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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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理论视角下《小小小小的火》中主人公的身份建构分析》镜像理论视角下《小小小小的火》中主人公身份建构分析一、引言《小小小小的火》是一部由美国作家琳·希森创作的小说,其作品主题深远且多元,主要探讨了人性、身份、母性及个体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本文将从镜像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建构进行深入分析。
二、镜像理论概述镜像理论,源自拉康的心理学理论,主要探讨个体如何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尤其是与重要他人的互动来认识和建构自我身份。
在文学作品中,这一理论可帮助我们理解主人公如何在社会、家庭、以及人际关系的网络中塑造自己的身份。
三、《小小小小的火》中主人公的身份建构(一)主人公的自我认知在《小小小小的火》中,主人公米娅的自我认知过程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米娅通过与周围人的互动,尤其是与她所关心的孩子们的互动,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身份。
这种自我认知的建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受到她所处的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深刻影响。
(二)镜像他人与身份建构小说中,米娅与其他角色之间的关系是她身份建构的关键。
她的身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
这些“镜像他人”包括她的孩子们、邻居们、甚至是她的对手们。
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米娅的身份认同,使她逐渐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自我认知。
(三)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家庭和社会环境是主人公身份建构的重要背景。
在《小小小小的火》中,米娅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都对她身份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她的家庭环境为她提供了与孩子们互动的机会,使她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感的母亲和导师。
而社会环境则影响了她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使她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能够坚韧不拔。
四、分析结论通过对《小小小小的火》中主人公米娅的身份建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镜像理论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米娅的身份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这种变化不仅受到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还受到她自身对他人和他者眼中的自我形象的认知的影响。
CRITICISM ON FILMS电影批评《人潮汹涌》(2021)是饶晓志导演的第三部作品,也是自《你好,疯子!》(2016)和《无名之辈》(2018)之后,对自我风格进行的又一次探索。
作为一个由舞台剧导演转型来的电影导演,《你好,疯子!》和《无名之辈》都是人物群像式电影,或以群体性戏份烘托主体人物的精神世界,或以众生式叙事塑造“微缩社会”。
在《人潮汹涌》中,饶晓志采用了具有奇情性的全新叙事模式,即双主演镜像叙事。
其中,刘德华饰演的冷血杀手周全和肖央饰演的草根群演陈小萌在一起意外中互换了身份,获得了对方的人生。
不同的是,周全是因为失忆忘记了自己是谁,而陈小萌是在走投无路下有意“偷走”了周全的人生。
当草根一夜暴富、当杀手变得平凡时,在名字与身份之外的个体本质让他们重写了彼此的人生。
另外,万茜饰演的新媒体主编李想作为一个线索人物为影片增加了情感厚度。
在叙事上,导演的个人风格愈发鲜明,整部影片的“容积率”十分紧密,能量十足。
人物之间的每个动作几乎都会在影片中产生对他人的影响,这同样也是一种“微缩社会”的表达形式。
人物之间不停地碰撞出一个小型社会,每个事件的发生都似乎带着象征与隐喻性,在不少情节段落中都可以看到较为夸张戏谑的舞台剧表演方式,而整体情节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逻辑性的编排,以幽默搞笑、突出反差性为主,形成了影片杂耍式的叙事风格,同时也没有放弃饶晓志所擅长的底层市民狂欢式的情感表达。
可以说,《人潮汹涌》是饶晓志从影七年来所有创作元素的集合。
此外,《人潮汹涌》的剧本来源也值得一提,其改编自日本电影《盗钥匙的方法》(2012),该片节奏轻快俏皮,呈现了典型的日式幽默。
在剧本落地改编过程中,导演加入了许多本土元素,如晖姐的重庆话、对华语影坛的致敬细节等,可以作为一例跨语境改编的范例进行研究。
一、身体叙事与自我重建命运交换的情节在电影中并不鲜见,这是一种奇情式的叙事方式。
在这类影片中,常以男女两性作为命运交换体,如《校园变身》(1997)、《小姐好辣》(2002)、《女男变错身》(2006)、《父女七日变》(2007)、《变身男女》(2012)、《你的名字》(2016)、《羞羞的铁拳》(2017)等,两性由二元对立到彼此和解,身体在叙事过程中产生了寓言性的指代意义。
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解构内容提要:宏观创作环境的文化混杂性和自身的多元身份使伍尔夫具有了类似后殖民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困惑。
伍尔夫既尝试对处于分化中的英国帝国身份进行文化重建,又对以男权和殖民主义为依托的民族叙事进行女性主义重写。
伍尔夫的阶级和种族身份预设了其女性主义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使其女性抗拒立场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以帝国为参照的民族身份认同,从而表现出一种既抗拒又迎合帝国主义的女性帝国主义形态。
2001年索妮塔•萨克(Sonita Sarker)发表论文,题为《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伦敦风景)中定位本土英国性》(Locating a NativeEnglishness in Virginia Woolf's The LondonScene),文中指出:“上个世纪,英国现代主义研究越来越关注阶级和性别问题。
但直至今日,对于种族和民族如何成为T.S. 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著名现代主义作家视野中不可或缺和相互交叉的元素,几乎无人作过深究。
”从英美学界对伍尔夫的研究状况来看,萨克的判断是有失偏颇的。
事实上,20 世纪90 年代初期以来,后殖民理论视角的介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伍尔夫的种族和民族身份问题化,较为深入地揭示了文学经典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和文化政治内涵,挑战并丰富了对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批评假设,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推动了伍尔夫研究的多元发展。
和英美伍尔夫研究相比,我国研究者多从性别角度解读伍尔夫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较少关注阶级、种族和民族等因素对伍尔夫美学思想的影响,也就很难揭示伍尔夫“与民族、总体的英国性概念及其地缘政治暗示的复杂关系”。
本文主要运用后殖民理论,结合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阐释伍尔夫在从女性视角出发,围绕帝国探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时表现出的文化立场。
一、帝国式微阴影下的身份认同危机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充分表明,文学想象与民族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天然和必然的联系。
拉康的主体:从“否定”到“肯定”的身份认同建构摘要:拉康认为主体不是以意识为中心的自我认同的统一体,而是由他者介入而异化、分裂的主体。
拉康的主体永远是“否定”的、去中心化得,无意识的存在。
本文试图结合拉康“否定”主体的观点,描述现实社会,在各种机制下主体从“否定”到“肯定”的现象。
关键词:主体;语言;权力;镜像;身份/认同一、消逝的主体:主体的“否定”式存在拉康的主体不是理性的自我感知,而是一种“镜像”式的想象认同。
这种想象通过语言来给主体赋予意义。
拉康的主体观借鉴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索绪尔把语言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语言的物质存在,所指是语言的意义。
一个符号能否释义取决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是否一一对应,处于平衡状态。
一旦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被打破,那符号的意义也无法固定。
