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大地上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相对于现在而言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与文化成果。中国传统文化浩大恢弘，但其内在的基本特征，即历史地表现出来的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相区别的独具特色的文化特性或气质则是清晰的。而透过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特性与气质，对我们从哲学层面上求得对中国传统文化明确理解和总体把握，无疑又是极有裨益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的界定，学术界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论者将传统文化归为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型文化，有的论者以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作为解析传统文化特征的基本内核，有的论者把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视为伦理审美型或伦理的人文主义。不难发现这些论者的视角都是沿着精神方面或社会意识形态的线索去界定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的。李宗桂就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特质，固然也能甚而更能广泛地反映文化的民族性，但较之精神方面的特质，它就显得不那么集中、深刻”[1]。因而他是主张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精神风貌”等方面考察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的。与此不同，冯天瑜认为对民族文化差异性特征的考察必须通观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态等独特而多样的复杂因素，精神特质的形成也要结合这些因素的作用去分析[2]。

比较而言，我们更倾向于后者的视野，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不能简单地用精神性或意识形态的方面去概定而缺乏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及社会形态诸特性的相应发明，或可说，这至少是不全面的因而也无法完整地揭示文化的民族性差异和独特风貌。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文化特征的因素，放到经济生产方式的文化意义中去探讨似乎更妥帖些，刻意由地理因素单独引出一类文化特征既与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视角上谈的文化特征的相关分析重叠杂糅，也易流于地理环境决定论之缺失。另外，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谈文化特征固然已涵括思想文化的层面，但若把思想文化流派的线索单独论列无疑会更见清晰，有利于更富深度地厘定传统文化的多维特征。下面我们就依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流派的线索简单分析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从经济形态看：中国传境文化基本上是农业文化

用“基本”二字去指称中国文化的农业特征是恰当的，它表明的是奠基于农耕生产之上的自然经济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同时，农业经济又不是传统文化唯一或全部的经济基础，它与其他经济产业互与交织并组成一类多元经济结构，正是这种以农业自然经济为核心的多元经济结构对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塑造历史地提供着经济力量的影响作用。

地处东亚大陆的中国有着适宜农业生产的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孕育了早期的中华农耕文明，华人先民早在六、七千年的彩陶文化时期就开始超越狩猎、采集经济阶段进入农耕时代。在约四千年前的夏商周三代时期，一个以农耕业为主要社会生活资料来源的农业社会就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社会历来有着浓厚的重农思想，无论是思想家还是政治家们都深知农业繁荣关系国计民生，“尚农”、“重农抑商”、“重农固本”几乎是中国传统社会历世不易的基本国策。历代皇帝都以“帝亲耕，后亲蚕”（《氏春秋·季春纪》）之类仪式号令天下农民勤劳耕作；人们认识到农耕是财富之源，“不耕获，未富也”（《周易·象·天妄》）；是成就霸业的前提，“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未有，此贤者不肖之所以殊也”（《吕氏春秋·上农》）；认为“孝悌力田者”（《管于·山权数》）即农民是社会的中坚，要求必须理解他们的艰辛，“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周公·天逸》）并采取恰当措施去稳定和促进农业生产。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帝王世纪·击壤之歌》），聪明、务实、辛勤地从事并推进着农业经济活动的发展，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形成了

富有东方特色的农业科学，比如精巧的农具的发明、良种的培育和复种技术的推广、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多样经营、集体耕作、农田水利建设和对自然力的充分利用等等，都曾长期领先世界，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农业发展的积极贡献，这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农业物态特征，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中华民族“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中华文化“实用一经验理性”的基本精神，中国人“安土”、“重迁”；“乐天”的生活情趣以及寓辩证性与保守性为一体的朴素变易观和恒久循环论。

雷格斯在分析“农业型”经济形态的特征时指出：“它的占大多数的乡村人口都生活在一个自己自足的基础上一一那就是说，农夫和乡村所生产者大都为他们本身的消费之用，而所消耗者主要地是他们自己所生产的。”[3]自己自足是生产力较低的自然经济的一般特性，但中国的自然经济与西方原本意义上庄园制自然经济并不完全等同，它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以农业自然经济为核心又以市场为衔接的多元经济结构。在中世纪的西欧自然经济条件下“每一座庄园都自己自足，??没有商业来往和交换，用不着货币”，[4] 另外，农奴也是依附性的非自由人。而在中国，自然经济不是以西欧式的庄园制的封闭体系为基本单元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中国条件下，既允许土地的买卖，也给予农民有离土的更多自由，无论是所有者还是生产者都具有不稳定和流动性，无论是地主经济还是农民的生产活动都不具备西欧庄园经济的全面性和自足性，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手工产品和深加工的农制品数量和种类极其有限，农民个人家庭生产的手段和产品的狭隘就更不用说了。为了解决消费品的不足，地主经济和农民的生产活动一般都必须进入并假借市场的商品交换来实现。这就使中国自然经济形成了“男子力耕”、“女子纺绩”式的以农为主，又以工补耕，以商助农的多元经济格局，市场及其商品经济这一腐蚀和瓦解西欧自然经济的力量，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却是发挥着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中国以农耕自然经济为内核的多元化经济体系事实上的黏合剂。中国的冶炼、纺织、造船、制瓷尤其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手工业生产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生产、商人资本、城市货币经济、长途货运乃至海外贸易都与农耕经济相与始终，其繁荣是西欧中世纪所无法想象和比拟的。而这种以农为本的多元共存的经济形态既为中国文化的兼容并包、厚德载物的开放性格奠定了物质基础，也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经济的早熟性的表现。但农业的中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工商业经济始终只是补充和依附的经济资源，中国人大都视农业为根本，工商为末，以为“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汉书·文帝纪二年》）。自然经济的根本特性是不会任由工商经济的独立发展的，它们只能被定位在补充农耕经济之不足和满足大一统封建国家的需要上。这一点可以看成是中国文化的农业化特性得以巩固并走向顽固和保守，阻滞资本主义萌芽使其成熟迂缓、成长艰难的深层原因之一。

另外，作为中华文明的两大基本经济类型之一的、表面上总在冲突和破坏着农业经济的“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汉书·晁错传》）的游牧民族的经济事实上也为汉族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及文化技术的充实发展并向周边扩展和多元交汇提供了历史条件，是融合中华民族的血统和丰富发展中华文化的积极力量。这一点也是有必要指出的。

二、从社会形态看：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封建社会的文化

张岱年在谈到文化分类问题时指出“观念文化与经济政治制度有着最密切的内在联系，与不同时期垄断了生产资料从而也垄断了精神生产的阶级有着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而按社会形态、阶级属性分类仍然是最基本的方法”[5]。从社会形态和阶级属性的角度看，自春秋战国以降至19世纪中叶的长时期中国都处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阶段，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政治基础的主导方面、支配力量和服务对象，从而也使中国传统文化无法避免地被赋有了封建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它是奠基于主体经济形态即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主要又作为地主阶级利益与意志的集中反映的一类文化形态。这是首先要理解的。当我们试图更深刻地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