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一年损耗200亿公斤粮食？
蒋萌（人民网）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国家粮食局最新抽样调查显示，由于储粮设施简陋，方法不科学，我国农户储粮损耗惊人，损失率在8％到10％，每年粮食损失量高达150亿至200亿公斤。这一数字不仅相当于有着“北大仓”之称的黑龙江垦区粮食总产量的1.5倍至2倍，折合金额更是高达180亿至240亿元。
读罢这一消息，相信许多人的心中都会难以平静。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的人们，都还清晰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多少人曾经忍饥挨饿，连树皮草根都吃；长期的定量、计划配给，粮票曾是那么的宝贵，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寿终正寝”；在党和国家、农民兄弟、以及袁隆平等许许多多农业科技人员长年不懈努力之下，中国方得以有力地回击了国外“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中国摆脱粮食短缺是那么的不易，粮仓丰盈并没有很久，目前储量损耗与浪费却是如此严重，这怎能不叫人痛心？个中原因更是令人思索。
追根溯源，农户储粮损失巨大，首先是因为我国2.4亿农户仍然是储粮“主力军”，储粮量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如此多的粮食储而不卖，又是因为什么呢？农民要“寅积卯粮”，“自给自足”，这没啥好说。然而，目前一些因素导致农民“惜售”粮食，显然就非正常了——在全国粮食连续三年大丰收的背景下，粮价在下跌，农资和人工成本却在上涨。国家统计局7月18日公布数据，今年中国夏粮总产量1138亿公斤，增产74亿公斤，但粮价比去年同期下降0.6％，其中，谷物下降0.5％，小麦下降了4.0％。由于丰产却不丰收、甚至几乎无利可图，河北、山东等粮食产区均出现了农民“惜售”现象。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797元，增速回落0.6个百分点，农民增收难度也在加大。
应当看到，为避免“谷贱伤农”，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自1998年起开始实施以保护价格收购粮食的政策，近年更对种粮农户进行直接补贴。可怕就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人故意对政策“打折”。粮食市场放开后，国有粮食企业自负盈亏，为降低风险、提高利润，压价收购屡屡出现；钻政策宣传不到位、农民自行到粮库卖粮不便的空子，一些“二道贩子”下乡向农民散步虚假信息，哄骗农民低价卖粮，从中盘剥牟利，有的地方每市斤甚至能比国家最低收购价低7分钱；至于国家给予的种粮补贴，某些地方愣是不给现钱，强行“折合”成品质参差不齐的种子、化肥等充数。
除此之外，在整个粮食产业结构链条中，农民更是处于底层弱势地位。尽管农业产业“一条龙”、集团化运作倡导已有多年，但真正形成规模效益的却并不多见。粮食的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依然“各自为政”，而且呈现出逐级向下压低成本，都只顾自身利益的态势。粮食加工企业、粮食主要消费区均不愿意存粮，都在力求免除存粮的繁琐与损耗，减少占用资金，规避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因而，粮食大量压在农民与流通企业手中，导致“粮多价贱”，丰产难丰收，农民怎能眉头舒展？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粮食“多的是”，已然“过剩”，就是几年不生产
也能“足吃足喝”。说好听点，这是不懂粮食战略的重大意义；说难听了，这纯粹是胡说妄言。事实上，1998年中国粮食产量创历史高位后，也曾有人对此“所见略同”。由于思想松劲，意识放松，种子、农药、化肥价格齐涨，农民的粮食不仅卖不出钱，还常常被打白条，各种乱收费也全来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受挫，中国的粮食随后经历了5年减产，2003年粮食产量下降到9000亿斤以下，连续3年产量低于消费量。而一些地方还在糊弄造假、声称“粮满仓”，直到人民日报刊登《国务院部署全国粮食清仓查库工作》，一些“睁眼说瞎话”才真相大白。2004年，新一届政府再将中央“一号文件”剑指农业问题，并下大力出台各种支农措施，恢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生产才得以获得恢复性增长。这才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某些人怎么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呢？
实际上，中国目前出现阶段性粮食富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任何时候，粮食也都是只能多，而绝对是不能少的。中国如今有13亿人口，未来峰值更可能达到16亿人，粮食战略这根弦是时刻要绷紧的。倘若中国缺粮，那对整个世界的粮食供给安全都将是难以想象的！
就目前而言，向农民推广普及科学规范储粮，提供必要的技术与资金支持，努力降低减少粮食储藏损耗，就等于是在“增产增值”。此外，调整粮食种植结构，努力扩大优质作物种植面积，提高粮食的精细与深加工程度，同样十分迫切。最明显的例子，一面是我国农民家中积压大量质量不高的小麦，另一面是我国面粉企业仍需大量进口国外优质小麦；而透过农业发达国家仅小麦专业粉就有100多种，专用粉产量占到总产量的95%，我国专用粉只占总产量的5%，我国农产品精加工存在的差距、以及巨大的发展潜力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订单农业”、树立农业品牌、实现规模化运作，必须有人牵头，有政府搭桥，有政策与资金的支持保障，真正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核心落到实处。对于那些故意压价收粮、坑农害农的行径，更必须严惩不怠！
中国有句老话，“家中有粮，心中不慌”。作为农业大国、更是人口大国，中国在粮食安全这一重大战略上，必须做到居安思危，万万不可有丝毫的大意松懈。
“重奖”怎么讲?
最近到一些地方转了转，有一个信息令我吃惊。有的市、县规定：凡正面报道本地领导活动、工作经验的稿子，省级党报头版或省级电视台、电台《新闻联播》头条刊播的，每篇奖励5000元；《人民日报》头版或中央电视台、电台《新闻联播》刊播的，每篇奖励10000元。用这个办法来调动宣传部和通讯员的积极性。
据说这叫“重奖好新闻”。细一分析，名堂来了：
首先是“正面报道本地领导活动、工作经验”，这也就是说，与“正面报道”相对应的“批评报道”自然不能算数，与“领导活动”相对应的“群众活动”自然也不能算数。可是，堂堂的国内新闻界第一大奖项“中国新闻奖”，却明明白白把批评报道和关于群众活动、群众经验的报道列为重要内容的。如此说来，这些地方其实“重奖”的并不是“好新闻”，而是对于领导者的“正面报道”。
再则，这样的“重奖”将带来什么?为了上稿，请来有关媒体的记者，游山逛景送礼品，好吃好喝好招待；为了上稿，宣传部把这类奖金中的一部分给记者，甚至再挖空心思另外设法给记者以“重奖”!这就离了“新闻”本身的谱，成了变相的买卖版面、条位和时段了。说本质一点，好新闻从何而来?应当从人们(包括领导者)的社会实践中来。批评性的新闻作品写得好、典型意义大的同样是“好新闻”。就正面报道而言，你有了真正的典型事迹、好经验，才能有真正的具有广泛宣传价值的好新闻，而这样的新闻，是“重奖”不出来的。从唯物论的反映论看，你工作不行，怎么奖也出不来好新闻；而工作突出，社会效果明显，那么，好新闻的基础存在，不重奖也会出来。明明工作不行又要出“好新闻”，那就只有造假；而造假的新闻“好”到天上去，也只能像肥皂泡一样，好看一刹那；一旦真相暴露就会引起全社会的反感，弄巧而成拙，这又怎么能是“好新闻”呢?
