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系集团研究?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身世及早年经历
苏小东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海军史研究所，山东烟台２６４００１）
摘要：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身世及早年经历，无疑会对其统领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认真对待并予以准确解读。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大多未经考证即将１：２碑和方志资料视为信史，结果造成对丁汝昌早年经历的以假乱真的研究现状。有鉴于此，本文依据现有的档案资料，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详细考证：一是丁汝昌的身世及从军之谜，二是丁汝昌在淮军中的表现及官职升迁，三是子虚鸟有的丁（汝昌）、刘（铭传）交恶。惟因相关资料匮乏，对有关丁汝昌早年经历的某些目前无法印证的孤证或难辨真伪者，则说明存疑以待将来。
关键词：丁汝昌；北洋海军提督；身世；早年经历
中图分类号：Ｋ８２５．８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５—６０５Ｘ（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０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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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当我们试图深入解读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时，却发现此一历史人物的形象是那样的模糊不清，而后人利用一些真真假假的史料进行充满主观色彩的解读后，反而又使其形象变得更加模糊，甚至发生了扭曲。丁氏形象之模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身世及早年经历给后人留下的谜团始终无法完全解开，二是其作为北洋海军提督在平时和战时的表现令后人评价不二。关于后者，论者或褒或贬，显然是基于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认识，而所依据的事迹材料却是基本清晰的。但关于前者，人们只知其出身淮军，其他情况却长期处于研究的空白状态。究其原因，客观上是关于丁汝昌早年经历的资料极少，而可见的已刊相关资料则更少。直到陈诗于民国１０６年间所撰《丁汝昌传》被发现，其丰富详细的内容和绘声绘色的叙述，似乎终于填补了丁汝昌身世及早年经历的空白，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对此深信不疑。但或许正是陈诗《丁汝昌传》中逼真的情节描述，反而引起了人们对其真实性的怀疑，故近来已有论者对其中某些内容提出质疑。其实，仔细研究分析陈诗的《丁汝吕传》就会发现，不仅其内容与其他档案等史料无法相互印证甚至多有相左，就连其内容本身亦因自相矛盾而无法自圆其说。实际上，该传内容大多来自于传说，实不足为据。本文拟就现有为数不多的史料，在对陈诗《丁汝昌传》中的有关内容进行证伪的同时，力求重新勾勒丁汝昌的早年经历。尽管仍然不能解开其中的所有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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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身世及早年经历?
一、丁汝昌的身世及从军之谜尚未完全解开
关于丁汝昌的身世，曾在北洋海军供职的池仲桔于民国初年撰写《海军实纪?海军战役阵亡死难群公事略》，其中《丁军门禹廷事略》称：“公讳汝昌，字禹廷，安徽庐江县人，性亢爽，负豪气，状魁貌梧。”④清史馆于１９１４至１９２７年编写的正史《清史稿》列传２４９（（丁汝昌传》更简单，只有寥寥一句：“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庐江人。”②这是研究者最容易看到的两份丁汝昌传记，其中竟无一字涉及其身世，甚至连其生年也没有。
