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子兵法》知胜思想的精髓与内涵价值
李新颖21620137004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河南郑州450002)
摘要:本文立足于不同视角和不同层次，分析了孙子兵法中“知胜”思想的前瞻性、连续性、全面性、深刻性、科学性、艺术性、哲理性等精髓及深刻的内涵价值，为孙子知胜思想体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角度，也为人们从整体上理解和运用孙子兵法提供了基本思路。
关键词:孙子兵法;知胜思想;精髓;内涵价值
《孙子兵法》中“知”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包括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常知变、尽知全知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又包括庙算分析、相敌、用间、战略试探等方面获取“知”的方法与途径，后人将之集中概括为“知胜”思想。当今学术界对孙子知胜思想的基本内涵论述较多，但对其本身的精髓却没有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深入分析，这极大地妨碍了人们对孙子知胜思想的整体理解，并进而影响到这一思想社会价值的实现。
一、孙子“知胜”思想的前瞻性
孙子“知胜”思想的前瞻性首先表现在情报获取和运用方面。《孙子兵法·用间篇》中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古人所谓“先知”，本来有神秘色彩，生而知之是先知，学而知之是后知。而孙子这句话，则是从朴素唯物论的角度强调了情
报信息与决策制胜的关系。在战争中，谁先获取了情报，谁就可以使战争透明度偏向自己的一方，从而更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最终将情报的优势转化为实际的竞争优势。
在战术的选择和运用中，孙子对知胜思想的前瞻性表述得十分具体:“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虚实篇》);“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军争篇》);“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渴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用间篇》)“知”是战的前提，只有预先了解双方力量的基本情况，了解双方所处地形的远近、险易、广狭、死生，才能根据自己的相对优势，来确定最有效的战术打法。
孙子“知胜”思想的前瞻意识更多地表现在战略思想方面。《计篇》中有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这充分体现了孙子的军事预测思想。《形篇))中谈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九变篇》中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这更使孙子的知胜思想具有了明确的未来导向和远程境界。
孙子知胜思想的这种前瞻意识在当今社会具有深刻的借鉴价值。重视现在，轻视未来，乃是人类的通病，大家都希望能首先解决眼前
的困难，而有关未来的事情则可以暂时不予考虑，这根源于人性本身的弱点，也是人类无知的表现。事实上，我们对于眼前的情况，几乎毫无影响的能力，但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却可能产生较为巨大的影响。博弗尔说:“当历史的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替人类服务，则还是在人力范围之内。”正因为如此，法国战略学家博弗尔才会写出《明日战略》，强调战略的要义主要是预防而非治疗，不要等事情发生了再去收拾残局。当然，这其中首要的条件是必须养成完整的未来意识，进行前瞻的思考或远程思考，唯有如此，方能把握正确的观念和方向。
二、孙子“知胜”思想的连续性
孙子不仅强调“知”的前瞻性，也强调“知”的连续性，即“知”要贯穿战争的全过程。如果说用间和庙算是强调战前的情报搜集和战略预测，那么，相敌和战略试探则是注重临敌之机深入了解对方的情况。相敌有所谓“三十二法”，旨在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战略试探则为:“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亦即通过侦查或佯动，观察敌人的反应，以彻底了解其行动规律和兵力虚实状况。此外，孙子还强调战争进行过程中的知变:“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变篇》)
