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战争罪中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一)
1998年《罗马规约》通过之际，在7个投反对票的国家中，中国、美国和以色列都阐明本国投反对票的理由。其中，中国和以色列均对战争罪的有关规定提出质疑。以色列无法理解为什么“将人口迁入被占领领土”的行动也被列为一种战争罪1]。中国则对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罪行范围内提出保留意见。
一、战争与武装冲突的区别
传统国际法认为，只有国家间的战争才是国际法上的战争。战争是敌对国家之间相互使用武力造成的冲突。战争是具有相当规模和范围，并持续一定时间的武装冲突，偶然发生的、地方性的、短暂的边界冲突等，不构成国际法上的战争。而现代国际法则倾向于使用“一切武装冲突”(包括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敌对行为”等术语。在现代国际法中“武装冲突”和“战争”这两个概念同时存在，而“武装冲突法”有取代“战争法”的趋势2](pp.614～615)。
实际上，战争和武装冲突从有战争史以来始终就是一对相互交错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某一国际性武装冲突究竟有无战争状态，抑或仅有敌对状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冲突的规模；二是冲突双方的意向；三是第三国的态度及反映3](pp.679～680)。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确立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后①，战争与武装冲突之间术语的使用，随着国际法的发展更加难以厘清。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教授在其拟订的《国际刑法典草案》中认为：“战争罪，是指在国际协
约中规定的适用于武装冲突的规则，以及普遍认可的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所禁止的作为或不作为。”4](p.56，p.149，p.297)但是，战争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纽伦堡军事法庭宪章》和《远东军事法庭宪章》定义的战争罪属于普通战争犯罪(或称为通常的战争罪)，因为广义的战争犯罪还包括侵略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这一定义在《纽伦堡原则》中进一步得到确认②。武装冲突则既有国际性武装冲突，也有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上述四个概念间的区别，决定了适用法律规范的不同，适用于战争和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文件相对较多，而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文件虽少，但是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的规定已经被视为习惯法及代表交战各方不应偏离的最低标准。这些规则随着时间、地点、道德和文明进步的程度逐渐发展变化，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规定已作为习惯法的内容纳入战争和武装冲突规则。
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纳入战争罪的学理分析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39条的规定③是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到以强制手段维持或者恢复和平之间的连结条款和基础条款，而且是联合国集体强制行动的法律基础5](p.282)。笔者认为，该条有意用“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侵略行为”的措辞取代过于敏感的“侵略”或者“战争”，一方面，突出《联合国宪章》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出现的“新型冲突”现象；另一方面，避免用语的过于精确而受到自身规定的束缚。有学者指出，使用“侵略行为”和“侵略战争”都是侵略的表现形式，而使用
“侵略行为”区别于“侵略战争”之处在于是否导致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状态的存在5](p.291)。可见《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进一步认识到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严重威胁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不仅仅是“战争”，而且为了使任何形式的武装冲突过程中实施的犯罪行为不至于逍遥法外，规避《联合国宪章》的调整范围，而精心作出这项规定。《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和1977年的《第二附加议定书》逐渐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国际惯例和规则引入国际刑事司法实践。
有些学者已经论及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纳入战争罪并适用国际惯例加以调整的观点，如著名的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勃郎在描绘原始澳大利亚人之间的战争时指出：“在某些共同体中，如在澳大利亚游牧部落中，进行战争通常是由一个集团对应向所遭受的伤害负责的另一集团所实行的一种复仇行为，而其程序则由等于现代国家的国际法的一批公认的习惯来加以调整。”6](p.368)当一个武装对抗组织已经在一个国家内形成，而这个组织事实上统辖着该国领土的颇大的一部分，而且能在战斗中坚持对抗中央政府时，就有武装对抗的国际法要件存在。武装对抗者的目的无论是在于把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从母国分裂出去，还是在于夺取整个国家，在这里是无关重要的7](p.250)。
在前南法庭组建期间，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行问题再度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因为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武装冲突主要是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之间，在这些冲突中很难判别哪些是
国内武装冲突，哪些是国际性武装冲突。如果冲突属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则“严重破坏”各项《日内瓦公约》，包括《第一附加议定书》以及违反战争法和惯例均能适用。尽管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的条约和习惯法久经确立，但适用于国内武装冲突的条约仅载于各项《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和1954年《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第19条，这些法律文件没有使用“严重破坏”或“战争罪”等术语。此外，适用于国内武装冲突的习惯法内容尚存有争议。因此，一般而言，除非国内武装冲突的当事方另有协议，国内武装冲突中唯一属于国际管辖范围的罪行是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8](pp.13～16)。由于以条约为基础可适用于国内武装冲突的法律出现得较晚，所以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和适用于国内武装冲突的习惯国
《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可视为一项习惯国际法，际法必须加以区分。
但其他法律文件大多不能视为这种法律，在可适用于国内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中几乎没有包含战争罪的定义。
笔者认为，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纳入战争罪并列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罪行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和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④的规定可以作为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规范，上述两个法律规范不仅已经适用于国际刑事审判实践，而且还有可能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法律规范的缔约国。在《前南法庭规约》起草过程中，法庭规约草案中的危害人类罪规定已经认同《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的内容，因为这种禁止性规定在任何武装冲突
中都不能违反，故而没有必要考虑冲突的实际性质。有些观点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要求国际法庭运用国际法规则，“这些规则是不产生疑义”的习惯国际法部分，所以遵守特殊公约不仅是对一些国家的要求，而且是对所有国家的要求。在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公约法律文书无疑已成为习惯国际法的部分。因此，在这些文书中，既不包括参照1949年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第二附加议定书》保护非国际武装冲突的受害者)的内容，也不包括《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的规定9]。