后来陈诗所撰《丁汝昌传》虽然仍未提到丁汝昌的家世，惟其记述是自丁汝昌童年起笔，终于使丁汝昌的生平得以较完整地连贯起来。该传称：“丁汝昌，字禹廷，北乡石嘴头村人。少卓荦负奇气。父灿勋，业农，遣从族父学制豆腐，劳而无直（值）。恒念家贫，窃钱奉母，主怪钱少，改纳竹筒。厥性敏慧，潜以竹竿黏饴而取之如故，……咸丰荒旱，父母亦逝。”＠陈诗亦为庐江人氏，在为同乡丁汝昌作传时无疑有过实地调查，因此传中内容多有来自传说的痕迹。但传说并不能成为信史，作者又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考证，就连在当地很容易找到的《丁氏宗谱》也显然没有参考。
丁氏家族曾五修宗谱，其中四修于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即丁汝昌被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的第二年；第五次重修于民国十一年（１９２２），仍收入丁汝昌主持四修宗谱时李鸿章所作“庐江丁氏宗谱序”。这后两次续修宗谱或在丁汝昌生前，或在其去世之后，因此其中关于丁汝昌身世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据《丁氏宗谱》载，丁氏先祖世居安徽凤阳，元朝末年为避刘福通兵乱，丁家世隆、世兴兄弟二人迁居巢湖之滨，分别落户于合肥南乡岗头寺（今庐江县同大镇戴拐村）和庐江北乡石嘴头（今庐江县石头镇丁家坎村）。世兴一支的第１５代为丁志瑾（字灿勋），生有二子，长子夭折，次子即丁汝昌。丁汝昌原名先达，后改名汝昌，又字禹廷，号次章，生于道光十六年十月初十Ｅｔ（１８３６年１１月１８Ｅｔ）。丁汝昌出生仅数月，其母向氏便去世了。由此可见，陈诗《丁汝昌传》中所谓“窃钱奉母”，“窃钱”一事或有，但绝不可能是为了“奉母”。关于丁汝昌的童年遭遇，没有也不可能有文字记载，惟有家乡人的传说可供参考。丁家世代务农，且家境十分贫寒，因此丁汝昌只读过３年私塾，此后便开始自食其力，如帮人放鸭子、摆渡子等。丁汝昌１５岁时其父病故，他成了孤儿，为求生存，这才有了陈诗《丁汝昌传》中从其族叔“学制豆腐”的一段经历（垒）。
陈诗《丁汝昌传》接着称：“太平军过庐邑，掠人入伍，汝昌被掠，从至皖城。与同馆者，则桐城程忠烈学启也。倾怀效能，意气相得。无何，湘乡曾忠襄国荃围皖城，学启偕汝昌率三百人逾城出降。忠襄犹疑虑，每战令居前，屡获捷。既克皖，学启授参将，领开字营。汝昌哨官，亦授千总。”这是丁汝昌曾入太平军的惟一文字记载。根据这一记载，太平军于咸丰三年十二月（１８５４年１月）攻陷庐江之后，丁汝昌被掠入太平军，旋与桐城人程学启一起随太平军至安庆驻守。陈诗此一记载究竟有何依据，今已无从查考，但其所记与口碑颇为吻合，只是所称“汝昌被掠”与传说的主动投入不符⑨。
如果丁汝昌曾入太平军的传说属实，他后来随程学启降清的情节也便有了合理性，而程学启率部投降湘军是有史料可证的。据《江表忠略?程学启列传》，咸丰十年（１８６０）曾国荃率湘军围攻安庆，奉太平军安庆守将叶芸来之命扼守安庆北门外石垒的程学启被策反，于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九日（１８６１年３月２９Ｅｔ）夜率手下８２人投奔曾国藩季弟曾贞干营㈣。按照陈诗《丁汝昌传》的说法，丁汝昌也是随程学启逾城出降者之一，并由此加入湘军。但该传称丁汝昌与程学启“倾怀效能，意气相得”，以及他作战如何骁勇，却缺乏事实依据。程学启在太平军时即颇受倚重，曾获封弼天豫；投降湘军之初虽遭
①池仲秸：《海军实纪》，《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３０７页。
②《清史稿》第４２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校点本，第１２７２７页。
③陈诗：《丁汝昌传》，《庐江文献初编》，１９４６年编印。以下引用该传均在正文中说明，不再另注。
④关于丁汝昌的身世，夏东波先生依据《潜江丁氏宗谱》有详尽的考证，但对丁的早年经历却也未加考证地沿袭了陈诗《丁汝昌》的说法。详见夏东波：《丁汝昌考略》，载《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⑤戚其章先生于１９７８年曾专程赴安徽做调查，丁汝昌家乡当时仍流传有其曾入太平军的说法，并说他是主动投入的。详见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１９页。