对于上级新闻管理部门依据新闻规律认真评出的优秀新闻作品，给予奖励当然是对的，也很必要；然而，倘若不管怎么样，只要你给我写，写好事，给我上什么报的头版、什么台的显著条位，我便大大地“重奖”你，这难道还是“新闻”范围的事吗?不是了!怕只好说是“官场把戏”了，因为某些不正派的地方领导，恰恰希图通过这条渠道谋求自身职务的升迁。
这种所谓的“重奖”，已经显示出其负面效应：一个省只有一张省委机关报，全国只有一张《人民日报》，省级和国家级电视台、电台也就那么多，而一个省有一二百个县市，全国有几千个县市，怎么去挤那些“重要”条位?于是，在有些宣传部门，“走门子”比写稿子更重要；在某些媒体，稿件背后的花样似乎比新闻宣传的社会效益更重要。长此以往，党和人民的新闻舆论工具将会充斥假新闻，将会实际地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服务，那是绝对不许可的!
新闻界也要反腐败，而这种腐败又是由多方面、多环节造成的，除了新闻界一些素质不高的记者、编辑、负责人，还有各地各级党委、政府的某些素质不高的负责人。那么，就要从多方面、多环节来“反”。这也叫“对症下药”。 (原载1998年11月8日《河北日报》)
“刹车”辩
“中央提出决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决不意味着改革要刹车，而是为了改革扫清前进道路上障碍……”
最近，在报纸上经常看到的上述说法，针对的是这样一种误解，即认为现在所以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因为改革遇到了困难，不得不“刹车”。
作为对误解的一种校正，这样回答问题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仔细想一想，不免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即使说是“刹车”，又有什么不可呢?
所谓“刹车”，是调整速度的形象化的说法，它与前进毫不矛盾，车辆在前进的过程中，必须包括加速、减速、后退、刹车等一系列动作，这一切都要视道路的情况而随机应变。有谁见过司机在整个行车过程中从不刹车而一往无前?路面不平，要踩刹车；拐弯抹角，要踩刹车；前面有障碍，当然要踩刹车；出现意外情况，更要紧急刹车。总之，要胜利到达目的
地，途中不知要踩多少次刹车。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司机可以不问是在平坦宽敞的高速公路上，还是在坑洼不平乡间小道上，都以200公里的时速前进，也绝不会有人因为司机根据道路情况踩了刹车而指责其反对前进的。
比起行车，进行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当然要复杂得多，但道理是相通的。我们目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这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难以想象、难以预测的艰难险阻和复杂问题。这就要求改革列车的驾驶者，根据面临的不同情况，灵活机动而又果断地采取措施，或加速、或减速、或后退、或刹车，以保证“列车”安全、顺利地前进。在有的问题上，原来对困难估计得不足，速度快了一些，后来发现不行，决定放慢一点速度踩一下车闸，清理一下前面的障碍，应该说是明智之举。这决不是改革的停滞，而为了使改革更加稳妥地深化。否则，明明已经知道前面有危险，还要开足马力，“越是艰险越向前”，这种“壮举”恐怕为智者所不取的吧!
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中外有识之士都是能够懂得的。近读段连城新著《对外传播学初探》，看到这样一段颇有趣味的记载：
“美国大使温斯顿·洛德(1985年在美国的一次聚会上)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一位美国律师，有一次同他的一位高材生一起看西方刊物。他先让学生看一期新出版的《纽约时报杂志》的封面，上面写着《中国在前进》。
“美国律师问道：‘对吗?’
“中国学生回答：‘对。’
“然后，律师拿出一本封面标题是《正在刹车——中国降低改革速度》的《新闻周刊》，问道：‘这个怎么样?’
“学生回答说：‘也对。’
“美国律师追问说：‘但是两个标题是互相矛盾的呀!’
“中国学生想了一会儿说：‘那也是对的。’
“洛德先生接着说：‘我同意中国学生的看法，两个标题都是对的。在中国，矛盾时常反映出现实。中国在前进；但是，它前进的速度和道路的崎岖又要求踩刹车。’”
域外人语，可供参考。 (原载1988年10月27日《经济日报》)
“清水衙门”有“赃官”
去年8月，人们曾为报纸上一幅照片而愤慨；今年元月，又为一条消息而鼓掌。去年的照片是，吉林省白城市大岭公社勤俭小学的校舍因无钱维修，即将倒塌，学生无法上课。今年的消息是，白城市教育局长刘永海被开除党籍并撤销行政职务。他当两年多教育局长，挪用教育经费65万元，其中1.64万元被他用来私建住宅。
看看小学的断壁残垣，想想刘局长的独门独院，人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共产党不能要这样的党员，人民政府不能用这样的“官”。
翻翻近几年的报纸，还可以找到一些刘永海式的人物。请看：
陕西省大同市教育局挪用教育经费为该局主要领导盖了一栋150平方米的住房，还围了300平方米的院落，成了全市有名的“独家独院”。而该市有的小学教室已快倒塌，有的中学想给教师买必要参考书都拿不出钱。（见1980年7月21日《光明日报》）江苏省坯县教育局一年多里挪用中小学教育经费近9万元，用于该办公楼、宿舍楼和请客送礼。而该县许多中小学校舍年久失修，桌椅严重不足。（1981年7月21日《人民日报》）浙江德清县文教局挪用教育经费42万多元办工厂和建宿舍楼，其中为领导建的一栋是5间一套的高级楼房。而该县学校设备简陋，危房倒塌砸伤学生的情况年年发生。（见1982年9月10日《光明日报》、《浙江日报》连续报道）
四川广汉县文教局长挪用教育经费盖宿舍，其中“局长楼”是单户室内楼梯。为盖楼甚至“动员”小学校让出操场作房基。小学校舍残破，有的教室墙壁有窗户大的窟窿。（见1983年4月15日《人民日报》）
把这四起挪用教育经费的事和刘永和作个比较，只有五十步与百步的差距，并无性质的不同。那么，这四个地方对问题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报道中似乎都用的“模糊语言”，有的说是“作了深刻检查”，有的说是“已搬出新房”，最厉害的要算“准备给纪律处分”了。比起对刘永海的既收“党票”，又摘“乌纱帽”，叫人感到不公允！刘永海的这个结局，是自作自受，没谁会认为委屈了他。
教育部门素有“清水衙门”的雅称，可是如果“赃官”在里面掌权，清水也会被搅浑。这种人“靠山吃山”，管教育就吃教育，甚至连教室的粉笔钱、灯油费，连娃娃们的作业本、小板凳都不放过，实在贪婪！在查处他们问题的时候，如果因为他们是“清水衙门”中人就轻轻放过，“清水衙门”将永远也清不起来。
《“牢骚”之益考》
人活在世上，常常发生心理上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从一定意义说，就是牢骚。不平之深,叫做牢骚满腹。不平则鸣。一“鸣”,就是发牢骚了。《诗经》三百零五篇，相当一部分是发牢骚的,有的还发得相当厉害。“投畀虎”,“予及汝偕亡”,以死相咒,比“骂娘”厉害得多。一部《离骚》，洋洋巨制,通篇都是政治牢骚。《风赋》《两都赋》《登徒子好色赋》，篇篇曲折地透露着牢骚。至于《苛政猛于虎》、《捕蛇者说》啥的,更是“明目张胆”地大发牢骚了。. . . . .
