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
【内容提要】基层社会管理是一项关乎历史和现实的重要课题。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基层社会管理更应受到重视。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的研究成果丰硕。本文对此进行了回顾、总结与评析，指出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既有总体性的研究，又有具体实证性的研究，如基层社会行政设置的研究、政府管理与民间管理的研究、定居社会与流动社会基层管理的研究以及全局研究与地域研究等。同时本文亦试图寻求该领域研究尚存在的缺陷，并尝试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一、研究概况与评析在总体研究方面，仅近10年就有如吴晗、费孝通等着《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钱穆着《中国历史政治得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梁希哲、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李治安、杜家骥着《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古代行政管理及官僚病剖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对政府的各级各类行政设置做了多层面的探讨，颇多建树。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是近年来的重头之作。其中较为深刻地叙述了历史上政治制度的演变。如第九卷（杜婉言、方志远着）中涉及到基层社会管理方面时说：由于里甲制是以明初相对稳定的小土地占有关系和自耕农经济为基础的，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里甲虽说每十年重新调整编排一次，但人口的流动必然造成里甲数量的减少和国家可征徭役及钱粮的减少。正德、嘉靖以后，各地纷纷进行赋役制度的改革，田赋丁银逐步由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徭役也开始由政府出银雇佣里甲催征钱粮，管理户口的职能逐步丧失，而社会矛盾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地方基层组织的主要职能由催收钱粮转为维护治安，这样，许多地区在里甲之外建立了保甲制度，这样的研究旨在揭示里甲与保甲各自不同的功能，因而辨明了里甲与保甲的职责范围及各自作用。
就具体研究而言：首先是关于基层社会行政设置的研究，其中可分为乡里制度研究和城镇基层制度研究。有关乡里制度的研究成果有：王昊《明代乡里组织初探》（《明史研究》第1辑，〔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版），唐文基《试论明代里甲制度》（〔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李文治《明代宗法制的体现形式及在基层政权中的作用》（〔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刘伟《明代里甲制度初探》（〔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李晓路《明代里甲制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孙海泉《清代保甲组织结构分析》（〔石家庄〕《河北学刊》1992年第3期），孙海泉《论清代从里甲到保甲的演变》（〔北京〕《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张瑞泉《略论清代的乡村教化》（〔长春〕《史学集刊》1994年第3期），陈柯云《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对基层社会管理的研究日益趋于细微，涉及到基层社会的实态。有关城镇基层制度的研究有：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郭蕴静主编《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戴均良主编《中国城市发展史》及近期出版的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史卷）等著作都涉及到城市基层的厢坊制度，认为厢坊多能发挥与里甲、保甲相类似的作用。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第564页说：明初，为了编造黄册及征收赋税，在全国推行里甲制度，在农村设里，城市设坊与厢。清代又推行保甲制，巴县城乡编查保甲的活动持续了很久，直至清末。在保甲制推行的同时，里甲制继续执行征收赋税的职能。除此之外，还有乡约。显示出叠床架屋的烦琐，显然，各不同设置的功能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区别并不清楚，孰重孰轻，仍有继续探讨的余地。
其次是关于政府管理与民间管理的研究，这其中涉及到社会结构的讨论。中国社会史学会的成立是近年来基层社会研究的一个产物，亦极大地推动了这方面研究的发展。该会自成立以
来，举行过多次学术研讨会，1992年的第4届，1994年的第5届、1996年的第6届、1998年的第7届都程度不同地研讨了这个问题。以1992年会议为例，就社会结构问题，有冯尔康的《社会结构理论与中国社会结构史研究》，王玉波的《聚落分析与古代社会结构演变》，刘文智《古代农村社区的演变及其特征》，钟年《中国乡村社会控制的历史演变》，马亮宽的《试论近代士人对社会结构的活化》，何晓明的《近代中国社会构成简论》，刘志伟的《佛山祖庙与佛山传统社会》，陈春声、陈文惠的《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涉及到了官方政权设置、民间各种类型的社会整合机制，显示了较为广阔的学术关怀。另还有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又发表了16-17世纪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笔谈，其中包括了赵毅、刘晓东的《传统向现代的萌动》，董铁松《对中国16-17世纪社会结构的基本分析》两文，阐述了他们对该时期社会结构变迁的认识。在官方管理方面，由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和由王戎笙主编的《清代全史》（第六卷）都对里甲、保甲、粮长、老人等制度作了详细的探讨，包括对里甲、保甲各自功能及相互关系与嬗变，粮长、老人的设置及其作用的探讨，汇集了近年来诸多学者的观念，显得细致、切实，较前更有所深化。
在民间管理方面，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家庭、家族、宗族、乡族是基层社会的实体。在清朝官府对它们多行支持策，它们可独断地方争讼，可以施用刑法，极具独立性和自治性。乡绅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体现在：1、操纵宗族、保甲组织，2、通过举办社会公益事业控制地方，3、掌握地方教化。从而充分肯定了民间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罗一星的《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探讨了佛山的家族组织、乡仕会馆、教育组织如书塾、社学和书院乃至祖庙等对基层社会的整合作用，表明了对政府管理与民间管理的关系的认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过去已有黄宗智、苏耀昌等的研究，黄宗智探讨了华北的官方机构与民间组织的相互协调与对抗，苏耀昌则指出了华南社会中间机构或倾向于官方或倾向于民间的实际情形。一般而言，官方影响与民间影响在各地存在差别，而在新开发地区（如清初的四川、如清后期的东北，如沿海地区新长成的滩涂地区乃至近海地区），民间自发组织发挥了自我管理与组织作用，这方面的研究有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强调了家族势力与基层政权设置间的关系，探讨了保甲制的演变。
《清代全史》第五卷讲述了地方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它们各以地缘、血缘或利益纽带凝结而成，这类可笼统称之为“乡族组织”的共同体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有别，在自然环境的制约、生产方式的变化、文化价值系统的变异、社会分化程度和形式的不同，以及政治关系的影响等等因素的作用下，地方共同体的构成法则、分类标准、组织形式、现实功能以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地域社会，都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和变异性。“共同体职能的强化，与国家权力控制基层社会方式的改变是互为因果的。从明中叶开始至雍干时期的财政赋税改革，既是对这一趋势的适应，又使这一趋势得以整齐划一起来，促成了新秩序的确立。特别是随着士绅在共同体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原来属于国家行政机构的许多职能，都转由地方共同体担负。”“地方共同体的规模明显扩大，并具有更强的社会整合力，这是由清代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促成的。”“这一发展趋势奠定了清末地方自治体制得以广泛建立的基础。”“地方社会共同体与国家权力之间在矛盾中达到了更高程度的统一。首先，士绅虽然一般是地方社会利益的代表，但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权力来源，又使他们强烈认同于国家权力的正统规范，由士绅来充当政府与基层社会的中介，是两者能达致统一的重要途径。其次，宗族势力的发展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在雍干时期一度处于一种复杂的矛盾冲突状态，曾有人认为宗族是国家权力的威胁和挑战，然而实际上，宗族与国家在正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中有着很广泛的一致性。因而，自雍干以后，经过一系列文化上的调适和制度上的改革，二者由矛盾达到了统一。