⑥另据李鸿章称：“伏查程学启籍隶安徽桐城，遭乱被掳，英逆四眼狗（按指陈玉成）欲重用之。程学启以该逆荼毒百姓，尝自逃去，为贼追回，拘絷不得脱。成丰十一年四月问，今浙江抚臣曾国荃督军进逼安庆，程学启密赴曾贞干营中纳款。曾国荃兄弟见其志趣忠勇，迥异异常降将，遂留营带队攻剿。旋克复安庆省城，程学启之功居多，经督臣曾国藩等奏报在案。”见李鸿章：《程学启请恤折》（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６，光绪乙巳四月金陵版，第２６—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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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疑，但很快便以能战敢战而受到重用，官阶由游击擢参将，并受命自立开字营；由湘入淮后，更被视为淮军早期的著名大将。而丁汝昌在同一时期却名不见经传，不仅较之程学启的名望、地位相去甚远，所谓作战骁勇亦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如丁汝昌与程学启果真关系密切，他作为程学启开字营的哨官被刘铭传“乞置帐下”仍任哨官，也未免不合情理。不仅如此，丁汝昌追随刘铭传之后，其加官晋级的速度明显加快。
其实，除陈诗《丁汝昌传》外，其他丁汝昌传记和相关档案资料在追述其早年经历时，基本上都是从其入淮军随刘铭传“平吴剿捻”说起。如池仲柘《丁军门禹廷事略》称丁汝昌“同治元年由行伍随刘壮肃公（铭传）攻克苏江（江苏）常州府、安徽广德州，皆拔帜先登”④。李鸿章在光绪五年十月十六日（１８７９年１１月２９日）第一次奏请将丁汝昌留于北洋海防差遣的《奏留丁汝昌片》中称：“丁汝昌久随臣转战南北，统带铭营，剿平粤捻各逆，迭著战功。”《清史稿》之《丁汝昌传》也是以丁汝昌“从刘铭传征捻”作为其主要经历的起点。至于前述丁汝昌在太平军和湘军的经历，这些文献中均未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清史稿?丁汝昌传》在记丁“从刘铭传征捻”之前还提到其“初隶长江水师”。此说显然来自李鸿章的奏章。李在光绪七年十月十一日（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２日）的《丁汝昌统领海船片》中称：“该提督曾在长江水师管带炮船，嗣随刘铭传统带铭军转战南北”②。众所周知，长江水师是从湘军水师改编而来。此项改制虽于同治元年五月（１８６２年６月）即经吏部等议准，但直到镇压太平天国后的同治四年十二月（１８６５年１月）才由曾国藩议定营制，最终完成改制。而在此之前，丁汝昌早已是淮军刘铭传的部下了，并已有官方档案为证。那么，李鸿章说的长江水师会不会是其前身湘军水师营呢？这种可能性目前还没有其他史料可以证实，在有关湘军水师的记载中也根本找不到丁汝昌的名字。有学者认为，李鸿章奏称丁汝昌曾在长江水师管带炮船，“一则可掩盖丁在太平军这段不便公开的历史，一则可为之造这样一段水师经历，以争取朝廷的批准。”⑨这一推论未免有些牵强，因为李鸿章在第一次请将丁汝昌留在北洋海防差遣的奏片中并没有提到丁的这一经历，第二次上奏突然提到这一经历非但不能为朝廷批准丁汝昌统领海军增加什么筹码，被发现其在正式保案中造假反倒有了欺君之嫌。故也有学者指出，“李鸿章为了使朝廷批准使用丁汝昌，可以回避其曾参加过太平军的历史，但不致为其伪造履历。”＠由此看来，在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丁汝昌入淮军之前的经历之谜目前还无法完全解开。
二、丁汝昌在淮军中的地位和表现
如前所述，因为有了丁汝昌人太平军及其随程学启１０８投降湘军的口碑前提，他后来的经历变化也便有了合理的解释。
同治元年（１８６２）春，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在家乡合肥一带招募淮勇团练建成淮军，并将湘军程学启开字二营调入为主力，随即开赴上海与太平军作战。陈诗《丁汝昌传》称，丁汝昌随程学启“旋从江苏臬司合肥李文忠公鸿章征吴。同治元年壬戌乘轮船至沪。汝昌佐学启于泗泾、新泾、四江口诸役，每战辄先登。合肥刘壮肃铭传领铭字营同战四江口。见其骁果，异之，乞置帐下。率亲兵百人，屡立战功，旋领马队营。甲子平吴，海擢副将，统先锋马队三营。从剿东捻，驰逐豫、鄂、燕、齐之郊，日踔百里，拦截追奔，频获奇捷。东捻平，又从剿西捻，屡击败之。后蹙贼于茌平南镇徒亥河，捻首张总愚势穷，弃马赴水死。西捻平，论功擢总兵，赐号西林巴图鲁，赏穿黄马褂”。上述陈诗所记丁汝昌入淮军之初的事迹，因其地位低微，尚未进入官方视线，故在相关文献中并无记载，仍属陈的一家之言。需要指出的明显错误是，丁汝昌在湘军时仅为千总衔哨官，由湘军改隶淮军后仍是统步队百人的哨官，到甲子年即同治三年（１８６４）竞已升至副将，三年间由千总连升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将五级，即使是在战争时期因功破例，亦不可能升迁如此之快。
