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业大学
林学院城市规划专业
课程论文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影响
姓名：崔晓雷
学号： 0910105043
指导教师：冯艳
2013年4月21日
目录
摘要·3
一、“礼”·4
（一）儒家学说中的“礼”·4
（二）“礼”对古代城市规划的影响·4
二、“贵和尚中”·7
（一）儒家思想中的“贵和尚中”·7
（二）“贵和尚中”思想在古代都城营建中的体现·7
摘要文章分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进展的特点，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主要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在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礼”与“贵和尚中”的思想对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影响最为显著、强烈。从都城规模、方位布局与分区规划到礼制建筑的形制、宫殿建筑的群体布局、传统民居的空间序列等方面，无不浸透着“礼”之规制。儒家“贵和尚中”的基本特征，则在较大程度上赋予了中国古代都城和谐、严整、方正、秩序的理性美基调。本文从这两种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因素分析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思路，以更深刻地了解城市规划的内涵。
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礼”，“贵和尚中”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儒家学派是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流派，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
儒家学说经孔子倡导和后世儒者发展、完善，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它的核心内容是“仁”、“礼”和“中庸”。这些核心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对中国人的思想、性格气质起着深刻的熏陶和浸濡作用。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占主导地位的正统的哲学、伦理思想，它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是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自然会与儒家思想不可避免的产生交集。事实上，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性的中古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诸多方面。
儒家思想是一种伦理典范式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后世儒者的不断丰发展，形成了丰富的伦理思想体系。儒家伦理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重点与核心。几千年来，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几经演变。到了西汉的武帝时代，开始“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提倡的礼制思想最有利于巩固皇权统治。在汉武帝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儒家思想开始广泛渗透到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汉代以后，中国古代的都城营建，虽然受到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和历史进程的严格制约，但它同样从一个侧面反映和表达了儒家伦理的理念和规范，传统城市规划思想也的确在城市选址与方位布局、空间序列与功能使用、城市规模与道路宽度等方面浸透着儒家伦理文化的诸多特征。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中，儒家的思想、学说可以说是根本，同时它也具体而微的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建筑活动，包括古代建筑的类型、布局、等级等方面。
在儒家思想中，“礼”和“贵和尚中”是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影响最为深刻的理论体系。
一、“礼”
（一）儒家学说中的“礼”
“礼”，原指敬拜和祭祀神灵或祖先的仪式、典章或规矩，它是由祭祀礼仪发展而来的。儒家学说把“礼”看作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指导思想。“礼”是中国古代文化人伦原理最集中的体现，儒家思想甚至被直接称为“礼教”。儒家思想将就尊卑有序，“礼制尊，统与一”，用“礼”来“以统百官，以谐万民”。极力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名分，等级观念，十分重视“三纲五常”的社会道德及宗法伦理观念的作用。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西周自文、武、周公以来，历代统治者均以文立国，致力于学术和文化的进步，把周王礼制作为皇权的典范与治理国家的基本策略。于是在古代中国，礼节无处步不在，无时不存，衣食住行均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
孔子的理想志在重新建立一种理性化的社会秩序，因而，儒家“礼”最突出的功能是“分”，具体指身份的等级划分要分明。“礼”的本质要求是上下等级、尊卑贵贱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如苟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作为一种统治秩序和人伦秩序规定的“礼”，往往把强调整体秩序作为最高价值取向，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在既有的人伦秩序中安伦尽份，维护整体利益，形成一个等级分明、尊卑有序、不容犯上僭越的社会。同时，“礼”在突出等级差别的前提下，还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要求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人应和睦相处。
（二）“礼”对古代城市规划的影响
古代都城规划思想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都城建设的方方面面受“礼”之制约与影响，建筑和都城布局往往成了传统礼制和宗法等级制度的～种象征与载体，体现其独特的政治伦理价值。
《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管制记录，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周礼》开篇说：“惟王建国，辩方位正，国体经纬，设官分职，为民立极。”这一宗旨是西周宗法制度与都城建设思想精神的集中体现。由此，明文确立了天子隆重的威仪，以及“君权神授”、“唯我独尊”、“面南而王”的礼仪和官制。都城、宫殿和房屋的坐向就与人的尊卑等级，主客关系联系了起来。几千年来，中国都城之内正南北方向的一条中轴线，就是这一精神的体现。《周礼·考工记》记载了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样一个堂堂正正，四四方方，纵横如棋盘的城市，正是中国古都王权礼制的标准模式，其形态和格调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
“礼”对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城市营建的规模来看。《周礼·春官·典命》记载：“公之城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伯之城方七里，宫方七百步；子、男之城盖方五里，官方五百步。”《周礼·考工记》中说：“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这里清楚表明，周代把城市分为三个等级，即天子的王城；诸侯的国都；宗室和卿大夫的采邑，它们被称为“都”。这三个不同等级的城邑在城墙高度、道路宽度等方面均有不同规格，天子的王城最为尊贵，因而城墙最高、道路最宽。秦以后，把诸侯、大夫之地换为州、府、县，但严格的等级性并没有任何改变。“这样，全国城市和建筑都统一化、标准化，构成错落有致而又尊卑有序的全国建筑网。”