政府承认了宗族在地方上的权力，并利用来作为维持统治秩序的基础，而宗族则在维持地方秩序、推行教化、培养官僚队伍后备军、征收赋税等等方面，扮演着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的角色。再次，由于士绅的作用和大传统文化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地方共同体的神明祭祀越来越多以由国家认可的正统神为中心，尤其是那些较高层次的地方共同体一般都已纳入了国家正统规范之神明为主祭神，并通过在更低层次的社区建立起这类神祗的祭祀，形成了以这类主祭神为中心多层次的祭祀圈。以这类祭祀圈界分出来的社会组织，在文化上与国家权力更易达到一致。另外，在民间祭祀仪式和活动中，我们也处处可以看到大传统的文化对这些本属于小传统的文化行为的影响。如祭祀仪式按照官方礼仪来进行，游神演戏则尽力显示和突出正统文化的象征等等，文化上的相互渗透是整合国家权力与地方基层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由于社会分化的加深和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分裂，在基层社会的地域化共同体愈来愈士绅化并纳入正统规范的轨道的同时，背离这一轨道的社会组织也逐渐分化出来。从乾隆中期开始，广泛出现了遍布全国城乡的秘密社会，它们是乾隆以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官方对基层社会自置组织的倚重，王日根的《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北京〕《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也就此作了一点探讨。近年来发表的论文还有：王跃生《清代离职官僚社会活动述论》（〔长沙〕《求索》1989年第2期）讨论了郡州府县官府与缙绅势力的关系。他们可充当协同地方官维持统治秩序和教化万民的得力助手，官府统治百姓很难超越当地缙绅，他们或以言行开导族党，使乡风大变，或凭礼教约束百姓，使奸盗屏息，在家庙祭祀、孝道婚丧等封建礼节习俗的风化传播方面，缙绅也因其优势，而成为地方教化的楷模。如北宋关中吕氏祖父官宦规劝邻里，导善惩恶，一旦发生反叛起义，出于维护身家利益和道统纲常，绝大多数缙绅也会积极协同地方官弹压剿灭。在郡州府县官府与宗族势力的关系上，明清之际，秀才生员或成为地方一霸，“开赌局，交衙蠹”，殴打粮差，诉讼夺产，常由他们出头露面。徐晓望《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讨论了宗族的作用：1、惩恶扬善，维护地方治安；2、以族正、家长、“公亲”调解族内婚田争执等民事纠纷；3、以宗族共同体、祠堂所属的祠产，赈济赡养本族鳏寡孤独，避免其流离失所，或转化为社会的对立面；4、组织宗族武装，团结丁壮，自保乡井，防范盗贼。这样，宗族的组织和权力，实际发挥了完善封建政权、支持封建政权的职能，不过，明清时期，族权膨胀也容易破坏封建法制，地方郡州府县官府与宗族之间也存在某些矛盾，有的家族强大，称霸乡里、侵吞小民，有的漏租逃役，不纳官粮；有的逞强械斗，窝盗举兵，扰乱治安。总之，当官府能较好地控制族权时，二者就能上下相继，相得益彰。倘若族权发展偏离官方轨道，官府的统治便容易发生动摇，关于家族与官府关系的两分法分析在美籍学者黄宗智、澳洲学者苏耀昌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陈柯云《略论明清徽州的乡约》（《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刘志伟《清代广东地区图甲制中的“总户”与“子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以及曹国庆《明代乡约推行的特点》（〔成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春之卷）、刘永华《中国传统社会基层管理的模式》（〔福州〕《福建学刊》1997年第5期）均探讨了民间力量对社会管理的意义。
傅衣凌认为：乾隆后期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中央高度集权，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日感困难，经济发展尚处于清代的高峰，而社会的动荡又日渐加剧，然而，中国社会是一种多元结构社会，从经济基础、社会控制的体系、司法系统到思想文化，都存在着“公”与“私”两大部分。多种生产方式，国有经济、乡族共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长期并存；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与乡族势力的互相补充，国家法律、司法机构与乡规、族约等私法、私刑审讯、私设公堂并行。凡此等等，在“公”与“私”两大势力系统中起沟通作用的就是乡绅，乡绅阶层就是社会的缓冲器，它的居中调节，使这个社会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注：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张仲礼认为绅士阶层在19世纪的基层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注：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
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王戎笙等认为：当中央政权强大时，地方乡绅的活动受到较多的约束，乡绅的离心倾向、破坏性行为尝受到政权的严厉打击，当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削弱时，国家就假手乡绅填补基层控制的真空，允许并鼓励乡绅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活动，维持地方的封建统治秩序；当国家权力全面崩溃时，乡绅就可能发展成政权的对立面，谋求扩大地方势力，并努力在本地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本阶级的切身利益，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虽屡遭打击，仍然能够度过难关、苟延残喘的原因（注：《基层社会组织与乡绅》，王成笙主编：《清代全史》第五卷第五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页。）。傅衣凌关于基层社会的管理在宋以后大部分由民间组织承担了去的观点在他的学生陈支平、郑振满、王日根等人那里继续有所推进。陈支平有《近500年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郑振满有《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近年来王日根主要把视野放到流动社会的管理组织——会馆上（注：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分析了民间力量在管理官方所鞭长莫及的流动社会中的作用，把会馆作为社会组织，而不仅仅是行会，这较过去的研究，至少是思维方法有所转变。他认为无论是士绅、试子会馆，还是工商会馆、移民会馆，都是明清社会面临新形势后的新适应，是对家族组织的摹拟，同时亦是超越，是创造。政府对此也有一个互动调适的过程，结果是走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则分析到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被迫改变政策，于咸丰初年规定“凡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准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察举。”（《户部则例》卷三《保甲》），至此，族权开始普遍在基层与政权相结合。当太平天国进一步发展，清政府军事力量面临崩溃之时，清政府又被迫准许在职官吏各回本籍凭借宗族势力举办团练，这样甚至把平时国家才能具备的拥兵权也下放到地方宗族了。这在清政府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但对地方宗族势力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良机，这以后，宗族势力经历了一个膨胀时期。清朝统治者虽然重视宗族组织，一贯加以倡扬，但对族权却不愿正式承认，而近代的政治形势变化和社会动荡，又迫使清政府逐渐放弃这一政策，先是雍正时，政府在广东推行保甲，对一些不能编甲的巨姓大村，设立族正以行察举之职。乾隆时，巡抚陈宏谋在江西也曾根据江西聚族而居的情况，奏准给予族长官牌，以约束族众，使族权具有了政权的性质，但不久即废止。道光十年，政府才下令重新给予族长以行政权力。近代的宗族组织作为社会组织，对近代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生活方式都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在这里，作者分析了官方权力向民间的转移过程中，存在着极其被动的色彩。
最近的研究显示出继续深化的趋势。周绍泉研究了《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他认为：仅据一些文献资料断言明代里甲编审及粮长、里长和老人在明嘉靖或稍后就不复存在了，恐怕就失之偏颇了。郑振满在《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中从财政角度分析了福建地方政府在官方“节流”性财政改革背景下，又遇到倭寇的直接打击，财政运转失灵，地方财政日趋窘困，各级政府只得相继放弃了许多固有的行政职能，尤其是把各种地方公共事业移交给当地的乡绅集团。在此过程中，乡绅与乡绅集团开始全面接管地方公共事务，从而也就合法地拥有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因此，明中叶以后的乡族自治运动，是与地方政府职能的萎缩密切相关的。这是对其在《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所提出的“家族观念的庶民化、财产关系的公有化和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观点的继续发展。因为家族研究具有现实的指向性，像王沪宁已致力于此，对家族村落的研究超越了政治学的范畴而具有社会学研究的色彩。又如苏国勋认识到：中国社会中无论农村或城市，宗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在同一地域中生息劳作的家族依靠地缘关系组成村落共同体，构成以共同的风俗习惯和规范为纽带的自治群体，在内部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一个一切以传统为准绳的封闭、自律