此外，关于丁汝昌入淮军不久即领马队营、甲子年平吴后更统先锋马队３营的说法，亦属无中生有。因为在镇压太平军的作战中，马队的作用不大，故刘铭传所部铭军在此期间虽经不断扩充，到“甲子平吴”后已有步队１０营、水师２营，但并无马队。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冬，刘铭传率部北上剿捻，由于捻军以马队为主，铭军为“以捻制捻”，方于翌年增设马队５营，由陈振邦统领，各营官分别为陈振邦、刘盛瑞、张长发、张景春、保成，其中并无丁汝昌。
自同治四年（１８６５）起，官方文献中开始有了关于丁汝昌的零星记载，使我们终于可以循此线索大致勾勒出他在淮军的主要经历。据时任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的曾国藩奏报，同治四年十月十二日（１８６５年１１月２９日），刘铭传率铭军在河南扶沟拦击捻军，铭军分统刘盛藻派丁汝昌等击其左，最终击败此股捻
①池仲祜：《海军实纪》，《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册，第１３０７页。
②李鸿章：《丁汝昌统领海船片》（光绪七年十月十一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４２，第２２页。
③戚其章：《走近甲午》，第３２０页。
④见姜呜：《龙旗飘扬的舰队》，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５３页注［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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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奏折中没有提到丁的官职，而作为刘盛藻的部下，他此时还在步队①。是年十二月（１８６６年２月）铭军援鄂，自捻军手中夺取黄陂县城，参与此战的丁汝昌当时仍为刘盛藻部下，官阶为都司。战后曾国藩为铭军请赏，其中“都司丁汝昌请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给副将衔”。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二日（１８６６年４月７日）获朝廷谕准②。三月二十三日（５月７Ｅｔ），铭军又在山东龙垌集大败捻军，丁汝昌仍以步队军官参战④。十月初一日（１１月７日），铭军在山东葛店一带兵分三路进击捻军，丁汝昌等当先率勇冲入捻军阵中④。同治六年四月（１９６７年５月），铭军在湖北黄安一带与捻军激战，分统刘盛藻督部过紫潼河，丁汝昌率步队击败迎拒之捻军⑨。是年十月（１８６７年１１月），铭军追击捻军至江苏赣榆，并将捻军首领任柱击毙。事后，李鸿章保奏作战有功人员届０将衔尽先游击丁汝昌赏加协勇巴图鲁汉字勇号，并以参将补用⑨。同治七年七月（１８６８年８月），西捻军被剿灭，淮军汇案奏保，丁汝昌擢总兵加提督衔④。至于其获赐西林巴图鲁勇号和赏穿黄马褂则是在其成为海军统领之后：前者是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因其赴欧洲接带“超勇”、“扬威”两舰回国有功而赏换的清字勇号，并获正一品封典；后者是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因处理朝鲜“壬午之变”有功获得的赏赐，并实授天津镇总兵㈣。
上述官方文献中有关丁汝昌在淮军参与剿捻的记载，其数量之少，实不足以窥其这段经历的全貌。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或可从中看出一些问题来。在指挥镇压捻军的作战中，不论是前期的曾国藩还是后期的李鸿章，都随时向朝廷作详细报告。在他们数量庞大的报告中，多有关于军官表现英勇的描述，却始终无一语涉及丁汝昌的表现。即便是为其请赏，也没提到具体事迹。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丁汝昌在剿捻作战中事迹平平，表现并不突出；二是丁汝昌并非如分统一类独当一面的将领，发挥的作用不大。清廷赐予武职官员的勇号均有其特定的涵义，丁汝昌所获汉字勇号中的“协勇”二字，实际上就是对其作战表现的概括。李鸿章后来奏请由丁汝昌统领海军，说他“随刘铭传统带铭军转战南北，功绩卓著，干局英伟，忠勇迈伦”，应是虚应朝廷的溢美之词。陈诗《丁汝昌传》称其“屡立战功”、“频获奇捷”，既是以道听途说为依据，更是历来为人作传者惯用的隐恶扬善之笔法。
三、子虚乌有的丁、刘交恶
丁汝昌后来脱离淮军，曾回籍闲居数年，个中缘由至今尚未发现档案资料的合理解释。惟有陈诗《丁汝昌传》讲述了此事的经过，由此引出一段丁汝昌、刘铭传（字省三）交恶的故事来，而后人也多信以为真，甚至有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加以演绎。