第二，从都城的方位布局及分区规划来看。《周礼》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惟王建国，辩方正位”（《周礼》称都城为“国”）。古代都城方位布局所重视的“礼”制，最核心一点是将宫殿置于都城中央显赫位置，以烘托宫殿的重威。《荀子·大略篇》说：“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可见，“辨方正位”、以“中”为尊是礼制之要求。《周礼·考工记》中如此规定周代都城的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就是说，规划师丈量土地和营建都城，都城规模是九里见方，每边开有三个城门，城内纵横各有九条街道，每条街道宽可容九辆马车并行。宫城居正中心，左右对称布置宗庙（居东）和社稷坛（居西），朝廷在前（即南部），商市居后（即北部），朝和市的面积各为一百亩。显然，这是一个空间秩序十分严整的格局，尤其是天子所居之地宫城必居中，以此为平面“坐标”设立其他建筑群。应当指出，几千年来古代都城的规划布局，难以绝对按照《考工记》之形制建造，然而它所强调的礼制精神却基本不变，并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基本模式。如，元、明、清时期的北京城便承袭了上述形制，其布局强烈显示了中国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伦理意识：皇宫位居轴线中段，太庙、社稷坛分列宫前左右，显示族权和神权对皇权的拱卫。总之，“运用方位显尊卑，按等级贵贱差别建立严谨的分区规划，是中国古城市规划的一大特色，体现了封建制度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有着严格制约之束缚，也是它所代表的社会意识的本质反映。”
第三，从礼制建筑的等级和布局来看。礼制建筑是祭祀祖先、天地和神祗的场所，从一定意义上说浓缩了儒家伦理的基本内容，在我国都城规制中占据重要地位，“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吕氏春秋·慎势》中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宗庙之制渗透着强烈的伦理等级色彩，如《礼记·王制》规定：“天子七庙，三昭
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这一规定表明，天子可以建七座宗庙，诸侯、大夫、士则依次降等，而庶民则只能在自家住宅中祭祖。西汉末王莽当政时期，为了表明他推行儒术的主张，在汉长安城南郊兴建了一组包括祭坛、明堂、辟雍、太学和灵台在内的规模宏大的礼制建筑群，奠定了以后历代都城礼制建筑的规划原则，在中国礼制建筑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杨鸿基的考古复原研究，西汉明堂（辟雍）的平面布局呈现圆中套方（方形院墙外有一圈圜水沟）、方中套圆（方形宫垣中央又筑圆形夯土基座）的十字轴线对称格局，这种布局能够充分展现儒家“礼”之理想模式。朱士光则指出：“自西周以后，特别是西汉武帝以后，在都城内外，大规模修建多种类型的礼制性建筑，虽也是为了在政治思想上加强统治的目的，但已是受到儒家思想的直接影响，因而蕴含着深厚的儒学思想内涵。”
第四，从宫殿建筑的群体布局来看。礼之规制渗透到宫殿组群中，便形成所谓“前朝后寝”的基本格局。所谓“朝”，即为帝王上朝治政、举行大典之处。所谓“寝”，即帝王与后妃们生活居住的地方。由于宫内的主要政治活动场所是“朝”，因而宫城营建也主要围绕“朝”展开。为了烘托帝王的尊贵地位，“朝”需要通过极高的建筑规制和宏大的气势来显示帝王的至高无上与江山永固。周代时，宫殿建筑群体布局还形成了所谓“三朝五门”之制：“三朝者，一日外朝，用以决国之大政；二日治朝，王及群工治事之地；三日内朝，亦称路寝，图宗人嘉事之所也。五门之制，外日皋门；二日雉门；三日库门；四日应门；五日路门；又云毕门。”明清紫禁城的布局大体沿袭上述“前朝后寝”和“三朝五门”形制。由于前外朝是封建帝王颁发政令、举行朝仪之地，所以，在紫禁城中它几乎占到宫城三分之二的深度，自午门开始至乾清门止，占地面积达八万多平米，主要布置象征中心的大殿，建筑的等级最高，气势最宏大，装饰最华丽，以此渲染皇权的至尊，尤其是作为紫禁城最大宫殿的太和殿，其屋顶式样为庑殿式，为伦理品位最高级的形制，其间架等级也为最高等级的五间九架（１６６９年改建时筑为五间十一架），以象征封建帝王之“九五之尊”。
第五，从传统民居的空间序列来看。《礼记－内则》曰：“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这就是说，居家之礼的根本是“谨夫妇”，即规范男性与女性不同的行为方式。对应于此，民居营建的原则为“辨内外”，即划分内与外不同的空间序列，并要求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应对不同的行为举止。我国传统民居大多属于在群体组合中形成的庭院式布局，这种布局方式所构建的封闭的空间秩序，恰与儒家礼制所宣扬的“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等伦理秩序形成了同构对应现象。如作为汉族
传统民居经典形式的北京四合院，便在空间布局和居住用房的分配使用方面突出反映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四合院多有前、后或外、内两院。其中，前院和中院之间的垂花门是界分内外、引导秩序的重要枢纽，门内门外，形成内院外院，妇女不能随便到外院，客人不能随便到内院。四合院具有严格的轴线对称，按照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的位置序列，象征并强调了尊卑、长幼及内外秩序。总之，透视四合院的形制，宛如一幅形象生动的家族礼仪活动写照，它以一种无言的形式表达了传统的家庭秩序及其身份伦理观念。
二、“贵和尚中”
（一）儒家思想中的“贵和尚中”
“贵和尚中”是儒家伦理的另一个特征。“贵和”即贵和谐、“和为贵”；“尚中”即适中、持中，崇尚中庸之道。先说“贵和”，“和”即和谐、协调、平衡、秩序，它标志着事物存在的最佳状态。儒家伦理对“和”的强调主要体现在３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天人之和”，儒家主张促进天、地、人三才并进，使万物和谐相处，“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尤需指出的是，儒家伦理意义的“天人合一”，是一种价值预设，力图寻求“天道”（“天德”）与“人道”（“入伦”）的结合，这是儒家德性论的深层根源；第二个层面是“人际之和”，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强调仁者爱人，子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和为贵，恰如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第三个层面是“身心之和”，即人自身的和谐，强调个体在心理和精神生活方面应当追求一种平和、中和的做人境界。儒家“贵和”思想往往是和“尚中”之意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和”是天人关系、入际关系所达到的一种良好的秩序和状态，那么如何实现“和”之理想呢？儒家认为，根本的途径就是适中、持中，保持中道，即凡事叩其两端取其中，便是实现“和”的基本途径。说到“中”，它原本是中国古代测天仪的～个象形汉字，是与天地方位相关的一个汉字，但在儒家思想中，随其所叙述的问题，有多种不同的表述用词，如“中庸”、“中和”、“中道”、“中正”、“中行”、“执中”、“居中不偏”等。《中庸》一书则将“中”与“和”相连，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达到了中和境界，天地万物都能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和谐发展。
（二）“贵和尚中”思想在古代都城营建中的体现
儒家伦理的“贵和尚中”特征，在较大程度上赋予了中国古代都城和谐、严整、方正、秩序的理性美基调：
第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儒家伦理的重要特征，这一理念所提供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相互依存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构成了中国传统建筑与城市规划最基本的哲学内涵。如果说西方建筑文化观念中
