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文学尤其是诗歌永恒的主题，有人类就有爱情，有爱情就有歌声。俄国伟大艺术家别林斯基告诉我们：“爱情是生活中的诗歌和太阳。”爱情本身就是一首歌，有时旋律中酿造着苦涩，有时旋律中洋溢着欢乐；爱情本身就是一首诗，有时朦朦胧胧，有时潇潇洒洒。从那渺远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开始，中国文学史上就留下了数不清的爱情诗篇。
这首《织女谣》以一位织布女子一边织布一边思念情郎来大胆热烈地表达对爱情的向往。湘西女子从小就学会了织布，手艺精湛。所以诗歌从织布写起。前两句“抽一缕春光织条花带/抽一缕秋光织件霓裳”将织女手中抽动的丝线幻化做抽象的“春光”与“秋光”，还要要将“春光”“秋光”织成“花带”与“霓裳”，给人以美感。“我把春秋打个美丽的心结/将阿哥悄悄锁在我的心上”这两句看似不合常理，细品却恰切诗情。诗歌在语言上运用反常的形式将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物与感觉嫁接在一起，看起来荒谬，但确实可信的，因为它以心理的真实为依据，是一种艺术本质上的真实状态。这就是诗歌理论上所谓的“佯谬”，诗歌要完成的是对不可传达的传达，诗歌这一特征迫使诗歌必须“跨过日常语言的框框之外去活动”（黑格尔《美学》）。情至极处必用语惊人。以事理上的无理来艺术地表现情理上的有理，这就是苏轼所讲的“无理而妙”。敦煌曲子词中有一首《菩萨蛮》，词云：“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词中叠用六种自然界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作为盟誓，表达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真挚爱情。以不通之事写人之常情，于事理虚假，于情感真切。读者从作品中感受到的是诗人所抒写的激荡在心灵中的强烈情感，却不会去指责诗人在作品中瞎编乱造那些违背客观事理的事情。语言上无理，艺术上精妙，这样描写不但没有妨碍诗意的表达，反而在诗境上曲折而更深一层；这就是“无理而妙”的艺术手法使作品具有的自然天成的美感特征所产生的审美效应。要把春秋时光打成心结来锁住她的阿哥，这种不合常理却恰好成功表达出了对情郎极端的爱。所以说这句看似无理却深得其妙。
“织机儿吱吱响/夜歌儿轻轻唱/心鼓儿微微敲/情丝儿慢慢长”。前两句写外在环境，后两句写内心波动，外境是内心的外化，内心又是外境的映衬，二者相得益彰。“再织一个心中的憨模样/常抱花枕梦里亲姑娘”紧接前几句，织女想要织出她朝思暮想的阿哥的憨模样，然而在我们读者的眼前晃动的何止仅是一个憨哥哥呢？那时时刻刻思念情哥的痴妹妹形象不是更为突出吗？真是相映成趣。
第二节“抽一缕银丝织成月亮/抽一缕金线织成星光”将手中的丝线与夜空中的星月联系在一起。从而自然引出下两句“我把日月搭座七彩的鹊桥/让哥妹结伴在人间天上”。这两句用典，以牛郎织女鹊桥会的故事为依托，直白地写出渴望与阿哥相会的心愿，进一步表达思念之深。诗歌的用典有“直用其事”者，亦有“反其意而用之者”，这里属于前者。古人用典讲究“既要师其意，尚须能于故中求新，更须能令如己出，而不露痕迹，所谓‘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方为佳作。”比如脍炙人口的曹操的《短歌行》结尾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典出《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戒伯禽曰：吾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贤人也。”这首诗题曰“织女谣”，在此又用牛郎织女鹊桥会之典，一真一幻，似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真是神来之笔。“再织一个福娃咯咯地笑/常在妈妈怀里看太阳”这两句可谓大胆的突破，在一般的爱情诗中，都是用含蓄委婉的语句来表达，而这首诗以这样直白大胆的语言来表露内心的强烈感情，非但没有破坏诗意，反而与本诗的风格以及主人公情感的炽烈极为贴切自然。
全诗三节都出现“织机儿吱吱响/夜歌儿轻轻唱/心鼓儿微微敲/情丝儿慢慢长”这四句，诗末又以此做结，可谓一唱三叹，余音袅袅。这种手法称作重章叠唱。叠唱就是意义相同的句子前后呼应地重叠。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于《诗经》，并被广泛应用于后来的诗歌作品之中，它常常用于表现人物的一种回环往复的强烈感情。
这首诗将这四句叠唱，从而使读者加深了对诗歌中主人公形象的印象，渲染诗意的氛围，深化诗的主题，增强诗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使感情得到尽情的抒发，使作品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给人以“百转千回”、“绕梁三日”的感受。言有尽而意无穷，以这种叠唱手法来凸显，岂不更加强烈而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