的社会生活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自上而下都打上了父系家长制的烙印（注：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关于理顺体制、创新机制，构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新格 局的提案 摘要：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提案第0524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案由:关于理顺体制、创新机制，构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新格局的提案 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交由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办)办理 提案人：民革中央 主题词：管理,创新 提案形式：党派提案 内容：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当前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主要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在我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近几年来，执政党和政府不断就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制定方针政策、作出工作部署，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管理的改革创新，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这一格局中，政府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其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如何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穿到基层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中，做到管理与服务相统一，管理与发展相协调，我们认为，应以转变街道办事处职能为突破口，在城市形成街道重服务，功能区重经济，市辖区政府抓管理的体制，从而构建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管理新格局。 由此，我们建议： 一、剥离街道经济职能，强化街道服务职能 改变街道“重经济、轻管理、弱服务”的现象，将街道工作中心转移到强化公共服务上来，实现街道办事处职能“归位”。建议取消街道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经济统计等经济职能，将街道职能具体界定为基层党建、公共服务、社区建设、综合治理等。同时调整街道办事处内设机构，撤销街道经济职能科室，增设社会事业科、社区建设科、街道公共服务中心、社会组织指导中心等，以充分保障街道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 此次街道职能转变的近期目标是，完全剥离街道的经济管理职能，将街道办事处这一区级政府派出机构的职能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转化。而改革的远景目标是，撤销街道办事处，实现政府在社会管理的方面的扁平化指挥，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良好借鉴。 二、完善街道配套制度，强化职能调整保障措施 一是调整街道财政体制，取消街道的一级财政职能，街道支出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全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调研报告范文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保障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建设平安资阳的刚性任务，是资阳决胜全面小康必须同步抓好的关键环节。市政协高度关注全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近期集中时间精力，组织相关专委会、部分市政协委员，与市综治办一起，深入雁江区、安岳县、乐至县实地查看、沟通走访、座谈交流，经过系统梳理、研讨，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一、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取得的成效 全市上下持续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扎实推进平安资阳建设，为美丽繁荣怡然资阳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截止x年，我市16年被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目标优秀市，乐至县连续3届被评为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被授予全国平安建设“长安杯”。 （一）治理工作的职责使命和时代担当更加凸显。主要体现在“三个精准”。一是精准实践基层社会治理的“资阳模式”。切实探索出基层社会治理的“133”工作模式，即1个中心（坚持以平安创建为中心）、3条规律（把源头化作为“社会治理之基”、把精细化作为“社会治理之本”、把智能化作为“社会治理之要”）、3条道路（走党建引领之路、走社会协同之路、走发动群众之路），有力指导全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不断迈进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二是精准掌握基层社会治理的形势变化。洞察当前公共安全压力日益增加、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社会矛盾遗留问题与新问题交织、新行业治理面临新的挑战等方面形势变化，增强治理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三是精准把握基层社会治理的使命担当。从提升治理能力、构建治理体系角度出发，精准把握城乡发展趋势、社会治理现状、社会治理需求等情况，确保治理工作更富时代感、责任感、使命感。 （二）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共治共享格局初步形成。一是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网格基础。全市县（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均实体化运行。建立健全网格管理员考核评价体系。二是建立矛盾预防化解的多元机制。市、县、乡三级建立各级调解组织，充实调解人员。推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调”联动。“离婚冷静期”“家事调查员”等为载体的家事审判调委会、医疗纠纷调处“3+2+1”模式、交通事故首端联动处置机制等创新举措成效显著。三是探索各界广泛参与的联动模式。建立三大类“红袖标”队伍。通过制作平安建设微视频、微电影，策划“微直播”等活动引导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平安建设。 （三）基层社会治理的源头化精细化智能化改革成效初显。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和阵地建设。目前全市部分乡镇、村已实施“雪亮工程”，实现与“天网”“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十户联防”“平安大喇叭”的对接。市本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平台已基本建成。试点乐至县县级、乡镇、村综治中心建设工作得到省委政法委、省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研究综述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是指国家管理社会保障事业的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总称。它涉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方方面面，如社会保障保障立法、社会保障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方法、机构设置及其职能权限、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监督、社会保障业务经办等。狭义的概念是指社会保障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权限的划分。1本文为了写作需要采取的社会保障管理的定义偏向狭义的定义，但也涉及到立法、监督等方面的内容。 从目前现有的文献来看，单独研究社会保障管理的文章相对比较少。主要是放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作为一个部分加以论述。 1、中国管理体制的发展及现状 1.1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发展 对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演变过程的划分说法不一，阶段的划分标准也各不相同，三、四、五阶段的都有。不过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是公认的，即1978年是改革探索阶段的开始，1998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组建，标志了中国基本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建立。 根据管理主体的不同来划分，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大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从1951～1969年的工会管理，到1969～1980年代的企业自管，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多部门管理，直至1998年国务院组建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结束了社会保险工作多部门分散管理的局面。民政部门主管城乡社会救助事务。2000年国家又成立了“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至此，形成了目前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2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机构设置，是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采取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分级管理体制。