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E·M·罗杰斯
译者：殷晓蓉
出版项：上海译文出版社
字数：516，000
内容简介：作者罗杰斯，是新墨西哥大学传播学与新闻学系教授和系主任。在这部著作里，他从传播学的欧洲起源――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开始讲起，到20世纪60年代它作为美国大学最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追溯了构成人类传播学的整整一个世纪的事件。
读后心得：
史不可不读。
“任何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这是著者埃弗里特·M·罗杰斯在其作品《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的引言中所说，我认为对极了。在此之前，我曾经试着读过一些关于传播和传播理论的书籍，阅读过程中很想追本溯源，也正因此，读史成为必然。
在本书的出版序言中，读到一段很值得铭记的话：“凡著述，有经验性、实用性而无理论性、前瞻性，失之过浅；有理论性、前瞻性，而无经验性、实用性，失之过虚。理论性、前瞻性如树之根、树之干；经验性、实用性如树之枝、树之叶。两者互为依存，缺一不可。”罗杰斯的《传播学史》可以说是将这两方面结合、交融得恰到好处，私下觉得用这个标准来警策自己的写作，也不失为一条中肯的教训。
对于像我这样初涉传播学殿堂的人来说，《传播学史》可以作为一本很好的入门读物。罗杰斯通过传记式的编写，在人的基础上理解传播学史。以传播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为线索，勾勒出一幅传播学的家族谱系图。整本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史实性强，人物生平纪事详尽，作者文笔兼顾通俗与专业。我想这也是这部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专著读起来让人比较轻松的原因所在。
在这部著作中，罗杰斯循着传播学发展的现实轨道和思想脉络，追溯了构成人类传播学的整整一个世纪的事件。从传播学的欧洲起源――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到20世纪60年代，开创了一种将理论、历史和个人传记结合起来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详尽而又准确地论述了传播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产生与发展的历程。通过几年的档案研究，以及对人类传播学先驱者的采访，罗杰斯充分证明了传播史在本质上即社会科学史。他在一些章节中对诸如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和香农的生活和贡献进行了深度细致的讨论，以此证明：传播研究如何富有意义地影响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
全书分三部分，共十二章。欧洲起源、三大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让我们随阅读的节奏，容以雪泥鸿爪，一一道来。
以人为线索――独特而全新的视角
罗杰斯的这本《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视角独特而全新，是以人为线索“通过传记式的编年史工作，在人的基础上来理解
传播学史的”。书中涉及众多人物、机构以及若干学科的知识背景，在书后“传播学史中的主要人物”列表中，66位对传播学发展至关重要的人物赫然在列，至于散见于书中的其它学者，更是数不胜数。罗杰斯正是依据他们与传播学有关的学术思想而将如此之多的学者联系在一起，罗杰斯的以人为线索实际上即是以人的思想为线索。
对于其中一些极为重要的人物，罗杰斯不吝大量笔墨进行讨论。如欧洲三大师――C·达尔文、S·弗洛伊德、K·马克思；三个学派――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的领军人物和核心人物；四个先驱者――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和勒温；以及集大成者施拉姆。作者不仅对他们的生平、主要思想和著作进行翔实的介绍，还对他们思想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学术背景给予了充分的说明和例证。
我倾向于赞同罗杰斯所说：“传播学1900年以后在美国的崛起，相当程度上受到进化论、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欧洲理论的影响。”
其中，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通过芝加哥学派的努力，被深植于传播学的主流学派之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现代心理学有着强烈影响，对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也有重要的作用。它借助于批判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和拉斯韦尔直接地影响了传播领域，并且借助于霍夫兰间接影响了这个领域；弗洛伊德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在法兰克福学派这里被结合起来，并被列入批判的传播学理论谱系之中。
从伟大的欧洲思想中来追溯传播学的起源，其意义在于从一个重要侧面表明：传播学史本质上是社会科学的历史。
罗杰斯通过详尽论述三个学派――芝加哥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开创性作用而得以完成讲述欧洲思想如何向美国知识迁移和过渡，传播学在社会学领域中的孕育、逐渐分离和由种种冲突与矛盾所推动的理论发展过程。
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和勒温等几个对传播学史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并未被罗杰斯所忽略。这四位杰出的行为科学研究者，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奠基意义不容抹煞，他们创造了一种传播学的学派。
这四人的研究趣味各不相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身上存在共通之处。他们均来自其他社会科学的主干学科，均因所研究的课题与传播学领域相关而无意中进入了传播研究阵地；他们都受到过实证研究方法的训练，在经验研究方面，都有突出贡献。
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
拉斯韦尔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之一，曾师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主任梅里亚姆，并在随后进行政治宣传研究时深受梅里亚姆的鼓励。拉斯韦尔对传播学的贡献集中在宣传分析和传播过程研究上。他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具有非常强的经验性和可操作性；此外，他还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明确提出“五W”模式，即：谁传播、传播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向谁传播和传播的效果如何。此文还从外部功能上
分析了传播活动的作用，指出传播的三大作用（或者功能），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社会遗产。
拉斯韦尔在研究宣传学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文献研究法。他对文献研究的贡献在于，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丰富了这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被后来的传播学者所广泛运用。
2、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
拉扎斯菲尔德最早进行实例调查研究，著有《马里兰城里失业的人》一书。在此之后，他又以总统选举为课题，进行“伊里调查”，并于1984年出版调查的研究成果《人民的选择》。书中的结论显示，决定人们投票意向的，主要不是大众传媒的影响力，而是人际传播的影响力。在对人际传播的进一步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舆论领袖”和“二级传播”的概念，这是传播学史上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也是社会学视角对传播学做出的巨大贡献。除此之外，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所提出的关于传播的三功能说，对传播学功能研究的不断完善也功不可没。
世人对拉氏褒贬不一，然而即使是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拉氏的研究在传播学的地位。我一直觉得很有趣的是，拉扎斯菲尔德是个不断失去朋友的人，这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大师，被评价为“一个制造工具的人，只有在第二位的意义上他才是一个传播学学者。”但正是这位“工具制造者”，却与理论研究者默顿保持了数十年恒定的友谊，颇令人费解却欣慰，或许他们恰到好处地互补和契合吧。窃以为拉氏对传播学的一大贡献便是将默顿拉入了传播学研究的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