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良：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事实与理念之展开
2011-06-13
【摘要】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完全没有深深陷入法律形式主义的泥坑，因而需要采用实质解释论加以拯救，而恰恰是深深陷入了法律实质主义的泥坑，由此逾越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樊篱，因而需要引入形式解释论加以纠正。在某种意义上，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不仅是构成要件论之争，甚至是刑法机能论之争、刑法观之争。在我国当下社会中，法治规则意识尚未完全建立。在这种前法治时代，我国应该大力弘扬规则功利主义。
【关键词】法律形式主义；法律实质主义；形式解释论；实质解释论；规则功利主义
Interpretation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on Substance：Expounding by Facts and Notion
【英文摘要】At the present stage，criminal judicial practice is not in the morass of legal formalism and need to be saved by interpretation on substance，but on the contrary，in the morass of legal substantialism，goes be-yond the principle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by law，and need to be saved by interpretation on form.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ontroversial between interpretation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on substance is not a debate on composing factors of crime，but rather the debate on the function and view of criminal law. China is still in the times of pre-rule of law，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normative utilitarianism.
【英文关键词】legal formalism；legal substantialism；interpretation on form；interpretation on substance；normative utilitarianism
站在实质解释论的立场上，我国学者吴学斌提出了“超越法律形式主义”的命题，指出：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法律形式主义的泥坑，甚至是一种残缺的法律形式主义的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这种机械的、封闭的法律思维无法满足法律开放性的要求，将刑法变成了一部“死法”，影响“正义”等法律理念在司法中的实现。{1}(P13) 这里涉及对我国刑事司法现状的一个基本判断：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果真如同吴
学斌教授所言，深深陷入了法律形式主义的泥坑？吴学斌教授为证实上述判断，提出了一个例证，这就是所谓“陈某一夫娶二妻案”。该案案情如下：
1994年，陈某在广东省湛江市某玩具厂打工时认识了在同一工厂打工的海南姑娘叶某，两人很快恋爱并同居。1998年1月，叶某回海南探亲。在叶某回海南的四个月里，陈某与该工厂的另一女孩戴某恋爱并同居。后来，陈某一直在叶某和戴某之间周旋，直至2000年7月叶某、戴某明白真相为止。明白真相后的叶某、戴某为了最后能够嫁给陈某，竟答应三人同居。2001年，叶某、戴某同时怀孕。眼看着叶、戴两人的肚子一天天地大起来，陈某感到麻烦了，赶谁谁也不愿意走。无奈之下，陈某抛出了一个同娶二女入门的想法。这个想法遭到叶某和戴某的极力反对。陈某威胁说：“谁不愿意要夫妻名分的，可以离开。”此时的叶、戴已是大腹便便（叶的预产期是6月下旬。戴的预产期是6月上旬）。为了那可怜的名分，两人谁也不愿意向对方屈服，谁也不愿意退出。终于，一个惊世骇俗的“一男二女同日举行婚礼”的计划在广西省东兴市江平镇某村出笼了。2001年5月上旬，陈某按当地婚俗向亲友们发出了陈某、叶某、戴某三人联名的结婚请柬。他们不顾市、镇两级妇联、司法办和村委干部的劝阻，于2001年5月16日在陈某家举办了婚宴。
在上述案件中，陈某虽然同日与二女举行了婚礼，但陈某与二女均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此，陈某等人是否构成重婚罪，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重婚罪中的结婚，即这里的结婚是指经登记而有效的法律婚，还是包括未经登记而同居的事实婚？如果包括事实婚，是指一次事实婚还是两次事实婚（事实重婚）都可以构成重婚罪？如果是一次事实婚，则事实婚是在法律婚之前还是在法律婚之后，或者无论前后都构成重婚罪？总之，这是一个十分专业的刑法问题。
如果坚持形式解释论的观点，重婚罪中的结婚，应当是指法律婚而不包括事实婚。事实婚在我国农村地区是客观存在的。随着《婚姻法》的普及，事实婚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法律如何对待事实婚存在一个演变过程，并且在民事法和刑事法之间存在某种冲突。 1994年2月1日，民政部颁布了《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其中第24条规定：“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这表明，我国民事法不承认事实婚的法律效力，而将其视为非法同居，不给予法律保护。本来刑法中的重婚罪是对婚姻关系的保护，其对婚姻的理解应当与《婚姻法》保持一致，但1994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给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答复》却指出：
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发布）发布实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应当按重婚罪定罪处罚。
这一司法解释仍将事实婚解释为重婚罪中的结婚，本身就是一种实质解释，突破了结婚这一概念的法律特征。由此，《婚姻法》对结婚的形式性解释与刑法对结婚的实质性解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即使将事实婚解释为结婚，在司法实践中还需要区分：先有法律婚后有事实婚、先有事实婚后有法律婚，以及前后两个事实婚（事实重婚，不包括第一个事实婚姻解除以后又有一个事实婚的情形）等三种情况。那么，是否上述三种情况都构成重婚罪呢？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方伍峰重婚案”的裁判理由中指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前述批复，事实婚仍可作为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对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中的所谓“有配偶的人”，应理解为是指已经依法登记结婚的人。对未经依法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人，不能称之为“有配偶的人”。因此，已经登记结婚的人又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已经登记结婚，还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今后同样构成重婚罪。对于先有事实婚姻，又与他人登记结婚和两次及两次以上均是事实婚姻的，则依法不构成重婚罪。{2}(P17)
根据以上裁判理由，即使承认事实婚姻可以作为重婚罪的构成要件，也只有先有法律婚后有事实婚这一种情形才构成重婚罪。而先有事实婚后有法律婚，以及前后两个事实婚这两种情形均不构成重婚罪。陈某所谓的一男娶二女案，是陈某与二女同时构成两个事实婚，它与前后两个事实婚虽然有所不同，但从性质上来说仍然属于事实重婚而非法律重婚。对于本案，当地司法机关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因为这种行为是属于重婚还是非法同居，在现行法律上未见明确的界定，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先例。此案之所以难以被认定为重婚罪，是因为陈某虽然同时迎娶了叶某、戴某，但在同时迎娶叶某、戴某之前，陈某并没有配偶。所以，难以认定陈某符合重婚罪所要求的“有配偶而重婚”的要件。同样，叶某、戴某在与陈某同时举行婚礼之前，陈某也是没有配偶的，所以，叶某、戴某也不存在“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这一重婚前提。而且，本案中的陈某、叶某、戴某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所以，他们三人充其量只能构成一种事实婚，两个事实婚不构成重婚。对于以上观点，吴学斌教授认为，这是对刑法第258条规定的机械的法律形式主义的理解，并以本案证明法律形式主义过于注重文字的严格意义而忽略文字背后的规范意义与目的的弊端。在此基础上，吴学斌教
授对本案发表了以下入罪的论证意见：
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文明社会的进步标志，为现代社会所积极接受和坚决维护。重婚罪的规范意义在于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危害这种婚姻制度如果认为无效婚姻、事实婚姻并非婚姻，而是非法同居关系或同居关系；一男二女未办结婚登记但同时举行婚礼，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不构成重婚罪，那么，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原则和刑法第258条关于重婚罪的规定，就只能形同虚设了；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谈。事实上，重婚者，无论前后是两个事实婚姻，还是其中之一是事实婚，都在实质上是对这种婚姻制度的一种挑衅和违反，同时也与社会公认的正义与公平价值相冲突。刑法第258条的“有配偶”，当然包括事实婚上的配偶。因此，从规范的目的以及社会公认的正义与公平价值的角度而言，陈某、叶某、戴某的行为应该属于刑法的调控范围。{1}(P22) 在以上论述中，我专门点出了“实质”二字：这一论述确实体现了法律实质主义的思维方法，从重婚罪的本质特征是破坏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出发，推导出事实重婚破坏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具有了重婚罪的本质特征，因而在实质上构成了重婚罪。通过这一实质推理，将一个本来不具备重婚罪的构成要件的行为予以入罪。