纵向机构设置，大体分为三个层次：中央、地方和基层。横向机构设置，在从上到下每一层按照不同的职能性质设置包括行政管理机构、业务经办机构、基金运营机构和监督机构四大类机构。（见图1.1） 图1.1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3 从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来看，目前参与社会社会保障管理的机构主要包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人事部、财政部、卫生部等。4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主要负责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项目、农村社会保险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等管理。民政部门负责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管理。财政部负责社会保障基金预、决算。所有的机构统归国务院管理。 对于中国社会保障管理的研究，学者从不同学科，如社会保障、财政学、管理学、法学的角度，不同角度如社会公平、效率，政府的责任定位，社会管理服务等来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管理体制的模式（政府在管理中的责任承担问题），管理的社会化、信息化，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和改进对策，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以及管理体制的国际比较等几个方面。 1康士勇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M），2003年8月第2版 2章晓懿：社会保障：制度比较（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3对于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部门设置，有各种不一的说法，在这里采用的是其中一种 4关于中央部门的设置及其职能，也是说法各异，本文取其中比较统一的说法。
健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提升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水平 ——***镇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调研报告 近年来，……镇按照十七大“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做出了诸多有益尝试，提升了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水平。 一、加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一）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夯实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基础。 一是抓好镇党委自身建设，提升管党水平。坚持民主生活会常态制，建立班子成员早会制度，促进党务公开，保证党内民主。建立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对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方针政策、总体要求以及相关具体政策加强学习，深刻理解加强和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化宗旨意识，坚定群众路线。紧密结合……实际，将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激化纳入党建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党委书记要担负起社会管理工作的领导责任，加强理论学习，强化服务意识，提升管理能力，以自身行动影响和带动基层。 二是抓好农村党组织建设，保证队伍素质。大力抓好项目书记产业党员培养，结合村“两委”换届，将“政治素质强、致富能力强、服务群众观念强”等“三强”型农村优秀党员选进村党组织班子，保证了村支部书记队伍的指导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整体素质水平。规范开展党的组织生活，切实做好“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工作，注重党员党性培养。建立党员志愿服务承诺制，抓好农村党员志愿者工作，积极引导农村党员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中广泛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开展党组织联系困难群众帮发展、党员联系群众访
民情活动，扩大党组织服务群众范围。定期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活动，以群众满意为唯一测评标准，不断改善服务群众质量，保证农村党的队伍素质。 三是抓好农村社区党组织规划建设，确保组织领导。继续推进“双先双覆盖”工程，按照党建先行、规划先行的要求，在县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结合……镇实际情况,规划建设……等示范社区。先行成立了示范社区建设领导小组，注重社区建设的相关政策宣传，严格按照中央及省、市、县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政策指导社区建设，规范征地拆迁等相关行为，切实加强对社区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积极推进了社区建设工作的科学规范化进行。 四是抓好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机关等领域党组织建设，提升管理层次。成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落实人员经费，促进党建工作深入开展。实施党建“凝聚力”工程，选派机关干部到企业担任党务工作志愿者，广泛开展“七星级”企业党组织创建活动，着力提升企业经营管理层次。大力开展“思想作风纪律建设”活动，改进机关干部作风，提高服务水平，实现机关效能提升。加强站所建设，切实提高各站所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二）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切实做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工作。 一是加强镇政府建设，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深化实施“三级联创”工程，促进创先争优活动开展，加强机关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服务意识。镇政府管理重心下移，各部门在各村设立服务代理站，实行为民服务代理制，零距离、无缝隙、主动式和全方位地为群众服务。坚持“不与民争利”，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001057327.html,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状、原因与对策研究 作者：王艳秋 来源：《科学导报·学术》2020年第35期 摘; 要：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从四个方面提出解决农村社会治理的对策。 关键词：农村;社会治理;现状;原因;对策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内容上看，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治安、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多个方面;治理过程包括治理手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目标等多方面的协调统一。 一、锦州市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分析 1、民主不足，村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不高 有相当一些村镇村务公开不彻底，村民代表大会、村监会、村支部会大都形同虚设，很少召开或基本不召开，村民无法有效参与村镇治理，重大事项村民无法参与决策，村委会经常代替村民主体地位，村两委干部管治意识大于服务意识，“一言堂”现象不同程度存在，農村内部难以形成对村干部的有效监督制约。而村民自己也是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表现得消极冷漠。 2、农村基层组织成员素质偏低，年龄偏大 在国家的大力投入下，基层组织建设逐步恢复加强，凝聚力、战斗力大幅提升。但基层组织人员不足、年龄老化、知识水平低、缺乏主动性、示范带动能力不强等问题仍然突出存在，农村两委成员中，50多岁的居大多数，40多岁的属年轻成员，30岁左右的只占极小比例，30多岁的村两委负责人更是凤毛麟角。加强村级基层组织队伍建设，是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水平必须面对的长期性问题。 3、经济腐化问题依然存在 传统农村治理中，村内纠纷大多以村内事务为主，主要是承包地分包、邻里纠纷等，涉及人员、范围、金额均有限。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资本向农村渗透，农村逐步被卷入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大量征地拆迁、土地流转、项目分包、劳务用工、资源出租出卖等纠纷，逐渐在农村治理中占据越来越大比重。 4、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献综述：原则、结构和问题 2013-06-06 13:44:00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价》路阳 文献综述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论文撰写的基础环节，在整个学术研究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和关键的地位。