总之，孙子强调的“知”不是一次性认知的结果，而是一个多重叠加的过程。任何战争的对抗双方，其力量部署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所以，要想全面了解对方的情况，即“知彼”，就必须对其各个方面进行动态的跟踪，进行多次的反复的认知和判断。同时，还要根据对方及环境的变化情况，对自身情况和已有的对策做出不断的修正和完善。《兵经百言》中对战争中双方知与变的关系有这样一段总结:“我可以此制人，即思人亦可以此制我，而设一防;我可以此防人之制，人即可以此防我之制，而思设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而又设一破彼之破;彼既能破，复设一破乎所破之破，所破之破既破，而又能固我所破，以塞彼破，而申我破，究不为其所破。递法以生，踵事而进，深乎深乎。”此种连环套式的认知与应变是一个不断累进的过程，既需要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更需要高度的悟性和艺术想像力。
值得强调的是，“战争中根本就没有完全‘知彼知己’和完全光明的东西。‘不知’永远给‘知’留下了空间，黑暗也永远给光明留下了空间。”而孙子正是试图通过“知”的连续性破解战争迷雾，希望通过“先知、全知、知常、知变”等内容和方法，做到“动而不迷，举而不穷”。
孙子知胜思想的连续性对今天的社会竞争是有益的启示。任何竞争，都是对抗双方力量、意志和智慧的较量，其中一方行动的正确性及其效果必须取决于对抗双方行动的相互作用。为此，指挥者和决
策者要以活力对抗为背景，以对对手的判断为起点，尽量预测对方下一步将要采取的行动，分析他们对己方行动可能做出的反应，并以此来制订自己的行动方案。换言之，一个特定的竞争战略或策略的效
果，并不是由我方一厢情愿所制定的方案和措施所决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对手的行为和反应预测的准确程度。从现实情况看，很多看起来非常完美的战略方案，即使在开始时非常有效，也
完全有可能被对手的反击行为所击败。
三、孙子“知胜”思想的全面性
在情报概念问题上，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事)情报是“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克氏的这种定义分析，不仅排斥了己方的信息与情况，就连环境对战争的影响也忽略了。与这种狭义的情报观相比，孙子对情报的认识要全面得多，不仅包括了彼方和己方，而且涵盖了主观与客观、软实力和硬实力等不同角度的信息内容。
孙子在《地形篇》中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在这里，“彼”和“己”都属于力量范畴，也包括了敌我将帅的决策意图;而“天地”不单纯是指天时和地理，还包括与力量运用相关的方方面面的制约因素。人与天、地是适应与被适应、利用与被利用、借助与被借助的关系，三者既涵盖了主观因素，也容纳了客观因素，既包括了软实力，也包括了硬实力。在古人看来，宇宙之间，天、地、人最大，概括言之为“三才”。“三才”都知道，就是什么都知道了，是为“全知”。
孙子“知”的全面性在其战略思想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孙子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并非局限于狭窄的作战范畴，而是以广阔
的视野审视战争，进而力求从全局把握战争。如《计篇》中提出的“五事”、“七计”的内容可以说比较全面地涵盖了战略要素的各个方面。整个“庙算”思想，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总体战略，即超越军事领域，包括了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内容的国家大战略。钮先钟教授认为:“孙子在其著作中只用一个字来表达其战略思想所含有的总体导向。这个字就是‘全’字。所谓‘必以全争于天下’，也就是必须采取总体战略，而其最高理想即为‘全国为上’。战略家必须认清其问题的总体性，并能以总体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古代战略思想家中具有此种取向者，孙子实为第一人。
在这种总体导向的基础上，孙子对每个具体战争问题的认知，都是考虑到问题的多个方面，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孙子讲“火攻”时，把火攻的内涵概括成“火攻有五”(火人、火积、火轴、火库、火队);讲“用间”时，把用间的内涵概括成“用间有五”(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讲地形时，概括成“九地”、“六形”;论将帅素质时，概括成“将有五德”、“将有五危”、“兵有六败”等等，这些都是知胜思维整体性的表现。
孙子“知胜”思想的全面性在当今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具有特别的意义。人类的通病往往是只见有木而不见有林，见于细而不见于全，习惯于短视而忽略长远。中华民族本来在重整体、重辩证的思维方法方面具有优良传统。清朝陈澹然在《痞言二迁都建藩议》讲:“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真可谓是万世良言。但在当今市场经济时代，急功近利的社会思潮却使得人们
越来越倾向于问题思考的单一化和片面化，很多人为了追求速度和绩效，越来越只想对某一问题或某一事件做孤立的思考，只寻求部分的解决，而不考虑整体的完善。把问题分开来处理，那只能算是战术
