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经典战术精心设伏（屈怡李国栋陶大勇）
依山布阵，恃险设伏
既然是伏击，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自己隐蔽起来。从历史经验看，除了沙漠里的伊拉克反美武装不得不利用城市街区隐蔽设伏外，其他军队都无一例外地选择山地进行伏击战。解放军的战史上，有三个伏击战的“高产地区”，分别是：江西井冈山山区、陕北黄土高原和山西的太行、吕梁山区。熟悉中国地理的人都知道，这些地方不是山高林茂就是沟壑纵横，为开展伏击战提供了绝好的战场。但面对崇山峻岭，如何选择利于隐蔽、便于展开、制敌反击、进退自如的伏击阵地，则要依靠指挥员独到的分析眼光和具体的战术设计，解放军的经验就是依山布阵、因地制宜。
1947年3月，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指挥下，选定青化砭作为伏击胡宗南的战场。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30余公里，南北是15公里长的蟠龙川，大川两侧高山连绵，咸榆公路蜿蜒穿过，一个标准的“两山夹一川”地形，更为难得的是“两山”以北及东西两侧的战场容量，足以容纳我军6个旅形成口袋布势，而这“一川”的长度，刚好兜住敌31旅的行军纵队，如此苦心孤诣的谋形布势，使得这场解放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打得如行云流水，以260人的伤亡全歼敌31旅。
作风硬朗的彭德怀元帅对伏击阵地的选择尚如此用心，被称为“军神”的刘伯承元帅就更是用兵细腻了。1937年10月，八路军129师经过缜密侦察，获悉日军劲旅第20师团的迂回部队，在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师长刘伯承判断：日军为了切实控制正太路南的平行大道，必然加紧从井陉至平定的小路运兵运粮。鉴于以上判断，129师决心在此进行伏击，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七亘村伏击战”。熟读兵书的刘帅，深知地形之利对伏击之胜的影响，此战前亲自组织了几次沿路勘察，权衡利弊、几易其址，最终将伏击阵地选择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七亘村是井（陉）平（定）小道的必经之地，从七亘村往东到石门，正好是10里峡谷，谷深数十米，底宽不足3米，地势十分险峻，用理想的伏击阵地来形容毫不为过。10月26日，当日军的辎重车队通过时，八路军129师突然发力，前后夹击，将鬼子压缩在七亘村预设战场的狭小地带。据说，当时八路军步枪手的歼敌数只与其装弹速度有关，而手榴弹只消打开保险盖垂直往下扔就行了，可见此处真可谓恃险设伏。战果可想而知，毙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10余人。
出其不意，敢为人先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伏击战赖以取胜的优势所在。事实证明，为了达成这种突然性，解放军在组织山地伏击战时，不仅在战场选择上追求能“藏于九地之下”的形胜一筹，更在心理对抗上强调“反道用兵、敢为人先”的胜于无形。
1938年3月，八路军第129师，为策应第115师在晋西地区的作战行动，钳制日军向黄河南岸和西岸的进攻，准备于邯（郸）长（治）公路沿线组织伏击作战，由于敌情和时间原因，386旅旅长陈赓根据地图选定神头岭地区作为伏击战场，该地区从地图上判断：邯（郸）长（治）公路在神头岭村以西的沟底通过，又是一个标准的伏击阵地。
但部队进入设伏地区时，发现公路是在岭上，而神头岭山梁长约几公里，宽不过一二百米，山梁北侧以一条山沟相隔同申家山遥望，其西部是不足20 户人家的神头村，两边的地势略高于公路，除了紧贴路边有一些国民党军队修筑的旧工事，再无任何隐蔽物。这样的地形，部队不易隐蔽，又难于展开，背临北面的深沟，预备队行动不便，还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按常理，这些废旧工事，距离公路仅百米，早被来往的日军反复检查，任何有军事常识的指挥员都不敢伏兵于此。面对这种突如其来情况，陈赓处变不惊，抓住日军对废旧工事司空见惯，对山梁狭窄地形放松警惕的心理，大胆做出调整，命令侧击部队利用这些旧工事，实施近距离潜伏，决心在狭窄的山梁顶部打日军一个“独木桥式的伏击”。用陈大将的话说：
这是“独木桥上打架，先下手为强”。为了切实隐蔽企图，各级指挥员要求各部队不要挖动工事上的旧土，踩倒的草一定要顺着风向扶起来，由于我军巧妙的伪装隐蔽，敌侦察搜索队在距我伏击部队十余米的情况下，仍毫无觉察。
3月16日9时30分，我阻击、侧击和断后部队同时开火，实施收网，这个狭长口袋中的日军不知所措。如此诡异的地形实施伏击，不仅在心理上达成了突然性，更在兵力火力运用上极大限制了日军骑兵和炮兵的发挥。以至我军以1个旅的兵力，仅用2小时就歼敌1500余人，击（烧）毁汽车百余辆，这是抗战初期对日军作战少有的效费比。“神头岭伏击战”不仅是一场山地伏击战，更是一场心理伏击战，“以形伏之”尚有可防，“以心伏之”防不胜防。