镜像阶段的自我认同就好比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现实世界的“我”作为所指受到作为能指的“镜中我”的干涉,“镜中我”作为能指是一个想象的叠加过程,这个过程以他者的存在来定义,是一个构建后的产物,且处于不断的变化和重构中。
因此,作为所指的“我”也无法最终确定,所指在能指下滑动,成功的抗拒了我们想找出它并限制它的企图。
按照拉康的观点,正是语言本身的分裂导致进入语言的主体无法确定,即语言造成了主体的分裂。
人从儿童阶段的“镜像”式认同开始就处于语言系统的象征秩序中,主体的定义和认知,就连主体本身也是通过语言来建构的。
正像语言中能指与所指的任意关系一样,主体也被拉康分为发言主体和陈述主体。
“陈述主体中的‘我’只是一个能指,它起到‘转换词’或指示功能的作用,即它指示者发言主体,但不意味着就是它。
发言主体,那个真实的‘我’,被话语的能指链在象征秩序中建构为一个陈述主体时,便消失了”。
发言主体中的“我”与陈述主体中的“我”并非同一事物。
即主发言主体在陈述化的过程中消失了,主体成为了能指。
语言成为了事物的谋杀者,“主体不是他所是,而是他所不是,一句话,他是永远的自我否定。
2024年3月㊀第17卷第1期㊀㊀㊀当代教师教育ContemporaryTeacherEducation㊀㊀㊀㊀Mar.ꎬ2024Vol.17No.1㊀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的三个基本问题咸富莲1ꎬ马东峰2(1宁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ꎻ2宁夏大学新华学院ꎬ宁夏银川750021)摘㊀要:在全面落实强师计划之际ꎬ加强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ꎬ引导乡村青年教师重新嵌入乡村社会ꎬ既是复归乡村教师在地身份ꎬ稳定新时期乡村教师队伍的有力举措ꎬ也是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选择ꎮ乡村青年教师作为乡村教育的中坚力量ꎬ他们是专业身份与公共身份的统一体ꎬ在实践中受诸多因素影响其公共身份却经历了嵌入 脱嵌 再嵌入这一历时性变迁ꎮ当前ꎬ积极构建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ꎬ需要外源式政策支持ꎬ积极引导乡村青年教师融入乡村社会ꎻ需要立足乡村场域ꎬ加强乡村青年教师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ꎻ更需要重视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的主体作用与自我确证ꎬ以发挥他们在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ꎬ实现其引领乡村社会发展的人文关怀㊁社会责任与时代使命ꎮ关键词:乡村青年教师ꎻ教师公共身份ꎻ身份建构ꎻ强师计划ꎻ乡村振兴中图分类号:G451㊀文献标识码:A㊀文章编号:1674-2087(2024)01-0090-06㊀㊀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对教师职业公共属性的强调ꎬ教师公共身份进入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ꎮ这进一步强化了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职责ꎬ作为乡村教师更是如此ꎮ2020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ꎬ 注重发挥乡村教师新乡贤示范引领作用ꎬ塑造新时代文明乡风ꎬ促进乡村文化振兴ꎮ 这既是乡村振兴战略赋予乡村教师新乡贤身份的重要期待ꎬ也是«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赋予乡村青年教师全面发展的时代要求ꎮ乡村青年教师作为乡村社会的生力军ꎬ2021年国家教育统计数据显示ꎬ他们占全国乡村教师总数的71.57%ꎮ[1]研究却表明ꎬ乡村青年教师新乡贤角色担当意愿弱于乡村中老年教师ꎬ[2]乡村青年教师作为乡村社会的文化人[3]ꎬ本是专业身份与公共身份的统一体ꎬ实践中他们作为乡村社会知识分子的公共身份却日渐式微ꎮ对此ꎬ加强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研究ꎬ以期唤醒乡村青年教师的公共使命ꎬ实现乡村青年教师与乡村社会的有机融入㊁良性互动㊁意义连接ꎬ助力«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全面落实ꎮ一㊁是何: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ꎬ对于引导乡村青年教师重新嵌入乡村社会ꎬ发挥他们在乡村社会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ꎬ实现乡村青年教师引领乡村收稿日期:2023-12-21基金项目:宁夏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青年托举人才工程培养计划㊁2021年度宁夏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专项课题(xzx21012)作者简介:咸富莲ꎬ女ꎬ宁夏隆德人ꎬ宁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ꎬ硕士生导师ꎬ博士ꎻ马东峰ꎬ男ꎬ宁夏中宁人ꎬ宁夏大学新华学院讲师ꎬ硕士ꎮ社会发展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至关重要ꎮ(一)乡村教师公共身份演变自古以来ꎬ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的知识分子ꎬ承担着参与乡村建设㊁守卫乡村文明㊁传播乡土文化㊁维护乡缘关系㊁管理乡村公共事务以及服务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ꎬ基本实现了其公共身份的 在场 ꎮ[4]从 乡村塾师 先生 乡村教员 到乡村教师 ꎬ再到 新乡贤 的身份转变ꎬ乡村教师公共身份经历了嵌入 脱嵌 再嵌入的演变历程ꎮ第一ꎬ乡村教师公共身份的 在场 ꎮ在传统的乡村社会ꎬ乡村教师是我国古代乡贤的重要组成部分ꎮ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下移ꎬ乡村教师以乡贤身份参与乡村社会建设ꎬ对乡村社会民众进行引导和影响ꎮ此时他们不仅仅是乡村民众的引导者ꎬ还是乡土文化的代言者ꎬ乡村礼教的承担者ꎬ乡村治理的协助者ꎬ乡村革命思想的传播者ꎬ乡村社会建设的推进者ꎬ其作为乡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公认的ꎮ尤其是民国时期的 欲化农民ꎬ必先农民化 的号召ꎬ要求乡村教师具有 农夫的身手ꎬ科学的头脑ꎬ改造社会的精神 [5]ꎮ此时乡村教师不仅要引导乡村民众ꎬ还要参与乡村事务管理ꎬ传承乡村文化ꎮ新中国成立以后ꎬ尽管乡村教师作为国家干部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ꎬ但他们参与乡村社会具体事务的公共身份仍然存在ꎮ他们是乡村社会建设的复兴者ꎬ是 农民教育的推进者㊁农民文化活动的组织者㊁农业生产劳动的参与者㊁农村政治运动的盲从者 [6]ꎮ第二ꎬ乡村教师公共身份的 离场 ꎮ在社会变迁中ꎬ尤其是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受城镇化进程㊁城乡二元分化㊁国家制度改革㊁乡村学校布局调整㊁师范教育体系变革㊁教师专业主义引领㊁乡村教师招聘机制等诸多因素影响ꎬ乡村教师在离乡㊁离土㊁离农的过程中ꎬ他们的公共身份逐渐与乡村场域相背离ꎮ乡村教师所关注的空间从乡村社会转向乡村学校与城市生活ꎬ交流对象从乡村民众缩减为乡村学生ꎬ这种 候鸟 般的旅居生活ꎬ使乡村教师逐渐与乡村社会脱节ꎬ乡村教师专业身份僭越公共身份ꎬ使其作为乡村社会知识分子的公共身份日渐消解ꎬ具体表现为乡村教师逐渐沦落为乡村社会的 异乡人 ㊁乡村事务的 旁观者 ㊁乡村生活的 陌路人 [7]ꎮ第三ꎬ乡村教师公共身份的 返场 ꎮ«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对于教师职业公共属性的强调ꎬ乡村教师公共身份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与讨论ꎮ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使乡村教师公共身份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ꎬ充分发挥乡村教师新乡贤示范引领作用的呼声越来越高ꎬ乡村教师是专业身份与公共身份的统一体的论述得以明晰ꎮ乡村教师不仅仅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实践者ꎬ更是新时代乡村文明的践行者ꎬ乡村政治民主的先导者ꎬ乡村经济发展的推动者ꎬ乡村文化振兴的促进者ꎬ乡村社会和谐的维护者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也明确指出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ꎬ承担着公共教育服务职责ꎮ因此ꎬ新时代乡村教师应当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情怀担当新乡贤角色ꎬ充分发挥自身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教育现代化建设中的公共责任ꎬ提升参与乡村社会建设的热情ꎬ投身乡村教育事业ꎬ传承乡土文化ꎬ助力乡村振兴ꎬ促进乡村社会良性发展ꎮ(二)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释义梳理我国乡村教师身份变迁为我们很好地理解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提供历史线索ꎮ乡村教师是专业性与公共性协同提升的过程ꎬ是专业身份与公共身份的统一体ꎮ乡村教师的价值目标不仅仅体现在专业身份的实现ꎬ还要重视公共身份的达成ꎬ尤其是乡村教师公共身份建构对于乡村社会建设至关重要ꎮ乡村青年教师作为乡村学校的主力军ꎬ其公共身份决定于他们所处的乡村社会公共空间ꎬ即 乡村的 