陈诗在《丁汝昌传》中如身临其境般地讲述了丁汝昌因与刘铭传交恶，最终不辞而别，逃归故里。其具体情节为：“时议裁兵节饷，刘欲裁马队三营，置汝昌于闲散。汝昌时别屯，陈书抗议。刘怒其梗，命将召至而戮之。有相告者，汝昌亟率亲信十二人乘马驰归里。”故事的内容似乎合情合理，故颇能迷惑人。其实，如果我们把关注的目光同时投向丁、刘二人，而不是仅仅盯在丁汝昌身上，就会发现这个故事纯属虚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陈诗所记丁、刘交恶一事虽然没有给出具体时间，但从内容看似在铭军驻防陕西之时。同治九年十月初四日（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２７日），刘铭传奉旨督办陕西军务，配合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随刘铭传人陕的铭军共马、步２８营，另拨武毅军步队１０营、亲兵马队２营归其节制调遣。翌年初，刘铭传“移驻乾州后，曾拨记名总兵丁汝昌、蒋希夷等各率马队百余名，分往延安、定边一带察看
①详见曾国藩：《宁陵扶沟等处胜仗折》（同治四年十月三十日），《曾国藩全集》第８册，岳麓书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５０２９－－５０３０页。
②曾国藩：《奏报援鄂铭军克复黄陂县城及自徐抵邹折》（同治五年二月十五日），附录明谕：“奖恤克复黄陂县城之刘铭传援军”（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全集》第９册，第５２２１－－５２２４页。
③见曾国藩：《捻众自山东回窜官军追剿获胜折》（同治五年四月初七日），《曾国藩全集》第９册，第５２９２－－５２９４页。
④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３，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影印本，第２页。
⑤见李鸿章：《各军追贼黄安铭军迎击大胜折》（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ｌｌ，第３１页。
⑥李鸿章：《查明枪毙任柱情形并铭军报奏折》（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１２，第２８页；《穆宗毅皇帝实录》卷２１５。同治六年十一月丁巳条，《清实录》第４９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影印本，第８１８页；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６，第１１页。
⑦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ｌＯ，第８页。
⑧《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１３８，光绪七年十月壬申条，《清实录》第５３册，第９７６页；《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１５１，光绪八年九月甲申条，《清实录》第５４册，第１３３页；《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１５０，光绪八年八月丙辰条，《清实录》第５４册，第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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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势”①。不久，刘铭传以秦陇间兵警渐息，奏请撤回淮军，并以“头风肝气”加剧请赏假回籍就医。旋俄国派兵侵占伊犁，清廷令刘铭传率部由乾州西行出嘉峪关，为收复新疆各城之计。刘铭传复奏表示铭军暂难出关，并多次以头痛、目疾等伤病请求赏假离营调理，朝廷则只准其在营调养。同治十年九月（１８７１年１０月），刘铭传再次奏请回籍养病，并请饬前甘肃提督曹克忠到陕西接统所部铭军②。他的这一请求终于获得朝廷谕准，随即匆匆交卸营务，于是年底离营同籍。刘铭传在籍赋闲十年后，光绪六年（１８８０）秋，中国在与俄国交涉伊犁问题时受到武力威胁，朝廷才又传谕刘铭传来京以备任使，故李鸿章说他已“退归十年”。实际上，文Ⅱ铭传自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底离开铭军后，直至其去世，再也没有重掌铭军兵符。
