之前杜勒斯已告知阿尔方，军事会谈之门虽然“敞开着”，但却不知“开向何处”。④
到了1月底，法国、英国都任命了参加三边会谈的军方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的提议，国务院要求国防部派遣一名“军事观察员”参与会谈，但不举行专门的三边军事会谈。⑤后来，美方任命罗伯特?丹尼森（Admiral Robert Dennison）为军方代表。这样，在2月3日的会议上，三国都有军方代表参与。不过，这些代表作为“观察员”，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比如，他们在第一轮第一、二两次会议中完全没有发言；在有的会议中他们虽然发了言，也仅仅是介绍相关军事情况，根本谈不上讨论什么战略计划。另外，从法国的要求来说，美国的军方代表甚至起到“负面”作用。例如在2月5日关于远东问题的第三次会议上，法国代表建议，一旦老挝面临被入侵的情况，美英法应该制定联合应对计划。这一建议遭到墨菲的反对。墨菲认为，“老挝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军事问题”，如果对其进行三边干涉则会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中引发尴尬局面。军方代表丹尼森立刻支持说，由于现今非东南亚国家试图主宰东南亚的事务，东南亚条约组织和美英法三国正在遭受批评。①
法国在核武器使用问题上的要求也没有在三边会谈中得到
满足。根据戴高乐的“九月备忘录”以及法国人的谈话，法国的要求可总结为：希望美国在使用核武器前能通知法国，甚至要求对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否决权。然而，在苏联已经拥有摧毁美国核力量的情况下，把核控制权掌握在手中，已成了生死攸关的利益问题，美国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这就是杜勒斯所说的，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容许有三边事前磋商和否决权”。②因此，三边会谈中丝毫没有涉及核武器使用问题。
戴高乐对这种会谈显然并不满意，开始从另外的渠道施加压力。1959年2月27日，法国通知北约秘书长亨利?斯巴克（Henry Spaak），法国将在3月2日从北约撤出法国的地中海舰队。③法国并建议，应通过三边会谈的方式来解决舰队问题。美国把这一行动视为“勒索”，即利用这一事件，要求美国在三边会谈等问题上让步；美国还担心，法国的这种行动会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导致联盟的瓦解，因此决定在两个方面向法国施压。一是停止三边会谈，原定于3月16日将举行的关于非洲的三边会谈被推迟。二是中断了与法国的核潜艇合作谈判，这项合作是1957年12月北约部长会议上美法之间达成的，其目标是给法国发展核潜艇提供援助。④就解决方式而言，美国则力图在北约的框架内讨论，以利用其他北约国家向法国施压。最终，美国的反制措施未能起到效果，法国仍是撤回了其地中海舰队。⑤
继杜勒斯之后担任国务卿的赫脱由此认为，戴高乐对军事问
题颇为重视。他于4月份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法国要讨论非洲军事计划以及全球战略方针，确实给美国出了“难题”；既不能满足法国的这种要求，也不能完全拒绝；适当的策略是给法国谈判代表这样的感觉：戴高乐的主张正在得到“积极的”而不是“负面的”反应。⑥国务院最终同意在临时的基础上举行平行的三边军事会谈。1959年5月1日，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联合会议，墨菲在会上要求军方给予人员支持。然而，由于担心军事人员卷入外交事务，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初拒绝这一要求。以后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几经交涉，保证这种会议是“探索性的”、“临时性的”之后，军方才在6月25日任命D.V.约翰逊（D.V. Johnson）为参与三边军事会谈的代表。⑦ 外长秘密会谈的建议得到美法赞同。6月1日，在华盛顿举行东南亚条约理事会会议期间，三国外长基本就此达成一致，并初步确定了三国派出有权负责世界性问题代表组成某种“秘书处”。美国派出的是政治事务副国务卿利文斯顿?麦钱特（Livingston T. Merchant），英国是外交次长弗雷德里克?霍耶?米勒（Frederick Hoyer Millar）。⑦
尽管随后美法之间还有不愉快的争吵，但从1960年9月20日开始，三国外交人员还是进行了两轮9次会议（见表2）。目前解密的档案还不能完全揭示会谈的具体内容，不过赫脱曾在9月28日说，三边会谈进展得“相当不错”，尤其是关于老挝、柏林等具体问题。⑧一位西方学者指出：“会谈涉及世界上大部
分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除了北约组织和阿尔及利亚问题外，都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没有讨论军事问题。”⑨
如同在大使级三边会谈中的情况一样，法国对三边外长中没有涉及军事问题同样不满。就在上述6月1日会议期间，德姆维尔就曾表示，三边外长会谈“在政治层面上令人满意”，“但它们未能覆盖军事合作问题”，并暗示可以利用北约驻华盛顿的常设小组来进行此种军事磋商。①6月10日，戴高乐在给麦克米伦的回信中，正式建议通过常设小组代表，就战略领域的合作问题展开三边军事会谈，但会谈的议程完全在这个机构的程序之外。也就是说，在举行三边外长会谈的同时，再举行平行的三边军事会谈。②戴高乐给了艾森豪威尔一份这封信的复印件。