文献综述的质量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相关学术研究的总体水平以及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发展。本文对于文献综述的撰写原则、基本结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初步介绍和说明，以使读者对进行文献综述撰写过程有比较准确的理解和认识。 一、文献综述的性质和作用 （一）文献综述的定义与性质 文献综述①（literature review）是对目前为止的、与某一研究问题相关的各种文献进行系统查阅和分析，以了解该领域研究状况的过程。或者说，就是一个系统地识别、寻找、考察和总结那些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的文献的过程。②从具体形式来看，文献综述分为以下两种：（1）完整的、可直接发表的文献综述。它通常包括引言、概述、正文、目前研究的不足和建议、参考文献等组成部分。（2）学术（学位）论文中的文献综述。它的篇幅和结构可以进行调整和压缩。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后一种文献综述。社会学学者风笑天将文献综述（回顾）分为两种类型：“作为过程的文献回顾”和“作为结果的文献回顾”。前一种主要是指围绕某一主题，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搜索、查找、阅读、分析的过程；后一种则指以总结和综述的形式将上述过程的结果表达出来。③实际上，文献综述是一个既包括对文献进行查找、阅读和分析，又包括对这些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和评论的完整过程。文献综述中的核心问题是参考文献的选择。这不仅要看文献的数量，更为关键的是要包括最重要、最经典的著述和最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能从中分析并总结出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及存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的目的与作用 一般说来，文献综述的写作目的是：（1）通过评估分析已有的研究贡献和局限，凸显自己研究问题的价值。（2）寻找自己的专业（问题）定位——它和理论传统的关系，以便阐明自己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中的位置。（3）寻找自己不
农村基层治理创新实践 一、社会治理模式的内涵 社会治理模式是政府在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和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调节与控制时所遵循的原则、途径、程序和方式。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治理模式。 基层社会治理，是特指由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市辖区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所主导、由社会多方参与的，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就是打破传统的“包揽式“的政府管理模式，引导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与方式。由于基层社会治理特别是农村基层治理涉及地域范围广、地理位置偏、人员结构复杂、居民素质较低，加之近年由于新农村建设，征地拆迁、重点工程等引发的利益冲突层出不穷．使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显得十分重要。 二、xx街道农村基层治理创新背景 （一）街道概况 xx街道地处鹿城区中西部，距YY市区约9公里，东濒YY，南连YY，西靠YY镇，总面积YY平方公里。2011年4
月经行政体制改革，完成撤乡设街道，正式更名为xx街道，同年10月成立xx都市休闲功能区。街道下辖渔渡、澄沙桥等12个行政村，1个仰新居民社区，有户籍人口2万余人，流动人口6.2万余人。街道现有行政事业、街道聘用、建工委聘用、科室聘用等各类工作人员，共计299人（含社区），其中副科级以上领导20人。下设18个职能科室，中层干部44人。 （二）存在问题 近年来，街道紧紧围绕“宜商宜居宜休闲、活力美丽新xx”这一发展目标，综合统筹各方资源，严格倒排时间节点，街道经济大致平稳发展，社会总体和谐稳定。然而由于历史上长时间处于农村阶段，辖区居民多为农业户口，地处城乡结合部，农村特点突出，农村问题较为明显，且正处于经济发展期，工程建设、征地拆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等因素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治安形势： 1、流动人口管理失序，社会维稳形势严峻 在辖区目前8万多总人口中，流动人口是户籍人口的三倍多，而且大多数还处在流动状况中。为更好推进流动人口管理，街道推动成立了新居民服务中心，并出台新居民居住意外险、旅馆式出租房管理等制度，但由于流动人口管理缺乏有效手段，造成大量人口游离于体制之外，管理难度越来越大，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安全隐患，突
“基层社会治理”参考答案 一、根据“给定资料2～5”，分析我国当前社区管理方面存在哪些“顽疾”。（15分） 要求： （1）内容准确全面，总结有深度、有条理； （2）字数不超过200字。 【参考答案】 我国当前存在的社区管理“顽疾”包括环境卫生、道路交通、治安消防三方面：一、环境卫生。宠物随地便溺、小区内随意张贴小广告等行为破坏社区环境卫生，娱乐健身、施工等噪声扰民现象干扰居民生活。二、道路交通。社区内停车位、停车地点少，造车停车难、乱停车等问题，物业治理困难。三、治安消防。社区内盗窃案多发，楼内通道堆积大量易燃杂物，群租屋内乱拉电线、使用危险电器等行为，容易造成安全隐患。（计空格191字） 二、请根据“给定资料6～7”，谈一谈你对“广场舞之争”的看法。(20分) 要求：内容全面，认识透彻，表述准确，不超过300字。 【参考答案】 广场舞之争反映了年轻人和中老年人两代人文化观念的冲突。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很多思想已经“西化”，喜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更注重维护自身权益，不希望自己被噪音打扰；对于中老年人老说，他们希望保持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比较喜欢热闹，但是苦于娱乐方式少，活动场所比较匮乏，跳广场舞就成了他们“凑热闹的方式”，他们只能借此排遣内心的寂寞，丰富精神生活。从根本上解决广场舞之争，政府要完善市政规划和公共设施建设，多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满足社会需求；合理规划广场舞活动的区域和时间、限制广场舞的噪声，一旦引发矛盾，做好沟通和疏导。立法部门应通过立法控制广场舞噪音。（计空格288字） 三、假如你是某市民政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8～9”，就当地社区如何实施网格化社会管理写一份指导意见。（25分） 要求： （1）写出主要内容即可，不需要成文； （2）观点明确，建议可行，语言简洁，有逻辑性； （3）字数不超过350字。 【评分标准】 【参考答案】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地方经验研究 作为当代公民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主要空间，社区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和基本单元。以宜兴市宜城街道为个案，分析了新形势下宜城街道在创新社区治理领域所做的努力与探索，并提出以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口。 标签：基层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管控；服务 1 理论溯源：从“管控”到“治理”重塑政府理念 随着城市社区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治理作为一个全新、专业化的概念被提出和发展；而社区治理则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再一次被强调，并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那么如何实现社区治理的创新呢？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区治理要求我们在改变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自治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这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关键。而这种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要求我们首先在理念上从传统的“管控”与“统治”转向以“服务”为核心的“治理”，强调多元参与、合作、协商，立足“服务”本位，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最终实现“善治”目标。 2 地方经验：以提升社区服务水平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宜兴市是隶属无锡市的农业大市，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也在快速提升，当前宜兴市城市化率水平已经超过60%，位列江苏省前茅。宜城街道作为宜兴的城市中心，2006年经过行政区划调整撤镇设立街道办事处，通过撤村建居、村居合并等形式，开始了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目前宜城街道辖区面积为4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6万，下辖30个社区居委和4个行政村。经过短短6年时间，宜城街道社区建设有了长足发展，成为了全国县级城市社区建设的典范。在新一轮的社会治理创新行动中，宜城街道立足县级城市社区实际，牢牢把握“服务”这一社区治理的本源，在街道与社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围绕提高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加强社区党建，强化社区服务功能，发展社区自治服务，全力推进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社区和谐稳定，良性发展。 （1）更新理念：以“服务”为核心推动社区治理转型。 宜城街道作为县级中心城区，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从传统农业社区向现代城市社区、从街居制社区向自治社区的转变。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摸索中，街道办事处顺利地实现了从经济建设者、农村管理者向城市治理者的转变，围绕社区治理的核心内容，以“服务”为核心创新社区治理。治理理念的更新和服务意识自上而下的全面推行为宜城街道创新社区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2）培育主体：构建“街道——社区党组织——社区自组织——市场主体——社区居民”五位一体的社区治理队伍。