的逻辑原点是天人相分，即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看做是偏于对立的，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则在探求人与自然和谐方面表现出极高的智慧，从周代开始便高奏“天人合一”的主旋律。在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观念中，人们不仅将建筑、城市看做是自然、宇宙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宇宙不过是一所庇护人类的“大房子”，而且还赋予建筑、城市以协调天道与人伦之间的关系，建立合理社会秩序的工具价值。汪德华认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追求的总目标，可以归纳称之为‘集约式城市’——自然与人的集约组合。即是使人筑的城池与自然山水、社会秩序结构系统集约起来，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与自然环境集约起来……所有人间活动范畴都加以组合集约，成为一个自然单元区域的极其和谐的一部分。这可能是天人合一概念的最具体的理想组成。”
“天人合一”的观念，在聚落选址、城市形态布局、城市的主体建筑和城市与其所处位置的天地联系等方面都有自觉的体现。如中国古代的聚落选址与建设，历来重视尊重自然和顺应环境，《礼记·王制》讲“凡居民，量地以制宜，度地以居民，地宜民居，必参相得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周代以来，都城从形制到方位都要“顺之以天理”，追求尊法自然，象天法地。春秋时，吴王命大臣伍子胥筑都城阖闾，伍子胥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秦都咸阳更是典型的取法天象之杰作，其整体布局与天象呈现出一一对应关系。据《三辅黄图》记载：“始皇兼天下，都咸阳。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这就是说，以咸阳宫为中心对应天帝居住的“紫微宫”，渭水贯都比附天上银河，横桥将南北的宫阙连成一体，比附牵牛星座的“鹊桥”。从汉代开始，城市布局在“天人合一”方面超越了刻意追求地理位置的绝对对应与简单比附，开始采用真正意义上的象征主义的规划方法。明清北京城便按照星宿布局，南设天坛，北设地坛，东设日坛，西设月坛，中央立宫，这种“天、地、人”之间的有机结合，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完美体现。
第二，儒家重视的“人际之和”在建筑和城的空间布局及宫殿和城门的命名上也有所体现。例如，在中国建筑组群构成的方式上，无论是宫殿还是民居，庭院式布局是主流。这种庭院式布局是以庭院作为单体建筑联结的纽带，庭院空间起到了栋与栋之间的联系作用，使得同一庭院内各个单体建筑在使用功能上联结成一体。它的突出优点就是适应封建宗法制度下家族聚居的需要，空间的聚合功能非常突出，有利于创造一种和睦、和谐之氛围，间接表达了儒家宗法伦理中“家和万事兴”的观念。明紫禁城外朝三大殿分别命名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内廷分别为乾清官、坤宁宫、交泰殿。清代外朝三大殿改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使这三大殿的名称更加突出一个“和”字，这“和”是阴阳和合滋生万
物之意，每当阴阳和谐、平衡，天地万物就能欣欣向荣地蓬勃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统治者追求祥和昌盛、社会和谐发展的政治理想。
第三，儒家“尚中”思想造就了富有中和情韵的道德美学原则，对传统城市整体规划与格局等方面有明显影响。传统建筑与都城文化在空间上的主要特征之一莫过于“居中为尊”，即对“中”的空间意识的崇尚。西周初期，周公继承武王“定天保、依天室”的旨意，择土中而营洛邑。《周礼·考工记》中的“营国制度”便是中心拱卫式的城市规划模式。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斗转星移、变动不居的宇宙中存在着一个众星拱卫、相对稳定的“中心”——北极星，这种天象正好也象征人间的政治伦理秩序，天上世界的中央至尊就是地上世界的中央至尊。“‘中’的观念，显然代表着一种方位观念的世界观，及与这种世界观相呼应的人生观”。自汉代以后，贯穿数千年的建筑规划意识便是择天之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都、择都之中而立宫，宫既居中，就需四方拱卫，于是“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皆取法焉。”由此可见，“尚中”思想的形成，决非单纯美学上的几何中心所致，它蕴含着人们对人间秩序的伦理观念。
在“居中为尊”的观念支配下，中国传统建筑大到都城规划，小到合院民居，大都强调秩序井然的中轴对称布局，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建筑美学性格。中轴对称是人类早就认识和应用的一种造型美规律，把这种规律或秩序引入到社会关系，在中国文化中便转化为尊严和重要性的标识。前面多次提到的紫禁城就是一个严格按中轴对称布局的典范，尹国均说：“我们可以说故宫的中轴是一个政治事件，一个指定的存在空间，一个身体的动线；它把我们的意向引向政治意识形态中心，皇帝成为中心目标。”其实，何止宫殿布局追求中轴对称，早在周代，都城营建中便应用了中轴对称规律，以强调君王的权威。从这以后，中国古代历代都城大都有明确的中轴线，宫殿即位于中轴线上，其北端正对恒居不移的北极星。明清北京城独有的壮美和秩序，主要体现在其驾驭全城的具有至尊地位的长约八千米的中轴线，它使城市格局秩序严谨，空间主次明确，形象地体现了儒家“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观念。对此，梁思成先生曾这样感叹：“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纵观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史，儒家思想对古代都城营建的影响之大、之深、之细令人惊叹。在中国各个朝代的变更过程中，城市作为一种意象的存在也在不断的变化发展着，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参考文献
1 秦红岭，儒家伦理文化对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影响，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2007
2 李秩华，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影响，汕头出版社，2002
3 王大勇，周礼礼制思想对中国古代城建的影响深度，2006
4 李炳南，儒家学说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5 王建国，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
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所有士子的目标。而这句话正是出自儒家的经典《礼记》。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受推崇也与它所崇尚的价值观分不开。“仁、孝、义”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主要组成。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今天，很多人仍是以这几点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说，儒家为我们确立了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在古代，自汉以来的各个朝代都是以儒治国，因此儒家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之儒家文化 【摘要】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关键词】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 儒学未来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论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09-14 08:07:00 ] 作者：程嘉宏编辑：studa090420 论文关键词:孔子；儒家思想；当代社会 论文摘要: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l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 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究竟体现在哪几方面呢？