继前南法庭之后建立的卢旺达法庭，由于顾及卢旺达境内冲突具有非国际武装冲突的性质，故《卢旺达法庭规约》的起草者决定，在该规约中明确法庭管辖的罪行包括违反《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和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的国内武装冲突⑤。卢旺达特设法庭成立以后，战争罪构成的前提条件出现了新的内容。因此，有关战争罪法规是否可以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从《前南法庭规约》和《卢旺达法庭规约》的内容上分析，这两个规约涉及的战争罪行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两个特设法庭分别就各自管辖武装冲突的性质，结合战争法、战争习惯法以及违反《日内瓦公约》等有关法律文件，设定了各自管辖的战争罪行，尤其在适用习惯国际法方面极具特色。
1997年2月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进行战争罪定义的谈判过程中，美国提交的议案与新西兰和瑞士提交的议案在国内武装冲突方面的理解出现较大分歧：新西兰和瑞士认为，适用国内武装冲突的规则
不仅包括《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的规定，而且还应包括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和其他规则；美国提出，应增加国内武装冲突适用规则的“门槛”，即只有在有系统地计划或者政策，或者大规模实施这种犯罪时，国际刑事法院方可行使管辖权10](p.106)。
一些代表团就战争罪的一般性规定各抒己见。日本提出，“战争罪行一词，是指冲突一方的武装部队成员以及构成此种武装部队一部分的民兵或志愿部队成员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实施的下述行为……”⑥；美国提出战争罪行，是指“当作为有系统的计划或政策的一部分或作为大规模的此种犯罪行为的一部分而犯下时，都构成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罪行……”11](pp.1～2)；瑞士和新西兰代表团则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编写的关于战争罪的定义值得探讨，因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强调了行为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而不论冲突行为具有国际性还是国内性⑦。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正式文本制定过程中，联合国综合考虑了先前的经验及筹备委员会会议期间各代表团的建议，为了适合于不同时间、不同性质的武装冲突，《罗马规约》第8条将战争罪总括为四类行为：(1)严重破坏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的行为，即对有关的《日内瓦公约》规定保护的人或财产实施的行为；(2)严重违反国际法既定范围内适用于国际武装冲突的法规和惯例的其他行为；(3)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严重违反1949年8月12日四项《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的行为，即对不实际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包括已经放下武器的武装部队人员，及因病、伤、拘留或任何其他原因而失去战
斗力的人员实施的行为；(4)严重违反国际法既定范围内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规和惯例的其他行为⑧。上述规定虽然满足了法学理论的基本要求，但是，实践中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战争罪仍是一些非缔约国批准《罗马规约》的障碍。
三、非国际武装冲突适用战争法规则与惯例的分析
战争罪(warcrimes)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罪行中出现最早的一种国际犯罪，规范战争和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和惯例，自1854年7月22日美国和俄国在华盛顿签署《关于海上中立权公约》至1998年7月罗马国际外交代表大会通过《罗马规约》，国际社会共有70多个相关法律文件涉及了战争行为或战争罪的内容。依据罪行类别的划分方法，从1868年到1996年，另有30多个国际法律文件可以适用于战争罪，如1949年8月12日在日内瓦签定的《关于战时平民保护的日内瓦公约》等等。
综合考察所有关于战争犯罪的国际法律文件，其中涉及战争犯罪的禁止性规定或规则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且内容较为详尽，甚至还包括起诉和处罚的具体内容。如1945年8月8日的《伦敦协定》及其附件《纽伦堡军事法庭宪章》都具有明确的刑事处罚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涉及战争犯罪的法律文件大多为习惯国际法所涵盖，并成为习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诸如1899年7月29日第一届海牙和平会议第二公约，即《陆战法规和习惯公约》；1907年10月18日第二届海牙和平会议《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公约》(第四公约)等。在国际刑法发展史上，
尽管这些禁令的施行仅涉及战争罪的有关问题，并不统一或一致，但却成为起诉和惩治战争犯罪实施者的有效依据。1949年的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书》是能够适用于战争犯罪的最明确的综合性法律文本⑨。之所以将它们视为调整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详尽规定，是因为这些法律文本不仅吸纳了《海牙公约》⑩构建的规范性内容，而且弥补了《海牙公约》存在的缺失，因此，这些综合性法律文本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国际惯例。
规范武装冲突的战争规则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1)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899年《海牙规则》和1907年《海牙规则》，宗旨是强调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受害者；(2)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囊括1899年第二公约附件和1907年第四公约附件内容的1929年《日内瓦红十字公约》，强调了战俘待遇相关内容；(3)1945-1968年，海牙规则与日内瓦规则日趋融和，形成了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即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4)1968年5月12日在德黑兰举行的国际人权会议通过了题为“武装冲突中的人权”第23号决议成为战争规则发展进入第四阶段的契机，联合国机构从此改变了其在修订战争法规方面的被动地位，从而在人权法和人权的保证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并努力提倡两个方面的互相影响，进而诞生了1977年与国际性武装冲突受害者保护相关的第一议定书，以及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害者的保护相关的第二议定书，展现了人权文件的某些内容被纳入议定书之中12](pp.407～409)。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适用的规则渊源于1907年的《海牙规则》、1949年《日内瓦公约》和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而只有《第二附加议定书》对国内武装冲突明确阐释了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规则，其他两个虽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但未明确规定。《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规定，在一缔约国之领土内发生非国际性之武装冲突之场合，冲突之各方最低限度应遵守的规定(11)。
1977年6月8日在日内瓦签订的《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从人应受到人道原则和公众良心要求的保护出发，指出本议定书适用于“在缔约一方领土内发生的该方武装部队和在负责统率下对该方一部分领土行使控制权，从而使其能进行持久而协调的军事行动并执行本议定书的持不同政见的武装部队或其他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之间的一切武装冲突”(12)。《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4条第2款规定，在不妨害上述规定的普遍性的条件下，对第一款所指的人的下列行为是禁止的，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均应禁止(13)。从上述两个习惯国际法规定的进行性行为内容上分析，任何一个理性的国家在进行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进程中，均不会从事上述所列的任何一项违反人道法和人权法的行为。特别是饱经战争沧桑的中国政府，早在1949年《日内瓦公约》四公约签定之前，于1947年10月10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规定并颁布了充分体现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内涵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包括：(1)一切行动听指挥；(2)不拿群众一针一线；(3)一切缴获要
归公。八项注意包括：(1)说话和气；(2)买卖公平；(3)借东西要还；(4)损坏东西要赔；(5)不打人骂人；(6)不损坏庄稼；(7)不调戏妇女；(8)不虐待俘虏。上述规定用最朴实的语言道出了人道主义法的真谛。