值得注意的是，吴学斌教授将我在上文所引述的重婚案的裁判理由，即“对于先有事实婚，又与他人登记结婚和两次及两次以上均是事实婚姻的，则依法不构成重婚罪”指责为是法律形式主义的典型思维，其结果导致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刑法关于重婚罪的规定形同虚设，而且助长犯罪人规避法律的激情，这显然是与现代法律的精神相违背的。{1}(P23)对于这一观点，我是不以为然的。重婚以存在有效的婚姻为前提，而事实婚并非有效的婚姻，构成按照形式解释论，当然不能成为重婚罪的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重婚罪的司法解释，在我看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重婚罪的范畴，仍被指责为法律形式主义，可见其实质解释论立场之偏颇。
陈某重婚案是否应当被定罪充分展示了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在个案上的分歧。其实，对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进行个案的检验并非我的本意，在此我只是想指出这样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法律形式主义的泥坑这一判断符合实际吗？
我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恰恰相反，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已经深深陷入了法律实质主义的泥坑，由此逾越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樊篱，这才是事实真相。为此，我可以提出司法解
释和个案判决这两个方面的例证。
司法解释作为一种对法律文本的权威性阐述，对于司法实践的刑法适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司法解释不得逾越立法权，这是刑事法治的应有之义。然而，在司法解释中存在着越权司法解释。有学者指出：
越权刑法司法解释具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越权刑法司法解释，是指超出了法定解释权限的刑法司法解释，即本来有司法解释权的，但超出了解释规则。质言之，这种越权是“越解释权”。广义的越权刑法司法解释除了狭义的越权刑法司法解释外，还包括无权司法解释，即没有法定的司法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对刑法所作出的解释。质言之，这种越权是“越其实有职权”。具体来说，越权司法解释包括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作出的违背解释规则的解释和无司法解释权的其他国家机关作出的解释。{3}(P305-306)
越权司法解释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将无罪行为解释为有罪行为，从而侵越了立法权。因此，越权刑法司法解释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应该指出，这种越权的入罪解释时有发生。例如我国刑法第227条第1款规定了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2000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变造、倒卖变造邮票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对变造或者倒卖变造的邮票数额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27条第1款的规定定罪处罚。”按照前引《解释》，对变造或者倒卖变造邮票的行为，应当以伪造或者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论处。在这种情况下，将刑法适用于伪造的规定扩张适用于变造，抹杀了伪造与变造之间的界限。而在我国刑法中，伪造与变造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刑法第170条规定了伪造货币罪，第173条规定了变造货币罪。又如，刑法第280条第1款规定了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第280条第3款规定了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由此可以推论，对变造行为需要处罚的，刑法应有特别规定。在刑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对变造行为按照伪造之罪论处，可以说是一种越权解释。当然，在如何衡量是否越权上，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之间也是存在分歧的。例如，根据实质解释论的观点，上述司法解释就没有越权。{4}(P216-217)因此，越权刑法司法解释之作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质解释论的结果，它造成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因为实质解释论强调将值得处罚的行为解释为犯罪，而对是否值得处罚又往往采用实质标准，即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由此造成法律界限的突破。
法律实质主义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更多地反映在个案判决中，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素，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
2001年10月间，被告人肖永灵通过新闻得知炭疽杆菌是一种白色粉末的病菌，国外已
经发生因接触加有炭疽杆菌的邮件而致人死亡的事件，因此，认为社会公众对收到类似的邮件会产生恐慌心理。同年10月18日，肖永灵将家中粉末状的食品干燥剂装入两只信封里，分别邮寄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某领导和上海东方电视台新闻中心陈某。同年10月19日、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工作人员陆某等人及东方电视台陈某在拆阅上述夹带有白色粉末的信件后，造成精神上的高度紧张，同时引起周围人们的恐慌。经相关部门采取大量措施后，才逐渐消除了人们的恐慌心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审理后认为，被告人肖永灵通过向政府新闻单位投寄装有虚假炭疽杆菌信件的方式，以达到制造恐怖气氛的目的，造成公众心理恐慌，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构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行成立。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18日以（2001年）二中刑初字132号刑事判决对肖永灵作出了有罪判决，认定其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的规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法定上诉期间，被告人肖永灵未提起上诉。{5}(P256)
对于本案，有学者指出：
在肖永灵“投寄虚假的炭疽杆菌”一案中，法院将“投寄虚假的炭疽杆菌”的行为解释为刑法第114条中的“危险方法”，这既不符合此种行为的性质，也不符合《刑法》114条的立法趣旨，已经超越了合理解释的界限，而具有明显的类推适用刑法的性质。{6} 我认为，以上评论是一针见血的。投寄虚假的炭疽杆菌行为在客观上根本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它与投寄炭疽杆菌行为的性质根本不同，连类似关系都不存在，称之为类推适用已经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后来的立法补充规定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上述判决作出后的第11天，即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增设了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相关的立法理由指出：
这种投放假炭疽菌或者变造虚假信息的行为，会使人们难辨真假，危害更大，应当予以刑事制裁。由于这种行为不可能实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不属于危害公共安全方面的犯罪，难以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而当时刑法中又缺乏相应的规定，因此，《刑法修正案（三）》增加了对这种犯罪的规定。{7}(P604)
而正是在当时刑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肖永灵被定罪了，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十分明显。由此可见，罪刑法定主义的司法化绝非一日之功，它涉及刑事司法理念的转变、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刑事司法技术的提升。在此，对刑法到底是采用形式解释论，还是实质解释论，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这一行为是否在形式