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因应之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住基层社会治理这一基点、重点和难点，以法治思维谋划基层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一、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基层组织自治能力和民主协商不足，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认识不足、动力不强、渠道不畅。受到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管理体制的影响，村级组织的自治功能发育不够，有的村委会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的状态，有的村委会自治权则异化为变相的行政管理，不能很好发挥服务群众、化解纠纷的作用。同时，村民参与村务监督管理，特别是通过民主协商方式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和能力不足。基层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众的组织化参与渠道不畅，利益诉求平台不足，导致权益保障不够，没有形成“合作治理”架构，从而寻求诸如诉讼、信访、向媒体曝光、举报等极端事件、群体性事件等个体化、间接性救济途径。
基层组织和群众法治意识不强。治理主体法律素养和法治能力不足，广大农村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特征仍未改变，小农意识、小农经济和宗族意识在基层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一些村民在利益分配面前，往往囿于短期利益和家族利益的考虑，以民主的形式限制或剥夺部分人的利益，如剥夺“女子户”的土地收益分配权，出现自治过程中侵犯村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涉及村民与自治组织之间的诉讼案件频发。 基层党委、政府社会治理理念不能与时俱进。基层党委、政府还没有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理念转变，治理方式单一、被动，主要依赖于行政命令和国家强制力，疲于应付和解决具体问题，缺乏源头性、长效化的社会治理机制和措施，没有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局面。 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单一。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本应发挥公益服务、监督政府、协调利益、整合诉求的职能，在向组织成员准确传达政策信息的同时，通过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把组织成员的需求反映给政府，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然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职能的缺位，使得政府与社会之间丧失了缓冲和沟通环节，尚未构建起有序有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导致潜在的矛盾纠纷隐患难以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 龚维斌 社会管理体制是围绕社会管理活动所建立的一系列制度、规范和措施，目的是为了处理社会事务，协调社会利益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满足公众正当的社会需求，保障社会有序运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动下，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文件，各地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探索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得到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进入快车道，基层社区建设有序推进，社会组织有所发展，社会安全体制建设得到加强，困难群体的社会权益受到重视。但是，由于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社会需求结构深刻变化，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仍然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甚至有增加的趋势，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一、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问题 (一)社会管理理念不够准确 社会管理行为和社会管理措施都源于社会管理理念。我国社会管理的理念仍然十分陈旧，主要表现为：(1) 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思想仍然十分突出。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仍然只是重视经济增长，招商引资、上大项目，追求GDP曽长是他们的主要追求，对于社会 民生建设缺乏兴趣和热情，对于当地社会基础设施的基本情况了解甚少，对于常规化和科学化的社会管理研究不多。(2) 重视强势群体权利、轻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现象仍然存在。在社会管理中，不少人有意无意把服务和执法的天平倾向了强势群体一边。(3) 管控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 (二)社会管理主体不够多元化 社会事务纷繁复杂，社会问题各式各样，社会需求千差万别，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揽所有社会管理事项，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但是，在很多地方政府仍然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极端的时候出现两种情况：(1) 政府包揽一切不堪重负。(2) 社会管理领域出现空白。 三)社会管理方式不够灵活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不够。尽管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的发展，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有所提高，公民渠道有所拓宽，但是，总体而言，很多时候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仍然不
建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管理平台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在总结社会管理经验基础上，强调“创新社会治理”，实现了从“管理”向“治理”的重大理论提升。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该区创新探索建立了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取得了显著成效。人民网、中国科技网、中国财经、中国报道等多家媒体对该区创新经验作了报导。该平台运行至今，共采集各类社会治理信息186726条，办结176377条，办结率达94.5%。 一、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建设的背景动因 近年来，该区信访稳定信息传递、群众利益诉求表达等渠道相对单一。信访稳定信息的发现、上报仅靠基层政法综治等职能部门单打独斗，往往导致信息不畅、信息滞后等情况的发生，影响了信访稳定事件的及时有效处置。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上，尽管有“12345”政府公共服务热线、“71580”区长热线等，但都是政府职能部门被动接受群众利益诉求，政府主动服务意识不强，效果不甚明显。为此，该区受省“综治E 通”在村（社区）划分综治网格、在网格中建立综治信息员，由信息员主动发现、上报综治信息的启发，对信访稳定信息发现、上报如何变单一被动为双向互动、对群众利益诉求如何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发现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思考与探索。因此，该区提出了在农村（社区）创新构建社会治理新机制、搭建社会治理新平台的设想，即建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管理平台，以便进一步提升该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二、公共服务管理平台的基本框架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上下对接、部门互通、分级授权、信息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平台，构建社会治理信息收集上报、分类处理、交办报办、督办反馈等机制，进一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效率和科学化水平。区综治办将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具体分为信息收集系统、信息分类处理系统、信息办理系统、信息督办反馈系统等四个系统。 （一）信息收集系统。