首先，如果我们把我国军队的训令与国际人道法惯例相比较分析可见，在我国发生国内战争(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和抵御外来侵犯的战争(国际性武装冲突)中人民军队所遵循的人道主义规则，在时间上早于1949年《日内瓦公约》和1977年的《第二附加议定书》的适用；内容上除了具体的表述有所区别外，基本上也可以说前瞻性地规定了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国际惯例的内容，甚至有些规定比《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要求还要高。
大国情结与国际法研究的学术心态 ――从中国对国际司法的消极心态切入 姜世波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摘要]近年来国际司法机构出现了“扩散”的趋势，但中国至今仍然臵身于这些司法机构之外，其根本原因是大国情结使然。大国情结还使我国三十年来的国际法学研究表现为只注重短期的实用主义而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导致缺乏主体性意识，丧失平和的心态和科学态度，不能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等弊端，这些都是需要反思和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驱除的。 [关键词]大国情结国际法院国际法 一、国际司法的繁荣与中国的冷漠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随着众多弱小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多极格局的形成，使国际间的对抗日趋缓和，诸多国际共同问题解决的日益迫切，使全球和地区间合作不断加强，国际法的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飞跃，国际法的调整范围日益扩大，不仅国际法在数量上的发展令人瞩目，①而且，国际法治的质量也有质的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国际司法机构的数量迅速增长，从只有一个国际司法机构—国际法院，发展到10余个国际司法机构。这些机构既有全球性的，如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等，又有诸多地区性的，如欧洲人权法院、欧洲初审法院、欧洲法院、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法院、比荷卢经济联盟法院；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法庭、马格里布联盟法院；美洲法院、美洲人权法院、安第斯法院；非洲人权法院东非和南非共同市场法院、非洲公司法统一组织司法与仲裁共同法院等；还有为解决特定问题而成立的临时法院，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等。西方学者用“proliferation”（扩散、激增）一词来加以形容。[1]（p143,p160）这里且不说地区性法院（庭）因各成员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因依赖性和地缘性趋近而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有效性，就全球性公约而言，国际参与性也越来越普遍。以下仅就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作一简单考察。 国际法院的管辖权虽然以自愿为基础，但接受其强制管辖的国家到2004年7月已经达到65个，加上另外13个曾一度接受强制管辖后又撤回的国家的中，有8个在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中是一直接受作为被告的，这样事实上接受强制管辖的国家接近联合国成员国总数（191个）的37%，[2]（p43.）比例虽然并不算高，但加上其他形式的管辖权，已经相当可观。②法院从1947年5月到2008年2月，已受理案件137起，其中近半数是在冷战结束后提起的。在国际法院2006－2007年度报告中，法院感叹“2006-2007 司法年度是繁忙的一年，有5个案件在同时接受审理，2007-2008司法年度也将是非常充实的。”③而且法院“采取若干重大步骤，以提高效率，使自己能够应对稳定增加的工作量。”④有学者将中国对国际法院的态度分为五个阶段，其中把1978年至今分为两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9年中国开 ①据联合国的统计，截止到2005年1月，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保存的国际条约的数量达到158,000个，2,200卷；多边法律文件截止到2006年1月1日超过517件，内容涵盖人权、裁军、商品贸易、难民、环境和海洋法等诸多领域。而且，这些条约的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参见联合国国际法网站： https://www.doczj.com/doc/0214019331.html,/English/overview.asp，2008-2-28） ②如赋予国际法院对争端以管辖权的国际条约和公约就近400多个，仅双方条约就涉及约60个国家，多边公约涉及的国家就更多了。（参见前注p.42.） ③《国际法院报告（2006－2007）》（中文本），第21段。 ④同上，第22段。
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于2002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国际刑事法院成立的基础是2002年6月1号开始生效的《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因此该法院仅对规约生效后 目录 简介创立背景要项管辖权内的罪行重要影响 简介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联合国1998年7月17日外交全权代表会议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的规定，于2002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 根据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必须在《罗马规约》获得６０个国家的签署和批准后才可成立。截至2006年11月1日止，全球已经有134个国家签署了《规约》，并有104个国家批准了《规约》，其中非洲国家29个，美洲国家23个，欧洲国家37个，但在亚洲48个国家中，仅有阿富汗、柬埔寨、约旦、东帝汶、韩国、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蒙古、塞浦路斯9个国家批准了《规约》，却有30个与美国签署了旨在排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98条协定”。此外，在公约所有缔约国中，有40个国家已经具备实施《规约》的国内法律，有31个国家已经完成了立法草案。但在亚洲国家中却没有一个国家具备实施《规约》的国内法，只有极少数国家完成了实施公约的相关法律草案。 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筹备活动。但中国、美国、以色列、日本等重要国家出于政治原因至今反对或拒不签署/批准《罗马规约》。 根据《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将对批准国及联合国安理会移交的案件进行审理，但只审理2002年7月1日以后发生的案件。国际刑事法院与现有的其他国际司法机构的不同，其他法庭均有一定存在期限，而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司法机构。国际刑事法院设有18位法官，1个检察官办事处，1个预审庭，1个审判庭和1个上诉庭。18位法官经选举产生，任期9年，不能有两位法官来自同一个国家。国际刑事法院首批18名法官2003年3月在荷兰海牙宣誓就职。 国际刑事法院将审理国家、检举人和联合国安理会委托它审理的案件。此法院有权对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反人类罪和侵略罪进行审判，但是只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而且是在各个国家所属的法院不能自主审理的情况下才可介入。检察官将根据国际刑事法院预审法庭的同意，应某个国家或联合国安理会的请求对罪犯进行起诉。根据规定，国际刑事法院无权审理2002年7月1日以前发生的犯罪案件。 自2002年成立以来，已经有三个缔约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中非共和国）主动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案件，一个非缔约国（科特迪瓦）自愿就其境内有关情势接受法院的管辖，联合国安理会也于2005年3月就苏丹达尔富尔情势通过第1593号决议首次向法院提交案件。此外，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除正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苏丹达尔富尔情势进行调查外，还密切跟踪包括中非共和国和科特迪瓦在内的8个情势。 国际刑事法院设在荷兰的海牙，其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法语。 创立背景 二次大战国际社会已经设置了很多国际和地区性保护人权的机制，但仍有百千万的人沦为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受害人。非常可耻的是仅有少数的加害者最后受到国家法庭的审判，绝大多数的加害者至今逃脱受惩罚的后果。有些人在犯下罪行时，甚至于非常清楚的了解，只有很小的机率会被绳之以法。「国际刑事法院」将有几项目的：吓止预备要触犯或进行国际法所认定的严重罪行；促使负有基本责任起诉犯案者的各国检查官履行其职责；使受害者及其家人得到真相与公义，由此作为抚平创伤的第一步；协助受害者及其家人得到补偿；当掌控国家机器的群体没有能力或不愿意促使侵犯人权的加害者受到应有的惩罚时，代表国际公义的机制必须介入。 要项 国际刑事法院乃常设机构，在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大会批准后，设于荷兰海牙，并在适当情况下于其他地方开庭。本法院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及必需的法律行为能力，并根据本规约之规定，在缔约国及特别协定的其他国家境内，行使其职能和权力。法院的组成由四个部门组成：院长会议；上诉庭、审判庭和预审庭；检查官办公室；书记官处。 法官 法官由缔约国提名，不必是本国人，但必须是缔约国之公民。提名后在缔约国大会会议上，以无记名方式选举法官，以得到出席缔约国三分之二多数票的十八名票数最高者当选为法官。法官一共有十八名，不得有二名法官为同一国的国民。第一次选出的法官由抽签决定，三分之一任期三年，三分之一任期六年，其余的任期九年。任期三年的法官，可连选连任一次，任期九年。院长和第一及第二副院长由法官互选并以绝对多数选出。法官分配在审判分庭至少六名和预审分庭至少六名，上诉分庭四名及院长。上诉分庭由全体法官组成，审判分庭由该庭的三名法官组成，预审分庭由该庭的三名法官组成或由一名法官单独履行。上诉分庭的法官仅可在上诉庭任职，审判分庭的法官可被临时指派至预审分庭，预审分庭的法官可被临时指派至审判分庭，但不得参与预审分庭所审理之案件。预审分庭和审判分庭