上符合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而不是首先考虑这一行为是否具有实质上的社会危害性。实质解释论在对刑法文本解释的过程中，将实质判断置于优先、优势、优越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罪刑法定原则设置的犯罪的形式界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完全没有深深陷入法律形式主义的泥坑，因而需要采用实质解释论加以拯救的问题。而恰恰是深深陷入了法律实质主义的泥坑，因而需要引入形式解释论加以纠正。对事实判断的不同，决定了在价值选择上的差别。可以说，客观事实是破解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的最好方式，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然而，我们又不能满足于摆事实，还要讲道理，我们需要揭示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对立背后更深层次的理据上的对立。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不仅是构成要件论之争，甚至是刑法机能论之争、刑法观之争。
就刑法机能而言，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法具有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这两种机能。日本学者曾根威彦将刑法机能称为社会控制机能，又把这种社会控制机能分为第一次社会控制机能与第二次社会控制机能，认为第一次社会控制机能是刑法作为被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即国家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手段。因此，第一次控制机能就是法益保护机能。第二次社会控制机能是为了保障国民的权利、自由对统治力量（国家）本身进行控制，这就是刑法对控制社会的主体即国家自身的控制。因此，第二次社会控制机能是一种控制之控制，就是人权保障机能。在论及这两种刑法机能之间的关系时，曾根威彦教授指出：
刑法的第二次社会控制机能，就是通过制约国家的刑罚权的行使，保障罪犯不受国家滥用权力的侵害，并进而保障一般国民的权利和自由，这就是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刑法的人权大宪章机能）。刑法在处罚罪犯，保障国民的法益的同时，还通过排除无目的地处罚罪犯，以保障国民的人权。在有值得刑罚处罚的侵害重要生活利益的行为，但没有处罚该行为的规定的时候，就有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场合，近代刑法，是优先考虑对后者的保障的。罪刑法定原则体现的就是这一点，看重第二次控制社会机能特点的近代刑法，在此显示出了其本来意义。{8}(P6-7)
由此可见，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都是刑法的社会机能，前者体现为罪刑法定原则，后者体现为法益保护原则。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无疑是居于优先位置的，这也是近代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而张明楷教授对于人权保障机能与社会保障机能采取一种调和的立场。他指出：
法益保护机能主要依靠刑罚的宣示与适用来实现，人权保障机能则主要以来限制刑罚权
的适用而实现。换言之，刑罚的适用，与保护法益成正比，与人权保障成反比。如何既最大限度地保护法益，又最大限度地保障自由，就成为难题。结局是，刑法必须在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之间进行调和。但这种调和没有明确的标准，只能根据适用刑法时的客观背景与具体情况，在充分权衡利弊的基础上，使两个机能得到充分发挥。{9}(P26) 这种调和论对人权保障机能与社会保护机能的关系作了一种模糊处理。我认为，在立法上要尽可能地对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因而值得处罚的行为以构成要件的形式明确地加以规定，从而体现刑法对法益的保护。但在司法上，则应当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当值得刑罚处罚的法益侵害行为没有刑法的明文规定的时候，绝对不能基于法益保护的实质根据而对其予以处罚。在此，人权保障机能是优先于社会保护机能的，对此不能调和。而且，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三个阶层分别体现刑法的三种价值：人权保障、社会保护和个人的决定自由。三阶层的排列所具有的位阶性，已经表明刑法这三种价值的位阶关系，即人权保障价值优先于社会保护价值，即刑法只有在罪刑法定原则范围内实现其社会保护机能。当成立不法以后，只有在基于导致犯罪决意的意志形成，可对行为人进行非难的情况下，才能加以刑事处罚。因为责任原则是以个人的决定自由为逻辑前提的。{10}(P490-49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斯特宣称：罪刑法定原则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樊篱。对此，我深表赞成。
张明楷教授曾经提出行为功利主义刑法观的命题，认为行为功利主义是依据行为自身所产生的效果的好坏，判断行为的正当与否，规则功利主义则根据在相同的具体境遇里，每个人的行为所应遵守准则的好或坏的效果，判定行为的正当与否。张明楷教授认为行为功利主义刑法观的要义在于：
刑法绝对排斥对正当行为的处罚，评价行为正当与否，应当采取行为功利主义，因而应当采取结果无价值论，在两种法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应当通过法益的衡量，判断行为正当与否。{11}(P490-491)
刑法排斥对正义行为的处罚当然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的。犯罪论体系的阶层性设置，通过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这两个要件达致上述目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是通过形式判断将不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排除在外，违法性则是通过实质判断将那些虽然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但不具有法益侵害性，因而不具有实质的违法性的行为予以出罪。由此可见，行为功利主义作为个别判断的、实质的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只能在违法性阶层上采用。而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中，仍然应当坚持规范的、形式的判断，从而坚守罪刑法定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构成要件该当性应当坚持的恰恰不是行为功利主义而是规则功利主义。
即使是主张构成要件的实质化，这种实质化同样应当受到形式要素的限制。因此，当张明楷教授将行为功利主义的实质违法观上升为行为功利主义的刑法观的时候，从一个正确的思想前提出发，就有可能得出偏颇的结论，这是必须提防的。对此，我的基本立场是主张一种规则功利主义刑法观，其要义在于：
功利主义是一种效果论，以此区别于义务论。义务论是根据行为是否违反道德义务来判断一个行为的善恶，而效果论是根据行为造成的结果的好与坏来判断一个行为的善恶。从义务论到效果论，这是判断善恶标准以及方法论上的重大转换。因为义务往往具有先在性、先验性，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世代人类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因而具有传统性与保守性，当代人或具体人在这种义务面前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
因此，根据义务论来判断善恶，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服从、对秩序的服从、对前人的服从。当历史形成的秩序与当下的社会相冲突时，义务论的不合理性就会凸显。而效果论将善恶判断的根据从义务转换成为当下的效果时，就把善恶的判断权从传统与历史那里夺了回来，赋予当代人以更大的善恶判断权。当然，义务论与效果论也并非绝对对立。因为一定义务规则的形成同样是根据当时的效果，而当下以效果作为善恶的判断根据也同样会形成一定的规则。在这个意义上说，义务论是历史的效果论，而效果论是当代的义务论。
规则功利主义具有两个要素：一是相同情况作相同判断；二是判断的根据是规则。也就是说，好或者坏的标准不是具体、个别的判断，而是根据规则的一般判断。在根据规则判断这一点上，规则功利主义与义务论具有相通之处，只不过义务论的义务是历史的规则，而规则功利主义的规则是现实的规则。因此，如果抹杀规则的先验性，就会混淆义务论与效果论的界限。
而行为功利主义根据行为自身所产生的好或者坏的效果，来判断行为的正确或者错误。由此可见，行为功利主义的特点在于：一是强调个别判断与实质判断；二是强调行为自身对于善恶判断的意义。应当指出，行为功利主义并不是否认规则在善恶判断中的意义，它只是反对对规则的过分迷信与崇拜。两者的区别在于：在遵守普遍规则会带来特殊情况下的坏的效果时，还要不要遵守规则？凡是对此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就是规则功利主义；凡是对此问题作出否定回答的，就是行为功利主义。
到底是赞同规则功利主义还是行为功利主义，这里涉及一个如何对待规则的问题。在任何一个社会，规则都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规则也就没有法治，因为法治就是规则之治。任何规则都是存在例外的，在某些情况下，遵守规则也会产生恶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
要遵守规则？如果这只是一种例外之恶，那么就不应当通过破坏规则而避免这种恶，而应当
将恶看作是遵守规则所带来的不得不承受的代价。如果一种规则通常会产生恶的结果，那么
这种规则本身就是恶的，应该修改规则。无论如何，规则都必须得到遵守，这种规则意识，恰恰是法治所要求的。{12}
在我国当下社会中，法治规则意识尚未完全建立。在这种前法治时代，我国应该大力弘
扬规则功利主义。相对于实质刑法观，我毋宁主张形式刑法观；相对于行为功利主义，我毋
宁主张规则功利主义。当然，相对于实质解释论，我毋宁主张形式解释论。
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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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明楷．行为功利主义刑法观[N]．法制日报，2010-03-24.
{12}陈兴良．评行为功利主义刑法观[N]．法制日报，2010-03-24.
