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红军”诞生的故事
作者：周根保
来源：《党史文苑》2018年第10期
1928年3月，奉毛泽东指派，策应迎接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何长工，后来在《伟大的会师》一文写道：
1928年4月28日，这天天气十分晴朗，巍巍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一样，显得特别清新；满眼葱绿的稻田，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地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这是一个多么美
好的日子！……今天，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了！革命的力量将要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发展，革命的浪潮，将要从这里更有力地推向全国。
随着毛泽东、朱德两位历史巨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瞬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汉字组合——“朱毛红军”，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两位伟人，讲述了“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的故事”
197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度过最后一个国庆节时，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对身边的护士追念起建立新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往事，首先想到的就是1927年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那还是上井冈山前，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当时，就有人说，“还是算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有一天，队伍来到一个镇子上，大伙休息的时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谈论散伙的事。当时，就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1949年开国大典后，我见了几个当时听过我讲话的人，没想到，他们还都记得那些话。
1961年2月，朱德偕同夫人康克清来到了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天心圩军人大会的油画前，纪念馆工作人员说：“每当我们向观众介绍您在天心圩的讲话时，观众都很感动。”
朱德笑了笑说：
那时的形势，真困难呀，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部队的目的地在哪里，下一步怎么办都不清楚，队伍涣散，开小差的很多。这时，我把一些同志请来，向大家讲了几句心里话，说：“哪怕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人，我也要干下去，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会后，大家的情绪高多了，坚持干下去的有七八百人。……部队真正得到巩固，还是在经过几次整顿之后。那时，我们不急于打仗，而是花力气把部队的组织和纪律搞好。特别到了上堡，才算稳住了脚跟，部队按游击战的要求整训。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才觉得上山有出路。
是啊，这两支小小队伍，在外部遭受敌人追击、内部不断发生叛逃的困苦中，转战千里，最终在井冈山汇成铁流，使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两支起义队伍，演绎了几乎相同的“上山”故事
历史又如此奇特。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虽然被敌人分隔两处，但在探索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道路和怎样建设一支人民军队等问题上，各自得出了几乎相似的认识，演绎了几乎相同的故事。
他们都有一个出师不利后“上山”的决策。
南昌起义成功举行后，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1927年8月3日起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准备在广东东江地区建立根据地，相机进军广州，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陷入敌人优势兵力的包围，起义主力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湘、赣、粤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在八一起义纪念馆三河坝烈士纪念碑的照片前，朱德伫立良久，神情凝重地说：
起义军进到广东后，兵分两路，主力进军汕头、揭阳地区，另一部分则留在三河坝，由我指挥。当时，敌军人数多，攻势猛，一次次地发起冲锋，我们打得很顽强，敌人的损失很大，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但始终守住了阵地。后来，听说我军在潮汕遭敌人攻击，我即令部队撤出三河坝，迅速南下接应，走到饶平，接到潮汕撤出同志200多人，才知道主力已在战斗中失利。我们立即开了个会，决定部队不去潮汕，辗转北上，转向山区，在山区打游击。
朱德所说的“开了个会”，即10月7日上午朱德在广东饶平县茂芝全德学校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围绕要不要坚持八一起义军的旗帜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的人说：“既然主力都失败了，叶军长又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这一千多人留下来还能干什么？不如解散算了！”会上马上有人附和，朱德则激昂地反驳：“八一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面旗帜我们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他接着指出：“现在唯有一条出路，在敌人的缝隙中前进，从茂芝东北方向沿着粤闽赣湘边界转移。”
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
茂芝会议是南昌起义军从失败走向勝利的转折点，茂芝会议决策，给南昌起义军带来了新生。
与南昌起义主力失败相似，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也遭受了出师不利的考验。
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反革命军队力量强大，加上起义军兵力分散、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指挥失当等因素，三个团刚起义就连遭挫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连打了几个败仗”。
9月9日，驻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取道长寿街，向长沙挺进，刚收编的国民党邱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受到该部袭击被打垮。
9月10日，第二团从安源出发，由于主要干部麻痹轻敌，于16日攻克浏阳县城后，陷入优势敌人重围，17日仓促突围，溃不成军。
9月11日，毛泽东率第三团从铜鼓向浏阳进军，一举攻下长沙东门，团长苏先骏疏于防范，于14日遭到敌军反扑，起义军被迫转移。
在起义连遭失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立即实行战略退却，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起义部队向浏阳县文家市前进。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委会议，集中讨论部队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在激烈的争论中，说服了大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转向农村，寻机上山打游击。9月21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开始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至此，起义军行动方向，由攻打长沙改为向湘赣边的农村山区进军，开始了“上山”新的征程。
一个是文家市，一个是茂芝村，都是在“出师不利”的阴影下，作出了“上山”的决策。两支起义军，在两位伟人的领导下，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伟大探索。
他们都是采用整顿的办法，战胜部队中出现的叛逃和溃散的严重危机。
秋收起义革命军在向罗霄山脉中段行进中，不仅路途越来越艰难，部队也越来越不好带。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后来回忆道：
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第一营第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
不仅当兵的跑，官长中也有不少人动摇叛逃。起义后先是第四团团长邱国轩叛变，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第二团团长王新亚下落不明，后是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师长余洒度离队（后来叛变）。
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5000余人只剩下700多人。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部队整顿和改编。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9月30日清晨，毛泽东在三湾的枫树坪，向全体官兵强调了改编意义后，接着慷慨激昂地说：
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马。我们现在不只有两把菜刀，我们有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秋收起义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接着毛泽东又说：“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热烈欢迎；有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们不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