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军事领导体制的变革研究

秦汉唐五代十国时期的军事改革秦汉唐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改革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的军事改革不仅涉及到军队组织、武器装备的改革，还包括军事战略的调整和军队文化的塑造。

下面就详细分析这段历史时期的军事改革。

首先，秦汉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变革。

由于战国时期多国相互战争，使得兵器不断改进，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战争理论和兵法。

在此基础上，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进一步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他建立了专门的军官选拔制度，重视军队的训练和统一指挥体系，并在军事装备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更新。

然而，随着秦朝的灭亡，中国进入了分裂和混乱的时期，军事改革也一度停滞。

在东汉时期，由于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军队的统一性逐渐丧失，士兵负担过重，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大幅下降。

在这个背景下，著名的“白马之围”成为东汉末年军事衰落的一个典型象征。

然而，自唐朝开始，中国的军事改革又迎来了新的机遇。

唐太宗时期，通过制定新的兵制和军事法规，推行千人营制等改革措施，成功地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同时，唐太宗还注重军队的训练和文化建设，提高了士兵的素质和忠诚度。

五代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军队变得更加重要。

这个时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将领，如郭威、李存勖等，他们在军事战略和组织管理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五代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军事制度，如严刑峻法制度和以功赏为本的赏罚制度，进一步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在十国时期，除了军事改革的继续外，还出现了一些地方性的军事革命。

南方各个割据政权在军事建设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尤其是南唐时期，李煜非常重视军队的整训和装备，将南唐军队培养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

总体来说，秦汉唐五代十国时期的军事改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和重要性。

虽然具体的改革政策不尽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并对后世的军事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段历史时期的军事改革展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智慧的辉煌和多样性。

政令分离型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对比分析作者：张舒阳来源：《中国新通信》2016年第17期【摘要】政令分离体制源自于联合作战指挥的需要，合理确定分离层级、明确划分政令权责、树立指挥机构权威，对于政令分离体制的成功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政令分离领导指挥体制对比一、中国北宋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北宋军队有禁军、厢军、乡兵、番兵之分，其中真正有战斗力的是禁军，实行枢密院、三衙、帅臣相互制约的军权三分体制。

宋太祖建国后，有感于唐末、五代武将跋扈，时常威胁政权安全，遂着力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削弱统兵者职权，军权三分制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这种军权三分体制，对于结束唐末、五代延绵二百余年的军人干政、专政，发挥了很大作用。

然而，指挥权的过度分散极大地影响了指挥效率，加上北宋采取军队调动换防、将帅原地不动的政策，造成了“兵不识将、将无专兵”的奇特局面，北宋军队的稳定是以战斗力的降低为代价的，在与辽、夏的战争中，往往败多胜少。

二、近代普鲁士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普军总参谋部是世界上首个真正意义的总参谋部，其发展、成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职责、地位不断地调整变化。

总体来说，普（德）军总参谋部以作战指挥为主要职能，军队行政领导主要由战争部负责。

因此，这也是一个初步的政令分离型领导指挥体制。

普军总参谋部制度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是政令分离不够彻底，总参谋部的职能并非单纯局限于作战指挥。

二是军政、军令权责划分反复调整，这一过程伴随着政治角力和人事变动，对普军战斗力乃至整个国家政局产生了负面效果。

总参谋部、战争部、军事内阁职权不断变化，直至第二帝国的终结。

三、当代美军领导指挥体制美军在二战之后为解决各军种条块分割、指挥不畅、协同混乱的问题，按政令分离原则进行了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形成了“国防部-军种部-作战部队”主管建设、“国防部-战区司令部（职能司令部）-作战部队”负责作战的体制。

这一体制也成为了当今各国军队竞相效仿的样板。

美军在改革过程中展现出强烈的法制文化，几乎每一次改动都是通过国会立法的方式实现的。

古代中国的国家制度演变中国历史悠久，经历了悠久的漫长岁月，有着许多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制度。