“吃肉”“骂娘”,我看并不是坏事。敢“骂”，就说明了一种民主的空气。它比之没听清是什么“指示”就忙着“奔走相告”不知要好上多少倍。“骂”的时候，是“吃肉”，而不是“瓜菜代”。“骂”的动因，除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上的原因外，一是为企求更高水平的生活，二是为人的价值上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三是希望有比较快的改革进程；总之，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对改革、开放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不平衡的一种渲泄。“骂”，说明人心是热的，是对世事寄与期望的。同时，这么一“骂”，足可使各级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者了解群众的意向，从而相应地开展工作，采取措施。这有什么不好呢!
《杀猴给猴看》
为何“杀鸡”要“给猴看”? 翻了一些故纸堆，只看到杀一儆百的解释，没有说出其中的所以然。据一位老新闻工作者谈，猴天性怕血，要逮猴、驯猴，杀上一只鸡，猴就吓得服服帖帖，规规矩矩。“杀鸡给猴看”便是由此引申而来。
这使我感到世上不平等的事还颇多。为了驯猴，无辜的鸡竟被杀之一刀，岂不屈死冤枉也哉? 整治猴偏要杀鸡，何也? 大概鸡芸芸众生、小字辈杀之不足惜。猴稀有宝贵，谁舍得动刀；本领又大，又有谁敢杀。故杀鸡给猴看，说了多少年，无更于刀杀之道也。
后来，读到一篇《杀猴给鸡看》的文章，觉得好。强调刑也上猴的重要，并非刀不加于尊。但“给鸡看”似乎未必妥。本意是儆猴、骇猴，杀猴不让猴看让鸡看，能儆猴? 骇猴? 鸡和猴不是同根同族，且又无怨无仇，既然杀鸡之性命开猴之眼界是制造冤案，那么杀猴让鸡看，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当然，鸡要犯了死罪，也当杀之无疑，但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使社会大治大安，关键还要杀猴给猴看。……
之所以主张“杀猴给猴看”，是觉得，猴比鸡来名声大、地位高。俗话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即使称不上大王，也少不了是个“弼马温”。鸡充其量不过庶民而已。它犯不了猴的“官”罪，和“官倒”之类不沾边，即使“私倒”也往往是“官倒”的不正经。“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口号至今还在喊，原因是鸡民和官猴在法律面前还不能平等的缘故。因此，杀一儆百，惩前戒后，敢于杀猴又让猴看，才是牵牛牵住了牛鼻子。
不怕“黑帮”怕“帮黑”
四川省资阳县有一个以余茂学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多年来明火执仗作恶，把一个小小的县城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央视“焦点访谈”记者前往采访，堂堂公安局局长竟一脸惶恐地说：“不是我们不打，而是打不过他们。”
有枪有弹，有党和人民撑腰的公安机关真的就不敢与“黑帮”蟊贼较劲？错矣！原来，“黑帮”头目与当地一些要害部门的领导有着非同寻常的瓜葛，领导们明里暗里宠着护着帮着他呢！这样看来，那位公安局长是怕的有理了，不过，他怕的决不是“黑帮”，而是“帮黑”的官们！
通过半年来的“打黑除恶”，全国各地陆续摧毁了一批危害一方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但通过新闻媒体，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凡是公然作恶、气焰嚣张、规模较大的“黑帮”，其背后必然有几个甚至一群“帮黑”的腐败官员。沈阳警方在摧毁刘涌“黑帮”后，中纪委便从中揪出了多名充当刘涌“保护伞”的局级官员。而正是因为他们“保护有方”，使得刘涌犯下31起血案、惹得天怒人怨而得不到及时打击。梁旭东作为长春市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黑帮”首脑，曾经手眼通天，一呼百应，成为长春市“黑白两道”吃得开的人物。“梁大哥”哪来那么大的神通？经查证，至少有12名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十名警察、五名检察官、四名法官、五名司法警察在背后为他撑腰壮胆。这也难怪他在被刑事拘留后还公然叫嚷：
“我上面有人，一两个月就能出去”！幸亏“帮黑”者被一锅端了，要不，“梁大哥”如今还真的在长春市的大街小巷呼风唤雨也未可知！
如此看来，公安机关在高举反黑利剑的同时，是万万不可对“帮黑”者掉以轻心的。在打击坐大成势的“黑帮”时，必须顺藤摸瓜，把深藏在背后的“帮黑”者查他个明明白白。公安机关的职权就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既不要怕“黑帮”的一时嚣张，更不要怕“帮黑”者的炙手权势。要知道，但凡“帮黑”者，决不是傻瓜，要么收了“黑帮”的“银子”，要么玩了“黑帮”送上的妹子，要么利用“黑帮”暗地里摆平了眼里的“钉子”。果真如此的话，则“帮黑”的官们害怕东窗事发还来不及呢，公安机关又怕他们干啥？把他们那点见不得人的事一件件查清楚抖出来就是了，然后依法严惩，如此一来，看还有谁敢玩台上“打黑”、台下“帮黑”的游戏！
35岁歧视症
南方网讯日前，在北京国展的一次招聘会上，两千多家用人单位有六成在招聘时，无论职位高低、学历和工作经验如何，都把35岁作为最高限定年龄。年龄的重要性，竟然与从事某项职业的前提———具备某项专业知识不相上下，成了人才招聘中的第一道“门槛”。
应该说，35岁正值人生的黄金阶段，无论是身体状况、知识结构还是工作经验，都处于鼎盛时期。刚刚想在事业上大展身手，怎么突然间就身价大跌，成了“明日黄花”呢？记得在上初中时，笔者的一位英语老师就曾反复教导我们：“前30年将钱买艺，后30年将艺卖钱”。言外之意，对一个人来说，在30岁之前应该多学习知识、多积累经验，30岁以后，才能真正谈得上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用你的聪明才智去收回“学习成本”，并有所“盈余”。现在倒好，不少人刚学有所成，即被人为地打入“另册”，好不尴尬和无奈。
那么，造成“35岁歧视症”的根源是什么呢？诚如有些人所说，这是劳动力资源过剩的表现。不过，笔者认为，“35岁拒聘”主要是一些企业领导个人的用人观，既不科学，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同时，这也是受行政机关“干部年轻化”的影响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病症，属于形而上学的用人观。前些年，党中央提出干部队伍要年轻化，遗憾的是，不少地方却将“年轻化”误解成“低龄化”，选拔干部时以35岁为分水岭，将“超线”的后备人才一律打入“冷库”，不予考虑。
“35岁歧视症”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势必造成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为社会输送一名合格的人才，没有相当时间的培养肯定是不行的。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否对社会有所贡献，不该以年龄为标准，而应以他的学识及责任心为最起码的标准，也就是说，年龄只不过是个符号，是个形式的东西，它与个人能力无关。
其次，这也是对公民的一种公然歧视，有悖宪法的精神。《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同理，公民在依法择业的时候，遇到任何人为的障碍，都是对自己的一种人身歧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很少有择业失败者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
此外，这也反映出某些单位用人观念上的不成熟。在国外，许多知名大公司在招揽人才