信息收集系统设在村（社区），以村（社区）社工为主体，社工志愿者为补充对信访类、稳定类、民生类、城镇管理类等信息、事项进行收集并向服务管理平台上报。 （二）信息分类处理系统。信息分类处理系统设在镇综治办和党政办，主要负责对社工或社工志愿者收集上报的信息、事项根据职责权限进行分类处理。 （三）信息办理系统。信息办理系统由各村（社区）、各职能部门、各党政领导组成，主要根据信息分类处理系统（综治办、党政办）交办、报办的信息、事项，及时处理、办结，并将处理结果、办结事项反馈信息分类处理系统（综治办、党政办）。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基本管理活动。当今各方面的不断发展使社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成为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社会管理主体的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组织,也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基础平台,该组织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辖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本文从社区层面对基层社会管理组织进行界定。 基于大连城市社区分析,探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路径。本文首先介绍了社会管理的相关概念、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基层社会管理的相关理论基础。随后结合对大连社区的调研资料,分析了大连社会管理体制的现状,探讨了其内部管理机制,指出并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接着,论文探讨了我国以及国外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模式,归纳总结了国内外有益的实践经验。 之后,探讨了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提出了具有一定可行性的机制创新体系和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全文共包含五部分主要内容：第一部分,从我国近些年来倡导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现实背景出发,引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总结、归纳、对比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理论热点,进而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思路和方法。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社会管理的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对本文所研究的基层社会管理进行概念和范围的界定,明确了本文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研究范围,并系统阐述了文章的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对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各个阶段进行了介绍,分析了大连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现状,指出了基层社会管理法律制度薄弱、社区治理行政化色彩浓厚、社会力量发展不足、基本公共服务不完善等存主要问题。第四部分,分析了国内外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做法。我国具有典型代表的上海和沈阳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国外发展比较好的美国、日本、新加坡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总结了值得借鉴的有益经验。第五部分,结合前文的分析和研究内容,从构建新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理顺不同层级的关系、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完善基层社会管理运行机制以及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几个方面,提出我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
关于社会治理主体、问题和途径研究的文献综述【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总目标，要求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和创新社会治理。本文对国内一些学者关于社会治理方面的文章进行综述，分析社会治理的主体、促进社会治理的途径以及社会治理当前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治理；发展；主体；分析 一、前言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把“社会管理”逐步提升到“社会治理”上来。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① 二、社会治理的主体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社会治理也随之发展和创新。原有的单一社会治理主体也向多元化主体进化，许多学者也对此进行研究分析。 朱晓红、伊强等人（2007）在《论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中提到当今的社会治理需要尊重并适应多元化的现实,以多元治理主体合作的形式而实现社会共治。② 侯非（2013）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一文中对于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所起的作用与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政府并非是唯一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包括党、政府、社会组织、公民，认为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其他主体的作用,实现社会成员对于社会治理的要求,从而达到“善治”的目的。③ ①陈家刚.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N].学习时报, 2012-12-22(006). ②朱晓红、伊强.论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J].学习论坛, 2007(8):51-54. ③侯非.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 2013.
网格化基层社会管理存在哪些问题 (一)社会管理理念不够准确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社会管理行为和社会管理措施都源于社会管理理念。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理念仍然十分陈旧，主要表现为： 1、重视经济建设、轻视社会管理。在抓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上，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把发展只理解为经济的发展，用经济政策代替社会政策;政府的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在了聚精会神抓项目、一心一意谋经济上，而没有足够地加强对发展环境，特别是对公共软环境的建设和营造。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仍然只是重视经济增长，招商引资、上大项目，追求GDP增长是他们的主要追求，对于社会民生建设缺乏兴趣和热情，对于当地社会基础设施的基本情况了解甚少，对于常规化和科学化的社会管理研究不多。很多情况下，等到社会矛盾突出、突发事件出现时，他们才会想起社会管理问题，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态度应急处理。 2、重视强势群体权利保护、轻弱势群体权利保障。在社会管理中，不少地方政府有意无意把服务和执法的天平倾向了强势群体一边，缺乏正义和责任，没能有效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在征地、拆迁、市容市政管理中，一些地方政府更多地考虑既得利益团体和强势群体的利益，对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困难关注不够。 3、重视管理控制、轻视服务协调。社会管理本来应该管理和服务并重，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但是，许多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依然秉持一种计划习气：不但在管理理念上无意于培植自由和民主精神，而且在实施具体管理的过程中，常常用简单粗暴驱逐着人性和理性;以专制手段限制着自由和人权。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特别习惯于也善于运用行政的(专制)和经济的(处罚)手段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而惟独不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实施管理。 (二)单一性的行政化管理方式难以适应复杂的利益格局。