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演变。

从夏商周到秦汉，再到唐宋明清，中国国家制度不断发展完善，那么究竟是如何演变的呢？本文将以时间顺序为主线，从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等方面来探讨古代中国国家制度的演变历程。

一、从部落联盟到封建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形成的王朝是夏朝，夏朝采用了“部落联盟”的政治制度，以家长部落的首领为代表，共同建立了夏朝政权。

夏朝政权的主体是大家族，地位居高且权力大。

政治制度上主要表现为宗教制度和神权政治，尊奉天（太阳）和地（河神）神，用“甲乙丙丁”代表年号，封建制度还未形成，国家体制未稳定。

商朝不同于夏朝，它采用了封建制的雏形。

商朝的政治组织结构是以王权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度，地位高的贵族掌握政治、经济权力，占有土地和人民，领导军队，王权充当控制贵族势力之间平衡的调解者。

商朝的创建者商汤即掌握强大的实际权力，颁行改革法令，平均地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强中央集权，确立国家体制，统治方式不断改进。

周朝是中国封建制度的代表。

周天子神圣无比，以“天命”合法性进行统治，奉行礼治，采用“分封制”来保持封建等级制度的稳定性。

周朝时期的权利分配就是由中央政府掌握的领地资格赋予封臣，授之以封号和掌控地方的权力。

同时中央政府通过差役制、农田水利整理制等制度以实现对封臣的控制。

二、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并存秦始皇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首次把中国的行省政区划分，建立完整的管理机构，形成中央集权的制度。

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有善于治理的才干官僚机关，并进一步加强边防和军事，形成班田制。

班田制度将田地分为九等，供兵马耕种，实行三七制，为皇族、贵族、官吏，士兵等特权者提高了地位财富，限制了平民和奴隶的权利，导致社会不平等与不公。

秦朝政权由于暴政和压迫民众的政策而迅速衰落。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短暂的一个王朝，但是它是中国史上天下大一统的中兴政权。

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政治体制中国古代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变革和战争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多个强大的国家，如秦、楚、魏、赵、韩、齐、燕等，它们之间的政治体制也有所不同。

本文将从君主制、官僚制、分封制等方面来探讨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政治体制。

一、君主制在中国古代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君主制。

君主制是指一个国家由一个君主统治，君主拥有最高权力，他是国家的最高领导者。

在战国时期，君主的权力是非常大的，他们有权决定国家的政策和军事行动。

君主还有权任命官员、制定法律、征收税收等。

然而，君主的权力也是有限的，他们需要依靠贵族和官僚来管理国家。

二、官僚制在战国时期，官僚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官僚制是指国家通过设立官职来管理国家事务的制度。

官僚制的核心是官员，他们是国家的行政领导者，负责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

官员的选拔和任命由君主负责，君主会根据官员的能力和忠诚来任命他们。

官员的职位是有等级的，高级官员拥有更大的权力和特权。

官员的任期一般是有限的，他们需要定期向君主报告工作，并接受君主的监督。

三、分封制在战国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存在着分封制。

分封制是指君主将国家的领土分封给贵族，贵族成为君主的封臣，负责管理封地。

分封制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和巩固国家的统一。

贵族在封地上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土地。

然而，贵族的权力也是受到限制的，他们需要向君主效忠，并遵守君主的法令。

在战国时期的政治体制中，君主制、官僚制和分封制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君主制为政治体制提供了统一的领导，官僚制为政治体制提供了行政管理，分封制为政治体制提供了地方管理。

这三种制度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为战国时期的国家发展提供了保障。

总结起来，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充满变革和战争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君主制、官僚制和分封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政治体制的演变与改革中国政治体制自建国以来经历了多次演变与改革。

本文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演变与改革进行探讨和概述。

演变阶段1. 时期（1949-1976）时期是中国掌握政权的时期，政治体制以军事化的方式运行。

国家领导权高度集中于个人，司法独立性不足，党的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

2. 时期（1978-1992）时期，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开放，也带来了政治体制的一定变革。