思想而不是战略思想，作为战略家或领导者在思考问题时，必须始终保持谋略全局的心态，宁可失之于大而不可失之于小，宁可失之于远而不可失之于近，如此方能识大体，顾大局，做大事，成大业。
四、孙子“知胜”思想的深刻性
孙子求知、求全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要择其要，寻其真，深人到事物的本质，这充分体现了孙子“知”的深刻性。
在战争中，双方为取得胜利，无不隐真示假，引诱欺骗，千方百计造成对方的错觉和失误，这就进一步加重了“战争的迷雾”。为此，孙子提出观察真实敌情的“相敌三十二法”，此种“察”绝不是一般性的观察，而是要用见微知著、人木三分的眼光去洞察，要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透过偶然发现必然。在战场上，不管对方采取什么样的隐蔽措施，总会有端倪可察，有形迹可露，关键是能不能看得到，或者是看到了能不能想得到。聪明的将军，即使对方只有蛛丝马迹，也能准确把握其行动企图;愚蠢的将军，即使对方情况已经明了，也难以得出正确的判断结论。可以说，将帅素质的高低，在很多方面就表现在“相敌”上。
另一方面，在战略规划问题上，高明的战略分析，更要透过复杂的表象，直指对手的本质，用孙子的话说，就是“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因为，战略上要求的“知”，最终是要为战略方案选择服务的。在这
一过程中，“感性认识固然重要，但是它只能解决对事物现象的认识，只有理性认识才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就要求战略家要尽量排除各种纷扰，割断无关的联系，使问题变得简洁、清晰、明了，这样
才能准确迅速地把握住规律。李泽厚先生曾对兵家的这种简捷原则作出经典的概括:“即要求用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来明确、迅速、直截了当地去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以便做出抉择。”;“这是一种非归纳非演绎所能替代的直观把握方式，是一种简化了却非常有效的思维方式。
对于孙子“知”的深刻性，后人多有继承和发展。如许洞的《虎铃经·逆用古法》谈到:“兵家之利，利在变通之机，观其逆顺。夫兴师之际，先探敌将才不才。设若敌将不能以兵法使众，惟以勇敢为己任，我则顺古法以待之也;若敌将善用古法，我则逆古法以待之也。”在这里，许洞意在强调，要根据敌人的“知”来进行军事策划，即不但要知敌外在状况，还要知敌内心隐情，甚至知敌之知我之“知”，乃至知敌之知我之知敌之“知”……简言之，我们不但要知道其“行”，还要知道其“知”，这其中包括敌人对兵法的认知情况。又如《吕氏春秋·仲夏纪·侈乐》中有言:“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谓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谓弃宝。弃宝者必离(遭)其咎。”在这里，作者也提出了“知其所以知”的主张，目的也是强调，要从更深的层次了解敌人，探求其认知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
显然，高明的“知”与“智”相通，你必须要进人对手的大脑和内心，抓住影响对手的关键因素，从而得出正确的判断。可惜的是，
在真实的世界中，大多数决策者往往并没有深人地分析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大多只是列出了对手的优势和劣势，却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行动的动机和目的，没有对竞争对手的未来设想、当前目标、智慧和能力进行深人的分析。波特曾指出，“竞争对手关于本公司的假设，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如果对手对自己的假设是不正确的，就往往可以给有意发起进攻的公司提供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战略契机。波特的这一分析，真可谓独具慧眼。无论是战争还是竞争，战略分析要想表现出超常的洞察力，真正达到“索其情”的境地，就必须深人到对手的信仰、思想、思维和心理的层次，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判断对手的下一步反应，才能真正把握住对手的行动模式，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五、孙子“知胜”思想的科学性
为求得其战争理想的最终落实，孙子知胜思想的大量内容表现为逻辑的、客观的、质的分析与量化分析相结合的理性思维与认知方法，这是孙子之“知”具有科学性的重要表现。
从逻辑性上讲，孙子通过对春秋末期大量战争现象和战争问题的对比分析，概括出了当时军事斗争中最普遍的规律和最基本的原则，这明显是采用了归纳推理的方法。另一方面，孙子对战争的指导又是以演绎推理的方式来实现的。《孙子》十三篇根据战争展开的逻辑顺序，层层递进，前后呼应，设计周密，贯通全局。这种知胜思维很容易与西方的科学理论相通。
从客观性上讲，孙子的知胜方法则突出表现为强调从实际出发熟