教师ꎮ[8]对于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的理解要立足乡村社会场域ꎬ关注他们作为乡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属性的培育ꎬ重视他们参与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情感ꎬ即投身乡村教育事业ꎬ传承乡土文化ꎬ助力乡村振兴ꎬ提升乡村文明ꎬ促进乡村社会良性发展的社会性身份及其情感的培育ꎮ如果说乡村教师的专业身份表现在知识传递㊁技能传授等作为 乡村教育者 的工作职责上ꎬ公共身份则是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环境互联㊁互动㊁互惠ꎬ服务于乡村社会㊁参与乡村社会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角色担当ꎬ表现在引导乡村民众㊁振兴乡村教育㊁传承乡土文化等作为 乡村建设者 的社会责任上ꎬ是乡村教师参与乡村人才培养㊁乡村生态文明和乡风文明建设㊁乡村社会治理的角色担当ꎬ[9]体现了乡村教师从事活动的公共属性ꎮ基于上述讨论ꎬ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是指任教于乡村地区的35岁以下年轻教师以 新乡贤 身份返场乡村社会ꎬ承担传承文化知识㊁引导乡村民众㊁协助乡村治理㊁传播乡村文明㊁参与乡村建设㊁服务乡村振兴的人文关怀㊁责任担当与时代使命ꎮ二㊁为何: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的必要性㊀㊀重视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ꎬ既是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青年教师担当新乡贤角色的重要期待ꎬ也是服务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建设的可行路径ꎮ乡村青年教师兼具专业性和公共性双重本质属性ꎬ公共身份与专业身份并不矛盾ꎬ二者相辅相成ꎬ公共身份本是基于专业身份的存在ꎬ却在专业主义引领下其公共身份被忽视ꎮ对此ꎬ陈俊珂在«农村薄弱学校发展的文化选择»中指出:在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教育治理现代化背景下ꎬ乡村教师发展困境已不仅是师资数量㊁质量㊁工资待遇等显性问题ꎬ而是乡村教师公共性缺失和社会责任弱化的隐性问题[10]ꎮ乡村青年教师更是如此ꎬ他们对乡村民众生活与乡村社会建设的漠视ꎬ导致他们发展方向迷失ꎬ职业情感与归属感缺失ꎬ公共精神旁落ꎬ[11]研究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显得尤为重要ꎮ(一)复归乡村教师在地身份的有力举措多数学者认为教师身份建构是一个连续㊁动态协商发展的过程ꎮ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是乡村青年教师主体与自我㊁他者之间互动过程中通过协商㊁形塑ꎬ将自己归为乡村社会建设者的过程ꎬ也是其从脱嵌到再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ꎮ乡村教师自古以来兼具乡村教育者的专业身份与乡村社会建设者的公共身份ꎮ新时代乡村青年教师作为乡村社会服务人才ꎬ调查发现ꎬ16%的乡村教师与当地居民毫无共同语言ꎬ32.4%的乡村教师不适应当地生活ꎬ[12]对此ꎬ合理构建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ꎬ不仅是乡村青年教师与乡村社会积极互动ꎬ与乡村学生生活世界共融的有效举措ꎬ也是乡村青年教师厚植乡村教育情怀ꎬ挖掘乡土文化资源ꎬ提高教材的农村适切性ꎬ基于乡村学生经验开展文化回应性教学的重要前提ꎮ(二)稳定新时期乡村教师队伍的先决条件新时期乡村青年教师的频繁流动ꎬ严重影响着乡村学校教师队伍的整体稳定性[13]ꎮ随着乡村教师支持计划㊁强师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颁布ꎬ乡村教师下得去的问题初步解决ꎬ但乡村教师 留驻 的问题仍待解决ꎬ关键在于乡村教师公共身份建构与认同问题悬而未决ꎮ当前ꎬ大多数乡村青年教师因为生活空间与乡村社会的 脱嵌 ꎬ使其成为悬浮在乡村场域的 异乡人 局外人 [14]ꎮ鉴于愿意留任乡村小规模学校任教的教师只有37 6%[15]ꎬ西部地区乡村教师 留不住 的局面更普遍[16]ꎬ学者以符号互动理论㊁身份认同理论㊁ERG需要理论等为指导ꎬ剖析了影响乡村教师公共身份建构的生活满意度㊁乡土情怀㊁公共精神等因素ꎬ建议通过提高地位待遇㊁完善制度保障㊁融入乡村生活㊁提升信任水平㊁增加发展机会㊁优化激励机制㊁重塑教师形象等ꎬ建构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17]ꎮ但上述建议侧重于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的外源性支持ꎬ忽视了其参与公共身份建构的主体性ꎮ新时期乡村教师队伍建设ꎬ亟需增强乡村青年教师参与乡村社会建设的使命ꎬ提高其传承乡村文化的自信ꎬ创新其参与乡村治理的方式ꎬ实现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的主体回归与主体自觉ꎮ(三)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时代呼唤乡村青年教师作为城乡世界的连接者ꎬ是受益于互联网的具有时代变革特征的青年一代ꎬ在城镇化进程中ꎬ却受他者规训异化与自我统整迷失双重影响ꎬ因为生活在城市ꎬ工作在乡村的 候鸟 式旅居状态ꎬ参与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机会越来越少ꎬ在身份认同㊁乡村社会融入㊁乡村社会归属感等方面与老一代乡村教师相比存在较大差异ꎮ重视新时期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ꎬ不仅是避免乡村青年教师队伍建设 去根化 危险的重要选择ꎬ更是推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ꎬ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关键ꎮ乡村青年教师作为乡村学校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骨干力量ꎬ是运用 三个课堂 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㊁引领全校师生共同发展㊁促进乡村学校内生发展的主体ꎮ(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选择乡村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ꎬ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振兴的重要支撑ꎬ乡村青年教师是乡村教师的主体力量ꎮ乡村教师是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乡村教育的基础支撑ꎬ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ꎮ[18]2021年«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要大力推进乡村教师队伍等四类乡村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ꎮ[19]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言ꎬ学校是乡村的中心ꎬ教师是学校和乡村的灵魂ꎮ乡村青年教师作为乡村社会公共服务人才ꎬ时代新乡贤ꎬ新时期乡村教育的 大先生 ꎬ理应厘清乡村青年教师公共服务职责ꎬ激发乡村教师教育情怀ꎬ肩负服务乡村振兴㊁助推共同富裕的时代使命ꎬ却在服务乡村振兴中面临乡村文化基础薄弱㊁传承乡村文化的自信和热情不够㊁参与乡村治理的空间与时间不足等 问题[20]ꎬ这从根本上要求乡村青年教师将自己的专业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相联系ꎬ将专业身份与公共身份有机统整ꎬ融入乡村社会ꎬ挖掘乡土资源ꎬ传承乡土文化ꎮ三㊁如何: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的可能路径㊀㊀乡村青年教师作为新时代乡村社会的新乡贤ꎬ其公共身份建构受国家政策㊁社会期待㊁环境㊁自身意识等诸多因素影响ꎮ本文以布朗芬布伦纳的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ꎬ分别从宏观㊁中观和微观层面探究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路径ꎮ这既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ꎬ将党中央提出的新乡贤落实到乡村教师公共身份建构ꎬ稳定乡村教师队伍的有力举措ꎬ也是落实«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要求ꎬ统整乡村青年教师专业身份与公共身份ꎬ建设高质量的乡村教师队伍ꎬ助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重要抉择ꎮ因此ꎬ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需要以政策为根本保障ꎬ以乡村场域为空间范围ꎬ以主体建构为动力ꎬ积极融入乡村社会ꎬ参与乡村社会公共事务ꎬ传承和创新乡土文化ꎬ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ꎮ(一)政策支持: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的根本保障如果说乡村振兴战略对乡村教师公共身份建构提出了挑战ꎬ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则是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的应有之义ꎬ政策支持则是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的根本保障ꎬ也是乡村青年教师融入乡村社会的可行路径ꎮ第一ꎬ鼓励乡村青年教师积极融入乡村社会ꎮ乡村青年教师作为乡村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ꎬ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基石ꎮ鉴于乡村社会无权直接要求乡村青年教师参与乡村社会建设ꎬ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管者ꎬ作为乡村社会与乡村青年教师之间的中介ꎬ可以充分发挥政策支持与监管作用ꎮ鉴于不同时期国家通过相关政策和法律文件明确规定教师身份ꎬ政府可以紧抓«教师法»修订契机ꎬ确立公办中小学教师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地位ꎬ赋予其 