在解放军伏击作战历史上，最具创造性和突然性的战例，还属刘伯承元帅指挥的“七亘村重叠伏击战”。前面谈到日寇在七亘村被刘伯承指挥的129师打了个伏击战，死伤300多人，落荒而逃。第一次伏击胜利后，刘伯承再得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他很清楚日军的意图是急于要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据此，他判断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七亘村仍然是日军进军的必经之路。但兵法上有著名的“战胜不复”的原则：即不在相同的地方用同样的战法对付同样的敌人。中日双方指挥员都深谙此法，按推理是：我军不敢在七亘村再打，日军不信我军敢在七亘村还打。面对这样的惯性思维，刘伯承元帅断然决定“冒兵法之大不韪”，反道用兵、重叠设伏。于是，八路军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随后第772团第3营绕了一圈又返了回来，集结在七亘村西改道庙公路南侧山地里。10月28日，日军又进入七亘村地段，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一次挨打100米远的地方，再遭伏击。这场被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赞为“用兵的典范”的“七亘村重叠伏击”，给日军扎扎实实上了一堂军事原则运用方法的补习课，日军不可想象，在它的这个对手的战术字典中，任何“原则”都是靠“灵活”来注解的。历史上没有先例，是因为还没有人创造。
利而诱之，攻其必经
中国有句老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在作战中，不能指望任何对手自觉地钻进你布下的“口袋”。对“两山夹一川”这类险要地形，双方指挥员的判断是一致的，打伏击绝对是一个需要极高智商的脑力劳动，依靠“守株待兔”的方式来进行伏击只是初级阶段，能让敌人心甘情愿的进入伏击阵地，才是这一战术的最高境界。正所谓“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孙子兵法）。解放军不过是这一原则的忠实践行者。
抗战中，日军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每遭打击必急于报复，正是日军这种睚眦必报的习气，成就了八路军无数的经典伏击战例。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杨成武将军指挥的“黄土岭伏击战”。
1939年10月底，日军分多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军区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3日，由涞源城出动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独立步兵第1大队主力500余人，被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歼灭于涞源雁宿崖。战场的失利，激怒了一向刚愎自用的阿部规秀。这位日军“驻蒙疆屯军”最高长官兼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亲率1500多人，再次向雁宿崖方向急进，企图寻歼我军主力。八路军因势利导设计了一个“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的圈套：以小部队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日军，把他们引向银坊，使其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迷惑敌人。而后以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3支队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口有利地形后，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5日，日军进犯银坊扑空后，阿部规秀率队向白石口进发，3支队诱敌成功，日军紧追至银坊，末发现我军主力，便放火烧了银坊一带的民房。6日晚间，阿部规秀率部进入黄土岭口一线，此时八路军加大了向银坊推进日军的侧击力度，抓住日军急于寻找八路军主力决战的心理，诱其东进。面对这样的战场态势，聂荣臻命令杨成武，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