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府管制俘虏理论
很多行业都存在着管制和监督。在经济学上，相对于市场的自由化来说，监管就是管制。或者说管制和监管是一回事。只有在不讨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监管才成为一门合理合法的职业，而刻意回避了管制的称号。
主流的、一般的观点认为，政府的监管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消除市场失灵。因为各个行业可能都存在不规范的行为、甚至存在欺诈。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维护只能依靠政府，政府将这一目标作为自身唯一的使命来始志不渝地来坚持，或者说监管者思想上都是被“三个代表”所武装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公共利益理论。
现实是否如此呢？肯定不完全如此，至少还有没被完全“装进笼子”的政府行为，甚至还有被俘虏的政府管制。
一、政府管制俘虏理论的含义
在研究金融监管的由来和理论分析中，遇到了一种学说叫做政府管制俘虏理论。政府对某些行业的管制并没有保护和促进公共利益，管制机构常常成为被管制机构的俘虏，而违背了管制和监管的初衷。
金融监管理论从本质上说是奉行国家干预政策的理论，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它的现代经济学基础是市场失灵理论、金融脆弱说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等，因此，需要政府进行管制。该理论认为，有了金融监管和管制，就可以降低和消除市场失灵，促进社会的公正和市场的效率。金融监管理论，强调了管制带来社会收益的一面，而忽视了政府实施管制所付出的成本，甚至管制的结果与最初的目标相去甚远的负面性。也就是说，管制不仅会消耗大量的成本，也引起了市场效率的损失，又没有实现公共利益，甚至事与愿违，损害了公共利益，使少数人谋取了私利。
经济学家们，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很多颇有见解的观点，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
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施蒂格勒在1971年发表了《经济管制理论》一文，他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受管制产业并不比无管制产业具有更高的效率，较低的价格。他由此提出了“政府管制俘虏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管制是为满足产业对管制的需要而产生的，而管制机构最终会被产业所控制。
斯蒂格勒指出，管制或许正是一个产业所积极寻求的东西，它通常是该产业自己争取来的，它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受管制产业利益服务的。他还认为，管制只不过是财富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转移而已。另一种可能是，管制也可能是强加于一个产业的，并且的确会给受管制的产业带来很多麻烦。
政府管制俘虏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具有特殊影响力的利益集团——被管制企业，针对管制者的自利动机进行寻租活动，使管制者成为被管制者的“俘虏”，并参与共同分享垄断利润。这就使政府管制成为企业追求垄断利润的一种手段。
1976年，另一位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佩尔特兹曼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认为，
垄断带来垄断利润。在无管制的情况下，垄断利润被垄断企业占有。在受管制的情况下，政府管制者被授予法律上的“垄断权”，决定如何处理这些垄断利润。所以，被管制产业有一种经济刺激，试图影响政府立法管制者，以尽可能建立对本产业有利的管制制度。出于同样的目的，被管制产业会尽最大努力去影响政府执法管制者。这样，各种利益集团为各自的利益相互竞争，以影响立法者和执法者。
被管制企业会运用多种手段与政府管制者分享垄断利润。政府管制者既然成为垄断利润的受益者，就会通过管制活动为企业创造垄断利润服务。只要政府管制者所分享的利益不超过垄断利润，企业的这种“寻租投资”就是值得的。如果在被管制产业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面对一个管制者，这些被管制企业就会扮演一个托拉斯的角色，共同与管制者谈判，以保留尽可能多的产业垄断利润。被管制产业中企业的数量越多，或者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它们共同对付管制者的合力就越弱。
二、政府管制俘虏理论的原因分析
研究政府管制俘虏理论，预先设定了三个假设条件，这是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做法。
第一，政府管制者、垄断企业和消费者都被假定为纯粹的经济人，都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
第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被假定有合理的预期。即假定它们各自运用各种可能的信息，通过谈判达成交易，从垄断利润中取得合理的收入；
第三，忽视政府管制成本对效率的影响。
任何一个被管制的行业都可以被看作是由三个相关利益集团组成：管制者、被管制者、消费者。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管制行业内部的博弈。由于利益目标的不一致，分别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其中管制者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公平和行业的整体效率最大化为目标，被管制企业以追求垄断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消费者则是以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表现为要求厂商提供合理价格的产品和高水平的服务。在这三者的关系中，被管制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被管制企业有保持垄断状态、制定垄断价格、追求垄断利润的倾向，而这恰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被管制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目标是可以用经济学来量化和衡量的，但管制者的目标很难衡量，体现在政府行为中，其公正性、持续性、有效性如何得以保证，就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从管制的目标来看，管制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基本一致，因为管制者是通过制定管制政策来保证社会的公平分配和效率，是保护消费者的，但二者利益是否真的一致，不是口头上宣讲，而是体现在行动上，即使是经济人，也需要在消费者的监督下来履行保护消费者的职责。一般情况下，管制行业的价格是由政府的管制机构最终决定，但在制定价格时，存在着消费者、被管制企业和管制机构三者之间博弈，尤其是被管制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博弈的实质就是利益的再分配。通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与管制机构接触越多，关系越密切，那么管制机构就越容易接受其意见，也就会在博弈结果中获取较大利益。
管制者同样也是人，而且是经济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因此在设计制度时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尽可能通过一种制度安排，使管制者在实现社会交付他们责任的同时，也能够尽可能的实现自身的利益。这种职责的交付由谁来允许，利益的实现是消费者给予还是被管制者给予？就体现出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民主政治。
证券监管中的保证金存管问题，最能说明这个道理。十几年前，对于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是存放在证券公司还是存放在商业银行发生了争议，如果存放在证券公司，再由公司转存在银行，有一个存放同业与个人活期存款的利差问题，是证券公司的一块收入；而独立地存放在银行，证券公司将失去这块收入，同时可能流失客户的信息。在这个问题上，监管部门站在了行业的立场上，结果使得保证金被大量挪用成为可能，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化解了风险。
又比如，国家做出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决策，一轮又一轮的新政出台，超出了一个五年规划的时间，但房价不见回落，只涨不跌。这里除了调控的科学性不够之外，地方政府的管制目标与自身利益的冲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在房地产政策上是被俘虏的，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制订限价目标，而各地都是制订的涨价目标，这表明房地产事关地方政府的切身利益，与地方财政和GDP都密切相关。不解决房价背后的利益机制，房价很难回落。
三、现实中的分析
我国现实中的金融监管是以行政管制为主，以审批为手段，无论是审批还是核准，实质都是一样，是一种权力的实施。而权力的运行更容易被俘虏，俘虏它们的力量来自更高的权力或来自更强的利益，根源还是来自被管制者。
在转轨时期，一些原本属于市场的权力并没有获得落实，仍然保留在监管机构的权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