国际刑事法院 1.设立：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是根据联合国1998年7月17日在意大利的罗马举行的外交全权代表会议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的规定建立的。《罗马规约》于2002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国际刑事法院也于当天正式成立。其主要功能是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国际刑事法院设在荷兰的海牙，其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法语。 2.性质和地位：国际法院是具有国际法律人格的国际机构。与其他国际司法机构不同，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永久性的国际法院，没有期限。 3.成员国：到2010年6月，已经有114个国家加入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另外有37个国家签署了该规约，但是并未得到各自国家立法机构的批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以及以色列均未加入该规约。 4.组成和机构：根据《罗马规约》第34条，国际刑事法院有四个内设机构：法庭；院长会议；检察官办公室；书记官处。法庭，包括预审庭、审判庭和上诉庭，由18名法官组成。 5.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限定在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最严重的犯罪：灭绝种族罪、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国际刑事法院现行的管辖权只涉及规约生效后实施的有关犯罪。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不具有追溯力。罪行发生地或犯罪被告人的国籍国是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就可以行使管辖权。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行事，也可以向法院提交案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安理会根据第七章行事具有强制性质，即使犯罪发生地国或被告人国籍国都不是缔约国，法院也可以行使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可以分为： （一）属人管辖权作为刑事被告人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人及国家均被排除在法院的属人管辖权范围之外。《罗马规约》对任何人一律平等适用，不得因官方身份而有所差别。官方身份不能作为管辖豁免的理由，即无论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政府官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免除个人根据《罗马规约》所负的刑事责任，也不得构成减轻刑罚的理由。 （二）属物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的属物管辖权范围只限于那些引起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即：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前三类罪行都在《罗马规约》中明确列出，并对其定义、犯罪要件等进行了精确界定。由于罗马会议没有达成所有各方都能接受的侵略定义，有关侵略罪的定义、犯罪要件和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条件在经缔约国谈判达成协议之前，国际刑事法院不得对侵略罪行使管辖权。而根据《联合国宪章》，只有安全理事会有权断定是否实施了侵略行为。因此，目前国际刑事法院主要管辖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这三种罪行。 6.适用法律：（一）《罗马规约》和《法院程序和证据规则》 （二）条约和国际法原则及规则，包括武装冲突国际法中已确立的原则 （三）一般法律原则 （四）国际刑事法院先前判决所阐述和解释的法律原则和规则 7.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 我国政府对建立国际刑事法院一直持非常积极的态度，认为“一个独立、公正、有效和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家司法系统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制度将起到补充作用，这是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发展与进步的体现。但在对《罗马规约》进行表决时，中国却投了反对票。
中国政府应对《罗马规约》持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 1993年和1994年，联合国安理会分别通过决议，决定设立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以审判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武装冲突和在卢旺达境内发生的种族冲突中犯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罪行的人。1998年，联合国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各国外交大会上又通过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又称《罗马规约》），2002年，据此规约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法院。 一、中国政府对《罗马规约》的立场 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建立一个独立、公正、有效和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刑事法院，以惩治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希望藉此有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本着这一立场和愿望，中国政府积极参加了1998《罗马规约》的谈判进程。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罗马外交大会所达成的规约文本的若干条款未能满足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合理意愿，与会的中国代表团不得不在规约表决时投反对票，这也是中国未能签署罗马规约的原因。这些合理意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中国代表团不能接受《罗马规约》所规定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普遍管辖权。《罗马规约》规定的这种管辖权不是以国家自愿接受法院管辖为基础，而是在不经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对非缔约国的义务做出规定。违背了国家主权原则，不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 2.中国代表团对将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纳入法院的普遍管辖具有严重保留。首先，中国代表团认为，法制健全的国家有能力惩处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在惩治这类犯罪方面比国际刑事法院占有明显的优势；其次，目前规约有关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的定义，超出了习惯国际法，甚至超出了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规定。鉴于此，中国一直主张，国家应有权选择接受法院对这一罪行的管辖。目前《罗马规约》的有关规定虽对选择接受管辖做出了临时安排，但却从原则上否定这一接受管辖的方式，将会使许多国家对法院望而却步。 3.中国代表团对《罗马规约》中有关安理会作用的规定持保留意见。侵略罪是一种国家