原载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2期
陈兴良：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事实与理念之展开 2011-06-13 【摘要】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完全没有深深陷入法律形式主义的泥坑，因而需要采用实质解释论加以拯救，而恰恰是深深陷入了法律实质主义的泥坑，由此逾越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樊篱，因而需要引入形式解释论加以纠正。在某种意义上，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不仅是构成要件论之争，甚至是刑法机能论之争、刑法观之争。在我国当下社会中，法治规则意识尚未完全建立。在这种前法治时代，我国应该大力弘扬规则功利主义。 【关键词】法律形式主义；法律实质主义；形式解释论；实质解释论；规则功利主义 Interpretation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on Substance：Expounding by Facts and Notion 【英文摘要】At the present stage，criminal judicial practice is not in the morass of legal formalism and need to be saved by interpretation on substance，but on the contrary，in the morass of legal substantialism，goes be-yond the principle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by law，and need to be saved by interpretation on form.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ontroversial between interpretation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on substance is not a debate on composing factors of crime，but rather the debate on the function and view of criminal law. China is still in the times of pre-rule of law，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normative utilitarianism. 【英文关键词】legal formalism；legal substantialism；interpretation on form；interpretation on substance；normative utilitarianism 站在实质解释论的立场上，我国学者吴学斌提出了“超越法律形式主义”的命题，指出：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法律形式主义的泥坑，甚至是一种残缺的法律形式主义的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这种机械的、封闭的法律思维无法满足法律开放性的要求，将刑法变成了一部“死法”，影响“正义”等法律理念在司法中的实现。{1}(P13) 这里涉及对我国刑事司法现状的一个基本判断：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果真如同吴
哲学、世界观、方法论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两个层次。 第一方面，是关于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依据。 第二方面，是物质和意识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即人的意识能否认识和反映物质世界的问题，是划分可知识和不可知论的根本依据。 在哲学基本问题之后，还有一个世界处于什么状态的问题，并由此产生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自然科学：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达尔文生物进化论 阶级基础：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 社会科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它的实践性，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一）物质观的发展 主观唯心主义：“存在就是被感知”。 客观唯心主义：“理”、“理念”、“绝对观念”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物质为一种或几种常见的具体形态。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物质是物质结构的某一层次或不可分割的最小粒子。 旧唯物主义无法对意识现象及社会历史的本质，做出唯物的科学解释，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 恩格斯：“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 列宁：“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物质的唯一特性：客观实在性 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 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运动。运动是物质自身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 物质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物质运动可分为五种基本形式：即机械运动、物理
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的关系 “刑法源于俗，还于俗”。这其中包含了两层意思，“刑法源于俗”是指刑法来源于世俗社会，即立法者根据世俗社会发生的各种生活事实进行伦理性、价值性的评价并对之高度的抽象概括，制定出刑法规范。也即是法律之树长于土（社会），社会是法律的逻辑根据（或起点）。“还于俗”是指司法者运用立法者制定的刑法规范对社会上发生的生活事实进行价值评价、再次服务于社会的过程。 看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已一针见血把刑法的来源以及归宿说的淋漓尽致。下面以图形的形式更能显示该句话的深刻内涵 ①社会（俗）→理（伦理）→规范 ②社会（俗）←理（伦理）← 其中，①过程为立法方向的模式，②过程为司法使用法规以及解释法规方向的模式。 对于文理解释与伦理解释，从词面意义上看就是对刑法法规进行解释，这里的刑法解释主要是指学理解释，也包括司法解释。对此，对于文理解释与伦理解释的关系应在上图②过程内进行讨论。至于文理解释与伦理解释的关系，首先要明确两者的含义。通说认为，文理解释是指根据刑法用语的通常含义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阐释刑法意义的解释方法，也即是形式解释。伦理解释是指参酌刑法产生的原因理由沿革
以及其他相关事项，按照立法的精神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也即是实质解释。因此，文理解释与伦理解释的关系自然的演变为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关系问题。 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涉及的是刑法解释方法论的问题，因此可以在解释论的层面上予以展开。归根结底，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争论主要解决的是对于刑法法条解释限度的问题，即解释是否只能严格遵循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进行解释的问题。我国刑法学者阐述了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含义“在当前中国刑法的解释问题上，存在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争论，形式解释论主张忠诚于罪状的核心意义，有时候甚至仅仅是自己熟悉的法条的含义。实质解释论主张以犯罪的本质为指导，来解释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对于实质上值得科处刑罚但又缺乏形式规定的行为，实质解释论主张在不违反民主主义与预测可能性的前提下，对刑法作扩张解释。当刑法条文可能包含了不值得科处刑罚的时候，通过实质解释论，将单纯符合刑法条文但实质上不值得处罚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参见李立众、吴学斌主编《刑法新思潮—张明楷教授学术观点探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以上为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根本之对立，以上论述分为两种情形，第一，对于法条没有明文规定，但实质上又具有刑法处罚性的行为，通过实质解释入罪，第二，法条虽有明文规定，但实质上不具有刑法处罚性，即通过实质解释予以出罪。对于第二点形式解释论者与实质解