时，并不以年龄论英雄。以美国为例，其政府的高科技雇员中仅有10％的人在35岁以下，而55％的人在都在45岁以上。可见，真正成熟的用人观决不会在年龄问题上有先入之见。特别是我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新一轮的人才抢夺战已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我们的国内企业仍然对人才的“年龄”问题“岁岁”计较，岂不等于免费给外企送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让人欣慰的是，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35岁歧视症”的危害性，并在逐步转变观念。不久前，某市在选拔副县级干部时，已悄然将35岁的选拔标准升至45岁。近日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举行的大型人才交流会上，某大型企业甚至亮出了“欢迎35岁以上有识之士加盟”的招牌。
作为一种用人误区，笔者认为，“35岁歧视症”越早根除越好。
不要忘记“白云深处”
去年十月下旬，江泽民总书记赴黔考察，专程走访了海拔两千多米的乌蒙山区。他踏着崎岖泥泞的山路，深入一个个民族村寨，走进一座座低矮简陋的农舍，仔细地询问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当了解到这里的父老乡亲尚未跨过温饱线时，心情十分沉重，久久沉默无语。中午草草用餐时，他数度停箸，食不甘味，语重心长地告诫随行人员：我们当干部的一定要把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千万不能“穷在深山无人间”，不要忘记“白云深处”。这掷地有声的叮嘱，发人深省。
不要忘记“白云深处”，就是指不要忘记那些居住在贫困山区的人们，不要忘记扶贫攻坚的重任。改革开放十八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大多数群众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但是，现在仍有六干多万群众还没有脱贫，他们主要分布在占国土面积百分之五十九的山地高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求的是共同富裕。我们不能因为多数群众的生活好了就自满自足，而要时刻想到偏远地区的穷困群众，以自警自励，自觉地肩负起扶贫攻坚的重任，帮助这部分群众实现在本世纪末脱贫的奋斗目标。
不要忘记“白云深处”，就是不要忘记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群众路线要求我们要密切联系全体人民群众。也就是说，不仅要密切联系比较富裕的群众，更要注意密切联系比较贫困的群众；不仅要联系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地区的群众，更要注意联系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地区的群众。当前“白云深处”的群众常常被有些同志所忽视。所以，不要忘记“白云深处”的要求，很有针对性，指出了当前部分同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薄弱环节以及今后工作中应当着力之处。在这方面，从“心中装着全体人民，惟独没有自己”的焦裕禄，到以“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为座右铭的孔繁森等同志，都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不要忘记“白云深处”，就是不要忘记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白云深处”，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要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更要付出巨大的艰辛。我们的革命事业是从井冈山、乌蒙山、六盘山、太行山等地的“白云深处”迈出胜利进军的步伐的。要夺取今后改革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就必须保持和发扬在“白云深处”酝酿、勃发、发育成熟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如果说，老一辈革命者是从“白云深处”走来的，本身就带着“白云
深处”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未曾在“白云深处”的风雨雷电中搏击过的后来者说，就更有必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白云深处”！
毋庸讳言，新的形势下，有一部分身处都市深处、高楼深处的于部位高而骄，佚乐而侈，忘记“白云深处”，淡忘乃至差不多丢掉了党的宗旨和传统。
太行山上一位当了50年村支书的李峻峰老人，曾发出这样的警世之言：“眼下一些子部嫌贫爱富，最伤老百姓的心。共产党的干部啥时候也得惦记着大多数老百姓，不要——天价往大款大户那里跑。”这个批评，一针见血。的确，现在有的干部忘本轻民，见利忘义，不愿去“白云深处”访贫问苦，到困难企业与职工一道攻关兴业，却热衷于“傍大款”、“走富门”、听恭维、捞实惠；有的不读：书看报，不调查研究，胸无全局，却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对上弄虚作假，对下骄横跋扈；有的精神空虚，玩物丧志，摆阔气，讲排场，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沉溺于声色犬马。凡此种种，已经成为侵害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蛀蚀共和国大厦的蚁穴，怎能不引起我们高度警觉并认真对待呢！
不要忘记“白云深处”，既是对广大党员、干部重温和力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鞭策，也是对保持党的艰苦奋斗传统的警示。党的宗旨决定了自己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在逆境中要艰苦奋斗，在顺境中更要艰苦奋斗。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我们的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一块艰苦奋斗，是战胜任何艰难险阻、不断夺取胜利的法宝。让不要忘记“白云深处”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激励我们永葆革命本色，艰苦奋斗，造福人民！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1997年2月19日）
告别谋人不谋事的陋习
全省奔小康经验交流会以后，各地奔小康热情很高，劲头很大，特别是一些落后地区，纷纷立志要告别落后，决不拖全省如期全面实现小康的后腿。高昂的精神状态十分可贵，但笔者认为，落后地区要告别落后，首先要从告别一种陋习做起，这陋习便是：谋人不谋事。
所谓谋人不谋事，指的是一部分人心思不用在如何多办事、办好事上，而是成天热衷于谋算人，无中生有，搬弄是非，以别人倒霉为快乐。对于这种陋习，很多人早就痛斥过。然而，正因为成为陋习，所以要同它告别还很难，以致即使到了今天，只要往某些地区一跑，要不了多长时间，便能耳闻目睹到这一类事情：一个利税500万的塑料厂，突然之间厂长就被各种流言蜚语压得透不过气来，等问题查清了，厂长也气得去搞私营了。一位乡党委书记本身很想干一番事，结果事没干几件，各种来信却满天飞，不得已才48岁就称病回家去养花。
如果谋人不谋事最终倒霉的只有几个人，倒也罢了，问题是这成为一种现象之后，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就非同小可了。首先是它严重破坏了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搞得想干事的人人人自危，也吓得外地的客商不敢前来。省计经委一位同志就对笔者说过，他诚心想帮某个县搞个项目，但前脚离开那里，后脚就有人说这个县的县长和他合起伙来拿回扣。省外经委一位同志反映，他介绍过几批外商到某县去，没有一次能成功，外商的结论几乎
都是一样的：倒不是该县工业底子薄、交通条件差，而是当地人事环境不宽松，怕投资随着人员变动而落空。经济发展已愈来愈讲究软环境，在这样一种软环境之中，经济怎么可能得到顺利而快速的发展呢?更谈不上冒着风险去有所开拓了。