政府开始强调稳定和发展，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经济改革成为主导。

3. 时期（1993-2003）时期开始加强法制建设，提出"依法治国"的理念，将法律地位提升。

国家开始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强调推行民主法治。

4. 与时期（2004至今）与时期，中国政治体制保持稳定，并继续加强法制建设。

党的领导地位得到强化，党的纪律和规矩更加严格。

改革方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国家治理。

以下是一些改革方向的简要概述：1. 加强法治建设中国政府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挑战。

改革的方向包括加强司法独立性，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法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2. 推进权力分立权力过于集中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短板。

改革的方向是推进权力分立，加强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的制衡机制，确保各个权力机构的独立性和平衡性。

3. 强化党的领导中国在中国政治体制中起到核心领导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特点。

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规范党内法规制度，强化党的纪律和监督。

4. 促进公民参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更多的公民参与和社会监督。

改革的方向包括加强公民的权利保障，提高社会组织的参与度，培育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

结论中国政治体制的演变与改革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改革的方向是在保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法治建设、权力分立和公民参与，实现现代化国家治理的目标。

政府和社会应共同努力，不断完善中国政治体制，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一、古代军事文化的传承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有许多优秀的军事家和典籍，为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中国古代的兵书，如《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对后世军事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兵书总结了古代军事家的智慧和经验，包含了兵法、用兵之道等内容，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古代著名将领的事迹也成为了后人学习的对象和典范。

如关羽、岳飞等将领的军事才能和忠诚精神一直被后人所推崇和传颂，他们的事迹不仅激励着后人学习军事，并且弘扬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

二、古代军事文化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

在古代封建社会，军事常常是国家和封建王朝维护统治和抵御外敌入侵的重要手段。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各个封建王朝相继崛起，军事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在这个过程中，军事由“万乘之国必有万乘之军”逐渐演变为“国有国家军”，成为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石。

中华民族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离不开军队的保卫，这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变迁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也在不断变迁。

例如，自火药的出现以及火器的发展，迅速改变了战争的形态。

火器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兵器，使战争更加强调技术与科学的运用。

同时，军事教育也日益重视实战技能的培养和科学战争理论的研究，使古代军事文化不断与时俱进。

三、古代军事文化的影响与当代价值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对中华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并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首先，中国古代军事文化以其独特的思想和智慧，对全球军事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例如，中国的兵法和军事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对国际军事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传承也为现代军队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经验。

古代军事家的智慧和军事战略对现代军事理论的研究仍有很大启示，可以为现代军队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王　新　生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最高军事指挥体制曾几度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对红军长征及其后的进程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目前学术界对长征的研究甚多，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体制的研究比较薄弱。

笔者试对这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中央苏区从第二次反“围剿”至第四次反“围剿”前形成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 探讨红军长征中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要先了解一下中央苏区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一结束，就急急忙忙调动１０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当时，中央苏区党的领导机构是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反“围剿”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

直接指挥作战的是红一方面军总部，总司令是朱德，总政治委员为毛泽东。

然而，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的领导层发生了变化。

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５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镇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刚到苏区的项英任代理书记。

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毛泽东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①。

由于项英刚到苏区，不懂军事指挥，毛泽东、朱德在军事指挥上仍起主要作用。

这样，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又取得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６３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１１月２５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统一领导各苏区红军的作战和建设。

中革军委成立后，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名义，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领导，称中央红军。

这样，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中革军委成为苏区军事领导机构和直接指挥中央红军作战的机构。

论中国古代兵权与皇权的关系摘要：在中国中央集权的制度建立以来，经历了数载的王朝更迭。

在这期间，皇权的取得和巩固，非有兵权在握不能成功。

从秦汉以至明清，经过数千年的嬗变整合，因为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兵权和皇权的矛盾虽然仍在，但是皇权与兵权的结合却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强化。