傅里叶级数及变换的本质解释和形象阐述 ——老师不会这么讲，书上也不会讲很多人学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学了几年，关于傅里叶级数和傅里叶变换可能还是一知半解，只能套用公式，根本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算，也就是有什么实际含义——可以说，几乎所有信号与系统里面的数学公式都是有实实在在的物理含义的！那么，什么是傅里叶变换，它是怎样一种变换，具体有怎么变换，有没有确切一点或者形象一点的物理解释呢？下面笔者将尝试将自己的理解比较本质和形象地讲出来，形式是思考探讨渐进的模式，也就是我自己的思考过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首先，要知道傅里叶变换是一种变换，准确点说是投影。傅里叶变换的投影问题，一直想不明白那一系列的正交函数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函数集合，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一个空间。所谓三角傅里叶级数当成谐波分析的时候很好理解——同一个时间轴，也就是说同一个维度的分解和叠加，肯定没错，也很实用。但是要是从投影（或者说变换）的角度来说，怎么解释呢？这一系列正弦余弦的函数，在一个区间内，是一个完备的正交函数集，每一个函数所带的系数（或者叫权重），就是原函数在这个函数的方向上的一个投影（说方向不准确，但找不到其他的词）。那么，原函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函数，和各正交基函数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这个投影又是怎么投的呢？三维或者二维空间，一个矢量在各正交基的投影很好理解，那么，傅里
叶变换的正交基函数，也是这样一种相互垂直的关系么？？？投影也是取余弦值么？ 这可以很容易地想清，我们只用余弦或者只用正弦就可以，如cos(2pi*nf0)系列，显然每两个函数图像之间不可能是垂直关系，相反可以看出这是在同一个维度里面的！所以上面两个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到底是怎么正交、怎么投影的呢。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开始看书的时候我看得太粗心太浅显，没有认真透彻地理解函数正交的含义，没想到那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从那里面再深刻理解一下，问题就迎刃而解。 函数正交和矢量正交完全不一样，是两个概念。函数正交是两个函数，一个不变另一个取共轭值然后逐点相乘再求积分的结果，积分就涉及到一个区间，这也很重要。如果满足：当这两个函数不同时，积分值为0；当两函数相同，积分值不为0。那么这两个函数在这个区间上正交。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正弦或者余弦函数序列，在各个周期内，都满足上述条件，在正弦和余弦函数之间同样满足，所以这些函数是正交的。至于完备，很明显看出，不去证明了。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看怎么去投影了。为更易于理解，我们取指数傅里叶变换为例。众所周知exp(jwt)表示的是一个圆周，我们用来作傅里叶变换的因子，正是这个形式（exp(-jwt)），这里我们还要理解一下傅里叶变换和傅里叶级数的区别，前者求的是复指数傅里叶级数的系数，即每个正交函数的系数（权重），复指数傅里叶级数的正交函数集正是exp(jwt)，所以求系数刚好乘以一个共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述题题库 1.1、谈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实在批判地继承、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科学总结工人 阶级斗争实践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2、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其一，意识和物质、精神和自然界，究竟谁是世界的本原，即物质和精神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问题；其二，思维能否认识或正确认识存在，即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 3、为什么说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①对立统一规律 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科学地解释了事物发展的道路、方向、形式等问题。②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根本内容，事物普遍联系的实质就是事物之间由多方面的对立统一构成的矛盾体系；事物发展的实质就是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过程，它体现着事物内部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的对立统一的关系。③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全部规律和范畴的实质，所以，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理解唯物辩证法其它规律和范畴的钥匙。④唯物辩证法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而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这一科学方法论最 根本的内容，即矛盾分析的方法。) 4、联系实际思考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重要意义。(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是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它是客观事物 固有的辩证法，又是科学的认识方法。在矛盾普遍性原理指导下着重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基础，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依据。中国传统哲学常用“有两”、“有对”、“有耦”等来说明矛盾的普遍性，用“相反相成”、“相依相济”、“相形相生”、“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等来阐明矛盾双方的辩证关系及其在事物运动发展中的作用，用“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等来分析矛盾的解决方式。中国传统哲学中注重和谐统一的矛盾观和“中和”、“中庸”之道，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以及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都具有重要的积极 意义，这些都间接的反映了矛盾的观点。) 5、如何正确处理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主观能动性 是指人们在实践基础上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作用。能动地认识世界，是指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一个透过现象达到事物本质的过程，所谓能动地改造世界，是指人通过实践按照自己的尺度去安排原来的客观世界。客观规律性是事物内部所固有的、本质
傅里叶级数及变换的本质解释和形象阐述（更正版） ——老师不会这么讲，书上也不会讲 注：原来上传到百度文库的文档有较多问题，或者阐述不清楚，因原文档无法删除，只能重新上传一次了。此为更正版。 很多人学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学了几年，关于傅里叶级数和傅里叶变换可能还是一知半解，只能套用公式，根本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算，也就是有什么实际含义——可以说，几乎所有信号与系统里面的数学公式都是有实实在在的物理含义的！那么，傅里叶变换到底是怎样一种变换？具体又怎么变换？有没有确切一点，或者形象一点的物理解释呢？下面笔者将尝试从以一种可理解的、物理的方式来解释，并尽量形象地讲出来，形式是探究、渐进的模式，也就是我自己的思考过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首先，要知道傅里叶变换是一种变换，准确点说是投影。傅里叶变换的投影问题，一直想不明白那一系列的正交函数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函数集合，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一个空间。所谓三角傅里叶级数当成谐波分析的时候很好理解——同一个时间轴，也就是说同一个维度的分解和叠加，肯定没错，也很实用。但是要是从投影（或者说变换）的角度来说，怎么解释呢？书上说：这一系列正弦余弦的函数，在一个区间内，是一个完备的正交函数集，每一个函数所带的系数（或者叫权重），就是原函数在这个函数的方向上的一个投影（说方向不准确，但找不到其他的词）。那么，原函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函数，和各正交基函数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这个投影又是怎么投的呢？三维或者二维空间，一个矢量在各正交基上的投影很好理解，因为各矢量正交基在空间是垂直关系，原矢量在各正交基上的投影就是其模值乘以与各正交基夹角余弦值。那么，傅里叶变换的正交基函数，也是这样一种相互垂直的关系么？投影也是取余弦值么？
