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记者采访报道的权利与义务之定位

我国新闻记者采访报道的权利与义务之定位

近年来，我国新闻记者由于采访报道卷入的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据资料显示，在这些案件中新闻记者的败诉率为30%。可见，新闻记者在采访报道中确实常有违法现象发生。追本溯源，主要是他们还不知晓自身采访报道的权利和义务所致。目前，我国尚未出台《新闻法》，也没有一部专门界定新闻记者采访报道地位的法律法规，新闻记者采访报道时的权利和义务得不到明确的规范。本文从其行业特性和社会要求出发，对此作一探讨，以期对今后我国的有关立法及新闻实践有所裨益。

我国新闻记者采访报道的权利定位

现今新闻界都呼吁社会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尊重记者采访报道的权利，形成新闻工作的活跃局面。但如何在法律上界定采访报道权，却莫衷一是。作为一项法律权利，采访报道权是指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新闻记者在采访报道时所具有的权能。它可以表现为新闻记者有权自己作出一定的行为，也可以表现为新闻记者有权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从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出发，参照国外相关法律规定及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新闻记者采访报道的法律权利主要有：

（一）合法采集新闻的权利

即新闻记者有权在法律范围内自由接近新闻来源，多方采访、搜集新闻素材。这是记者最基本的一项权利，并且与采访报道范围密不可分。在采访报道范围之内，新闻记者享有充分的采集新闻权利，任何人不得非法阻挠和干涉；当超出采访报道范围时，该权利只能有限地行使。正是基于这一特征，该项权利被《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归入“可克减的权利和自由”。对于采访报道范围的界定，目前我国法律上没有正面明确，只存在采访报道的禁区及限制规定，这些禁区和限制大多来源于公权和私权两个领域。“公权”禁区、限制，主要指对于一些损害国家利益的领域，新闻记者不得“自由”采访报道。例如，我国《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就规定了新闻记者不得涉足的领域。“私权”禁区、限制，则是指一些损害公民、法人私人权利（如隐私权、名誉权等）的领域，新闻记者同样不可擅自采访报道。

对于新闻记者采集权的理解应是辩证的。一方面，除非法律有特别禁区、限制规定的，对于严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必须让广大公众都知道的新闻素材的采集，可不经一定被采访对象的同意，对方应密切配合，无权拒绝或抵制采访。如今新闻记者在对社会不良现象（包括不道德的行为、违法犯罪行为等）进行素材采集时，常会遇到某些部门及其人员的重重阻力，被告之不许采访。记者的采访由此无法落到实处，公众的“闻知权”〔1〕也受到了限制。我国提倡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高于个人及小团体的利益，在公共权益与私人权益发生冲突，私人权益严重损害公共权益时，私人权益应予以必要地剥夺和放弃。加之，公众渴望通过社会舆论对不良现象进行监督，以达到净化社会环境、促进文明进步的目的。作为这种人民委托的结果，新闻记者自然应享有采集自由，所涉单位和个人只有积极配合的义务。另一方面，新闻记者在行使其他新闻素材采集权的同时，应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该经同意的须先征求被采访者的意见。在我国，新闻记者在采集其他素材时，不应享有强迫他人接受采访的特殊地位，这种不具强制性的特征导致被采访者有“无可奉告”的权利。尤其是在对他人个人生活素材采集时，更应严格把握此项标准，尊重被采访者的意愿。新闻记者更多地应依靠积累采访经验和提高采访艺术去获取新闻，切不可强人之所难。这是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要求，也该为法律所认同。

（二）独立完成新闻作品并予以发表的权利

具体来说，就是指新闻记者有权在法律范围内将采集的新闻素材通过一定的整理、编辑后，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介上公之于众，予以传播。这项权利是第一项采集权的

延伸。若他人对新闻记者采集到的素材予以干涉，压制其公之于众，记者采访报道仍然得不到最终的法律保护，新闻舆论监督也落不到实处。

独立完成新闻作品是新闻记者的职业智力活动权利。除时事新闻外，对于完成的新闻作品，作为作者的新闻记者依《著作权法》享有作品的发表权。那些扣押记者录音录像资料、阻挠新闻作品公之于众的行为违反了记者相关的著作权，应予以制止并承担必要的法律责任。另外，我国《著作权法》还赋予作者对作品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的完整权。作者有权修改作品，也有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未经作者同意，他人不得擅自删除、变更作品的内容，当受到侵犯时，作者有权维护作品完整性。作为作者的新闻记者，这项权利也理应得到确认，它将对那些动辄强行要求审稿乃至修改新闻作品的机关和个人是法律上的还击。至于采访报道对象对新闻作品，尤其是对批评报道有异议的情况，《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试行）》的如下规定可供借鉴推广，即“批评报道刊播前，各新闻传媒要确保事实确凿，但任何被批评对象不得要求审稿。被批评单位和个人对舆论监督的新闻有异议时，可通过正当途径反映，不得以任何手段干扰新闻舆论监督工作。”这种做法给予新闻记者很大的驰骋空间，满足了其职业需要，也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进步。

（三）公正评论的权利

即新闻记者有权结合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或当前人们关注的与公众利益有关的问题，公平合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一项权利的行使通常和第二项权利结合在一起（因为新闻记者的评论也需依托媒介来传播）。出于社会职责，新闻记者在法律范围内有权对某人某事发表评论，进行适当的褒贬。任何性质、风格的评论只要建立在公正基础上，都是我国公民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具体表现。

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多数国家的《新闻法》都规范了记者的该项权利，用法律的形式予以倡导和保护。更有学者称其为“法律社会的基石”〔2〕。我国法律对此虽未有专项规定，但该权利的确定同样有法律基础。我国《宪法》第35条、第41条赋予公民“言论自由”和“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记者不仅是人民的一员，也是人民的代言人，确认和保护其公正评论权无疑让公民直接或间接行使了言论自由和批评、建议权。

另一方面，新闻记者公正评论权的确定也是时代的要求，舆论的需要。评论很大程度上发挥的是一种舆论监督的职能，通过公开批评、揭露社会不良现象，使坏人坏事得到揭露抑制，好人好事得到表彰和发扬，造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或通过发表言论进行决策监督，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年代，社会新现象层出不穷，孰善孰恶，又如何兴利除弊，政府和公民往往需要“旁人”给予其合理的判断和帮助，而记者正应顺应潮流，挑起重任，借评论发挥导向功能。

法律赋予新闻记者的评论权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它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这是衡量评论权是否正确行使的标志。“公正”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评论的对象应该和社会公共利益有关。这是评论公正的前提。若评论的是个人的私生活，难免会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中。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项主要有“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各项政策、措施；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各种行为和决定，如企业对产品价格的决定、学校收费方法的改变；消协处理消费者的投诉；任何个人和团体在艺术上的表现，如影视剧等艺术作品等；公众人物如政府官员、明星、企业家等的表现；重大事件，如重大事故、灾难、其他突发事件等的真相，包括背景、影响、可能涉及的人和事。”〔3〕第二，评论主观上应出于善意和诚意。即评论要与人为善，所陈意见为自己的诚实观点，立场上不偏不倚，不嘲讽。因为面临的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需要的是“治病救人”，让当事人受到教育，让受众从中得到启示，无需恶意中伤。第三，评论应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公正的评论都是以客观全面的事实为基础的“有感而发”。若事实虚假，评论就没有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