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国内外的研究状况
1.2.1国内研究状况
基于绿色壁垒在当前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国内很多学者对绿色壁垒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苗建军提出了广义绿色壁垒的概念。梁咏(2003)定义了狭义的绿色贸易壁垒，他认为绿色贸易壁垒是继贸易技术壁垒之后的又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形式，它的核心是借保护环境、自然资源以及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为理由，利用环保差别优势，通过蓄意制定苛刻的环保标准，限制进口，以达到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曾凡银和郭羽诞(2004)以总成本梯度模型来解释发达国家绿色壁垒设置的原因。焦志云(2004)则从实施绿色壁垒的动机来分析，认为绿色壁垒有正当和不正当之分。在绿色壁垒性质论述方面，俞海山(1997)从绿色壁垒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合法性、保护内容的广泛性、保护方式的隐蔽性和实施结果的歧视性五个方面论述了绿色壁垒的性质。张文兵从绿色壁垒兴起的特定背景分析出绿色壁垒的实质是贸易保护手段，它是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竞争中更具道义假象的工具。曾建平和盛敏认为绿色壁垒是生态伦理规则在贸易领域中具体应用，是一场涉及多重贸易主体、关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的问题，是新、旧伦理价值观(其中主要是环境伦理思想与功利主义)激烈交锋和对阵的问题。在绿色壁垒的效应研究方面，夏英祝和祖书君从绿色壁垒的保障效应和绿色壁垒的扭曲效应两方面来研究，他们认为绿色壁垒虽然可以提高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促进科技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促进发展中国家与环保产业相关法律制度和标准的建立和完善，但它增加了贸易成本，引发了许多贸易争端和相互报复的行为，同时发达国家的污染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些扭曲的效应更是不能忽视。卢授永和杨晓光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出发，论证了绿色壁垒对我国经济的具体影响。
1.2.2国外研究状况
在国际文献中并没有“绿色壁垒”一词，绿色壁垒更多被称为环境壁垒。国外对环境壁
垒并没有给出权威的定义。但国外对环境壁垒的效应研究成果却非常丰富。
.2.2.1绿色壁垒的一般理论
Urs Steiner Brandt和Gert Tinggaard Svendsen (2003)以美国为例进行研究并阐述了绿色壁垒产生的微观原因，即当本国工业企业认为提高环境标准可以为本集团带来市场和利润的保护作用，就会促使该国政府采取环境壁垒政策。Sorsa, Piritta (1995 )认为绿色保护主义源于环境保护者处于自身目的对于环境产品规定的使用，以及滥用贸易措施从而对其他国家的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以及使用贸易措施强制实现国际环境准则的统一。Eduardo Engel (1999)提出了新保护主义的定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环境保护主义形式。Daniel Sturm (2001)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国模型，通过模型研究认为一个国家政策的失败内在的导致了不同国家对于合适产品标准的意见分歧。同时根据模型提出了两个解决贸易争端的建议，分别是对于标准的共识以及对于协调性的认识。
.2.2.2贸易的环境效应
最早用模型进行贸易对环境影响研究的是Copeland和T aylor(1994)。在这个模型中他们将国家分为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且通过模型得出:贸易自由化减轻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Copeland和T aylor (1995)得出实行CO:排放许可证制度会比实行贸易自由化导致更多的污染排放。Chichilnisky (1994)认为，环境恶化的根源并不是国际贸易，而是不完善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源的过渡开发，但贸易活动加剧了这种扭曲。Lee和Roland-Holst (1997)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贸易带来的收益除了用于治理环境污染、抵消贸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外，还可能有剩余，带来净的经济利益。Grossman和Krueger (1991)发现，开放度较大的国家城市的SOZ浓度比较低，而其他的空气质量指标，如空气中悬浮颗粒物的浓度和黑子污染
等，与贸易没有明显的联系。
国外许多学者对于环境标准的差异是否可以扭转传统的比较优势模式都做了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结论:一是认为环境标准对比较优势影响不大。Tobey(1990)经过研究发现，没有迹象表明不同的环境标准对国家贸易格局有很大影响，贸易格局还是取决于传统的要素察赋。Sorsa(1994)和Xu (1998)通过对1965-1995年的国际贸易格局的研究，并没有找到证据表明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在“污染”产业方面取得了竞争优势。另一种观点是认为环境标准对比较优势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Low和Yeats (1992 )分析了1965-1988年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的实际发展情况，根据数据分析，在此期间，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已在某种程度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1.2.2.3绿色壁垒对经济的影响
在企业成本的影响方面，迈克尔.波特提出了著名的“波特假说”，波特假说认为，环境管制压力可以鼓励企业进行清洁产品和生产的创新，创新的结果往往是新的具有商业价值产品的生产。Jaffe和Palmer(1997)对美国工业的污染控制成本与创新活动之间的统计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污染控制支出的确促使企业进行了更多的R&D，这些研发投入有助于企业达到环境标准。Cohen和Fenn(1997)研究了良好的环境表现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通过研究没有发现企业良好的环境表现是以利润下降为代价的。Repetto(1995)得出了和Cohen和Fenn相同的结论。但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Palmer, Oates, Partney认为在满足:一是可以改进污染控制技术，二是可以在节约成本和提高质量方面取得技术创新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能会得出波特假说的结论，否则环境管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
在环境措施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方面，Henderson (1996)发现，实施了国家环境标准使美国的平均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空气质量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污染产业从污染较重的地区转移到了污染较轻的地区。Combining(1997)的研究证实了Hender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