奇怪的是，为什么谋人不谋事的现象在发达地区相对较少，而在落后地区却较为多见呢?这除了人的素质的差异而外，恐怕与落后地区经济不发达、机遇太少、利益单一，使得人们的兴趣集中在升官一条道上有很大关系。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只有升了官，才会有权有利有脸有面。因此谋人的实质是谋权，那些谋人兴趣浓厚的人，也常常是那些权欲熏心的人，这一点，似乎已成了一条规律。
既然兴趣全集中到谋人上，那么自然就顾不上谋事了，因而谋人的人不谋事，这又成了一个定理。如果是一般的人不谋事倒也没什么要紧，然而要命的是能够有本事去谋人的人，总是一些多多少少有些权力在手的人，有权在手的人不谋事，这个地方怎么能不落后呢?这样也就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越是落后地区，谋人不谋事的越多，而谋人不谋事的越多，就越难摆脱落后！也正是这样的原因，省委书记陈焕友同志才在全省奔小康经验交流会上向尚未实现小康的地区大声疾呼，要坚决扭转少数干部中存在的谋人不谋事的现象，让这种人彻底地没有市场！
要扭转谋人不谋事的现象，必须加强干部的教育，普遍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但是，这毕竟有一个过程，而奔小康的日程又很紧，因此对于眼下来说，更重要的是各地的主要领导干部能否明察和公正，因为主要领导干部大多是管人的人，耳朵根子稍为一软，谋人的人就会有机可趁。反之，如果不为谗言所左右，让谋人的人谋不出名堂，也就渐感无趣了。然而要更彻底地告别谋人不谋事这一陋习，最根本的还是要把加快发展的气氛搞得浓浓的。闲则生非，忙的人多了，忙的气氛浓了，谋人的市场也就越来越小了。另外，发展快了，人们获取成功的机会多了，兴趣广了，生活充实了，谋人这一陋习也会慢慢消逝的。
（《新华日报》1995年10月30日）
“引咎辞职”的背后
据1月1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最近，江苏省泗洪县爆出一个大新辞职。报道引该县部分机关干部的话说：“推行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好像一场地震，触动很大。今后，再不能满足于做一个‘太平官’了。”
也许是“杞人无事爱忧天”的缘故吧，我看了这则报道，却高兴不起来。
据泗洪县委组织部长说：“建立引咎辞职制度，就是希望能探索出一条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体面下台的办法。”主观意图固然不错，实际效果怕大打折扣。据报道，15名引咎辞职的干部，“仍保留原级别，由组织上重新安排工作”，“新的工作岗位都是‘非实职性和非领导性’的职务”。“保留原级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拿跟原来一样多的职务津贴，意味着享受跟原来一样的福利待遇——住房面积是不会缩小的，用车当然要优先，逢年过
节分发礼品也得比职工多；就是赴外单位或下属的酒宴，也是要坐上席的（级别在那里嘛）。“非实职性和非领导性”的职务，则让人难以理解：没有职位，不参加实际工作，又不是领导，却又是“职务”，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职务”呢？哪个单位需要这样一个“职务”呢？因其有“原级别”在，恐怕还是要被划在“领导人”之列的，这是“下”吗？我想，还是叫“挪”，叫“待”（等待东山再起）更恰当些。
尤其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引咎辞职”的“咎”所含的内容，计有八条，其中第4条：“由于工作不负责任、失职渎职致使国家集体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第5条：“违反廉洁自律规定，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干部群众反响强烈的”。对照法律，哪一个领导干部这样做了，违反法律的，要为法律所制裁，岂能用“引咎辞职”来代替？虽然该县县委组织部长说，“辞职又不影响辞职人所应受到的其他处分”，但把第4，第5条列为引咎辞职的理由，很容易使“引咎辞职”成为违法犯罪的保护伞。就拿15名引咎辞职者来说吧，他们中间就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他们谋取了多少私利？够不够绳之以法？适不适用于党纪政纪处分？都没有说，而只让他们“引咎辞职”了事，这就使人有理由怀疑“引咎辞职”的客观效果。
领导干部，职责在于“领导”。如果不能领导，那就把职位让出来，自己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无论是股长还是办事员，这才叫“能上能下”。而现在，让不能胜任领导工作的“领导”“引咎辞职”，“保留原级别”，也被称做“能上能下”，实在是对“能上能下”的曲解。
（《杂文报》2000年2月25日）
老大难就难在“老大”
浙江省乐清县的领导在总结清理毁田建房的体会是，说过这样一句十分精辟的话：“老大难，难在领导干部这些“老大”身上，‘老大’行得正，老大难也就不难。”今天刊登的四川南充市一些“老大”在那里漫天要价，一些人才竞相效尤，歪风刮个不止。
老大难往往难在“老大”。这个说法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不少老大难确实如此。一些部门和单位的问题为什么长时期解决不了？一些工厂、商店为什么常年亏损？一些机关、团体为什么长期萎靡不振、怪事百出？查查看，多举是那里的“老大”思想不正，办事不公，措施不力，或软弱涣散造成的。一旦把这些老大难中的“老大”解决了，问题也就好解决了。在机构改革中，在企业整顿中，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南充的事实还说明，因为两个单位扯皮造成老大难，除了本单位的“老大”有责任外，对方的“老大”也有责任。以基本建设来说，敲竹杠的是一方，一个要敲，一个让敲，国家又没有那么多钱可敲，因而工程进行不下去，一拖几月几年，成了老大难。这样的老大难，难在敲的“老大”，也难在被敲的“老大”。如果被敲的“老大”坚持原则，寸步不让，事情就很可能要进行得快一些！
当然，也有些老大难，是上级的“老大”造成的。有些并不太难的事情，报告写了，计划作了，上面硬是拖着不办。虽然，他们也常常抱怨老大难，其实“老大”就是他们自己。
另外，有些下面出了乱子，上面的“老大”护短，报纸批评，电台广播，他就是不解决，才使有些歪风邪气成了某些行业的老大难。一般地说，解决后一种老大难，是要上面的“老大”下决心才行。
老大难往往难在“老大”。希望凡是有老大难问题的单位和部门都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原载1983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经济行为的“道德标签”
李忠志
一位朋友看了我们当地一则新闻后，气不打一处来，一再责备我们这座城市市民不道德。我赶忙找来报纸，看到底是什么事情惹他如此气恼。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我所在城市的一家小肥羊城，适逢周年庆典，店方推出一项活动，顾客随便点菜、随便付款，然后将当天的全部收入捐献给贫困山区的儿童。这一策划果然引来了不少人，最多时，排队等候的就餐者长达十几米。而在就餐的1800名顾客中，为奉献爱心而多付款的只有一例，70％以上的就餐者所付金额都不及其消费的10％。还有相当一部分只是随便往捐款箱放了一两元钱甚至分文未付。
看罢这则消息，我倒觉得朋友不必大惊小怪，店方也不必怨言满腹。从根本上来说，这并非一桩纯粹的道德事件，不宜作简单的道德评判。店方称，这次活动是给人们出的一道“爱心考题”。我看，这道考题的设计首先就有问题。
其一，如何让消费者有信任感。对店方的义举，我们不应该作“诛心而论”，怀疑其爱心活动的真实性。但是，在当今现实环境下，店方在策划活动的时候，当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五一”期间，北京几位优秀“的哥”回报社会，打出免费乘车的旗号，居然无人敢坐。在缺少诚信的氛围下，人们总会睁大警惕的眼睛。店方应当有措施（比如与慈善组织合作或者有公证部门参与），让消费者确信自己拿出的钱可以送到贫困山区儿童手中。
其二，如何让消费者在奉献爱心的同时有道德感。人都在设法增进自己的福祉，让自己觉得比较快乐，比较有成就感，比较有道德感。不过，店方的活动设计，没有让消费者把自己与爱心联系起来，反而觉得是在做交易。而今为慈善事业做事的途径很多，也很便捷，人们如果想做点善事的话，干嘛要选择吃饭这种形式呢？店方聪明的选择，可以让消费者留下姓名与付款金额，将来一并送往山区。