而刘铭传离营后，丁汝昌却依然在铭军继续服役了很长时间，这在官方档案中可以找到充分证据。曹克忠赴陕接统铭军时，与刘铭传意见不合，又因刘急于交卸，于是便参了刘一本，使刘因此受到革职处分。曹克忠与铭军素不相习，且作风粗糙、抚驭失当，致令铭军武毅右营于同治十一年六月（１８７２年７月）间哗溃。是年八月初二日（１８７２年９月４日），李鸿章根据朝廷旨意，建议由铭军宿将刘盛藻赴陕接替曹克忠统领铭军，妥撤回南，徐筹安置⑧。九月二十五日（１０月２６日），时刘盛藻尚未赴陕，李鸿章接到驻防长武铭军统带、总兵丁汝昌禀报：甘军杨世俊所部马队溃变，由秦州东窜，欲犯陕疆，曹克忠亲率马、步７营由大路往堵，先锋营官潘万才率邰州铭军先锋马队由小道迎击，将溃勇人马６００余悉数收抚。陕西巡抚邵亨豫因此提出，铭军必须留镇陕西，以维大局，势不能遽议撤回④。署陕甘总督穆图善亦请将总兵丁汝昌、副将潘万才所带铭军马、步８营暂缓遣撤。朝廷遂谕准铭军暂缓议撤，饬令刘盛藻翘日赴陕接统⑧。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至此以后，在有关铭军的正式文报中再未出现过丁汝昌的名字，而此前的相关记载也从未明确提到他在铭军马队的职务。
直到光绪元年四月（１８７５年５月），丁汝昌的名字又出现在陕西分Ｉｊ州（今彬县）大佛寺的《重修大佛寺碑记》和《监修大佛寺官员及董事绅民各工匠姓名碑记》中。《重修大佛寺碑记》为时任陕西郇州直隶州知州吴钦曾所撰，内称其倡议劝捐蕈修郇州大佛寺，适刘盛藻“自乾按邻阅所部”，“允以淮军独任其举，即饬营务处阎观察光显、丁提督汝昌、潘协戎万才、刘参戎学风偕予董其事以监修，遂诹吉于甲戌－－ｆｌ庀材鸠工，洗其尘而扫其苔，倾颓者振兴之，塌落者筑砌之，东边新建官厅三间焕然为之一新。渐次落成，忽于七月刘君奉调移师海防，都戎杜景贤留此监修。”又据《监修大佛寺官员及董事绅民各工匠姓名碑记》，丁汝昌当时的全称官衔、勇号为“钦加提１１０督衔遇缺题奏总镇统领铭右全军协勇巴图鲁”，名列监修大佛寺官员第三位，排在钦加布政使衔总统铭字武毅马、步等军遇缺题奏按察使法克精阿巴图鲁刘盛藻和总理铭字武毅马、步等军营务处三品衔湖北遇缺题补道阎光显之后⑥。由此可知，丁汝昌参与重修之郇州大佛寺自同治十三年二月（１８７４年３、４月间）开工，至是年七月（８、９月间）铭军奉调离陕。刘盛藻将铭军带赴济宁、徐州一带驻防后，即请准离营，由其弟刘盛休接替其职。
综上所述，刘铭传离军回籍比丁汝昌早近３年，且从此再未亲统铭军。因此，陈诗《丁汝昌传》中的丁、刘交恶并导致丁逃归原籍的故事，也就成了不可能发生的无稽之谈。
尽管丁汝昌究竟何时因何故离开铭军，目前还找不到答案，但他脱离军营后回到原籍并赋闲数年是不争的事实。陈诗《丁汝昌传》称丁“家居数年，金尽，走天津，乞傅相直督李公畀一差”。这一说法基本属实，只是其中的过程并不完整。李鸿章在《奏留丁汝昌片》中说：丁汝昌“嗣因交卸营务，光绪三年秋间给咨赴部，十一月二十一日蒙召见一次，奉旨发往甘肃差遣。复因回籍措资，行至天津伤病复发，呈请咨部展限在案”。也就是说，丁汝昌于光绪三年（１８７７）秋接到兵部公文后赴京，蒙慈禧太后召见一次，但因其对发往甘肃差遣心有不甘，遂在回籍措资途经天津时请老长官李鸿章设法转圜，并以伤病复发为借口呈请兵部准其暂缓赴甘。
但陈诗《丁汝昌传》接下来的叙述就十分离奇了。如丁汝昌向李鸿章谋职时，“李相日：‘省三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龉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吾今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尔如能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归来，当以此任相属。’汝昌避席日：‘谨如命’。遂往英伦人海军
（Ｄ刘铭传：《宁灵回寨收复陕北防务已松并陈北山防剿情形折》（同治十年正月初七日），《刘铭传文集》，黄山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一ｌｌ页。
②刘铭传：《密荐曹克忠接统替归片》（同治十年九月初九日），《刘铭传文集》。第２ｌ页。
③李鸿章：《密筹调员接统铭军折》（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１９，第８０一８ｌ页。
④李鸿章：《刘盛藻赴陕接统铭军折》（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０，第１６—１７页。
⑤《穆宗毅皇帝实录》卷３４１，同治十一年九月己亥、己酉条，《清实录》第５ｌ册，第４８９－－－－４９０、４９７—４９８页。
⑥详见常青：《彬县大佛寺石窟所见清提督丁汝昌事迹铭记》，《文献》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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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身世及早年经历?