教育公务员 法律身份ꎬ[21]既要从政策上保障乡村青年教师职业的公共性ꎬ也要保障乡村青年教师的社会地位ꎮ近些年来社会总体财富分配制度导致乡村青年教师身份地位㊁福利待遇相对较低ꎬ使其被戏谑地称为 稳定的穷 ꎮ亟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的 不断提高地位待遇ꎬ真正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ꎬ切实提高乡村青年教师社会地位与福利待遇ꎬ营造尊师重教与乡风淳朴的氛围ꎬ为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提供保障ꎬ从根本上破解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日渐式微难题ꎮ第二ꎬ引导乡村青年教师肩负乡村振兴使命ꎮ乡村青年教师是新时代乡村社会的 新乡贤 ꎬ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ꎮ肖正德提出ꎬ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教师应当具有 服务乡里的意愿㊁承担国家使命㊁彰显乡土属性㊁掌握现代知识㊁引领先进文化 的特征ꎮ[22]针对乡村青年教师服务乡里的意愿明显低于中老年教师这一现状ꎬ乡村青年教师要积极回应乡村振兴战略㊁乡村教育实践对他们的应然期许ꎮ对此ꎬ教育行政部门和当地乡政府可以搭建一系列的交流平台与交流场所ꎬ引导乡村青年教师除了推进国家教育发展ꎬ还要深入乡村社会ꎬ积极承担公共职责与时代使命ꎬ肩负引导乡村民众㊁传播乡村文明㊁协同乡村治理ꎬ参与乡村公共事务ꎬ以更好地融入乡村社会ꎬ通晓乡情民意ꎮ毕竟新时代乡村教师作为乡村社会知识分子ꎬ他们对于乡村社会的了解是其有效传递国家意志的前提ꎮ第三ꎬ加强乡村青年教师本土化培养ꎮ加强乡村青年教师乡村社会文化资本培植ꎬ厚植他们的职业情感㊁乡土情怀与社会责任ꎬ不仅仅是提高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认同ꎬ破解新时代乡村教师 留不住 问题的有力举措ꎬ也是乡村青年教师了解乡土社会ꎬ提升综合素养的关键之举ꎮ对此ꎬ教育行政部门对于乡村社会定向师范生的培养ꎬ乡村青年教师的培训ꎬ均需要结合国家战略需要㊁乡村社会建设需要㊁乡村青年教师发展需求等ꎬ建立基于 乡村 ㊁为了 乡村 ㊁服务 乡村 的培养与培训方案ꎬ加强农村社会学㊁乡土文化㊁民间艺术等培训课程设置ꎬ以创新乡村青年教师培养机制ꎬ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ꎮ(二)乡村社会: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的实践场域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并非单向的线性过程ꎬ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ꎮ只有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建构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ꎬ才能更好的实现乡村青年教师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ꎮ第一ꎬ组建乡村社会发展共同体ꎮ乡村社会作为乡村青年教师赖以生存的公共空间ꎬ是培育乡村青年教师公共性的重要场域ꎬ为乡村青年教师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提供场所ꎮ作为生活在乡村场域的乡村青年教师ꎬ具备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能力ꎬ有责任也有义务与乡村民众共建乡村社会发展共同体ꎮ乡政府㊁村支部作为乡村社会系统的领导力量ꎬ需创立 一师一帮扶㊁一校一乡村 的帮扶制度ꎬ开展研讨交流㊁主题座谈等活动ꎬ建设乡政府牵头ꎬ乡村青年教师与乡村居民共同参与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制ꎬ助力乡村青年教师真正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与乡土文化传承ꎮ第二ꎬ重视乡村青年教师的社会参与ꎮ大部分乡村青年教师白天在乡村学校任教ꎬ晚上在城市生活ꎮ他们与乡村社会场域相割裂的生活状态ꎬ与乡村场域相脱离的工作状态ꎬ使他们的公共参与空间萎缩ꎬ甚至是悬浮于乡村场域之上ꎬ难以培育深厚的乡土情怀与乡土文化认同感ꎮ对此ꎬ重视乡村青年教师与乡村社会的交互作用ꎬ重建其作为 基层治理主体㊁社群道德支点和文化传承枢纽 的公共身份ꎬ[23]开展走进乡民ꎬ走入社区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活动ꎬ普及家庭教育知识㊁文明乡俗和科普知识等ꎬ实现乡村青年教师的人文关怀㊁社会参与与公共责任ꎮ第三ꎬ优化乡村学校教育环境ꎮ乡村学校作为乡村教师工作的关键场域ꎬ在构建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ꎮ针对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的消解ꎬ乡村学校通过调整工作安排ꎬ将乡村教师教育工作与乡村社会建设有机融合ꎬ拓展乡村青年教师校外公共参与空间ꎬ使其融入乡村公共生活ꎮ同时ꎬ乡村青年教师作为乡村社会知识分子ꎬ除了关注乡村教育问题ꎬ还需要关注乡村社会问题ꎮ通过了解乡村社会㊁参与乡土文化传承㊁协同乡村事务管理等工作ꎬ进一步创建积极的校园文化环境ꎬ建立乡村青年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强互动㊁真链接关系ꎮ(三)主体参与: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的内在动力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是教师个体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ꎬ除了外源性的环境支持与制度激励ꎬ更要重视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的主体作用与自我确证ꎮ针对新时代对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的要求与挑战ꎬ亟需加强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的自主构建ꎮ第一ꎬ唤醒乡村青年教师主体意识ꎮ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的主体建构ꎬ需要从自身主体建构意识的觉醒着手ꎬ激发公共身份建构的内生动力ꎬ实现自身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联结ꎮ尤其是针对当前多数乡村青年教师因远离乡村场域ꎬ在教育实践中对学生经验㊁乡土文化㊁乡村社会比较陌生ꎬ使得乡村教育与乡村学生经验相脱离ꎬ与乡村社会相脱嵌ꎬ最终导致乡村教育缺乏特色ꎬ却与城市教育趋于同质问题ꎮ乡村青年教师应当明确自身作为乡村教师公共身份所蕴含的意义与价值ꎬ主动将自身的专业知识融入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实践之中ꎬ展现乡村青年教师主体意识与主体责任ꎮ第二ꎬ厚植乡村青年教师职业情感ꎮ乡村青年教师与其他的乡村社会成员相比较而言ꎬ所承担的公共身份有一定的特殊性ꎬ其公共身份与专业身份相辅相成ꎬ如同一体两面ꎮ对此ꎬ厚植乡村青年教师职业情感是其公共身份建构的重要策略ꎬ更是培养乡村青年教师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重要基础ꎮ针对乡村青年教师生活空间与乡村社会的 脱嵌 ꎬ使其对乡村文化陌生而导致乡村青年教师在乡土情感㊁乡村社会归属感方面较为匮乏ꎬ易使其所担负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式微ꎬ这种乡村社会 边缘人 局外人 异乡人 等表征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公共价值的实现ꎮ对此ꎬ亟需根据他们的工作场域和工作方式特点ꎬ培育乡村青年教师的主体自觉与文化自觉ꎬ积极承担国家使命ꎬ勇做知识文化的传播者㊁乡村学生的引路人ꎬ乡村事务的参与者ꎬ乡村文明的助力者ꎬ乡村现代化的推动者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ꎬ党中央对乡村教育的重视ꎬ乡村青年教师公共身份建构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ꎬ但如何科学建构可谓任重道远ꎮ[参考文献][1]2021年教育统计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EB/OL].(2022-12-28)[2022-12-28].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1/. [2]肖正德.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教师新乡贤角色担当意愿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ꎬ2021ꎬ39(07):92-106.[3]郑新蓉ꎬ王成龙ꎬ佟彤.我国新生代乡村教师城市化特征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ꎬ2016ꎬ18(03):70-77.[4]闫闯.走向 新乡贤 :乡村教师公共身份的困境突破与角色重塑[J].教育科学ꎬ2019ꎬ35(04):77-83.。