内容摘要： 天讲些什么呢，我想主要讲一下国际法院法律程序的某些方面。今天的内容包括两方面，第一、国际法院管辖权以及由管辖权引起的一些案例；第二、关于实体法对海洋划界问题做出的贡献。 天讲些什么呢，我想主要讲一下国际法院法律程序的某些方面。今天的内容包括两方面，第一、国际法院管辖权以及由管辖权引起的一些案例；第二、关于实体法对海洋划界问题做出的贡献。 首先，我先讲一下国际法院管辖权。管辖权包括两方面：一是咨询管辖权、二是诉讼管辖权，其中咨询管辖权是指有资格提出诉讼的国家。国际法院只能审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端。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只有理约国的会员国有这种权利。那么理约国非会员国能否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可以，但必须借助安理会关于国际法院规约的条件。例如瑞士，瑞士不是理约国的会员国，但他就借助了安理会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有资格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不等于国际法院有管辖权。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还记得南斯拉夫危机时美国炸了我们的大使馆吧，当时我们国内很多人都主张把这个案子交给国际法院来裁决，这样就造成了两国紧张的局势。中国做为理约国的会员国有权向国际法院起诉美国这一行为，但问题在于中国能否提出诉讼，提出诉讼的条件就涉及到法院管辖权的问题。法院管辖权行使的前提必须是当事国双方自愿，大家考虑一下，如果中国对美国起诉法院的管辖权在什么地方？换个说法，如果被起诉方不同意国际法院该如何解决呢？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例条第六款如果双方对管辖权发生异议将由双方自行解决管辖权问题。那么一个诉讼当事国怎样表达对法院管辖权的问题，当事国决定法院管辖权有几种办法：第一种是借助法院规约第三条第二款即强制执行管辖权；第二种是当事国双方签订专门协定；第三种是制定解决争端的条款。第一种办法就是说当事国可以事先发表声明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执行，假定当事国双方都事先发表这样一份声明，那么事情就比较好解决了。在中美使馆这个问题上，如果中美同时发表过类似声明，那么我们说国际法院就有权执行管辖权。但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发表声明时都持有一定的保留，并且国际法没有规定保留范围。例如美国曾经发表过在内政争端方面不接受管辖权，甚至美国还对内政这个词做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内政即由美国来决定的事。大家不难看出，事实上美国对内政这个词的解释就是对国际法管辖权的完全否认。因此在国际法院中有一部分法官认为这是非法的，而另一部分法官认为国际法对这方面的规定是不明确的，那么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第二种办法是当事国双方在谈判无效的情况下将案件交给国际法院裁判，双方通过裁判达成共识并签订协议。一般情况下这种方法是最好的。第三种办法就是如果当事国对公约中规定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性发生分歧时可以通过国际法院进行裁决，但这只是公约的附加条件。例如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最后就有类似的条款，但这个公约的特点是如果你参加就没有保留权。大家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之间有一个旧的化学武器的问题。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留下的化学武器问题根据公约日本就必须帮助中国解决，如果双方发生分歧可以通过国际院进行裁决。这里还有第四种办法，关于第四种办法有一个例子：英国与阿尔巴尼亚曾经在一次海上事故中产生争端。当时英国的船只在靠近阿尔巴尼亚领海的海域内被阿的水雷击中沉没，英国向国际法院提出诉讼。但阿认为国际法院没有执行管辖权的依据。而国际法院对阿的拒绝也做出了回答，国际法院的依据是：阿曾经在这之前对安理会关于在规定海域内有意阻挠别国船只航行并涉嫌武力攻击的国家，交予国际法院裁决的声明表示支持，而英国正是根据这一声明对阿进行起诉地，因此根据这一点国际法院认为有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研究 ■刘晓农徐易 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对惩治和威慑严重的国际犯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积极的法律意义。国际 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必然涉及主权国家国内法院的刑事管辖权，归根到底与国家的主权问题密切相关，因而，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一直是国际刑法学界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应结合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 性质特点，完善相应的国内立法。 [关键词]刑事管辖权；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153－04 刘晓农（1971—），男，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江西南昌330031）徐易（1991—），女，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刑法学。（北京102206）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十一五”规划项目“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8FX12）的研究成果。 2011年6月27日，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宣布以涉嫌“反人类罪”对当时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三人发出国际通缉令，这是继2009年3月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指控其犯下种族大屠杀罪）以来，国际刑事法院第二次针对国家元首签发逮捕令。正如苏丹政府一样，利比亚政府也以该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规约》）的缔约国为由，对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予以拒绝。针对上述两案，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理解不一。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是国际刑事法院受理和审判特定国际犯罪案件的权能和效力依据，是对性质最为严重(the Most Serious)、严重违反人道主义准则和严重侵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核心罪行”(Core Crimes)具有的管辖权。其直接法律依据是2002年生效的《规约》。无论是较之各个国家国内法院的刑事管辖权，还是较之国际法院或者国际特设刑事法庭的刑事管辖权而言，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一、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性质与特征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是《规约》法律体系之下的独特产物，其性质也是国际刑事法院创建过程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规约》中许多条款都从不同角度涉及该法院管辖权，如第5、11、12、13、14、15、25、26条等。从总体来看，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既反映出国际法上有关管辖的法律原则、规则或制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出新的法律规则。可以说，《规约》赋予法院的管辖权具有自动性、补充性、普遍性的特点。 （一）自动性 根据国际条约法，主权国家或地区只要成为《规约》的缔约国，就意味着接受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而无需另行声明或再行签署协议。对此，《规约》第12条明确规定：“一国成为本规约缔约国，即接受本法院对第五条所述犯罪的管辖权。”可见，其管辖权具有自动性 。 153
刑法研究专题法学杂志?2009年第4期 作者简介:黄立(1962-),男,汉族,湖南长沙人,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① 依照1998年6月罗马世界外交官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于2002年7月1日正式成立。我国目前没有签署《罗马规约》。② 主要包括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成立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等。 我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的衔接 ———以海盗罪为研究样本 On Connecti on About Chi n a Penal Law And I nternati onal Penal Law 黄 立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内容提要:国内法与国际法如何有效衔接,一直是我国法律中没有得以很好解决的问题。国际法对海盗罪有明确的认定标准,而我国刑法中没有对海盗罪的直接规定。我国应当在全面了解国际法对海盗罪的认识过程、国际刑法对海盗罪构成要件的规定的基础上,对刑法现有的相关罪名加以梳理、整合,增设海盗罪。 关键词:国际刑法 海盗罪 构成要件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宪法对国际条约的法律地位及 适用方式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在立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条约实施模式并存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对国际条约的适用也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因此,一直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呼吁重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接轨,探讨如何在国内法律中遵循、反映、体现、甚至直接加入中国已经批准的国际公约的相关内容。