关键词：中国；古代；皇权；兵权；关系正文自秦一统六国以来，中国便建立了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并且经过千年的发展，到清朝时中国的专制皇权达到了顶峰。

专制皇权在一开始建立之时就开始构建和不断完善以自己为中心的包括军事制度在内的各种制度。

随着皇权的不断强化，皇权对兵权的控制也不断强化。

因而中国古代，皇权和兵权有两种关系：一是皇权和兵权本身存在着矛盾，在不断地斗争；二是皇权和兵权结合越来越紧密，皇权对兵权的控制越来越强化。

在这两者当中，皇权和兵权的结合是发展的主线。

一、皇权和兵权的矛盾是固有存在的。

君权是指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对全国的人民土地财富的控制、管理权。

包括行政、军事、立法、司法、文教等大权。

所谓兵权，就是将帅统率三军、调动军队的权力。

皇帝有管理军事的权利，因而可以说将帅的兵权是君权授予的，纵观古代的拜将出征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

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遇而施之。

若将失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

独裁性、垄断性正是皇权的根本的、与生俱来的特性。

而暴力正是独裁性和垄断性的皇权得以维持和实施其专制统治的有力工具。

暴力的物化形式直接表现为军队、兵权。

皇权和兵权的矛盾还体现在军阀割据，将帅坐立为王的现象。

在历史上种种将帅功高盖主言论的出现也体现了两种权力的矛盾。

而最为突出的则是表现为像宋太祖赵匡胤那样的武将直接夺权，将原先的皇帝取而代之。

二、皇权和兵权的结合却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强化。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大都是通过暴力流血的形式进行的，谁掌握了军队这个暴力机器，就意味着在争夺及巩固权力的斗争中可能成为赢家，反之，则极有可能出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局面。

中国古代兵制4-秦朝兵制中国古代兵制-秦朝兵制(1)中央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秦朝统一后，秦王赢政首创皇帝制度，自称始皇帝，确立了皇帝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皇帝执掌全国最高军事权力。

形成于战国时期的玺、符、节制度，从此成为皇帝控制军队的重要工具。

全国各地军队的调发，将帅兵权的授予，都以皇帝的虎符为凭证。

皇帝下面，中央机构设有国尉(也称太尉)，作为全国武官之长，有带兵权，而无调兵权。

中央还设有郎中令、卫尉和中尉。

郎中令负责皇帝警卫，所属都是军官，有郎中、骑郎之称，是皇帝的贴身侍卫。

卫尉所率军队，屯驻于皇宫四周，负责宫门守卫和昼夜巡逻。

中尉所率部队屯驻京城内外各要点，负责首都安全，是秦军主力。

国家有事发兵时，皇帝往往临时指派将军统军，事毕即解除兵权。

各级地方机构也设有主管军事的职官。

郡设郡尉，县设县尉，乡设游徼〔jiao教〕。

国尉、中尉、卫尉、郡尉均由皇帝亲自任免。

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套完整的以皇帝为最高领导的高度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

这种体制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

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这种体制对巩固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封建社会生产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进步意义。

(2)全国统一军队的建立秦朝统一后，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军队。

它由皇帝警卫部队(郎中令和卫尉率领)、都城卫戍部队(中尉率领)、边防部队(边郡都尉统率)和郡县地方部队(郡尉和县尉统率)四部分组成。

如果爆发战争，也可能临时组建部队。

如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秦二世就命令少府章邯将修建骊山的数十万刑徒武装起来，镇压起义。

秦朝军队的编组形式是部曲制。

每部下属若干曲。

曲以下有千人(长官称二五百主)、五百人(长官称五百主)、百人(长官称百将)、五十人(长官称屯长)、五人(长官称伍长)等建制。

陈胜、吴广在举行起义前所任的职务就是屯长。

秦朝军队以步兵为主，同时还有强大的骑兵和水师。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证实了秦朝军队的强大。

而史料上记载的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屠睢率50万水军南攻百越，则说明了秦朝水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