对于戴高乐要求三边军事会谈的建议，艾森豪威尔倾向于接受。在东西方最高级会议破产之后，艾森豪威尔无疑是想用三边合作的方式来加强西方的团结，同时也挽回一些自己受损的威望。7月1日，在与赫脱的电话交谈中，他批评“我们总是拒绝三边主义，而现在我们做的事却正在毁掉北约”，他想知道是否有什么办法能在常设小组外进行“战略和军事问题上的真正三
边讨论”，以换取戴高乐在北约的合作。③但是，国务院却认为，戴高乐要求的核否决权和核合作根本无法满足，而“如果无法满足法国在诸如战略军事计划以及核计划合作上的要求，很明显我们就无法在三边主义上满足戴高乐”，所以即便举行三边军事会谈也未必就有什么效果，何况这样的会谈会对北约其他国家造成
不利影响。④
于是，美国一方面答应可以举行三边军事会谈，另一方面又对这种会谈施加了种种限制。在机构选择上，艾森豪威尔回复戴高乐说，他怀疑使用隶属北约的诸如常设小组等机构来进行战略磋商在实践上是否可行，“因为确信其他盟国会反对”。⑤在磋商内容上也设定了框框：它远远不是讨论法国所希望的“在全球范围内有组织的战略计划”，而只是谈谈在军事领域里加强联盟的办法。⑥8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给戴高乐的正式回复中，首次表示可以在华盛顿举行三边军事会谈，英法可以自由派遣有能力的军事代表，美国也不反对法国任命常设小组代表，但美国将会任命一个与常设小组完全无关的人物。⑦信中虽然说讨论的范围是世界不同地方的问题，但完全没有提及战略问题。正如赫脱自己对该信的评价：“它避免了承担他（指的是戴高乐）所想要的任何全球战略计划的义务。”①
戴高乐对美国在战略军事会谈方面的限制非常不满。他在8月9日给艾森豪威尔的回信中，建议9月份召开三国首脑会晤。他在信中接受了麦克米伦提出的外长定期会晤并辅以首脑不定期会晤的建议，但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信有“太多限制，以致不能给我们西方带来任何联合行动，不能真正有效地加强我们的联盟”。他引用刚果危机②的例子说，正是由于西方缺乏协调，才让这个国家“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他批评大西洋联盟的地理范围有限到已经“与法国的世界责任不相符合了”；而把欧洲
的军事大权都交给美国也让现在的法国“无法接受”。他最后建议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和他一起共同制定关于世界问题的联合计划，重组联盟，并建议在9月份举行三巨头会晤。③ 戴高乐的这封信再次引起争执。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对赫脱说，戴高乐一直用模糊的语言来说明他的主张，这封信终于让人明白了，他想要的是“理事会”。两人对戴高乐信中所提到的刚果危机困惑不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美法并不缺乏沟通；对于信中三次出现的“我们西方”一语，艾森豪威尔也表示疑惑，戴高乐用这个词时仅仅提到了美英法三国，他是真的想要置其他盟国于不顾吗？举行三边会谈肯定会对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国造成负面影响。令他们感到不解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在7月底阿登纳与戴高乐的会晤中，戴高乐似乎答应不再坚持三边主义，但现在却一反常态。最终美国决定先征询一下英国的看法。④
英国的看法并不统一。麦克米伦本人打算支持戴高乐。他希望三边主义能换取法国合作。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说，戴高乐此举无非是想趁着艾森豪威尔还在任时开次先例。⑤麦克米伦更深层次的考虑是通过三边会谈来加强法国力量，这样就可以为将来的法德平衡打下基础。他在事后对艾森豪威尔说，展望将来，可以预见到有法德平衡问题。在这两国中，他认为美英应该致力于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让法国更为强大，这能在戴高乐活着的时候实现，而在德国变得更为强大之后，让两国平衡就会更难了。⑥
然而下级官员完全反对举行这样的首脑会谈。英国驻美大使哈罗德?加西亚在同赫脱的谈话中，质疑，这样的会谈在美国当前的国内政治情况下是否可取，并担心这样的会谈将导致苏联在柏林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路线。⑦