当2008年年底中国政府派出海军编队远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时,上述问题再一次成为法学界热议的话题。本文试图对有关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积极响应在我国刑法中增设海盗罪的呼吁。 一、我国刑法与国际刑法衔接的一般情况一般认为,国际刑法是国家间以条约、惯例等形式制定或认可的,关于国际犯罪和刑事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 国际刑事合作的法律规范的总和。除了国际刑事法院 ① 和联合国特设的国际刑事法庭② 通过审理具体案件适用国际刑法外,在一般情况下,国际刑法的适用需要通过各国国内刑事司法对国际犯罪的刑事制裁来实现。由于国际公约中关于国际犯罪的规定往往只有罪名认定而无具体刑罚措施,如果不能将国际刑法的刑事规范在国内法律中加以刑事化,国内刑法就难以实现对国际犯罪的刑事制裁。也就是说,只有与国内刑事立法相衔接,国际刑法的条文才可能成为现实。从另一方面说,按照“条约应当被遵守”的原则,各国的刑事立法也必须主动与国际公 约中的刑事法规范相衔接,才能既承担本国签署(批准) 国际公约时所承诺的义务,也便于对各种国际犯罪的及时惩治。 总的来说,我国的国际条约实施方式主要包括三种情况: 其一,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律,即在加入条约或签定协议后制定专项法律,将条约、协议的原则和内容在国内法中加以直接规定;或者不直接提及条约、协定的规定,而在国内相关立法中体现条约的原则精神以实施国际条约。如我国在加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领事关系公约》以后,制定了《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将两个公约的内容纳入了我国国内法律体系。 其二,在国内法律中直接适用国际条约,即不具体规定国际条约的内容,而在立法中确立处理条约与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在这种模式中,一般明确规定国内条约与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的,优先适用国际条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种模式在我国的立法中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已经有相当多的立法采用了这种国际条约适用模式,如民航法、行政诉讼法、海关法、著作权
《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下的侵略罪 摘要：始建于2002年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CC）对于侵略罪并没有实质的管辖权，而在2010年达成的“坎帕拉修正案”于2017年12月获得多数国家的赞成予以通过，侵略罪正式的纳入到《罗马规约》的文本中，从此给予《罗马规约》文本去 研究侵略罪的相关问题便是尤为重要，本文主要是从《罗马规约》文本入手探讨 规约中有关侵略罪的相关规定，包括侵略罪正式纳入《罗马规约》的历程；规约 的第八条之二关于侵略罪的定义和侵略行为的表现形式；第十五条之二、之三关 于侵略罪的管辖权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之二关于侵略罪的犯罪主体进行 界定，具体解析《罗马规约》对侵略罪的相关规定以及侵略罪所涉及到的相关问题，以此新事件为契机进而重新对ICC管辖四类严重罪行进行回顾和探讨。 关键词：国际刑事法院；侵略罪；《罗马规约》 海牙国际刑事法庭（ICC）是基于有效的《罗马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成立，犯有种族灭 绝罪、反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等，犯有严重罪行的个人进行起诉、审判的法庭。必须说 明的是，在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之时，《罗马规约》虽然规定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四类严重 罪行，但是实际上对侵略罪并没有管辖权，而是留待缔约国以修正案的方式对此问题作出新 的约定。而在2010年达成的“坎帕拉修正案”于2017年12月获得多数国家的赞成予以通过， 侵略罪正式的纳入到《罗马规约》的文本中，那么基于《罗马规约》文本去研究侵略罪的概念、国际刑事法院对其管辖权等一系列问题，而不在仅仅从理想的层面来建构侵略罪的相关 问题，下面就从《罗马规约》文本入手来探讨侵略罪相关的规约规定及所涉及的相关问题。 一、侵略罪纳入《罗马规约》历程 以上所述，成立于2002年的ICC仅对三项国家罪行享有管辖权，对于侵略罪方面，其 实在《罗马规约》在拟定之时就把侵略罪纳入其中，但是鉴于当时各个国家的分歧意见很大，考虑到通过规约的难度很大，因此最终通过的《罗马规约》并没有正式写入该规约中。2010 年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规约的缔约国再次把侵略罪是否纳入到规约当中以及对侵略罪的定 义和构成要件进行了讨论，并最终达成了一个“坎帕拉修正案”，并且该修正案规定，获得30 个国家批准之后便可以启动侵略罪纳入《罗马规约》的程序，该修正案截止到2017年10月 已有34个国家批准，最终为侵略罪纳入《罗马规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2017年12月在美 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坎帕拉修正案”得到多数国家的同意从 而获得通过，侵略罪被正式的写入了《罗马规约》，具体体现在规约的第八条、第十五条， 第十五条之二、之三。 二、《罗马规约》第八条之二 《罗马规约》第八条之二共有两项。其一是定义侵略罪的概念，按照规约的界定，侵略罪是有效控制或命令的一个国家的政治或军事行动计划，准备、或进行的侵略行径，侵略： 根据其特点、严重程度和规模必须构成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根据上述的侵略罪定义， 侵略罪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侵略罪的实施主体是个人，毋庸置疑的是，国际刑事法院进行 起诉和审判的罪犯均是个人，而不包括国家，与其他三类严重罪行不同的是，侵略罪犯罪主 体中的个人是特殊的“人”，侵略罪是“领导人犯罪”，侵略罪的犯罪行为人只能是“能够有效控 制或指挥一个国家的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人[1]”；其次，通过概念的分析，侵略罪的构成包括 该罪的预备犯，把犯罪的构成提前，从而更好的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在实践当中，如何认定一国领导人正在预备实施侵略存在着难度，按照规约的规定，启动国际刑事法院调 查的机制有三种：缔约国启动、检察官启动以及安理会提交情势，其中任何一种机制的启动 都可能存在着对情势误判的可能性，那么当价值存在着冲突，如何进行取舍，又是一个值得 关注的问题；最后，该侵略行为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这是管辖四类严重罪行的同一要件， 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行使的实质条件，这也是国际刑事法院对缔约国国家主权尊重的必然 要求，同样也是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管辖犯罪谦抑性的要求，但是实践中如何认 定达到对《联合国宪章》明显违反的程度，即什么是“明显违反”？也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战争罪中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一) 1998年《罗马规约》通过之际，在7个投反对票的国家中，中国、美国和以色列都阐明本国投反对票的理由。其中，中国和以色列均对战争罪的有关规定提出质疑。以色列无法理解为什么“将人口迁入被占领领土”的行动也被列为一种战争罪1]。中国则对国内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罪行范围内提出保留意见。 一、战争与武装冲突的区别 传统国际法认为，只有国家间的战争才是国际法上的战争。战争是敌对国家之间相互使用武力造成的冲突。战争是具有相当规模和范围，并持续一定时间的武装冲突，偶然发生的、地方性的、短暂的边界冲突等，不构成国际法上的战争。而现代国际法则倾向于使用“一切武装冲突”(包括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敌对行为”等术语。在现代国际法中“武装冲突”和“战争”这两个概念同时存在，而“武装冲突法”有取代“战争法”的趋势2](pp.614～615)。 实际上，战争和武装冲突从有战争史以来始终就是一对相互交错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某一国际性武装冲突究竟有无战争状态，抑或仅有敌对状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冲突的规模；二是冲突双方的意向；三是第三国的态度及反映3](pp.679～680)。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确立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后①，战争与武装冲突之间术语的使用，随着国际法的发展更加难以厘清。著名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教授在其拟订的《国际刑法典草案》中认为：“战争罪，是指在国际协