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家文化的地位 儒家文化从古至今在中国一直占据很强的地位。在中国古代甚至占了统治地位。比如说，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儒家文化虽然在古代占据统治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它的统治地位是一成不变的。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统治地位被取消。五四运动虽然取消了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但是在今天儒家文化仍然在我过占据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因为儒家文化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二、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很深，涉及范围也非常广，涉及到我国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所涉及。 1、积极影响
核心提示：法国保守主义者迈斯特说真正最有权威的宪法是写在人心之中的，《五经》、《四书》正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王道政治的义理价值来自《五经》、《四书》，所以说王道政治讲的都是儒家的治国之道。王道政治作为儒家的治国之道内容非常丰富，但最核心的价值则是解决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 《五经》、《四书》是写在二千年来中国人人心之中的最有权威的宪法 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丰富，可以说《五经》、《四书》讲的都是治国之道。。中国近百年来政治动荡，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则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问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政治权力就不会获得合法的统治权威，中国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而随时都处在动乱的边缘。卢梭有句话讲得很好：只有将统治变为权利，将服从变为义务，人们才会自觉服从政治权威，政治权力才能得到国民的认同，从而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根据儒家的治国思想，儒家提出了王道政治的理念。因此，儒家的治国之道，就是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而防止动乱之道，具体说来就是"重建王道政治，确立政治秩序三重合法性"之道。下面就对政治秩序的三重合法性分别进行论述。 一、大一统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第一重合法性)
超越合法性，又叫神圣合法性。任何政治秩序，必须有一个超越神圣的价值源头，政治秩序才能合法。政治秩序是世俗世界的产物，本身并无超越神圣性可言。无超越神圣性的政治秩序不但不能从形上界证明其合理存在的理由，还会因其无超越神圣性降低人们服从认同的力度。故古今中外的政治统治者都非常明白这一点，都力图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性。这些只是历史遗留的礼俗和形式上遗存的传统，而不是明确的思想主张，儒家则通过大一统的思想明确主张政治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政治秩序超越合法性的问题。 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儒家文化崩溃，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政治秩序瓦解，中国人抛弃自己的政治传统完全拥抱西方，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由于中国儒家文化（即儒教）崩溃，而西方宗教只是从政治中退出未崩溃仍有很大活力，中国政治秩序的世俗化比西方更严重（西方最起码在象征的意义上还认为上帝是世间万物的价值源头）。所以，要使中国的政治秩序稳定和谐与长治久安，就必须为中国的政治秩序确立超越的合法性，赋予中国的政治秩序合理存在的超越神圣的正当性理由。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接受儒家大一统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才行，即中国的政治秩序必须确立王道政治所主张的第一重合法性才有超越神圣的正当性可言。 二、施仁政确立政治秩序的民意合法性(第二重合法性)
中西城市规划设计之比较分析 摘要：城市发展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很大。中西方由于文化、哲学思想不同，导致了城市规划思想的差异，进而造成了城市形态的不同。本文从文化方面比较了中西古代规划思想和当代城市形态的差异，并分析了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 城市规划思想 城市形态 比较 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1、儒家礼制规划思想 礼制规划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末年齐人著的 《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周礼》的“营国制度”深刻影响着 中国历代的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规划，提出了都城规 划布局的理想模式，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基 本轮廓（图1）。同时，从《周礼》的“营国制度” 中，也可以看出“择中而立”、“居中为尊”等礼 制思想在城市规划上的反映。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 想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有很大关联。 在战国以前，诸子百家争鸣，并没有统一的政治哲 学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 家思想就成为当时封建统治的理论准则。儒家思想 强调重礼、崇孝、尚文。在重礼的倡导下，一切建筑 活动都要受礼制的约束。无论是都城规划、宫殿庙宇 还是百姓住宅都讲究对称、均齐、规矩、等级。在崇 孝的主张下，儒家提倡尊敬长辈、敬祀祖先，形成了 中国的大家庭制度，营造了以礼为纲的传统合院式住 宅布局(二合、三合、四合院（图2）等)，并成为我 国古代各类建筑组合方式的缩影——如宫殿、王府、 衙署、庙宇、祠堂、会馆、书院及其它建筑。乃至村 镇、城市的布局等。 2、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对天人关系的一种观点，强调“天道”(自然法则)与“人为”的合一。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表现在城市规划上，其突出特点就 图1 明代北京城复原图 图2 中国传统四合院