悉和掌握敌我双方的详细情况，注重灵活与变通。“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计篇》);“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地篇》)。“‘势’无处不在，‘势’又是以‘变’为魂，所以，‘变’也就成为孙子战略思想体系的一个核心思想。
从系统论的角度讲，孙子的庙算模型集中体现了知胜决策思维的科学性。其中，“五事”概括了最基本的战略要素，是对宏观与整体的把握，它既包括内部要素，也包括外部要素，既包括主观的人，也包括客观的物;“七计”实际上是将作战双方基本情况进行了归类的量化分析，从而形成逻辑层次清晰的战争全局的认知框图;而“索其情”则是在依赖悟性思维的基础上，通过人脑做出战略判断。可以看出，孙子的庙算思路，完全是按照军事作战的实际情况，遵循战争思维的规律，自上而下地提出了一套科学的思维决策模式。
更可贵的是，《孙子兵法》中的“知”具有前理性特征，它没有像老子那样使用“道”、“阴阳”、“强弱”这样极度模糊的概念，而是通过解释，尽力使得“全破”、“迁直”、“虚实”、“奇正”这样的概念变得清晰而准确。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战争是个实践性非常强的领域，一切理论都会很快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赢得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的情报分析和战术策略要更准确、更客观。这直接导致了严密精
确的理性思维的产生。很明显，它是孙子知胜思想具有科学性的根本基础。
孙子知胜思想的科学性在今天是有有益启示的。人的认知是有局
限性的，人所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自己确信的或想看到的东西，尤其是当这种认知已变成一种思维定势或偏见的时候，就会蒙蔽决策者的眼睛。如何从多变的事件中发现不变的原则和规律，则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而凡使用科学方法的学问即为广义的科学，此种科学的理论必然对于未来具有预测能力。关于孙子知胜思想科学性的现实价值，西方人早就有经典的评述，欧洲学者加夫利科夫斯基说:“孙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他对于现实所采取的科学研究途径。他的书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最早提倡对于社会现象采取科学分析方法的。其书中包括若干量化评估的观念以及对自然法则的引用。当然，孙武所用的分析方法并不能令现代学者感到完全满意，但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中，他却是一位孤独的先驱者。
六、孙子“知胜”思想的艺术性
孙子知胜思想的许多内容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因为战争迷雾的破解更需要从经验、知识和实践中寻找灵感，需要艺术家的心态和气质及天才的直觉与悟性，进人一种微妙的境界，即艺术的境界。
孙子在《用间篇》提出:“非圣不能用间，非仁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什么是圣？圣乃“事无不通，才智非凡”，什么是微妙？“微妙”需要“慧眼卓识、心灵感应”。这充分体现了情报分析与处理的艺术化要求。它告诉我们，战略决策者需要借助情报，但又不能完全依赖于情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战略决策者的智慧，是其把握本质问题和必然趋势的敏锐眼光。
孙子在《计篇》中还谈到:“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可理
解为悟知，即注重悟性、变通和灵活。在孙子看来，兵家制胜的道理，一切都要靠读者的实践去感悟。即使从兵法中学到了理论、原则，在运用的时候也要打碎它，消化掉，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形成一种内在的直觉与感悟，此时，人的指挥艺术和能力就会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但这个东西虽在人内心里存在，却无法用语言明确表达出来。
兵法的本质就在于“战胜不复”，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没有规则就是唯一的规则。宋朝的武学博士何去非对此也有一段精妙的论述:“法有定论，兵无常形。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合法”，意思是说，兵法有着固定的原则，而战争却没有固定的态势。善于用兵的将领，不是机械地固守原则，而是巧妙地运用原则。真正的高手，能根据一条原则创造出另一条原则，或者是表面违背了一条原则，而实际却符合了另一条原则。这正是孙子用兵的最上层境界，无疑也是一种高妙的艺术境界。
孙子知胜思想的艺术性根源于传统文化的直觉思维和悟性思维特点。直觉思维是依据现有的经验直接领悟事物本质，并迅速作出判断的思维方式，其本质特点是注重思维的结果或思维的境界，至于思维的过程和思维的方法则可以忽略不计。直觉思维发展到极致，便是禅宗所谓的“顿悟”境界。李泽厚先生说:“顿悟就是对真理的直接把握或觉悟，它不是任何语言所能表达、所能交流的。这与现代思维科学、认识论有所联系。因为一切语言，一切通过逻辑推论或分析，将来机器都可以做到，人的创造性与机器的区别恰恰就在于他有语言