【身份建构的焦虑】身份焦虑前些天逛书店,偶然发现了新版彩色连环画册《青松岭》。
儿时的记忆瞬间鲜明起来,随之荡起一股似猎奇又似怀旧的情绪。
钱广这个活灵活现的反面角色及其“捎山货”的行为,给那个时代的观众留下的深刻印象,远远超出了所要褒扬的“主旋律”中的“高大全”人物。
小人物的命运的确能勾连起大时代的细节。
时过境迁,再次“邂逅”钱广,竟然想起电视剧《刘老根》中的“药匣子”李宝库。
从这两个人物的身上,似可窥见社会变迁和观念层面变化的些许“蛛丝马迹”。
体味着钱广,琢磨着“药匣子”,我不自觉地从身份建构角度审视起这两个深入人心的“反面”形象。
虽不能说李宝库是新时代的钱广化身,但用今天的话讲,两个不同时代的农村人,似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身份认同问题。
所谓身份认同,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从更广泛的含义上说,它主要是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和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
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
困扰钱和李的正是这种对身份建构的焦虑。
其焦虑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子嗣缺位的无奈。
钱、李都无子女,二人都没能确立“父亲”身份。
对男性而言,“父亲”角色是自我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譬如拉康),作为超验权威的父亲可以帮助镜像阶段的儿童成功完成与母亲的分离,进入“因父之名”的象征界,从而确立自我。
“父亲”对儿童身份的建构至关重要,同时对成年男性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也举足轻重,在农村尤其如此。
他者地位的尴尬。
钱、李二人都是外来户。
钱广曾是蘑菇峪钱家大院的当家人,因为逼死人命逃到黑风口,后来隐瞒身份在青松岭定居。
李宝库究竟来自何方,为何移民龙泉村在剧中并无正面交待。
但可以确定,这两个外来户与其他村民都没有亲属关系。
外来户要想真正融入这个社群,得到村民的真正接纳和认同是有一定难度的。
古希腊哲学有句名言,“离开城邦,非神即兽”,用来形容人的社会性需求恐不为过。
读·闻·观1431936年,拉康提出了“镜像理论”,认为主体受到镜像的奴役,其对镜像的认同是一种自我的误认与“无意识的自欺”,主体的自我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异化、迷失。
这一观点在文学理论中被广泛应用以解读文学作品。
如《长恨歌》中王琦瑶的一生都在真实与虚幻的镜像之中逡巡徘徊,镜像影响着她对自我的认同与身份的建构。
一、镜像的自欺:自我的误认在故事最初,王琦瑶只是上海城中一个平凡的弄堂女儿,和她一样“小女儿情态”的女孩随处可见,王琦瑶淹没其中,并不出众。
这是王琦瑶的“前镜像阶段”,她过着平淡的闺阁生活,天然地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弄堂女儿。
当被吴佩珍带去片厂看电影的拍摄时,她开始接触弄堂外的世界。
在片厂,王琦瑶被导演邀请参与了电影的试镜,虽然试镜以失败告终,但导演的朋友程先生拍摄的照片“沪上淑媛”却让她成了女校里的名人。
只是无论是在试镜时,还是在相片中,王琦瑶都流露出了对镜头的不适应,就如同刚刚开始照镜子的婴儿一样,幼小的婴儿第一次通过镜子看到自己的形象,而王琦瑶也在镜头中初次接触到不同于以往的自己。
随后在程先生的提议与蒋丽莉的推动下,王琦瑶报名参选了“上海小姐”,在一轮轮的胜出中,在一套套礼服的加持下,她逐渐在脑海中构筑出一个梦想中的“上海小姐”的形象,并不断向之靠拢。
最终,王琦瑶当选季军,出身市井的平凡女孩成了名动沪上的“上海三小姐”,在欣然接纳这一身份的同时,一个虚假的“自我”逐渐形成。
作为王琦瑶心中的一重镜像,“上海三小姐”的上流地位与她最本质的弄堂女儿的出身构成了一种“自欺”的关系,在镜像的自欺之下,王琦瑶完成了对自我的第一次误认,同时也奏响了自己命运悲歌的第一个音符。
二、他者的侵凌:自我的异化在拉康的学说中,“他者”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他者”与“自我”如影随形,即使从婴儿步入成年,“他者”仍然在人建构主体、寻求自我的过程中施以影响。
为了在充满他者的世界中获得更多的认同,主体不断地向他者靠拢,其自我逐渐为他者所侵凌,最终走向了变形与异化。
身份建构研究综述作者:刘奕来源:《魅力中国》2018年第48期摘要:本文从身份以及身份的建构,语言与身份以及会话身份三个方面梳理了身份研究的历程。
关键词:身份;身份建构;会话身份一、身份及身份建构“身份”最初是哲学范畴的词语,随着传播学、社会学、社会也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发展,许多学者对身份进行了界定。
总体来说,身份的定义存在身份本质论和身份建构论两种观点。
前者认为身份是静态的,给定的;后者则认为身份是动态的,选择的。
“身份建构是指”一系列自我定义和对自我建构不断修正的过程。
社会建构理论是身份建构论的哲学基础之一。
社会建构理论认为行动和变化是主要的,而静止不变则会带来问题。
该理论强调了社会建构的四大前提:对习W为常的知识持批评态度;知识具有历史的和文化的确定性;知识与社会过程相联系;知识与社会行为相联系。
巴特勒(Butler J,1990)提出“身份建构社会表现论”,认为身份是在社会实践和社会表现中建构的。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身份是在互动中不断建构的”(Verschueren J,2008)。
二、语言与身份建构语言身儉研究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第一,语言和身份的研究;第二,语言中的身份研究。
相对于语言和身份各自的本体研究,前者更加注重语言巧身份之间的关系,例如:北京话和农民工子女身份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后者注重从语言现象的各个层面发现身份种类,或者反过来,从特定的身份种类发现交际主体使用的语言的特点。
目前学界对于语言身份的研究主要受到结构主义思潮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
结构主义将屯、理学和哲学传统上有关身份的理论作为语言学习者个性形成和自我反思的核也过程,后结构主义将身份看成是语言学习者个人与社会之间互动的过程。
语言身份的研巧主要位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框架内,显示了从宏观论述固定前置的群体身份向细致考察变化流动的微观身份特征转变的研究趋势,并经历了也理学与语用学相結合的研究历程。
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的建构拉康是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他的镜像理论对自我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介绍拉康的镜像理论,探讨自我的建构过程,并举例说明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
本文将通过关键词联想的方式,对自我建构与镜像理论进行深入思考。
拉康的镜像理论主要围绕镜像意识、镜像人物和镜像时间等方面展开。
镜像意识指的是个体通过镜子中的影像来认识自己,确立自我形象。
镜像人物则是指个体在镜子中看到的影像并非真实的自己,而是被扭曲、异化的形象。
而镜像时间则强调了时间的重要性,认为时间是人类认知的先决条件。
例如,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照镜子,通过镜像意识来认识自己的外貌、身材等。
然而,由于镜像人物的异化作用,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完全真实的自己,而是被扭曲的形象。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地自我认知和自我建构来重新认识自己,以获得更为真实的自我形象。
自我的建构过程包括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和自我建构等方面。
自我意识指的是个体对自己存在的感知;自我认知则是指个体对自己在时空中的存在和自身行动的认识;而自我建构则是指个体通过语言、符号等媒介来建构自己的身份和认同。
例如,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通过自拍、修图等方式来建构自己的形象,并以此为媒介与他人交流。
这种自我建构的方式不仅让我们获得了一种满足感和自信心,同时也让我们与他人的交流更加顺畅。
在进行关键词联想时,我想到了《红楼梦》中的“金玉樽中带些酸楚”。
这句话描绘了贾宝玉对自身身份和地位的认知。
他感受到自己身处繁华的金玉之中,却也感受到内心的酸楚和无奈。
这恰好反映了拉康的镜像理论中个体通过镜像认识自己,但这种认识往往是被扭曲和异化的。
正如贾宝玉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在社会的大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但这个形象并不完全真实。
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地自我反思和自我建构来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从而更好地与他人交往,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拉康的镜像理论和自我的建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自己和社会。
拉康的镜像理论作者:黄橙来源:《速读·下旬》2014年第08期摘要:雅克·拉康是二战后法国最具独立见解也是最有争议的精神分析学家之一。
他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和革命性,而他的镜像理论则是他整个精神分析理论的起点。