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八用” 儒学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受到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国度，现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功利主义占了上风，功利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功用至上”，一切问题都要从“功用”上来思考、来评价才认为合理，“功用”成了人们思考评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会像古代中国人那样从道德、良知、天理的角度来思考评判事物了。在这样的思想背后下，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儒学已经没有用了，已经像出土文物一样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了，最多只供专门的研究人员研究。在这些中国人的心中，儒学与化石、西汉古尸没有什么区别，仅仅是一种文字形态的古化石。（其实，在这些中国人心中，儒学还不如马王堆汉墓的西汉古尸有价值，西汉古尸还可以向外国人夸耀我们的祖先早就有了防腐的先进技术，墓中的漆器多么精美，丝织品多么精致，而儒学不过是黑暗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产物，等等。）然而，儒学果真在当今中国没有用了吗？儒学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吗？儒学果真已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了吗？我的看法是否定的，我认为儒学在当今中国不仅有用，而且有其“大用”。下面，我就具体向大家分析一下儒学究竟在当今中国有什么“用”，以及有什么“大用”。 具体分析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用”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了解一下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用”。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实有非常大的“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主流的思想与正统的士大夫都充分肯定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大用”，这一“大用”的就是儒学奠定了中华文明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基础。我们知道，儒学并非创立于孔子，孔子只是儒学的集大成者，在孔子之前的“二帝三王”时代，就已经存在儒学了（二帝是尧、舜，三王是夏禹、商汤、周文），所以儒学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严格说来，儒学已经有六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儒学的基本经典《易经》最早由伏羲画卦，现在经专家考证可以追溯到约6500年前。我们知道，儒学的基本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体现的是中国“古圣人之道”，这一“古圣人之道”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所以说儒学也就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儒学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之学”，是名正言顺的中国的“国学”。儒学作为中国的“国学”，体现了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是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的载体；我们可以说，离开儒学，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就无从展现，因而也就不存在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有其“大用”，儒学的这一“大用”就是儒学体现并代表了悠久博大的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价值。
我国古代的城市建设，经过长期实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城市规划思想也日渐成熟，终于形成了《考工记》、《管子》等各种不同思想的城市规划理论。这两部书虽然都出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却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规划理念。 《管子》相传为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所撰，经考实为后人托名而作，约形成于战国时期。该书内容十分庞杂，城市是其所涉内容之一，对都城的城市规划，《管子〈乘马第五〉》针对当时的礼制制度提出了如下设想：“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在这段论述中《管子》对都城的城市规划主要提出了两方面内容：一是城市的选址条件：“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二是城市规划的具体原则：即“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就城市规划而言，《管子》的这段论述虽然比较简略，但毕竟使我们了解了我国早期城市规划的某些观点。从《管子》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管子》提出的都城规划模式所强调的是人们的实际需要，着眼点是城市的使用功能，而反对特定的模式。不仅如此，《管子》对城市等级的划分与宗法等级也不相同。《考工记》将城分为三个等级，王城、诸侯城称“国”，采邑称“都”，其划分以礼制等级为准。而《管子》认为城市划分的依据应是城市的规模与人口的多少，而不是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千室之都”与“万室之国”（《管子·乘马篇》）中的“国”与“都”就是
两种规模不等的城市。《管子》的城市规划思想与《考工记》相比较，显然《管子》更加注重城市的理性发展，而《考工记》所强调的是礼制制度。西周是我国礼制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这种礼制制度在我国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巨大影响，城市规划与建筑是体现礼制等级思想极为敏感的地区，所以在以礼教立国的社会中，《考工记》的影响要比《管子》的影响大得多，特别是北京城，它的规划与发展始终与《考工记》有关。 《考工记》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一部手工业官书。书中不仅收录了大量春秋至战国时期我国的手工业资料，而且还包括很多手工业的生产制度与规范，从而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提供了珍贵史料。正因为它是一部官书，所以书中所反映的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手工业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 关于古代城市规划，《考工记》是我国古代最权威、最全面的一部著作，它所提供的资料比《管子》详细得多，《考工记》的规划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中有关都城的城市规划方案对后世的影响尤为深远。然而城市毕竟不是模式化的产物，脱离实际的固定模式也肯定是难以行通的，实际上我国历代的都城建设都没有严格执行《考工记》的具体规定，完全按照《考工记》方案建设的都城并不存在。我国历代的都城规划形制都不相同，说明每一座都城在兴建之际，都根据实际的地理环境和实际需要，对《考工记》的方案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虽然每一座都城的城市布局都不相同，但我们从其规划的模式和手法上仍然可以明显看出《考工记》的潜在影响。在我国古代都城之中，对《考工记》规划思