其三，“随意付款”引发的尴尬。正如上面分析的，消费者既不信任，又没有做善事的道德感，惟一能感受到的是活动的商业气息。那么这时候，人的“经济人”特点就要显示出来，肯定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就不是道德问题、素质问题了。店方做“随意付款”的承诺，大概一是想增强活动的轰动效应，吸引更多顾客。另一个考虑或许人为，这是爱心活动，随意付款才能显示爱心的纯洁。实际上，即使你有一个限价，消费者的爱心，并没有半丝折扣。
相反，如果你打折确实多，消费者有实惠，自己的收益也比现在大，山区儿童得到的捐款也更多，何乐而不为呢？
消费者在这次活动中的表现，不能说一点没有文明与素质的问题，但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经济人”的理性反映。
如今，商家的商业运作越来越多地与慈善行为结合起来了。这样做对商家有利，同时也做了善事。这是好事。不过，商家搞这样的活动，最好不要有意无意地窥测人们的道德水平，设置一些不严密的道德考题。活动闹出尴尬，反给人造成消费者不道德的假象。这样虽然会给活动带来新闻效应，但让消费者担当不道德的恶名是不公平的。商业运作与慈善行为一起搞，也要有一个界限，属于经济行为的就是经济行为，属于道德范畴的就是道德范畴，强给“经济行为”贴上“道德标签”不妥。（《中国青年报》2002年6月7日）
驳钉子户推高房价论
“‘钉子户’也导致了房价上涨，把开发商都当成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和过街老鼠不公平。”前天的十一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分组讨论中，身为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老总的政协委员穆麒茹屡出“麻辣语录”。
中国为什么房价高涨？相信许多人都能道出一二。比如政府部门寅吃卯粮、透支未来集中卖地，开发商心领神会构建价格同盟，以及居民在各种真假消息的“恐吓”或心理暗示下“买涨”，等等。但若说是“钉子户”推高了房价，相信很多人还是会大吃一惊。谁能相信导致中国房价狂飙突进的竟是几位拄着拐杖守卫家园的老太太？
类似“推高论”委实只能当笑料来看。正如去年万通集团主席冯仑在一次论坛上抛出的“未婚女青年推高房价”。令人在我看来，冯仑的这个论断不如改成“结婚推动中国房价”来得实际。这样一来，解决中国房价最好的办法就是“限制结婚”。当然，如你所知，这种损害人性与社会的方法是不可能实施的。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开发商们为高房价开出的所谓药方究竟有多少诚意。
如果说冯仑的“未婚女青年推高房价”论为当下剑拔弩张的博弈带来些许诙谐的气氛，那么政协委员的上述奇谈，则是或多或少少了些庄重。至少我们相信，秉持一种完整的权利观念是一位参政议政者必备的政治素养。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钉子户”虽不像过去那样被赋予沉重的“不道德”色彩为千夫所指，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近年来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但是至今为止“钉子户”的权利仍然没有得到必要的保障。毕竟，像重庆吴英夫妇那样藉着各种缘由能够坚守几年并且引起媒介广泛关注的钉子户在中国只是稀罕之物。开发商纠结各种势力，趁房主外出或将房主抬出家门进行的野蛮拆迁，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日常所见，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钉子户倒在路上”。众所周知，那些带有暴力倾向的“推土机经济”正在成为真正损害中国社会的一大祸害。
在此，我们不必考究钉子户在全国房价构成上究竟占有几成，只是站在权利的维度发问
——“钉子户”真的如穆委员所说的那样“损害他人利益”了么？
明眼人都知道，钉子户和建筑工人一样，他们从开发商那里所获得的，无论是日积月累的劳动报酬，还是相关房屋的成本或收益，都是他们应得的。尽管这些支出可以折算到房价的成本构成之中，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既非推高房价的真正因素，更不构成对其他人的损害。倘使穆委员的这些论断在逻辑上可以成立，我们就不难复制出其他一些结论。比如“建筑工人推高房价”。因为建筑工人不仅不为开发商做义工，而且有时还要求涨工资，爬到楼顶上搞“跳楼秀”，增加了开发商的开发成本。不难发现，在“钉子户推高房价”的背后，恰恰是论断的提出者不能平等地看待每位公民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权益。这种在权利方面不能一视同仁所导致的荒诞论断，有如主张“有些人吃饭导致粮价上涨”。
名牌是民牌
艾丰
“名牌”热起来了。叫入高兴，也叫人有几分担心。高兴的是大家都来重视名牌，中国名牌事业的崛起大有希望了。这对振兴民族经济将起很大的作用。担心的是如何实施名牌战略还缺少经验、缺少规范，更存在着假冒名牌和乱评名牌两大公害。
要健康发展中国名牌事业，需要在名牌意识名牌理论、名牌战略、相关法制、实际操作几个方面推进。而观念处于先怕地位。最重要的还是要弄清什么是名牌。
对此，本文不可能做理论上的阐述。我想，有一位企业家的话，最简明地说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一名牌是民牌。
名牌是“民定”的。谁个是名牌，谁个不是名牌。谁说了算?没有别人，只有是广大消费者说了算。一句话，名牌是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由消费者的“金钱选票”选出来的。主管机关、社会机构，也会做某种“认定”的工作，但这只是在科学地、准确地反映了民意并符合国际结合和市场经济规律的情况下，才是有用的有益的，否则不仅无用，还会起反作用。我国在这方面实际还处在探索阶段。至于某些并不权威的单位，用谈不上科学的办法，以营利为目的的评比，给了钱，不管消费者评价如何，就加封一个吓人的头衔，不给钱再有名也榜上无名，实际是对名牌和名牌带来的一种干扰和破坏。在抵制这种乱评比方面，政府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真正的好企业也要沉得住气。
名牌是“民创”的。从根本来说，名牌是是评出来的，甚至也不只是靠宣传吹出来的，名牌是创出来的。谁创出来的?企业的广大职工。凡是立得住的名牌，都是经营管理过硬的企业创出来的。企图靠表面文章、短期行为创名牌，是不能成功的，即使名噪一时，也会轰然倒塌。如果从全国来说，要创造出众多名牌，那就更要靠全民族素质的提高了。所以，创名牌必须着眼于下真功夫、硬功夫、长功夫。
名牌是“民护”的。“民护”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保护，一个是爱护。名牌的生命之根必须扎在无限广阔的市场之中。而名牌效益又引得一些不法之徒变看法地搞假冒。所以，保护名牌成为一个又引得一些不法之徒变着法地搞假冒。所以，保护名牌成为一个十分艰苦复杂
的工作，在目前我国市场规范还不很健全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各级政府要打假，执法机关要打假，但真正有效还需动员民众。全民起来和假冒斗争，假冒就成了过街老鼠。中国名牌还比较弱小，还处在成长过程之中，但改革开放以来毕竟出现了一大批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应该信任、爱护和使用中国的名牌。那种一看见“洋货”就扼杀在摇篮之中，对自己的名牌成长中的问题，也要实事求是，立足于帮，千万不要轻率地一棍子打死。
名牌是“民享”的。“名牌是国宝”。名牌给企业带来效益。名牌也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向高水平发展。名牌将会丰富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名牌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名牌是企业的，也是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每一个名牌都是为民享用的，为民争光的，中国的名牌群体更是为全民享用，为全民争光的。
名牌一一“民定”、“民创”、“民护”、“民享”，所以说它的实质是“名牌是民牌”。为了民族的振兴，让我们全民以全方位努力来发展中国的名牌事业吧!