学校。时同学者，则日本伊东桔亨也，同种同文，情好无间。业成归国，李相奏授天津镇总兵，购船数艘，兼统北洋海军。”其中的～问一答，煞有介事，其实不仅逻辑混乱、情理不通，更与史实严重不符。姑且不论丁、刘交恶的子虚乌有：仅以李鸿章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他在使用丁汝昌的问题上也根本不需要看刘铭传的脸色；而丁汝昌已脱离铭军数年，刘铭传离军回籍的时间更早，丁此时还要怎样才算与刘分道扬镳？显然，这是由所谓丁、刘交恶的故事继续演绎下来的情节，只是演绎得有些荒谬。更有甚者，又说李鸿章当时提出，如果丁汝昌能去英国留学海军，学成归来就让他统领海军，丁当即表示从命。丁汝昌当时已年逾不惑，且丝毫没有近代科学知识的基础，更不懂英文，李鸿章怎么可能无知到派他赴英国海军学校留学？即便是李鸿章真的无知到这种地步，英国的海军学校也绝不会接纳丁汝昌这样的人来留学。事实上，丁汝昌和日本海军将领伊东祜亨都没有赴英国留学海军的经历，当然他们也就不可能成为“隋好无间”的同学。正如前述，丁汝昌第一次出国是为了接带在英国订购的军舰，而他在一年后的光绪八年八月初三日（１８８２年９月１４日）获实授天津镇总兵也与此次出国毫无关系。
李鸿章于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１８７５年５月３０日）奉旨开始督办北洋海防，而创办海军就要有人统领，Ｔ汝昌就是在李鸿章物色海军统领人选时夤缘际会地出现了。因此，丁汝昌的这次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其中颇多偶然因素的作用。李鸿章当然知道丁汝昌不懂海军，但他毕竟经历过战阵，有带兵治军的经验，加之他拥有出身淮军这一虽不能明说但必是优先考虑的条件。从丁汝昌被留在北洋海防差遣，到李鸿章正式奏请由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期间国内第一所培养海军军官的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的前几届学生已经毕业，派赴英国的第一届海军留学生也开始陆续回国，但李鸿章认为，“各船管驾由学堂出身者，于西国船学操法固已略知门径，而战阵实际概未阅历，必得久经大敌者相与探讨砥砺，以期日起有功，缓急可恃。”①当李鸿章将这些学生军官排除在海军统领人选之外后，可供选择的就只能是不懂海军的外行人选，进而也就无法评判谁比丁汝昌更适合担任这一职务。
在海军初创时期，出现以外行统领海军的情况即断言为失误，未免有失公允。诚然，丁汝昌确实不是海军统领的合格人选，但仅认定其外行身份就得出结论亦过于简单化，还必须考察他的外行经历所形成的基本素质是如何影响其统领海军的。
要考察丁汝昌的外行出身究竟对其统领海军产生过什么影响，就要尽可能全面准确地了解他的早年经历。由于相关史料的匮乏，要全面再现丁汝昌的早年经历目前还很困难，惟有继续深入挖掘各种可靠的资料，同时在使用现有资料时亦须进行必要的考证，以去伪存真，否则就会离真实的丁汝昌越来越远。
作者简介：苏小东（１９５６一），男，河北丰润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海军史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方英
①李鸿章：《奏留丁汝昌片》（光绪五年十月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３５，第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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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身世及早年经历
作者：苏小东， SU Xiao-dong
作者单位：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海军史研究所,山东,烟台,264001
刊名：
安徽史学
英文刊名：HISTORIOGRAPHY RESEARCH IN ANHUI
年，卷(期)：2010，""(1)
被引用次数：0次
参考文献(2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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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周世澄淮军平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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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德宗景皇帝实录
22.德宗景皇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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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常青彬县大佛寺石窟所见清提督丁汝昌事迹铭记 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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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时间：2010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