引言 按照哲学家[1]在《天地篇》[2]第1卷中的说法，差以毫厘，失之千里。[3]因此，既然一如阿维森纳在其《形而上学》的开场白中所说，存在者[4]与本质是理智的原初概念，[5]则为避免由于对它们的无知而滋生错误，并探究有关难点，我们首先就应当阐明存在者与本质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它们各自是怎样显现在形形色色的事物中，又是怎样相关于属相、种相与种差这样一些逻辑概念[6]的。 既然我们应当由复合事物领悟单纯事物的知识，由经验的事物认识先验的事物，则我们在学习时从比较容易的东西起步就是恰当的了。因此之故，我们将从解说存在者（entis）的含义起步，然后进展到解说本质的含义。[7] 第一章“存在者”与“本质”这两个词的普遍意义 应该看到，一如哲学家在《形而上学》第5卷中所说，对存在者（ens）本身可以用两种方式加以解说：按照一种方式它可以区分为十个范畴；按照另一种方式它则可以意指命题的真实性。[8]这样两种方式之间的区别在于：按照第二种方式，任何事物，凡是能够对之形成一个肯定命题的，就可以被称作存在者，即使那命题并没有肯定什么东西实际存在，亦复如此。这样一来，缺乏（privationes）和否定（negationes）也就可以算作存在者了。[9]因此，我们可以说“肯定是与否定相对立的”以及“盲是存在于眼中的”。但是，按照第一种方式，则没有什么能够说成是存在者，除非能够指出有什么事物实际上存在。这样一来，盲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就不再能够说成是存在者了。[10] 因此，本质这个词就不是由言说存在者的第二种方式产生出来的。因为按照这种方式，一些事物虽然被称作存在者，但是却并不具有本质，这在缺乏的情况下很清楚。毋宁说，本质这个词是由言说存在者的第一种方式产生出来的。因此，评注家[11]在同一处[12]解释说：“只有按照第一种方式解说的存在者才可以说是事物的本质。”[13]而且，既然如上所述，[14]按照这种方式所言说的存在者可以区分为十个范畴，则所谓本质就应当意指那些为自然事物所共有的东西，各种不同的存在者就是据此归属到各种不同的属相和种相之下的，如人性乃人的本质，如此等等。 由此看来，既然事物藉以被确定为它自身的属相和种相的东西即是表明这件事物是其所是的定义所意指的东西，则哲学家们因此也就用“实质”这个词取代本质一词。[15]哲学家常常称之为一件事物藉以成为该物的东西，[16]即那种使一件事物成为其所是的东西。本质也被称作形式（forma），[17]因为如阿维森纳在《形而上学》第2卷中所说，每一件事物的真实性[18]都是藉形式表示出来的。[19]如果按照波爱修在其著作《论两性》中所指出的本性的四种意义中的第一种，则本质又可以称作本性。[20]因为按照这种意义，所谓本性即是我们所宣称的一切以无论什么方式能够为理智所领悟的东西。1[①]因为没有什么事物能够不藉定义和本质而成为可理解的。所以，哲学家在《形而上学》第5卷中说，每个实体都是一种本性。[21]但是，本性[22]这个词在这种意义下似乎意指一件事物藉以规定其特殊活动的本质，因为没有什么事物是可以脱离其特殊的活动而孤立存在的。实质这个词确实是源于为定义所意指的东西。然而，它之所以被称作本质，[23]却是因为这存在者只有藉着它并且在它之中才具有存在的。[24] 但是，因为存在者这个词是绝对地和首先用来言说实体的，[25]是随后并且是在次要的意义上用来言说偶性的，故而本质也就内在地和真实地存在于实体之中，而只是以一定的方式并且是在从属的意义上才存在于偶性之中的。 再者，虽然有些实体是单纯的，有些实体是复合的，[26]但本质却存在于两者之中。不过，由于单纯的实体是以更加高贵的方式具有存在的，本质也就以更为真实、更为高贵的方式存
强迫症的实质 第一部分：自由联想强迫症的实质 这么多次的精神分析，我对身边的那些强迫症的症状，有了一些感悟： 如果因为某种缘故，有过一次的被迫憋尿的经历，那么，其它的时候，出门之前，或者睡觉之前，她都一定会先把尿排好，坚决杜绝自己有任何的可能再次被尿憋到，而不管那种时候，她自己的身体是否真正的有尿意，然后到最后，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有了尿意呢，还是并不想阿尿。 如果因为有过吃饭的时候，差了一点点不够吃的经历，那么，在另外的时候，每次买菜，都会多多地预备，绝对不让自己再次经历吃得心欠欠甚至饥饿的感觉。经历过58年、60年的一些老人，都会有这样的预备，尽管物质条件已经变好，他们还是会提前买好几天甚至一个星期的菜，好像一不留心，就又会回到买肉需要肉票，吃菜总是吃不饱的那个年代。这就是表明，神经症不只是在神经症人格中有，在普通人中间，因为某种特殊的境遇，也会在某种相似的情景中表现出神经质。 但是，如果在其它事情上可以自由变通，则不成为神经症。
如果因为某一次去坐车迟到，那么，在以后的每一次乘车的时候，都会早早地到站。 因为做错过一类事情，那么，在以后面对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总是提前和过度地防备自己再犯同样的错误。 她在任何情况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窗子打开，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一家人要准备出去旅游的时候，家里一个人都没有的情况下，临出发之前，她还一定要把家里的窗户全部打开，连纱窗都要打开，问她，家里都没人，为什么要这么大打开窗子，难道不怕小偷从窗子进来吗？不怕，因为需要新鲜空气。 还有一种神经症，也是比较多见的一种神经症，就是洁癖或者扩展开来，就是家里的东西，一定要整洁和按照该放的位置来放，家里要打扫成什么样子，是有一个模版的，一旦对方达不到这个模版，无论多么晚，无论自己多么的劳累，都一定要按照这个模版打扫了，才能安然入睡。但是，在某些地方，却并不见得她收拾得多么的干净。 第二部分：心灵探寻
2009年第5期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131期N o.5.2009Jour nal of Fuyang Teac hers College(Soc i a l Science)Sum No.131 t/三子0(老子、庄子、管子)研究 庄子命之本质论 余建军* (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就庄子而言,命在本质上是一种必然性,而非神的意志。对于事物而言,它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是一种规定性。就其来源而言,它根源于道,直接来自于天地。要言之,它是一种自然力量,有别于宗教神学之命。故而,庄子倡说/安命0,也就并非主张宿命。更加值得强调的是,庄子主张/安命0,却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反而肯定人的自由意志。 关键词:命;安命;必然性;规定性;宿命 中图分类号:B2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310(2009)05-0015-04 庄子说:/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0(5庄子#人间世6)又说:/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0(5庄子#德充符6)由此可见,庄子肯定人生有命,而且肯定人当安命。但是庄子肯定安命是否就意味着他的安命论是宿命论呢?显然并非如此。庄子之命是一种/知其不可奈何0的必然性,从根本上而言,人对之无能为力,故唯有/安之0一途。因而在庄子看来,命对于人而言是一种人生的必然性,人若存在,则必然如此。但是庄子并没有因为肯定安命而否定人的有为,而是认为人应该在安命的前提下有所自为,即在命的境遇中主动选择适合自己的存在方式而逍遥自得。要言之,庄子之命是一种不可知其然而然的必然性,而非宿命之命。 一、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 无须讳言,庄子肯定命的存在,多次阐述命。但是他所言之命,已经不同于此前宗教神学之命,后者来源于对神的敬仰或对天的敬畏,而庄子所言之命则与宗教神学基本无关,它来源于庄子对现实生活中无可奈何的必然性的深刻观察和深切体会。[1]144因而就其实质而言,庄子所言之命是事物包括社会人生的一种必然性,而且就庄子哲学而言,它的性质与道同一,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是故,庄子说:/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0(5庄子#达生6)由此可见,命可谓不知所以然而然者。 对于何谓/不知所以然而然者0,庄子通过一则寓言作出了阐述: /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 -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0 由此可见,对于个体而言,命是与生俱来而个体又不知其为何如此的东西。既然命是/不知吾所以然而然0者,那么庄子所言之命无疑是一种超越人的认知能力范围而人无法认知的存在。命对于个体的不可认知性,预示着它具有先天性。故而它应该与习性有所区别,习性是后天习养而成的,而命是天生的。从逻辑上而言,命是必然的,而习性是偶然的。故而,相对于习性的变动性或可变性,命显然具有不可变性。再者,既然命是/不知吾所以然而然0者,那么这除了表明命是人无法认知的存在外,同时也表明命是一种不需要解说的存在)))而之所以不需要解说,则又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然而然的存在。 通过对命的存在的追问,可以看出,庄子关于 # 15 # *收稿日期:2009-07-12 作者简介:余建军(1979-),男,湖南辰溪人,安徽大学哲学系2007级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道家与中国哲学方向。
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立法体例下的实质解释 张明楷 2015/1/13 13:43:46点击率[156]评论[0] 分享到∨ 【法宝引证码】CLI.A.088881 【学科类别】刑法总则 【出处】《法商研究》(武汉)2013年4期 【写作时间】2013年 【中文摘要】由于我国立法者将自然犯与法定犯规定在一个刑法典中，因此存在大量的较重的自然犯规定中包含较轻的法定犯、较轻的法定犯规定中包含较重的自然犯的现象。在这种自然犯与法定犯一体化的立法体例下，尤其应当同时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对刑法分则条文进行实质解释，充分考虑法条的法益保护目的和法条适用的后果。对于法益侵害轻微的行为，即使其处于刑法分则条文的字面含义之内，也应当排除在犯罪之外；对应当科处较轻刑罚的行为适用重罪法条明显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在没有可以适用的轻罪法条时，只能将其排除在犯罪之外；某种行为如果符合重罪法条对构成要件的表述，但实际上并不具有重罪的违法性和有责性，那么对其不应当适用重罪法条；如果该种行为既符合轻罪法条的文字表述，又值得以轻罪处罚，那么只能按轻罪论处；当行为严重侵害法益并符合重罪法条时，应当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运用想象竞合犯的原理，适用重罪法条，而不能基于其他理由适用轻罪法条。 【中文关键字】自然犯；法定犯；一体化立法体例；实质解释；想象竞合犯 【全文】 一、问题的提出 自然犯(与刑事犯的概念大体相同)与法定犯(与行政犯的概念大体相同)的分类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但其区分标准却因人而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侵害法益的犯罪是自然犯，威胁法益的犯罪是法定犯；(2)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犯罪是自然犯，纯粹或者单纯不服从法规的犯罪为法定犯；(3)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犯罪是自然犯，违反公共秩序的犯罪是法定犯；(4)同时包含形式要素(违反法规)与实质要素(侵害法益)的犯罪是自然犯，只具备形式要素的犯罪是法定犯；(5)以侵害个人利益为前提、直接引起社会、国家损害的犯罪是自然犯，不以侵害个人利益为前提引起社会、国家损害的犯罪是法定犯；(6)同时违反法规范及文化规范的犯罪是自然犯，只违反法规范的犯罪是法定犯；(7)违反伦理道德，即使没有法律规定也属犯罪的行为是自然犯，没有违反伦理道德，只是由于法律规定才成为犯罪的行为是法定犯；(8)违反基本生活秩序的犯罪是自然犯，违反派生生活秩序的犯罪是法定犯；等等。由于上述任何一种区分都存在缺陷，因此有人提出了否定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分的观点。[1] 其实，刑法理论未必只能以一个标准区分自然犯与法定犯。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不同的需要以不同的标准来区分二者。例如，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时，大抵可以根据上述第7种观点来区分自然犯与法定犯。于是，自然犯的违法性容易被一般人认识(不借助法律便可认识)，法定犯的违法性可能难以被一般人认识(通常需要借助法律来认识)；自然犯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小，法定犯法益侵害程度的变易性较大。虽然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在不断变化，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具有相对性，但是这样的区分对于解决法律认识错误等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再如，在判断行为的违法程度与责任程度时，或许可以根据上述第8种观点来区分自然犯与法定犯。例如，为了制造爆炸事故而非法购买爆炸物的行为违反了基本的生活秩序，而基于合理需要没有经过合法程序购买爆炸物