城市规划是一门自古就有的学问，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知识组成。 城市规划又叫都市计划或都市规划，是指对城市的空间和试题发展进行的预先考虑。起对象偏重于城市的物质形态部分，涉及城市中产业的区域布局、建筑物的区域布局、道路及运输设施的设置、城市工程的安排等。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知识组成的基础是古代哲学，糅合了儒、道、法等各家思想，最鲜明的一点是讲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起源的原因和时间及其作用，学术界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城市的出观以社会生产力除能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外，尚有剩余产品为其基本条件。城市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飞跃。 城市的发展是人类居住环境不断演变的过程，也是人类自觉和不自觉地对居住环境进行规划安排的过程。在中国陕西省临潼县城北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姜寨遗址，我们的先人就在村寨选址、土地利用、建筑布局和朝向安排、公共空间的开辟以及防御设施的营建等方面运用原始的技术条件，巧妙经营，建成了适合于当时社会结构的居住环境。可以认为，这是居住环境规划的萌芽。 城市规划的发展历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出现、人类居住环境的复杂化，产生了城市规划思想并得到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旧的城市结构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生活要求的情况下，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往往出现飞跃。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学说散见于《考工记》、《商君书》、《管子》、《墨子》等典辅之中。《考工记》确定了“都”、“王城”和“诸侯城”的三级城邑制度，用地的功能分区和道路系统等；《商君书》论述了某一地域内山陵丘谷、都邑道路和农田土地分配的适当比例，以及建城、备战、人口、粮食，土地等相应条件。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战略思想和整体观念，强调城市与自然结合，强调严格的等级观念。这些城市规划思想和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城市规划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作为“四方之极”、“首善之区”的都城建设上。 战国时期，列国都城采用了大小城制度，反映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要求。西汉长安城将宫室与里坊结为一体；三国时曹魏邺城采用城市功能分区的规划方式；南北朝时代的洛阳城加强了全面规划，都为中国古代前期城市建设的高峰——隋唐长安城的建设起了先导作用。 长安城的建设成就是唐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及于日本、朝鲜等国的都城建设。宋开封城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按照五代周世宗柴荣颁发的诏书，有规
儒家思想对xx古代服饰的影响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 一、服饰艺术追求礼制秩序xx 中国伦理道德对中国审美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的服饰艺术发展中，儒家的礼教思想成了其核心理念。只有遵从了伦理道德规范的服饰才为美，只有充分体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等级秩序的服饰才为美。周代制定的冠服制度影响了中国后世几千年，冠服是服装根据帽子的不同而命名的各类服装的总称。 什么样的帽子配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在不同的礼仪场合，不同等级的人必须穿着与其身份相适应的服饰，这些服饰在颜色、材质、尺寸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周代的冠服制度规定极严，同为裘服，也要根据皮质、颜色来划分等级。天子穿白狐裘，诸侯及大夫、士穿青狐裘、黄狐裘，庶民则穿犬羊裘。 自周以后，冠服形制被历代传承相袭，虽按各代统治者之意略有改动，但其基本形制却大同小异，尤其是显示阶级差别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二、儒家对服饰的审美观 “质”与“文”二字在中国哲学中释义相当宽泛。质指一个人的资质美，《论语·卫灵公》中记载：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孔子这里所说的“质”，是指人内在所具有的伦理品质。文指一个人服饰的美，《论语·泰伯》记述： “子曰：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这里，孔子所谓的“文章”是指礼服上的纹饰、丹车白马、雕琢刻镂之类的文饰或文采。可见，孔子是极其重视服饰之美的。但是，孔子在认定服饰要讲形式美的同时，又对君子的个人修养提出形式与内在的关系。《论语·雍也》中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没有合乎礼仪的服饰，就像没有文化修养的凡夫野人。然而，只有合乎礼的服饰与动作姿态，而缺乏“仁”的品质，那么这些虚饰只能使人感觉像浮夸的史官。儒家在服饰上文质统一的审美观，是与等级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上层社会尤甚。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礼”的重要成分,已经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几乎波及了社会各阶层。以上这些正是形成中国古代服饰独特风貌的原因之一。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 “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
研究儒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 一、儒家思想之“以仁为本”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一)儒家思想中“以仁为本”的理念 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一直围绕着一个“仁”字，那就是怎样使人趋向“仁”。什么叫做仁?实际上是什么叫人的问题，因为“仁者人也”。把仁当做一种思想理念的最深准则其实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把仁作为实践中的引导理念并且让仁融入于各种道德中。孔子的仁说是将自尧舜以来继承下来的先王之道归属为仁之道。如果从《论语》为核心来分析仁的意义的话，就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对内克己，对外爱人。儒家文化觉得民是国家之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因此，现代企业的管理者要以民字作为首要。孟子指出“用贤则治，不用贤则亡。”(《孟子?告子下》)因此，儒家思想把用贤作为是企业管理盛衰成败的关键。 (二)如何在企业管理中运用“以仁为本”的思想 现代企业管理人员应该结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将儒家文化的“以仁为本”的思想应用在企业管理，将“以仁为本”作为企业迈向成功的管理准则。“以仁为本”的现代企业管理应该是以人本理念为前提的，以人为核心的管理准则，它要求的是管理行为的人性化。这样的话，现代企业管理中怎样去应用“以仁为本”的思想，融入“以仁为本”的准则呢?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可行的： 第一，坚持以仁为本的原则，那就是要在企业管理中采取“仁治”以稳住民心。第二，坚持以仁为本的原则，还需要设立起一套合理科学的激励制度，为职工营造一个温馨的工作氛围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孟子主张教化而治，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 民畏之，善教, 民爱也;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第三，坚持以仁为本的原则，更加要积极开展对人才的挖掘、人才的运用、人才的培育。儒家文化认为，为政之本在于兴贤。企业应该发挥员工的自尊、自爱、自强心理、主动性、事业心、创造性与成就欲，使员工的内在潜力得以发挥。然而企业文化的建设不光只能通过制度的约束，管理者也应该通过多和员工进行思想沟通和需求的满足，对工作环境的优化，对员工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具体的设计与实施，来让员工自觉的与管理者共同把工作做好，共同1 发展企业。 