（载于1995年10月9日《人民日报》）
“懒得搞倒”背后
徐雪莹
据《山西发展导报》报道：某村支书和村民委员会主任等一帮“村官”，既贪又不公道，村民们平时怨声很多，但很奇怪，他们竟一直连任，坐得稳稳的。村民们说，不是搞不倒他们，只要整党时照实说，换届时不举手，就没有搞不倒的，是“懒得搞倒”。
这是令人震惊的。在较长时期试行基础上进行修订，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自1987年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已有6亿农民接受了民主训练。这个法律一颁布，潮流不可阻挡，广大农民想必会踊跃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在这样的潮流中，见到“懒得搞倒”现象，自然不能不平添一份忧心。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村民们的考虑也很实际。倘若民管不了官，谁在这个位置上都一样。既然已经“喂饱”了，就这么“喂”下去，总比把“瘦”的重新“喂饱”省心。
这些村的上级党组织和政府也许会说：给了你们民主权利，为什么不用呢？固然，我国农民有自己的局限性，尚缺乏民主政治所要求的精神，“懒得搞倒”就显然过于消极。但是，村民们做出的选择，可能恰恰反映的是民主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的现实。村级民主的关键，在于各个环节都能真正确保村民的主人地位无可动摇，仅仅在选举时得以行使一次民主权利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保障村民对他们选举出来的人还有日常监督、制约的权利。从该村村官腐败的事实看，村民们平时是行使不了民主权利的；他们只能在整党和选举时才能“搞倒”村官，这仅仅是事后监督，不能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据报道分析，村民们深层次的顾虑是大环境风气不正。在较大范围风气不正的情况下，
要在基层推进民主建设，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作为基层的领导，要造福一方，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上面的支持。上面的风气决定着下面的作为。如果上面风气不正，基层要么是以浑对浑得花钱，要么是以清对浑办不成事。这种顾虑不是多余的，对于某些地方的村民来说可能恰是一种很无奈的现实。从这个角度看，转变党风和社会风气，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也是十分重要的。
乡村是政权的基础所在。发生在遥远小村庄的事情，尽管是极其特殊的，但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一部分现实，折射了不可忽视的社会情绪和心态，可资我们对制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种种因素进行深入认识。（选自《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
“要现货，不要期货”
2003年06月30日作者：陈鲁民来源《中国青年报》几千年来，古今中外的爱情和婚姻，一直是围绕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文章。譬如，“你挑水来我浇园，夫妻恩爱苦也甜”，是浪漫主义；“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就是现实主义。倘以喜儿为例，嫁给穷光蛋大春就是浪漫主义；给大款黄世仁当二奶就是现实主义。那么，时下武汉24岁女研究生征婚，明确要求男方身价须过千万，这就是“超现实主义”。
前不久，一位女孩在母亲的陪同下前来征婚，她长得很漂亮，气质也不错，是武汉著名高校经济学硕士。她母亲郑重提出：“千万元资产者，方可与我女儿见面。”女孩最终如愿以偿，不过对方年龄却比她大20岁，女儿也有17岁。
这位女研究生的婚姻观在知情人中引发热议。有人认为是“傍大款”，但也有很多支持者。她的一位校友不胜羡慕且高度评价说：婚姻也要遵循市场规律，男人的资源是财富和地位，女人的资源是青春和美貌，我认为他们的结合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优质女性的要求是：我不想等，我要的是现货。
好一个“要现货”！立马让那众多自鸣得意的帅哥、英俊小伙们变得一钱不值，因为你们毕竟是“期货”，说得好听是“前途无量”，说得保守一点是“前途未卜”；将来是赚是赔，是成是败，谁也说不准；也许你会成为比尔·盖茨、李嘉诚，或许你会是个要饭花子，街头流浪者，天知道！于是，在新潮姑娘们“要现货”的宣言面前，痴情小伙子们“我会让你幸福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之类重如千钧的许愿承诺，顿时变得轻如鸿毛；“将来我一定会成功的”，我要“慢慢地和你一起变老”等玫瑰色的梦想，也变得苍白无力。因为人家要的是“现货”，别墅、轿车、巨款、不动产，一样也不能少。瓦西里同志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见鬼去吧，我现在就要。
不要以为，“要现货”只是武汉那个深谙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的女研究生的独特见解，其实，与她志同道合者并不鲜见。今年年初，上海某亿万富翁，为了寻求“爱情”，不惜花费百万重金，在报上做广告征婚。为了爱情的纯洁，不仅要求对方“20-25岁大专以上”，而且特别强调要“无性经历”，尽管自己已经结过一次婚，还生了个儿子。但正因为是难得
的“现货”，所以，“爱情”滚滚而来，仅两天功夫，就收到近300封的电子邮件，从照片来看，应征姑娘个个都是花容月貌。毕竟，不少新潮姑娘都早已“开窍”，坚信“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道理，所以，该富翁优中选优，再结良缘，聊无问题，只要他别挑花了眼。不知哪个靓女能捞到这个“现货”？
我无意谴责那些立志“要现货”的“超现实主义”姑娘，毕竟这是她们的自由，也是一种“时髦”的婚姻模式，但我怀疑她们未必会获得真正的幸福。物质享受方面，自然不成问题，穿金戴银，吃香喝辣，住别墅，开名车，这正是“现货”们的长项；可情感方面呢，年龄的悬殊，身体的差别，阅历的迥异，情趣的不同，莫非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吗？人毕竟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所以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婚姻毕竟也不等于商场购物，气宇轩昂地把“票子”往柜台上一甩：老板，我要现货！
五月：博导们的盛宴
2006年6月3日作者：思人来源:东方早报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这是白居易著名的一首悯农诗《观刈麦》的头两句。根据与时俱进的原则，将“田家”换成“博导”也无不可。因为每年五月，的确是中国各地“博导”们最忙活的日子。若问博导忙的啥？当然是博士论文的评阅和答辩。