约中规定的适用于武装冲突的规则，以及普遍认可的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所禁止的作为或不作为。”4](p.56，p.149，p.297)但是，战争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纽伦堡军事法庭宪章》和《远东军事法庭宪章》定义的战争罪属于普通战争犯罪(或称为通常的战争罪)，因为广义的战争犯罪还包括侵略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这一定义在《纽伦堡原则》中进一步得到确认②。武装冲突则既有国际性武装冲突，也有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上述四个概念间的区别，决定了适用法律规范的不同，适用于战争和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文件相对较多，而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法律文件虽少，但是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的规定已经被视为习惯法及代表交战各方不应偏离的最低标准。这些规则随着时间、地点、道德和文明进步的程度逐渐发展变化，1977年《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的规定已作为习惯法的内容纳入战争和武装冲突规则。 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纳入战争罪的学理分析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39条的规定③是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到以强制手段维持或者恢复和平之间的连结条款和基础条款，而且是联合国集体强制行动的法律基础5](p.282)。笔者认为，该条有意用“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侵略行为”的措辞取代过于敏感的“侵略”或者“战争”，一方面，突出《联合国宪章》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出现的“新型冲突”现象；另一方面，避免用语的过于精确而受到自身规定的束缚。有学者指出，使用“侵略行为”和“侵略战争”都是侵略的表现形式，而使用
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浅析 【摘要】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但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在《国际法院规约》的范田内，从国际法院管辖权的角度，探讨了加强国际法院作用的现实途径：有所侧重地利用其诉讼管辖；充分利用具有多种优势的特别分庭；而咨询管辖则为国际组织提供了预防与解决争端的新途径。 【关键词】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作用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4-131-01 一、国际法院的成立与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创立了“常设国际法院”，此后在1922年至1940年，该法院就国家间的29个案件作出了判决，并发表了27项咨询意见，几乎都得到了执行。常设国际法院的司法权威得到了普遍认可，但该法院的活动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止。二战后的1945年联合国成立，国际法院随之诞生，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的只能有两项：一是解决国际争端：即通过行使诉讼管辖权，处理关于国家之间争端的案件。因此，国际法院不能受理一个国家与一个国际组织间或两个国际组织间的争
端，也不能处理书记官出收到的私营实体或个人提出的书面或口头请示书。二是发表咨询意见，即通过行使咨询管辖权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等国际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从国际法院的管辖权范围来看，它是具有明确权限的民事法院，没有刑事管辖权，无法审判个人刑事犯罪。国际法院不是国家司法机构可以上诉的最高法院，不是个人提出最终申诉的法院，也不是任何国际法庭的上诉法院，但在其具有管辖权的案件中，国际法院具有最终仲裁裁决的权力。 另一方面，国际法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国际法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在立法形式上，条约已经成为主要形式。国际法的普及推广，也使国际法院的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 二、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 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包括：各方当事国提交的一切案件及《联合国宪章》或现行条约及协约中所特定的一切案件；法院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如经任何团体由《联合国宪章》授权而请求或依照《联合国宪章》而请求时，得发表咨询意见。可见，法院可行使的管辖权有：诉讼管辖权和咨询管辖权。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的规定，国际法院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对诉讼案件的管辖权，即国际法院对诉讼案件的管辖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自愿管辖。当事国之间于争端发生后达成协议自愿向国际法院院长提交的一切案件。国际
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案 卢班加案是国际刑事法院成立近十年来做出的首例关于被告是否有罪的判决，因此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案。 刚果（金）是处于非洲腹地的一个非洲大国，战争最初由这一地区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冲突开始（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也是在这两个族群之间展开），后来逐渐地将所有的邻国都卷入。 卢班加一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案件发生在刚果（金）东部与乌干达交界的伊图里（Ituri）地区，检察官指控卢班加犯下两项招募儿童兵的罪行。 庭审过程中揭露出很多令人发指的事实，比如卢班加的部队被指控招募女性儿童兵并对其进行性侵害，以及鼓励男孩儿童兵侵害这些女性儿童兵。 卢班加是成立于2000年9月的“刚果爱国者联盟” （Union des patriotes congolais （Union of Congolese Patriots）, UPC）的创始人和首领，也曾在2002年9月担任这一组织的军事分支“刚果爱国解放组织”（Forces patriotiques pour la libération du Congo, FPLC）的总指挥官，任职至少到2003年底。 在2002年，UPC/FPLC控制了布尼亚（Bunia，伊图里地区的首府）和伊图里的部分城镇。而卢班加就成为了这个地区的“神”。 在刚果（金）当局以及国际社会的协力之下，卢班加之后在刚果（金）被捕并且于2006年3月被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当月，预审分庭便根据《罗马规约》第60条，组织了“初步
到庭”（initial appearance）程序，确认了卢班加的身份并且查明其已经知晓自己被起诉的罪名和自己在法庭的权利。围绕卢班加所产生的诉讼程序在国际刑事法院正式展开。 预审分庭最后确认有实质的理由相信，从2002年至2003年12月，UPC/FPLC 的指挥官在伊图里的几个地方强行招募儿童入伍，这些儿童中有一些当时还不满15岁。其他一些15岁以下的孩子“自愿”加入或由他们的父母交给UPC/FPLC。在被招募以后，这些儿童参加了FPLC的训练营并在那里接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当他们的军事训练结束后，儿童们一般会得到军队制服，枪支和弹药。FPLC指挥官然后让他们在前线进行战斗，他们中的一些在战斗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未满15岁的儿童也被用来作为保镖，由FPLC指挥官使用。预审分庭还认为，有实质的理由相信，通过他作为UPC首领和FPLC总指挥官的地位，卢班加对UPC/FPLC的政策和做法有事实上的控制，这其中就包括登记和征召年龄15岁以下的儿童，并且利用他们积极参与敌对行动。 基于此，预审分庭最后确定，有实质的理由相信卢班加犯下了检察官所指控的国际罪行，从而在2007年将案件移交给了审判分庭进行审判。 审判分庭从2007年接手案件到开庭前，一共组织了54次“情况会商”（status conference），以商讨包括证据开示等各种事宜。 2009年1月，审判分庭第一次开庭，检察官和被告双方的律师以及被害人代表均作了开庭陈述。到庭审结束之时，控方传唤了36名证人，包括3名专家证人，提交了368项证据；辨方传唤了24名证人，提交了992项证据。同时审判分庭传唤了4名专家证人。一共有129名被害人参加了诉讼程序，3名被害人出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被害人还提交了13项证据。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研究论文 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对于惩治和威慑严重的国际犯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积极的法律意义。鉴于四类核心犯罪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危害，故对于国际刑事法院打击四类核心犯罪活动的正义性，中国理应予以支持，除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打击国际犯罪的立场外，还应完善相应的国内立法，以便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为本国国内法院获取刑事管辖权，排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今天学习啦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论文摘要：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对惩治和威慑严重的国际犯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具有积极的法律意义。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必然涉及主权国家国内法院的刑事管辖权，归根到底与国家的主权问题密切相关，因而，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一直是国际刑法学界争议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应结合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性质特点，完善相应的国内立法。 关键词：刑事管辖权; 罗马规约; 国际刑事法院。