拉康认为,自我的建构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即来自于镜中自我的影像;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认同而实现。
文章通过分析电影《楚门的世界》来看他者对自我构建的影响。
关键词:镜像理论;他者;自我构建一、拉康的镜像理论雅克·拉康是二战后法国最具独立见解也是最有争议的精神分析学家之一。
他的理论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和革命性,在当时的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而他的镜像理论则是他整个精神分析理论的起点。
拉康的镜像理论是从他观察婴儿在镜子面前的表现开始建立起来的。
一个尚不能行走的婴儿“却会在一阵欢快的动作中力图摆脱支撑他的羁绊,并保持一种稍微前倾的姿态,以便感受镜中形象瞬间留下的印象,”这个镜中的形象就是拉康所说的镜像,拉康认为“是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象征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我这个概念以一种原始的形式突然产生。
此后,在与他者相认同的相互关系中,我才被客观化;并且也是在此以后,语言才给我恢复了在普遍意义上的主体功能。
”以上是拉康对其镜像理论的大体表达。
这个镜像形成的大体流程是:主体→自我映像→自我认证。
拉康的镜像理论是与自我的认同紧密联系的。
其实,这也是拉康镜像理论的一个基本特点。
他说:“我们只需将镜子阶段理解成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身份认同过程,即主体在认定一个镜像之后自身所起的变化。
”自我在形成以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旧的自我会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解体,而形成一个新的自我。
二、以电影《楚门的世界》来看他者对自我构建的影响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楚门总是觉得自己在被监视,没想到这竟是真的。
从呱呱坠地开始,30 年来,他是历史上播映最久、最受欢迎的肥皂剧主角。
他者化及东方化中国的橱窗——解读谭恩美小说《灵感-g-u))李红霞(天津T程师范学院外语系,天津300022)摘要:谭恩美在其第三部小说《灵感女孩》中,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奥丽维亚——一个有着中国父亲和美国母亲的混血儿跨立中美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及两个种族的尴尬处境。
本文通过讨论奥丽维亚对待她同父异母的-J畦4a_邝的态度解读她在自我身份建构过程中在其美国生活和中国血统之间的挣扎。
进而解读作者——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作家——在自我身份建构过程中对祖国及其对自我同跑的他者化以及对中国民族文化遗产的曲解和东方化。
关键词:华裔自我身份建构他者化东方主义东方化引言谭恩美是继汤婷婷之后又一位对华裔文学兴盛起到极其重要作用的美籍华裔小说家。
她的作品得到了中美读者及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灵感女孩》(又译作《百种神秘感觉》)是她继《喜福会》、《灶神之妻》之后于1995年推出的第三部长篇小说。
在这部小说中,谭恩美再次落入上两部小说的模式.表面看通过奥丽维亚和邝的姐妹关系(上两部为母女关系)来展现中西文化从碰撞到融合的过程。
从小说最后中西文化的和解我们可以看出谭恩美竭力想向读者展示一个东西方相互平衡的世界以及一个混血儿的完整的自我身份。
然而,在这种和谐背后我们仍隐约看出奥丽维亚对邝的抗拒以及将其归为中国“他者”的现实。
谭恩美她所刻画的中国形象仍然是西方文化所映射的“他者”形象。
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谭恩美在自我身份建构过程中如何东方化及他者化中国人及中国。
一、奥丽维亚通过对邝的他者化建构自我身份张隆溪在他的“自我建构理论”中提出,自我的建构是在建构他者以及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过程中完成的(Z hang1988)。
在这一部分,我们在此理论的基础上探i,.-J-奥丽维亚的自我身份建构。
奥丽维亚是一个有着中国父亲和美国母亲的混血儿,但她自认为是美国人,因此她一直抗拒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来自中国的邝。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她或多或少有着与邝相同的基因。
浅析《扶桑》中的“他者”形象作者:张毅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08期摘要: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展现了19世纪东方女性移民的“他者”形象。
“他者”概念的形成来源于“自我”对外部事物的否定。
自我对主体的建构源自于“自我”与“他者”的对比、区别和否定之中。
在父权制社会里,扶桑处于性别弱势之中,男性依据性别优势获得特权,而女性则处于弱势。
同时扶桑作为一个中国移民,在与西方世界的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冲突与碰撞,西方世界凭借其强权对华人施行压迫,将东方形象妖魔化来否定东方。
关键词:《扶桑》;他者;东方主义作者简介:张毅(1992.7-),男,山西省长治市人,汉族,天津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8-0-02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对“自我”的发掘与认同。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就像一盏灯塔,为自我意识的启蒙指引了道路。
从17世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伊始,“哲学的主要目标就是探讨主体性,意识的形成,意识与存在的关系等。
主体被赋予了自主性,自发性和居高临下的地位。
”[1](P120)一直到19世纪后期,这种以自我为主的哲学思想才开始被人们质疑,以自我中心的观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与矛盾,人们逐渐开始探索自我的对立面——“他者”的意义。
“他者”概念的形成来源于“自我”对外部事物的否定。
自我对主体的建构源自于“自我”与“他者”的对比、区别之中。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主奴辩证法”的寓言,揭示了“他者”与“自我”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辩证关系。
黑格尔认为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就如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奴隶主地位的确立直接与奴隶对其身份认同相关联。
虽然奴隶主处于强势位置,但如若缺少了奴隶对自身奴隶身份的认同,那么,奴隶主似乎也并不存在。
只有当奴隶承认自己从属于奴隶主时,奴隶主才能确认其地位。
困境与突围:零余者他者建构的主体性分析--郁达夫《沉沦》
《迟桂花》谫论
李靖;邓丽华
【期刊名称】《广州开放大学学报》
【年(卷),期】2024(24)1
【摘要】郁达夫的两部短篇小说《沉沦》《迟桂花》,分别作为其创作前后期的代表作,被视为现代文学中“自叙传”抒情小说中的经典。
郁达夫的短篇小说中存在着“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因此其笔下的主要形象——零余者难以完成自我建构,主体在他者的入侵下走向分裂、异化甚至毁灭;同时,郁达夫对因他者而产生的欲望主体进行关照,零余者在欲望缺失的驱使下,一方面将身体作为填补欲望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展现出欲望缺失下的疾病隐喻。
借助拉康的他者论和欲望论来探寻郁达夫短篇小说中零余者的身份危机成因和自我找寻主题,从而揭示零余者自我异化于他者世界的被动性,以及在他者世界中自我建构所展现出来的主动性。
【总页数】7页(P95-100)
【作者】李靖;邓丽华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6;I2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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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郁达夫与王蒙笔下的“零余者”形象——以《沉沦》中的“他”与倪吾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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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零余者的家国旧梦\r——郁达夫作品中沉沦情绪的文化背景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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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何以可能?——保罗利科的“叙述同一性”和“他者”研究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是否可能是一个古老而深刻的哲学问题。
在保罗利科的“叙述同一性”和“他者”研究中,这个问题得到了更深入的探讨。