8月17日，麦钱特、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约翰?麦科恩等人赴伦敦与英国讨论核试验问题，同时交流了对戴高乐信件的看法。麦克米伦建议，即便艾森豪威尔不愿意在9月份与戴高乐见面，也不要直接拒绝，而是指出其中的困难；他还提出代替的建议：先让外长进行讨论，并建议或暗示随后可能进行首脑会晤。在后来的谈话中麦克米伦又给美国出主意，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能在12月份来英国看他的二战属下，那么这或许就是一个同戴高乐见面的机会。①这些建议与美方的看法不谋而合，当天美国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在答复阿尔方有关三国首脑会晤的询问时，口径如出一辙，表示将在9月份的外长会议上加以讨论。狄龙还称，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正主张减少海外驻军以平衡预算，戴高乐在信中批评美国对北约的军事控制只会加强这种主张。② 8月30日，艾森豪威尔给戴高乐回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虽然表示可以“原则上”接受最高级会议的想法，但又说在9月23日联大开幕时三国外长就此进一步磋商之前不做最终决定，并表示已经考虑在年底去英国探访二战战友，这可能提供一个三人会晤的机会。随后，他系统回答了戴高乐信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他警告美国不会撤出北约，如果“真正的政治和军
事合作”意味着“削弱美国与其他国家和盟友的紧密工作关系，或者将这种关系放在从属地位”，意味着“重组北约而让美国部队从欧洲撤出来”，那么这种合作就无法建立；他翻出旧账，说法国在地中海舰队、空防一体化以及储存核武器问题上的行动，“妨碍了加强北约组织的努力”；他批驳了戴高乐认为是西方缺乏协调导致刚果混乱的说法，信中附上了从6月1日到8月22日双方就刚果问题进行磋商的日程表（共计40多次）；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双方在经过所有这些接触后，立场仍有“一定的距离”，那么人们就会怀疑，“不管是什么级别的三边会谈，也不管这些会谈是更为正式的还是精心安排的，结果会有什么不同之处”。艾森豪威尔以十分强硬的口气结束了他的信，说他“完全不能理解法国今天的基本哲学”：法国反对在北约内有紧密的联盟，却又主张建立美英法三国紧密的联盟，这个联盟有否决权，可以把它的决定强加给其他盟国。法国所设想的三国特别合作究竟是什么呢？“你是否设想法国将在这个论坛里面代表其联盟里的其他大陆成员发言？在战后联邦德国正在紧密向西方靠拢的情况下，你是否认为削弱我的政府和阿登纳总理的政府之间关系是明智的呢？”③
戴高乐无疑把这封信当做是对其建议的完全拒绝，他已经对秘密的交涉不抱任何希望了。1960年9月5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三国的分歧和对北约的不满。他声称，如果美、英、法三国从刚果危机一开始就协调彼此的态度，鼓励比利时人和刚
果人在更可行的条件下建立关系，如果三大国采取措施帮助刚果发展并保证它不会被人干涉，“结果会比现在这个新国家中存在的流血和无政府状态要好的多”，另外，“西方的威信和团结也会比完全让所谓联合国采取不适当的和代价浩大的行动得到更
好的保证”。他说十年前建立的北约已经不适应现实，有两点需要修改，一是北约的范围只是限于欧洲地区；二是关于欧洲防务一体化问题。④戴高乐决心不接受12月份在英国进行首脑会晤的暗示，他在9月6日的正式回信中丝毫没有提及此事。虽然艾森豪威尔还是希望能找到让戴高乐加入讨论的基础，希望找到改善美法关系的办法，⑤但三头政治最终也没有建立起来。
纵观1958年以来的美英法三边会谈，虽然提议不断，但取得的成果却不大。“伦敦秘密小组”不了了之，首脑会晤机制未能建立，大使级、外长级的三边会谈只是讨论了一些地区的具体问题，远远没有达到制定联合政策的程度，更没有平行的三边军事会谈。究其原因，可以从美法两个方面来找。从法国方面来说，戴高乐的固执态度是重要原因。虽然美国已一再让步，从不同意平行军事会谈到同意军事会谈，从把会谈级别从大使级提升到外长级甚至是秘密首脑会晤，但戴高乐却既要求内容，也要求形式，否则就宁可什么也不要。从美国方面来说，为照顾其他盟国反应，为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生死攸关的核决策权，它根本不可能答应戴高乐“九月备忘录”中提出的关键要求。
不过，三边会谈能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期内延续两年，又在
肯尼迪政府时期继续存在，这本身也说明了美法关系的某种韧性，表明美法仍不断尝试以合作、对话的方式来化解彼此矛盾。戴高乐虽然推行独立外交，但显然还是想在联盟内获取更高的地位；艾森豪威尔虽然对戴高乐的外交不满，却也反复寻找把法国留在联盟内的方法。虽然三边会谈对解决实质性问题贡献不大，但它扩展了美英法之间原有的三边磋商的范围，对缓和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颇有裨益。三边会谈的延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时段美法关系“斗而不破”的特征。
戴高乐的“九月备忘录”及其所引发的三边会谈从三方面
反映了当时的国际状况。其一，由三边会谈所体现的美法分歧的加剧，反映着战后初年所奠定的两极格局以及美国在西方的霸主地位，已逐渐不符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际力量分布。其二，三边会谈中戴高乐的要求未能得到满足，说明以当时法国一国之力还不足以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全面冲击两极格局。其三，三边会谈的持续时间以及美法要在联盟内解决分歧的办法，也反映了冷战中两大集团对立的局面，仍制约着美法矛盾的发展。第二次柏林危机、东西方首脑会谈失败等冷战因素，是美法关系的黏合剂之一，也是促进三边会谈在关键时刻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