二、儒家思想之“以义统利”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一)儒家思想中“以义统利”的理念 因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正当的利益该取而不取，也是不义。孟子就说过：“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好其道，则舜受其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 不合道义的即使一筐饭也不能接受，合乎道义的即使像舜继承尧的天下也不过分。这话准确地表述了儒家“以义统利”思想的内涵。儒家思想中的“以义统利”引领着管理者处理好盈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为企业提供了所需的原料、资本和人力资源，使得企业能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同时企业的盈 利必须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不能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如污染环境，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在这里“义”和“利”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儒家所谓的义，是指整体的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对于企业来讲，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由此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只是主张正当致富。而儒家所谓的利，既不是狭义的金
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思想 中国古代文明中有关城镇修建和房屋建造的论述，总结了大量生活实践的经验，其中经常以阴阳五行和堪舆学的方式出现。虽然至今尚未发现有专门论述规划和建设城市的中国古代书籍，但有许多理论和学说散见于《周礼》、《商君书》和《墨子》等政治、伦理和经史书中。 夏代（公元前21世纪起）对“国土”进行全面勘测，国民开始迁居到安全处定居，居民点开始集聚，向城镇方向发展。夏代留下的一些城市遗址表明，当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工程技术水平，如陶制的排水管的使用及夯打土坯筑台技术的采用等，但总体上，在居民点的布局结构方面都尚原始。夏代的天文学、水利学和居民点建筑技术为以后中国的城市建设规划思想的形成积累了物质基础。 商代开始出现了我国的城市雏形。商代早期建设的河南偃师商城，中期建设的位于今天郑州的商城和位于今天湖北的盘龙城，以及位于今天安阳的殷墟等都城，都已有发掘的大量材料。商代盛行迷信占卜，崇尚鬼神，这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城镇空间布局。 中国中原地区在周代已经结束了游牧生活，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期间兴建了丰、镐两座京城。在修复建设洛邑城时，“如武王之意”完全按照周礼的设想规划城市布局。召公和周公曾去相土勘测定址，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城市规划建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城市规划事件。 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周礼·考工记》记述了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图2-1-1）。同时，《周礼》书中还记述了按照封建等级，不同级别的城市，
如“都”、“王城”和“诸侯城”在用地面积、道路宽度、城门数目、城墙高度等方面的级别差异；还有关于城外的郊、田、林、牧地的相关关系的论述。《周礼·考工记》记述的周代城市建设的空间布局制度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礼》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开始进入都城建设规划，这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最早形成的时代。 图2-1-1 周王城平面想象图 战国时代，《周礼》的城市规划思想受到各方挑战，向着多种城市规划布局模式发展，丰富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布局模式。除鲁国国都曲阜完全按照周制建造外，吴国国都规划时，伍子胥提出了“相土尝水，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他主持建造的阖闾城，充分考虑江南水乡的特点，水网密布，交通便利，排水通畅，展示了水乡城市规划的高超技巧。越国的范蠡则按照《孙子兵法》为国都规划选址。临淄城的规划锐意革新、因地制宜，根据自然地形布局，南北向取直，东西向沿河道蜿蜒曲折，防洪排涝设施精巧实用，并与防御功能完美结合。即使在鲁国，济南城也打破了严格的对称格局，与水体和谐布局，城门的分布并不对称。赵国的国都建设则充分考虑北方的特点，高台建设，壮丽的视觉效果与城市的防御功能相得益彰。而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和对社会的整合价值，分析了它们在东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社会整合的作用，提出了对以往的现代化模式要重新认识，指出儒家文化人本主义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社会整合的功能必将对当代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人本主义内圣外王天人合一 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
儒家的政治思想 一、儒家概述 1、儒与儒家 儒是从事教育的人，《周礼》有：“儒，有六艺以教民者”。所以儒和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六艺”：礼、乐、御、射、书、数。儒者是否按“六艺”从事教育活动，目前尚无其他佐证。孔子是以“六经”为教本，“六经”大约是孔子对自西周以来的传统文化进行整理后选编的教本。“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中没有《乐》，所以又称“五经”。儒是先于孔子而存在的。 儒除从事于教育外，还从事于相礼的活动。周人特别讲究礼，人们的一行一动都有一定的礼仪规定。一般人有时弄不清楚礼的仪式和程序，于是有专门的人来掌礼，儒便是专门从事掌礼的人。孔子在成名之后仍从事相礼的活动，墨子曾挖苦儒者：“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由此可知儒者掌相礼之事。 在春秋中叶以前，儒大概是官吏中的一种成员，后来逐渐流散在社会上，以教育和相礼为业。孔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孔子以儒为业，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因循者，他在儒这个职业上作了特殊的表演，概括言之，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弟子。学在官府这种局面到春秋时逐渐走向衰败，应运而起的是私人招收生徒。孔子是私人办学的猛将，他把眼光转向整个社会，不拘一格广招弟子。孔子收纳弟子的原则有两条，一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另一条是“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孔子招收的学生很多，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有的很富，有的很穷，有犯过罪的，有做过强盗的，还有流浪汉等等，多达三千人，这是一个奇迹。孔子招收的学生虽然又多又杂，但他的教育教学活动都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孔子面向整个社会招收弟子，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孔子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孔子对殷周以来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教学又需要一定的教本，于是对西周以来的传统文献进行了整理，选编。