论文正文：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研究 2011 年 6 月 27 日，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 宣布以涉嫌“反人类罪”对当时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等三人发出国际通缉令，这是继 2009 年 3 月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 指控其犯下种族大屠杀罪) 以来，国际刑事法院第二次针对国家元首签发逮捕令。正如苏丹政府一样，利比亚政府也以该国并非《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以下简称《规约》) 的缔约国为由，对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予以拒绝。针对上述两案，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理解不一。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是国际刑事法院受理和审判特定国际犯罪案件的权能和效力依据，是对性质最为严重(the Most Serious)、严重违反人道主义准则和严重侵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核心罪行”(Core Crimes) 具有的管辖权。其直接法律依据是 2002 年生效的《规约》。无论是较之各个国家国内法院的刑事管辖权，还是较之国际法院或者国际特设刑事法庭的刑事管辖权而言，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浅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 摘要：国际刑事法院是世界上第一个常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其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关乎国际义务与国家主权的均衡协调；《规约》对于管辖权补充性原则进行了多层次的规定；针对检察官重复启动调查、起诉程序以及修改、追加指控或代之以较严重的指控的权力，应当实施限制次数和间隔时间的制约措施。 关键词：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 1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补充性原则的背景与意义 国际刑事法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追究个人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常设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该法院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以下简称《规约》)及其相关文件为国际法渊源，被誉为“国际法领域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最具有创新意义和最令人振奋的发展”。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管辖权所不同的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确立了管辖权补充性原则，即将国际刑事法院司法管辖权作为特定情形下对国家司法管辖权的补充，避免形成凌驾于国家主权的国际司法特权。该原则涉及规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是国际刑事法院与国家主权之间发展合乎国际法基本规范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该原则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将直接关系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声誉和效能，决定着法院在追究和惩治“受到国际关注的最严重犯罪”个人刑事责任的正义性和正当性，成为规约序言中所宣示的“决心保证永远尊重并执行国际正义”精神之试金石。 国际刑事法院诞生至今不足5年，不仅内部机构(包括院长会议；上诉庭、审判庭和预审庭；检察官办公室；书记官处)的工作机制有待调适，而且其与世界各国(包括缔约国和非缔约国)、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规范和调整，因此必然需要经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磨合期。管辖权是体现国家主权的必要范畴，而司法管辖(特别是刑事司法)是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管辖权与国家主权在范围上是不同的，但是两者之问的关系是密切的；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是以它的主权为依据的。”但是，“在实践上管辖权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既关系到国内法，同时也关系到国际法。”因此，研究、探讨乃至实践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时，应当始终秉承国际义务与国家主权均衡理念，努力达到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主权国家司法管辖权彼此互补、善意共存、精诚协作、正义至上的境界。
国际刑法 试析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 与第三国的关系 关 晶 内容提要 2002年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正式生效,国际刑事法院也随即建立。 该法院被赋予宽泛的管辖权,强行使第三国承担规约义务,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造成了 巨大的冲击,为各规约第三国所强烈反对。这种声称建立在各国普遍管辖权和属地管辖 权基础上的管辖权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上均不足以论证国际刑事法院对第三国之管辖权 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基于各国的不同国情和国家利益,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本身存 在的缺陷,各规约第三国有权拒绝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并选择其他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关键词 罗马规约 I CC 管辖权 第三国 一、引 言 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罗马外交大会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以下简称 罗马规约 ),投票的结果是120票赞成,7票反对(美国、中国、利比亚、伊拉克、以色列、卡塔尔、也门),23票弃权。支持 罗马规约 的国家普遍认为,规约的通过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刑事法院即将成立,其最大的特点是为国际刑事法院(以下简称!ICC ?)建立了普遍管辖权,这是国际刑法的重大发展,是传统国际法的重大突破。著名国际刑法教授巴西奥尼(罗马外交会议起草委员会主席)指出:!ICC 的建立象征并包含着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某种基本价值和期望,因此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罗马外交会议的另一大胜利在于使ICC 独立于联合国安理会,不受其掌控。据Philippe Kirsch(罗马外交会议全体委员会主席)所言,建立ICC 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使国际社会从联 合国安理会的独裁中解脱出来。?这实为诸多非安理会国家支持建立ICC 的一大要因。他 们希望通过建立ICC,在联合国以外为和平、公正解决国际争端另辟蹊径。对规约持反对意%97%# ?Dinah Shelton ,Recent 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Book Review :International Crimes,Peace,and Human Rights:T he Role of the Internati onal Criminal Court,Am 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 onal Law.Vol.96,Jan.2002,p268. 转引自杨力军:!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浅析?,载 环球法律评论 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