五月，越写越厚的博士论文充满了邮局的大小邮箱，开始了通往博导书房的短暂旅程。这些让博导们又恨又爱的学位论文，装订得越来越考究，内容和质量却是每况愈下，于是，“不忍卒读”就成了博导们读不下去的绝好理由。不过，尽管如此，博导们还是希望从四面八方飞来的论文多多益善。就像农民春耕秋收，五月也是博导们的收获季节。请你参与评阅和答辩的论文越多，表明你在学术界知名度越高，人缘越好，权威越大，更不用说还有看起来不多、加起来不少的评审费和答辩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享受名利双收和普渡众生的双重快感，何乐而不为？所以，五月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在博导们眼里，五月的天空特别蓝，五月的鲜花也特别艳。
五月，博导们的书房堆案盈几，文满为患。博士论文倒也不说了，还有好多带着硕士的博导哥们的弟子的硕士论文也来凑数，让人想不“日理万机”都难。据说最丰收的博导，一个“旺季”要看30多本博士论文，以每本20万字计算，就是600多万字的阅读量啊！博导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呢？万一头天晚上有个饭局，或者干脆有一场世界杯的足球赛（而且是巴西对阿根廷）呢？你说怎么办？博导们可都是雅士啊？如果在答辩会上顺便侃一下世界杯，给人的感觉该是“酷毙了”吧。博导们在乎这个呢，年轻的博导尤其在乎。
五月，博导们穿梭在城市的各种交通工具上，手提包里塞满论文。负责任的昨晚开了夜车，对将要答辩的论文做了“抽样分析”，对自己可以提问的地方做了记录。不负责任的干脆是在出租车上临时抱佛脚，大略翻一遍论文的《前言》和《后记》，最好是有火眼金睛能
在快速的浏览中发现破绽，找出问题。当然，找不到大问题小问题也行，找不出观点错误的，书写错误也行，正文懒得看在参考文献或注释中也总是可以挑到“骨头”的嘛！这时的博导们像极了张天翼笔下到处赶场子开会的华威先生！
五月，博士论文答辩会遍地开花，学术的春天姹紫嫣红。说是答辩，其实是博导们的“华山论剑”，大部分时间是博导们在“过招”，学术的底蕴，思维的敏捷，识见的高深，在答辩会上一览无遗。所以答辩人反而可以相对轻松地作壁上观。当然，如何肯定主流，如何把握节奏，如何恰到好处地赞扬，如何点到为止地批评，如何协调场面上各路门派的微妙关系，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如何让这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创新也有创伤的博士候选人们顺利闯过这一关，这才是答辩会的最终目的。只要进入答辩程序，似乎很少有人给当场“枪毙”的。答辩会的“答辩”成分越来越少，变成了博导们的联谊会和恳谈会，答辩人针对那些并不刁钻的问题只要表明“一定好好修改”就行。来的都是“托儿”，这一套博导们早已轻车熟路，答辩人更是心知肚明。
五月，高校附近的好一点的酒店几乎全部爆满，随着博导们身份感的提升，一般的酒店很难入他们法眼，于是平时充满大腕款爷的豪华包厢也开始有博导们赏光露脸。公文包里塞了不少钞票，被弟子们前呼后拥的博导们真是荣耀，在酒席上指点江山的博导们让端茶送菜的服务员们肃然起敬。不上课照样拿课时津贴，不关心学生照样享受师长尊荣，不读论文照样拿评阅费，不花钱照样吃豪华大餐，博导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消费档次越来越高，人际关系越混越熟，桃李越来越满天下，但就是越来越健忘，忘记了劳动取酬的基本原则；也越来越自私，自私到只顾自己案边事，不管学生瓦上霜。有的博导海内海外满天飞，一学期和学生见不了一面，快答辩了还不知学生论文题目为何，潇洒得一塌糊涂。更有甚者，个别人还堂而皇之地占有学生的劳动成果，或者推荐到权威刊物发表，自己的大名放在第一，美其名曰“合作”；或者干脆剪刀加浆糊一通乱抄，以保持学术界的地位和回头率，被人举报了还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所以，“高产”的作家还算得上勤奋，“高产”的博导难免可疑。学术不是大炼钢铁，“大跃进”出来的学术成果还不如废铜烂铁。
博导们如此“既得利益”，难怪有的初出茅庐的博士生，刚刚捉摸出个“学界三昧”（注意：是学界不是学术），毕业找工作时便削尖了脑袋到处“寻租”，“卖身契”定下了又撕毁，宗旨只有一个：“没有博士点的地方不去”。好比在官本位的大势之下，好些大学毕业生纷纷去考“公务员”。司马迁的老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真是历久弥新，永不过时。
植树切莫变“植数”
2002-03-12 作者：张偶良来源：《人民时评》
人勤春来早，又一个全民义务植树节到了。植树设为法定节日，是要求在这一天开展全民植树活动，广泛动员全社会参加林业建设，提醒国人，加快经济发展，莫忘生态平衡。
然而，在各级领导干部抓义务植树工作的同时，必须警惕“植数”。
何为“植数”？树苗栽下了，不去用心浇灌护理，促其成活长大；而只是点个“数”，凑个“绩”，就算完事；是其一。
随意玩弄数字游戏，明明没有植那么多，却非要把“泡”吹得老大，搞浮夸虚报，只见“数目增”，不见“树木长”；是其二。
不尊重客观规律，不注重因地制宜，明明有些树木不适宜在此地生长，却也非要种不可，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是其三。
荒唐地将“绿化”变成“画绿”，为了糊弄、应付上级或传媒，对劈山建房造成的大面积裸露山体，只在低坡处栽了近百棵树，其余的却用油漆给“画”绿了；是其四。
更有甚者，无“种”生“有”，没“植”说“栽”；是其五。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可见，在一些地方，就是有人违背连小学生都懂的常识，在义务植树活动中，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把植树造林当成捞取政治资本、谋求加官进爵的良机，把植树变成了植“数”。
众所周知，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是当今国人所面对的严峻问题。绿色是生命之源。植树造林，绿化环境，实际上是滋养我们的生命带，受益者是我们每一个人。
因此，生态工程丝毫马虎不得，糊弄不得。对于植树，不仅要在“植树节”，大张其鼓地植；更要在平常日子，只要气候、环境等适宜，坚持不断地植。各级领导干部抓义务植树工作，不仅亲自动手去种几棵树，起模范带头作用；更关键的是，要以对党和国家、对子孙后代切实负责的态度，把本地的植树绿化工作全盘地、长期地组织好和落实好，真正负起领导的责任来，绝对不能只去做做样子，让人“照几张”、“摄几下”，露露面、走过场。
同时，笔者也建议，有必要尽早建立健全生态工程的审计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严惩那些一手制造“植数造零”的领导干部。
行文至此，恭录郑州市长陈义初日前严厉痛斥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将植树变为“植数”的一段话：“如果把历年来各地上报的植树数字累加起来，恐怕全国都要成森林了，再想植树得到国外去了。”此话真是一针见血，讥讽辛辣到位，理应值得人们好好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