后世所说的“六经”，大约是孔子选编的教本。选编和整理文献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性工作，其中有删存的标准问题，孔子的标准与他的思想理论显然有密切关系。如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文化成果在散漫的形式下是难于持久保存的，只有经过集中才能提高浓度，也便于保存和流传。但是要筛选又难免没有偏颇。 第三，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这是自谦。就实而论，孔子不仅述中有作，而且创造出了成系统的理论。一种事物在自发状态中是不能充分显示它的价值的，只有从理论上给予论证，才能使人们理解它的价值与意义。孔子对西周的传统文化给予了理论上的说明与论证，把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由于孔子做了以上三方面的事情，创立学派就是必然之事了。这个学派以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生存的基础，以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加之以孔子深邃的哲理，所以一诞生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 这个学派所以称之为儒，显然与儒这种职业有关。不过孔子以后的儒与以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意义 在儒家、道家、佛家等几大学派中，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最深远，时至今日，我们仍提倡学习儒家思想文化。儒家学派创立至今，经历了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近代的“打倒孔家店”，再到现在的正确认识和学习儒家思想。儒家学派虽然几起几落，但却长盛不衰，主要在于其具有兼容性，儒家学者不断吸收其他学派思想，从而使儒家思想得到补充，能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把握住了发展的机会。 儒家思想十分丰富，它在治国、为人处世、教学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引导。首先在治国方面，儒家提倡“为政以德”、“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体现了一种以人为本的先进思想。它认识到了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如果统治者得不到民心，政权就不能巩固。如果统治者是舟，那么人民就是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它起到了制约统治者的残暴统治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维护了社会安定，使人民能安居乐业。 儒家同时还提出“三纲五常”，其中我觉得“五常”对于我们在为人处世中很有指导意义。“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在这个物欲横流、容易迷失自我的社会里，它就是我们心中的一盏明灯。我们每做一件事前，都应该想想这五个字，我觉得我们平常至少要做到义、信两个字。义指的是气节，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如我们对待朋友要有情有义。古时候有关羽为了义而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放曹操，当今的我们是否也应该努力做一个有情有义人呢？信是指诚信，诚信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特别重要。老实说，我觉得现在社会缺少诚信，每年央视3.15晚会都会曝光一批不良企业商家。不断涌现出诚信缺失的问题，已经使很多国人失去了信心，纷纷去买外国的商品，这肯定影响我国的企业发展。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诚信，将会造成严重后果。路人跌倒了没人敢扶，人与人交流总会怀着一颗怀疑的心，不能坦诚相对，那会让人失去很多宝贵东西。 儒家在教育上讲究“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这些教育思想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有教无类”强调人人有享受教育的机会，这反映了人人平等，我们现在实行的普及义务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实践。“因材施教”是教学中的一项重要的教学方法，孔子认为，对于能力和素质不同的学生，要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发挥其长处，弥补其不足，激发其兴趣，使得每个人即使能力和起点可能不同，但同样取得进步。 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到儒家思想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同时它提倡遵守封建礼教，其中“三纲”就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思想，应该被摒弃；儒家思想随着发展，逐渐僵化，成为投统治者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愚化人们，阻碍社会发展。所以总结起来，儒家思想有其积极性和局限性，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学习。
燕山大学 高级政治学作业 教学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任课教师：郄少健 提交时间：2012年12月26日
儒家文化与政治合法性 摘要:合法性对维系政治体系正常运转及其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是政治发展的前提和基层,文化对合法性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对我国政治合法性有什么作用?本文讲详细探讨。 关键词:政治合法政治文化儒家文化 政治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问题。合法性体现一种价值判断,是其成员的自愿服从。政治合法性依赖于统治秩序的确立,暴力与法律为合法性的硬性条件。 意识形态对于合法性的形成加油重要的作用,政治稳定需要意识形态提供理论支持,文化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对政治合法性也至关重要。 一儒家文化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它是建立在农耕的基础之上,并由此形成我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不同与西方的海洋性文化,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主流,她古有自己的特点: 1、它是一种统一型文化,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具有”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传统。汉代董仲舒是”大一统”思想的集成者,他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上的一统,用儒家思想来统一人们的认识。言论,意志和行动。 “文化一统”的思想有利于我国的统一,促进我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它在反对叛乱与外来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现阶段,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促进两岸统一具有只要意义。 2、它是一种延续性文化,儒家文化自从春秋战国产生发展后,其间虽然遭受挫折,但它还是顽强的发展下去,通过其包容性与适应性成为我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主导文化,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等方方面面,从各方面影响中华民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