成都市锦江区积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2011年02月22日 近年来，成都市锦江区以建设“社会协调发展创新区”为目标，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积极开展了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社区治理机制改革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管理新格局，先后被评为“中国最关爱民生区”、“中国十佳和谐可持续发展城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和“四川省平安建设先进区”。 一、转变街道政府职能，让街道集中精力抓社会管理 锦江区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发展理念，以转变街道职能为突破口，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实现街道职能归位。 （一）剥离街道经济职能实现街道职能归位。为改变街道“重经济、轻管理、弱服务”的现象，将街道工作中心从发展经济转移到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实现街道办事处职能“归位”，锦江区出台《关于加强街道办事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决定》，科学合理界定街道办事处职责，将其原来承担的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经济统计等经济管理职能彻底剥离。改革后的街道主要负责基层党建、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社区建设、安全监督、应急管理、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八个方面职责。锦江区成立了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加强全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统筹协调。在区财政局增设企业服务科，负责对企业的协调服务；强化区统计局、区投资服务局职责和工作力量，承接原由街道负责的经济统计、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工作。调整街道办事处内设机构，取消经济科室，成立社会事业科、社区管理科、社会组织科，确保街道有时间、有精力抓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二）组建功能区强化经济管理服务职能。2009年9月，锦江区进一步打破现行街道区划界限，整合全区要素资源，依照产业分工设置中央商务区、创意产业商务区、生态商务区、金融街商务区和沙河商务商业区等五个功能区。各功能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区域内发展战略、产业规划、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经济活动，实现了经济活动与社会管理职能的分离。加强招商专业化队伍建设，
关于新型基层社会治理途径调研报告 关于新型基层社会治理途径调研报告在社会矛盾集中凸显.上访案件频发不断的严峻形势下，xx省xx县委.县政府以积极回应群众需求.扩大公众参与为切入点，探索建立了xx县群众诉求服务中心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xx县经过四年来的摸索和实践，逐渐形成了一条多元化.多层次反映群众利益诉求的渠道，以及作为司法诉讼和行政仲裁有效补充的非诉讼纠纷调节机制，有效促进了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相互沟通，切实起到了为百姓排忧解难的重要作用。这种注重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努力搭建沟通平台的做法，对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方式创新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xx县群众诉求服务中心的建立背景xx省xx县地处xx山腹地，全县总面积xxxx方公里，辖区内有x个镇.x个乡.xxx个行政村。常住人口xx.x万人，农业人口占xx。县内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含xx族.x族等xx个少数民族，仅xx族人口就占xx.x。xx县地处偏远地带，原本是有名的国家级贫困县。随着近年来县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较快发展，人民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生活得到了不小改善。然而，20 xx年x月xx日，xx县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各种利益诉求交织其中，各类上访案件呈井喷式爆发。甚至还出现许多要求过高.没有法律政策支持.违背常理以致政府无法解决.法院不能判决的不合理诉求。“闹访”“缠访”现象时有发
生，“信闹不信理”“信访不信法”的问题比较突出，单纯依靠 一般性的行政接访和司法手段无法有效化解。因此，xx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针对“xx”特大洪灾后所面临的严峻维稳形势，从自 身实际情况出发，以建设幸福xx为目标，以创新社会管理为主线，以积极回应群众需求.扩大公众参与为切入点，研究建立了“xx县群众诉求服务中心”。xx县群众诉求服务中心的创新之处xx县群众诉求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于20 xx年x月筹建，同年x月xx日正式挂牌运行。经过四年来不断的探索和改进，已经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有效运行机制。党委领导.科学布局的统筹设计作为扩大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创新之举，xx县党委对中心进行了精心的统筹设计和建设，制定了xx县开展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规范中心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施 方案明确规定“成立xx县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全县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工作。”该小组由县委书记.县长任组长，县委常委和直接负责该项工作的县人大副主任任副 组长，县有关部门和各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及中心主任任委员。并以此为契机，统筹规划全县的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工作机制，历 经三年在各乡镇.社区建立民事民议工作站，构建覆盖全县的新型社会治理网络。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统筹设计，确保中心形成了 由党委统一领导.社会公众参与.政府经费保障.职能部门落实.纪 检督察监督.新闻媒体推动的组织定位，形成了诉求服务程序化. 组织方式多元化.干群沟通平台化.舆情引导专业化的运作基础。
国内社区网格化管理研究综述 2013年10月28日21: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康静宁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浏览量 109 一、产生背景与概念释义 网格（Grid）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信息技术领域。网格化被引进管理领域后，由北京市东城区首创，于2004年开始在城市管理中进行实践。城市网格化管理，是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之上，以单元网格管理为特征的一整套城市管理思路、手段、组织、流程的总称。[1]后来，网格化被运用于社区治理，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和成都等多个城市（区）试点。 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质是管理者将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作为具体的任务，建立统一的调度管理机制，借助跨部门的管理规则和业务流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构筑资源共享与工作协同的运作模式，使管理者突破传统方式和手段的局限，实现流程顺畅，提高综合管理和服务的效能。[2]推行网格化管理，其目的在于打破以往行政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推诿扯皮、责权利不明的种种弊端，而是将资源重新整合，进一步下放事权，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管理体系。在这一意义上，网格化的核心并非仅仅是增加一级更小的基层管理单元，而是改写了基层社会管理的体制构造。[3]从网格化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实现社区自治是网格化管理的核心理念，“网格划分”是其外在表现形式，信息技术是其技术支持，行政权力下放是其内在要求，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是其目标。 二、现有理论研究 （一）政府职能定位的视角 有学者认为政府职能应该包括整合社区内各种资源，建立网格化管理的信息共享网络；完善社区网格内基本医疗服务设施；协调物业公司完善社区网格内基本的文化娱乐设施；引导网格内自发性群众组织等等，而不是直接告诉居民该怎么做、要怎么做。政府要给社区提供服务，尊重社区的行动选择，把社区自治作为网格化管理的目的。[4]新公共管理从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新公共服务则进一步提出以公民为导向，政府职能应该是“服务”而不是“掌舵”。 [5]由于网格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因而在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政府职能的定位应集中在引导上，给予社区自治更多的资源帮助，减少干预。 （二）多元行动体的视角 网格空间中存在着不同性质的“多元行动主体”，主要包括：以区街公务员为主体的“政府行政力量”、以社区工作者为主体的社区自治力量以及社区党员和一般志愿者。应该承认，上述各种力量交互作用于网格空间，对城市社会管理的总体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网格内虽然存在着多元行动主体，但其在网格内的地位和作用却不是均等的。其中，由于政府部门拥有较丰富的公共资源和较大的公共权力，在网格中居于主导地位，社区社会工作者则是网格中的主体力量，而其他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则扮演着辅助者的角色。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