所一时不能表达出来的某种感受、经验、技能。”
在广裹宇宙与大千世界之间，在日益复杂、动荡和变化的全球化竞争时代，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悟性思维、孙子知胜思想的这种艺术性，无疑具有天然的优势。所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遇事通权且能达变”，这种认知与行动思维模式在复杂环境中更具实效性和适应性，而且它与当代流行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更容易相通和融合。进一步讲，它是一种高层次的生存哲学:“智慧没有固定的模式，以善于顺应形势者为最高。所以，愚人千虑或有一得，聪明人千虑亦或有一失。而大智之人遇事能应付自如，无需经过千思万想。他人取其微末，我则执其大端;他人看得近，我则觑得远;他人愈忙愈乱，我则以逸待劳;他人束手无策，我则游刃有余。”
七、孙子“知胜”思想的哲理性
前面所论孙子知胜思想的特质，又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在对“知”的认识及求知方法上的哲理性。“兵法之中有哲学，哲学之中有兵法”已为学者共识，孙子的知胜思想亦然。
首先，在战争问题上，孙子坚持了可知论的立场，并将其建立在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之上。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几乎笼罩在神学的阴影之下，人们普遍相信宇宙间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神的力量，决定着
包括战争在内的世间的一切。故而当时沟通人意与神意的占卜之学得以盛行，并作为历史上最早的军事预测形式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战争决策行为。而孙子却明确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这表现
了孙子在战争预测问题上彻底的唯物论立场。
其次，孙子知胜思想体现了深刻的辩证哲理。在孙子看来，知胜首先要知彼知己，既要了解自己的对手，同时也要熟悉自身的情况。因为它们是对立的，但又是不可分离的矛盾共同体。另一方面，“知胜”不仅仅体现在我方对对方的所“知”上，还要体现在如何控制对方对我方的所“知”上。因为对抗的真正目的是征服对方的意志，必须尽量让对方按照我们的意图部署其力量并选择其战略战术。
再次，孙子还从知行统一的角度赋予“知”以科学的内涵，并由此揭示了战争认识活动的本质要求。如何处理“知”与“胜”两者的关系始终是十三篇中战争认识方法的核心问题。所谓“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地形篇》)。“知”是“胜”的前提，“胜”是“知”的目的，这说明，孙子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来把握“知”的意义，是战争认识论与战争实践论的统一。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毛泽东立足于知与行的角度，肯定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理论价值，可谓一语中的。
实际上，孙子知胜思想的哲理性即所谓知“道”的问题。从广
泛的社会意义上讲，任何事物发展都是有规律性的，认识事物亦有“道”可循，而且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既需要总结具体的经验性方法，又需要把实践经验加以提炼和概括，使经验认识上升为理论和理性层次，继而再把理性认识回归到实践领域，认识一实践一再认识，这既是战争知胜的法则，也是一切社会实践的行动指南。
八、结束语
1.“知”是孙子兵学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孙子论“知”，并没有停留在初级的经验阶段，而是把“知”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和概括，使其上升到比较高的理性层次，最终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知胜思想
体系。
2。用现代理论对孙子知胜思想的特质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是理解这一体系的基础。其中，知胜思想的前瞻性和连续性是就认知思维的时间维度而言，知胜思想的全面性与深刻性是就认知思维的空间维度而言，而知胜思想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哲理性则是就认知过程中的方式方法而言。
3.明确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孙子知胜思想的普适性价值，也才能真正在社会实践中寻找到适合的应用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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