本文将讨论这个问题的核心思想,并且通过5个例子来说明作为他者的自身是可能的。
“叙述同一性”和“他者”的概念在利科的“叙述同一性”理论中,个人的身份构成是通过各种传统和社会建构而成的。
这些构建是通过叙述和故事来传达的,这些故事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梦幻的整体主体”。
这个主体是通过叙述和语言建设出来的,它不断变化,无法被定义、捕捉或固定。
而“他者”则是在人类传统和社会文化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通常,“他者”在人们的思想中被认为是无法理解、不可接近、难以定位的,是一个完全不同寻常的存在。
这些“他者”被视为在描述个人身份、经验和群体归属时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主动力。
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是否可能?那么,在这个概念框架中,“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是否可能呢?根据利科的理论,这是完全可能的。
这个概念是通过个人在传统和社会建构中的过程中被定义和塑造成的。
它是诠释叙事和传统文化它们关于象征意义中的信息和符号进入的一个请求和反映。
例如,一个人可以被视为一个家庭成员,然后又被视为一个员工、一个朋友、一个区域公民等等。
每个身份都包含许多不同的象征性特征和结构,这些特征和结构在特定的语境中会得到强调或弱化。
下面是5个例子,以证明作为他者的自我是可能的。
例子1:人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表现当人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时,他们的行为和行为习惯通常会随之变化。
这种转变可以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实现。
例如,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中长大的人可能会表现出与于民族和阶级的认同相关的文化习惯。
然而,当他们身处贫穷和破碎的家庭时,他们可能会表现出与家庭土壤相应的不同的文化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个人身份和他们的可见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同文化环境下个人身份塑造的结果。
|RADIO &TV JOURNAL 2019.10《绿皮书》荣获美国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探讨的主题是种族歧视,但却不同于以往种族歧视影片(《为奴十二年》)批判与残酷,是一部温暖人心的作品。
在后殖民主义关于“他者”理论的描述中,白人被称为“自我”(self ),占据着主体位置,而其他人种则被称为“他者”(the other )①。
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人称为他者,在经济文化优势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下“自我”建构着“他者”的生活习惯与民族文化,甚至是历史。
《绿皮书》是以双主人公双线方向回望历史中的民族问题,但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托尼代表着“自我”,谢利博士代表着“他者”,托尼主导谢利博士南方巡演,白人建构着黑人民权运动这段历史。
“神奇黑人”是“自我”建构“他者”的银幕产物,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好莱坞“神奇黑人”唐·谢利这一范式形象,探讨《绿皮书》谢利博士的人物塑造与黑人银幕话语权以及种族关系的呈现。
“神奇黑人”(Magical Negro ),是在白人主流意识形态下,为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文化霸权,建构“他者”的形象,“他者”为“自我”的文化霸权实现提供支撑。
因此“神奇黑人”银幕形象由白人所建构。
“神奇黑人”这一概念最早由克里斯托弗·约翰法利提出,用以指好莱坞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为白人主人公提供帮助的黑人配角固定形象②。
通俗说,“神奇黑人”是指好莱坞影视作品中常见的一种黑人形象,其存在意义是为了拯救或帮助白人伙伴。
如《阿甘正传》中的黑人布巴·布鲁、《肖申克的救赎》瑞恩、如《人鬼情未了》中的黑人女性卡尔中的黑人狱友瑞德等。
一、“神奇黑人”一贯形象突破根据后殖民“他者”理论,“自我”建构“他者”,“他者”实际上蕴含着美国意识形态,黑人及其文化被概念化为陪衬者的符号角色,并不是原汁原味,是被特意建构。
“自我”属于支配者,“他者”则是被支配者。
好莱坞电影中“神奇黑人”一贯处于配角位置,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其主要作用是帮助白人主角审视自我、克服性格缺陷。
拉康镜像理论视角下《紫色》中希莉的身份追寻
刘玙
【期刊名称】《海外英语》
【年(卷),期】2024()2
【摘要】《紫色》是美国作家艾丽斯·沃克于1982年发表的长篇书信体小说。
沃克以独特的视角,描写了身心遭受巨大创伤的黑人妇女希莉在三位黑人姐妹的认同与鼓舞下,主体意识逐渐苏醒,最终奋起反抗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归复。
镜像理论是雅克·拉康理论构建的核心和逻辑起点,他提出主体的形成不是出于自然的,而是建立在与“他者”的关系上,自我即“他者”。
文章将以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为切入点,探讨《紫色》中女主人公希莉的自我身份的追寻过程。
【总页数】3页(P205-207)
【作者】刘玙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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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建构作者:韩飞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1期摘要:在全球化冲击下,身份认同的界线逐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造成了思想混乱,给民族团结与稳定造成巨大的挑战,建构身份认同成为现实之必然。
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它不仅涉及到个人和民族的身份问题,还涉及到国家和文化层面,身份认同只有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联系中才能建构起来。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紧密相连,他者作为自我必不可少的参照物,在原则上只能作为被贬损的对象来突出自我的优越性,否则不利于身份认同的建构。
在日本人与亚洲其他人以及西方人身份建构过程中,稻米这一具有特殊属性的象征符号成为区别自我与他者的关键。
关键词:稻米;自我;他者;身份认同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21-04《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的作者是日裔美籍学者大贯惠美子,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善长历史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的研究。
她的学术兴趣先由底特律华人研究转向日本原住民阿伊努人研究,后再次转向有文字记载的日本人研究。
她先后发表《作为镜子的猴子:日本历史与仪式的转化》、《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間的身份认同》和《神风特工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等著作,分别通过猴子、稻米和樱花三个象征符号与日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民族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变化相联系,进而对日本历史文化进行了探讨。
大贯惠美子在《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一书中,应用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把稻米从食物属性的“能指”中分离出来,抽象为可以表达某种特殊意义的“所指”。
由此,稻米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走上了由普通食物到建构日本身份认同的特殊历程,稻米问题也成为在自我遭受到他者威胁时的焦点。
本文将以《作为自我的稻米》为基础,探讨稻米在日本历史文化上的重要性,以及稻米这一象征符号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如何成为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关键象征。
一、象征与日本稻作文化象征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信息传递,它通过客观存在或想象中的东西来反映或暗示某种事物的特点内涵,进而将象征符号所贮藏的深层意蕴表达出来。
所以文化作为一个象征体系,包括“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自然象征符号、社会象征符号和虚拟象征符号等六种重要的符号象征类型。
”[1]在日本历史上,具有象征符号意义的事物有很多,譬如樱花、和服、富士山等。
以樱花为例,“日本的樱花从最初的寄托民俗信仰到大众赞美对象,由“圣”到“俗”再到“国花”的变化历程,樱花随着日本国家主义的推进,其象征意义也不断发生变化,由以前的“帝国之花”变成了现在的“美丽日本”的象征”[2]。