实质的解释及造句 本文是关于实质的解释及造句，感谢您的阅读！ 实质拼音 【注音】：shizhi 实质解释 【意思】：本质。 实质 实质： 1、它们也许规模不同，但是实质是一样的。 2、老师不能清楚地解释古代诗歌的实质。 3、这位评论家不去解决实质问题，而总是咬文嚼字。 4、而这才是意识之谜的实质所在。 5、他们漠视了他教诲的实质。 6、在这一点上，你是我——一切神性、神圣万物、一切总和及实质——的一个微缩。 7、他说，这包含了动物主义的实质原则。 8、他辩护的实质就是说他是无辜的。 9、我把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归因于那创造性的力量，尽管，虽然它的实质不为人所知，但在我们每个人内心，它都以最直白的方式存在。 10、她接受采访时称,在失业水平下降之前,可能不会出现实质改善.
11、另一方面，好像没人教他怎样去言谈，就像没有人教他怎样去滑雪一样：因为没有人按他讲话的方式去讲话，他发出的声音只是所说的问题的实质。 12、这些事物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实质，满足感和恒久的快乐。 13、这位顾问为政客讲话安装了一个很有用的“实质消声器”，正如美国人会立刻注意到的，它很像小轿车上的消声器。 14、项目管理的实质就是以一种可接受的方式管理平衡，从而得到想要得到的结果。 15、此类审查庭应是公正的，并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 16、分裂不是被限制的，无论怎样，只有紧贴于开放源代码软件除了不断增长的公开文件，公开数据和公开实质。 17、改革取得了实质的进展。 18、他做这事的实质是什么？ 感谢您的阅读，本文如对您有帮助，可下载编辑，谢谢
政治学概论的复习资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治的论述,政治的实质和含义归纳一下几点：第一：政治的根源是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 第二：政治的实质是阶级关系。政治考虑的不是泛泛的利益问题，而是以阶级为最终归属的群体性的利益关系。 第三：政治的核心是政治权力，国家政权问题是政治的根本问题 第四：政治活动是科学，是艺术 政治的概念：政治是阶级社会中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行为主义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只要是采用了现代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 行为主义政治学在两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在20实际60年代发展到全盛时期，7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 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传统政治学所使用的制度研究方法咯法律研究方法，只能研究政治现象的表面，而无法研究政治实际政治现象中的各种心理和文化因素，只有通过研究政治行为，才可能触及影响和导致产生政治现象的真正原因。 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学作为解释人的政治行为的规律性的科学，它应该能够被经验地证明 .氏族的定义：氏族是具有血缘亲属关系，同组内部禁止通婚的人们的集团 .国家根本区别于氏族组织的主要特征： 第一：国家是按地区划分居民。氏族组织是以血缘关系划分居民 第二：公共权力的设立 暴力论的产生：暴力论者认为，国家起源于掠夺和政府，是人对人使用暴力的结果 暴力论的错误在于，首先它认为政治暴力先于经济发展的过程，即先有暴力，后有私有财产，这是违背历史发展的事实。历史事实是先有私人财产，后有政治暴力，经济先于政治奴役行为恩格斯在《反社林论》中指出：显然，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务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其次，暴力论的要害在于否认了国家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把国家看成是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暴力在一定条件下，即社会内部已经具备了各种条件时可以促进国家的产生，但它不是国家产生的原因，而仅仅是一种外部条件而已，最后暴力林歪曲了阶级同国家的关系，把国家这一阶级斗争的产物，说成是国家创立了阶级。
论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 在刑法理论上，关于如何对刑法进行解释，存在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之争。主观解释论认为，法律是立法者为社会一般人设计的行为规范，表达了立法者希望或不希望、允许或不允许人们从事什么样的行为的主观愿望，因而法律应该具有明确性。就刑法而言，刑法应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应受何种刑罚处罚。依据法律规定的行为规范，人们就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设计自己的行为方式，预见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法律的明确性同时促使法官严格依法办案，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权力，禁止法官滥用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即使是犯罪人也不应受到法外制裁。法律的安全价值由此得到保障。法律的这种可示人以规范的明确性是安全价值的保障。因此，任何对法律的解释都是对立法者在立法时表达的立法原意的理解，亦即找出立法原意。客观解释论认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法律解释必须符合实际的社会生活。因此，所谓客观，在词义上是指客观的社会现实的需要，以此对应于主观解释理论主张的立法者的主观状况。客观解释论者指出，法律并非死文字，而是具有生命的、随时空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行为规范。立法者一旦颁布了法律，法律便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逐渐地并越来越远地脱离立法者而独立自主地生存下去，并逐渐地失去了立法者赋予它的某些性质，获得了另外一些性质。法律只有在适应社会需要的情况下才能保持活力。刑法的解释方法，是链接刑法文本与现实案件的桥梁，对维护法律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平衡好刑法解释主客观两个侧面，以构建合理的刑法解释论，让法官能合理有效的解释刑法条文以应对错综复杂的案件事实，让法条真义与案件正义共存，是刑法学不懈追求的目标之一。如何维护好法益，把握好主客观方面的平衡，促使我们思考中国刑法解释的最终路径选择。 一、关于形式解释与主观解释、实质解释与客观解释 “形式解释论”的提出者梁根林在《罪刑法定视域中刑法适用原则》一文中将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等同于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认为形式解释就是主观解释，实质解释就是客观解释。这样确实解决了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位阶问题，因为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作为刑法解释的目标已被刑法学界普遍认可。然而，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真的就完全等同于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吗？关于这一点，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我们知道，刑法传统的解释方法主要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
实质刑法观的提倡—兼与形式刑法观比较 刘祥俊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2010级刑法专业 陕西西安邮编710063 摘要：形式刑法观和实质刑法观的对立主要体现在刑事法治理念、犯罪概念、犯罪论和刑法解释方法论四个方面。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比较形式刑法观和实质刑法观的基本观点。从而提倡实质的刑法观。 关键词: 刑事法治理念犯罪概念犯罪论刑法解释实质 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的基本分歧主要体现在刑事法治理念、犯罪概念、犯罪论和刑法解释方法论四个方面。 一、形式的刑事法治理念与实质的刑事法治理念 形式与实质刑事法治理念的分歧是基于形式与实质法治国思想之上的。形式与实质法治国是两种不同的法治国模式。形式与实质法治国思想起源于古希腊。 刑事法治的主要标志就是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因此，形式与实质刑事法治理念的分歧就体现在对罪刑法定主义的不同理解，即分别产生形式与实质的罪刑法定主义。形式的罪刑法定主义认为法是立法机关颁布并实施的成文法强调刑罚权的发动须依据形式完备的成文法律。即形式的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刑法规定必须以成文的形式体现出来，不容许习惯作为刑法的渊源。另外，还要求刑法必须具有明确性，即必须明确规定罪名与刑罚，立法尽量穷极一切办法将所有的罪行加以明确，以方便人们的行为自由。司法官只需要依据法条作出判决就可以而不需要自由裁量等。实质的罪刑法定主义除了要求形式罪刑法定所强调的刑法规范和程序完备外，更要求刑法规范的内容上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理念；必须考虑民主和社会原则，强调个人利益对社会利益的服从；在传统形式的人权保障基础上，更加强调保障人权。极端的实质罪刑法定主义原则还认为，哪怕形式上不完全符合法律，但是实质上侵犯正义的行为应被认为是犯罪。坚持实质罪刑法定主义的人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只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即使在当时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也应受到刑罚处罚；只要行为不具备应有的社会危害性，即使法律有明文规定也不得当作犯罪来处理。可见，实质罪刑法定主义更倾向于强调刑法的实质正义、公平理念，强调刑法对社会的保护功能和对人权的保障机能。但缓和的实质罪刑法定主义并不排斥形式罪刑法定主义的观点，而是在形式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强调实质的公平正义。 二．形式的犯罪概念与实质的犯罪概念 形式的犯罪概念是从不法行为对于刑法规范的违反的角度来定义的。主要是认为犯罪是违反刑法规范的行为，例如，后期古典学派的代表宾丁的“规范论”就认为犯罪是对刑法规范的违反，（这里，宾丁严格区分了规范与刑罚法规）。后来，迈尔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规范”的学说，他认为：“犯罪是指符合构成要件、违反国家所承认的文化规范的具有规则可能性的事象”。 而实质的犯罪概念则是根据可罚行为的内容来确定的。有很多的学说，例如费尔巴哈的“权利侵害说”，认为犯罪的原因不是自由，而是感性的冲动。从而可罚性的标准也不是自由，应该是权利的侵害和它的危险性。又如，黑格尔认为犯罪是完全丢弃法的名义，公开采取违法暴力侵犯他人权利，破坏法律，这才是真正的不法。他认为，犯罪一方面侵犯了具体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上的特定定在，即侵犯了他人的人格、权利或利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
知识掌握的实质与类型 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关研究表明，知识的学习具有不同类型，其学习和教学过程既有共性，又有特异性。因此，为了探明知识学习的规律，我们必须首先对知识学习的实质及类型有一明确的认识。 一、知识掌握的实质 知识的学习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知识学习既包括个体对知识的发现，也包括个体对知识的接受。应该说，人类最初的知识确实是来源于人类的直接发现，是对人们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各种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但是，社会的发展，使得每个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重复人类知识形成的曲折历程，而可以依赖于活动的间接经验，在较短的时间内充分地利用人类创造的知识财富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对于广大学生而言，间接经验的学习主要依赖于知识掌握的过程，这就是狭义的知识学习。 所谓知识的掌握，指在知识传递系统中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及占有，也就是通过一系列心智活动在头脑中建立起相应的认知结构的过程。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首先，知识的掌握发生在知识的传递系统中。知识传递系统是由教师、学生及传递知识的教学媒体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在知识传递系统中，教师和学生分别是知识的传授者和接受者，而知识及其媒体则是传授与接受的对象和手段。教师的任务就
在于依据信息的传递规律，赋予知识以一定的物质形式，使之成为可以传输的对象，并依据知识的掌握规律向学生进行传授；学生的任务则在于接受所传授的知识，以构建自己的认知结构。因此，知识传递过程的成效，取决于教师和学生借助于一定媒体的协同作用。 其次，虽然学生在知识传递系统中扮演着接受者的角色，学生对知识的学习是一种接受学习，但是，由于知识是活动对象的主观映象，它本身不是物，因此其传递不能像物的传递那样可以以现成的形式，不变质不变形地直接进行。当代认知心理学与生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任何信息的获得必须经过主体对外来输入信息进行不同层次的生理与心理的转化才能实现。首先要接收外界的信号，将信号本身所具有的物理能量转化为主体感受器官的神经冲动，并传至大脑中枢，以对外界信号进行感受与登录。然后对传输信号的媒体进行分辨、确认，并依据原有的知识结构来理解媒体所负载的信息的含义。在此基础上，对信息进行深入的加工和转化，并依据信息本身的特性及联系，在头脑中进行复杂的分解、组合等活动，以建立新的认知结构。也就是说，知识的学习必须经过学生的一系列心智活动，对传输中的信息进行加工改造，才能实现。因此，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构建过程，而不是消极被动的“接收”过程。可是，当前国内外教育领域中，曲解知识接受本性的谬论很多，严重阻碍了知识的学习。这些否定知识接受的谬论，同我们面临的“知识经济”的新的时代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本科毕业论文 外文文献及译文 文献、资料题目：Interpretationof the Criminal Law 文献、资料来源：期刊 文献、资料发表（出版）日期：2015.2.15 院（部）：法政学院 专业：法学 班级：法学122 姓名：方凯 学号：20121311071 指导教师：赵维贞 翻译日期：2015.05.10
外文文献： On the Practicality of the Substan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needs practical support from other hermeneutics，particularly criminal hermeneutics. It is believed that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should learn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legal hermeneutics and criminal philosophy. There are some scholars who hold different opinions. The initial meaning of interpretation is the repetition of comments，especially the further explanation of scriptures，with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ing the classics correctl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at the earliest days，hermeneutics was considered as a method，and the interpre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ntology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ntology. Martin Heidegger is the first one to study the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from th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and regard interpretation itself as existence theoryand ontology. G a d a m e r ex pl o r es a n e w w or l d o f t he s ub st an t i ve i nt e rp r e t at i on b y combiningontologypractice and languages，the media of interpretation. This turning point i s s t i l l not obvious in China and at the critical phase of the legal development intertwinedwith the collision between interest bodies，various theories have been trying to take thelead.We should focus on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The research on criminal hermeneutics in China，which is dependent on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is still at the stage of the construction of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research on criminal hermeneutics should make fulluse of leg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