孰不知,稻米作为一种物化象征符号,在日本历史上的重要性与樱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稻米在日本历史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稻作文化,这种文化被许多日本人所认同,具有强大的内聚力,成为“一个民族的归属意识,是一个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
”[3]因而,每当日本民族面临外来威胁而出现身份认同危机时,日本人为了区分“自我群体”与“他者群体”之间的不同,加强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认同感,稻米自觉地成为建构族群身份意识的关键象征。
稻米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主食之一,其起源于亚洲大陆。
亚洲的水稻主要有两个亚种:长粒米的籼稻型和短粒米的粳稻型。
在日本,籼稻型种植时间较早但较短暂,而粳稻型也就是短粒米后来成为日本人种植和消费的独有类型。
日本人把稻米作为自我隐喻的时间,正是稻作农业从亚洲大陆引进的时间。
关于稻米引进日本的路线,目前学术界主要认为有北路、中路和南路三条路线。
“北路从长江流域经辽东半岛至朝鲜半岛,再传入日本。
中路从长江口经东海或黄海进入日本。
南路则从福建经台湾和琉球群岛传入日本九州岛。
”[4]大约公元前350年,稻米传入日本之后,在其推广的过程中,稻作农业取代了绳纹时代长期实行的狩猎——采集经济,预示着农业化的弥生时代的来临。
在日本特定的生活环境和物质生产方式下,稻作农耕推动了日本历史的发展,塑造了独具特色的日本稻作文化,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日本稻作文化的影响下,弥生时代的水稻种植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使持久定居成为可能,它不仅促进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和财富的积累,而且也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18世纪法国学者让·安泰尔姆·布里亚-萨瓦兰曾言:“告诉我你吃些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5]可见,在表明“我是谁”时,饮食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它既构成了所谓生计模式的基础,还锚定了种族和文化的基本面貌。
稻米作为日本人最重要的膳食之一,日本人对稻米普遍存在强烈的情感色彩。
从日本近世时期以来,农民为了稻米经常发生暴动,而且暴动数量越来越多且更加激烈。
比如“在1590—1699年之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日本乡村有2755起暴动,其中372起暴乱与稻米问题相关。
”[6]农民暴动证明在一些地区稻米在他们日常膳食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稻米价格普遍较高时,日本人仍然会选择购买本国稻米。
因为在日本人看来,他们食用的稻米数量很少,看起来也不昂贵,尽管每公斤的价格要高出美国好几倍,所以当面对进口稻米问题时,大多数日本人持反对态度。
例如美国加州稻米和日本国产米非常相似,且加州短粒米的种子是从日本引进而来,但在日本人眼中,由于加州稻米是在外国土壤里生长的,它不能净化空气,也不能美化环境,所以稻米进口的反对者在强调国产米优点的同时,也强调加州米的不足。
据调查,谈到稻米问题时,“23%的日本人关心稻米价格的降低,而65%是非经济因素的考虑。
”[6]总之,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当代日本对稻米的争论证明了日本人不仅仅把稻米看作填饱肚子的食物,日本人对稻米的态度和行为并没有被经济理性支配,稻米的进口问题是建立在广泛的涉及稻米意义的文化问题上的。
由于日本人对稻作文化的深厚情感,使稻米从古代逐步发展起来的象征意义一直伴随着日本历史的进程。
日本人所认同的稻作文化成为衡量异文化的价值尺度,当这种价值尺度受到威胁时,便会加强本民族内部的自我认同意识。
稻米在日本文化中,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饮食问题,而是加强日本民族身份认同感的的象征,是“日本社会内部社会群体从最小的单位家到全体日本人的集体自我的关键象征。
”[6]二、日本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在日本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这种认同只能从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认识中生发出来,而这种认识首先来自最基本的社会生活。
”[7]稻米作为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它的象征力量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社会群体成员对稻米的分享及它在话语中的使用。
稻米成为一种民族认同的象征,在自我的隐喻中也最为重要。
当日本人主动或者被动地与世界其它地方发生互动时,稻米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成为日本人一个强有力的载体来思考与他者相遇时“自己是谁”以及与他者“有何区别”的问题,使稻米经常出现在自我与他者的话语中。
在日本历史上,关于自我与他者的定义中,有两次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持久的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冲击,即5世纪到7世纪与高度发展的中华文明的相遇,以及19世纪末与西方文明的相遇。
在这两次相遇中,日本人都被外面发达的文明所征服,并急切渴望地试图学习和模仿它们,但在此过程中,日本人也开始寻找自己的形象,保卫自己的身份和自我,稻米这一象征符号在日本关键历史时刻反复地出现在对自我的深思之中。
(一)作为自我的国产米与作为他者的外国米:日本人与其他亚洲人日本的稻米虽从亚洲大陆引进,但日本人对稻米的深厚情感,使他们极力宣扬本国米的优越性,并把其用于日本人与其他亚洲人(主要指中国人)的身份建构过程中。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源远流长,有着相似的文化傳统和风俗习惯。
在唐朝时期,中华文明对日本的影响无处不在。
日本迫切地学习中华文明的先进之处,如汉字书写系统、冶金技术、城市规划等,并进行了一场对日本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大化改新运动,奠定了日本国家的发展方向。
但是,日本在学习的过程中,为了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和自我,显示中日文化的差异性,日本人以沙文主义姿态抵制中华文明,盲目地贬低他者文化,塑立自我的优越性。
在构建自我的身份时,日本人把国产米作为自我的隐喻,外国米作为其他亚洲人的隐喻。
一些日本国学家认为日本人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本国米是“神米”,而外国米是“下等米”,吃外国米就会衰弱而死。
例如,明治时期最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在小说《矿工》中,把中国米等同于矿井下悲惨的生活,国产米等同于美好的生活,矿井外的生活才适合日本人。
因而,在面对都以稻米作为主食的亚洲国家,日本人在身份建构过程中,日本人不得不把这个区别建立在日本土壤生长的国产米相对于外国米基础上。
日本人通过稻米这个属性的不同,把自身与中国等其他亚洲人区别开来,在他们眼中,后者因食用不同种类的稻米而成为“他者”,使国产米与外国米的象征对立于日本人自我与边缘化的外部他者。
(二)作为自我的稻米和作为他者的肉:日本人与西方人19世纪时,日本人意识到了他们封闭的国家外存在一个西方文明,他们感觉到在很多方面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的过程。
而此时期的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在日本人眼中,西方代替中国成为了超越的他者。
但在学习的过程中,由于日本民族主义思想强烈和自我意识浓厚,拒绝自身的从属地位,致力于与西方的平等,在定义自身的地位时,日本人在自我与西方他者的论述中,采用了稻米对立于肉的形式。
因为在日本人看来,肉是西方饮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西方人的象征,而本国由于6世纪佛教的传入,在佛教戒杀生思想的影响下,法律上出现了对吃陆地动物肉的禁令,造成他们的膳食主要是稻米、鱼和蔬菜。
据统计,“在西方国家的每日人均消费中,谷物消费量仅为160-190克;动物性原料消费量达650克左右,其中,肉类约280克”[8],可见,肉在西方日常饮食中的重要性。
在与西方的交往中,日本人为了显示自身的优越性,稻米也被作为一个重要手段。
例如,1854年美国佩里将军访问日本时,日本政府为其安排了一次表演,相扑手被要求举起米包,来显示日本人从稻米中汲取的力量。
因而,日本人在遭遇西方的他者而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时,主食类型的不同轻易地帮助日本人建构起身份认同的语境,稻米与肉成功地象征对立于日本人自我与西方的他者。
日本人通过稻米构造身份象征的努力,加强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增强了自身的优越感。
但令人遗憾的是,稻米的纯洁性被极端的民族主义目的所利用,稻米被赋予法西斯主义的象征意义,成为消极民族主义的帮凶。
日本最早的两部作品《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试图把稻米神圣化,宣扬日本第一任天皇神武是天照大神(稻魂的母亲)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