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经济与唐诗繁荣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对存在即整个客观世界的反映，而社会意识则是对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为基本内容的，作为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的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艺术则是以具体的形象或感性形式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所以唐诗的繁荣必然决定于它所依托的唐代社会的丰富多彩及其政治的剧烈变动。
经过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渴望的国家统一。唐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一部分无地农民获得土地，一部分豪门之下的部曲成为自由农。劳动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一系列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使唐初经济迅速繁荣。贞观年间，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凌锦，陶瓷，纸张，金属制品，造船都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商业上，兴起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繁华富庶的国际大都市，外商云集。经济上的这种昌盛发达成为唐诗繁荣的深厚底蕴和强大依托。政治上，唐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选拔官员。而科举制最主要的考试内容就是诗赋，所谓“丹霄路在五言中”这直接剌激当时文人普遍重视诗歌技巧的训练及诗歌的掌握。在宗教文化政策上，统治者对儒、道、佛三家思想都重视。这种宽松的文化环境，令当时文人“遍观百家”“喜纵横任侠”。政治上高谈“济苍生”“安社稷”“公天下”…思想相当活跃，这对诗歌的繁荣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儒家的仁政思想，成为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诗人创作中的亮丽风彩。道家蔑视礼法，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思想，在李白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里焕发出异彩。总之，唐代经济上繁荣昌盛，政治上的宽松博大是唐诗焕发异彩的强大根基。但唐代，各个时期的具体政治经济状况不同，其诗歌的风彩特色也不尽相同，这也从理论上反映了政治经济与诗歌繁荣的密切关系，可以说，他们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下面分述唐代各个时期政治经济与诗歌繁荣之间的关系。
一、初唐时期，当政的文臣多半仍是深受齐梁影响的前朝遗老，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浮艳诗风也很爱好和推崇，所以，虽然唐初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开始恢复发展，但由于以上政治原因，齐梁浮艳诗风仍借着帝王势力继续统治诗坛。这也深刻体现了政治对唐诗创作的不可回避的影响。但初唐诗风还是在转变中。唐高宗时，“初唐四杰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举起诗歌革新的旗帜。他的诗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浮艳诗风统治地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初唐是中华大地由分裂走向统一并趋于稳定的时期，无论是政治制度上，还是经济体制上，都有很大变革，承前启后，推陈出新。这是一个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过渡时期，而这种政治经济的过渡很敏感地反映到了文化上，尤其是诗歌上，诗歌在这个时期也呈现一种明显的过渡。
二、盛唐时期，随着大唐帝国的日益繁荣强盛，诗歌的发展也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勃勃向上的精神，浪漫主义是这一时期诗坛的主流。这就要无可回避地提到李白。李白的诗以其“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清新激越的基调，雄奇豪迈的风格，明快生动的语言，达到了诗歌艺术的巅峰。”但无论李白具有多么高的个人艺术技巧和成就，他的作品总是脱离不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也极贴切的反映了盛唐时代的精神生活风貌。那时唐帝国国力极度强盛，经济文化呈现空前繁荣景象，人民的创造精神得到发扬，同时在政治经济方面又潜伏着各种危机。“如李白的《古风》第三首：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候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岭，骋望琅琊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诗中所举的秦始皇故事，除收兵铸金人而外，如平定诸候，笼驾群才，铭功会稽，起土骊山等举动，大唐帝国都曾经先后以不同的形式翻版重演。诗人表面是咏史，实际上是对唐王朝极盛而渐衰的征象深表忧虑。诗的后段写秦始皇采药蓬莱，显然是讽刺唐玄宗好神仙求长生的荒唐梦想。”又如李白的《宿五松同下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廖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渐漂母，三谢不能餐。真切写出农民秋作夜舂的劳苦生活，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深情厚意的衷心感激。还有李白的《古风》第三十四首：…“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这首诗对杨国忠派兵远征南诏丧师二十万的罪行作了大胆的揭露和尖锐指责。再比如盛唐时期的边塞诗，在当时诗坛也如一朵奇葩。隋唐以来一百多年中，由于边境战争的频繁，疆土的扩大，以及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人们对边塞生活渐渐关心，对边塞的知识丰富了，对边塞不仅不感到那么荒凉可怕，而且还感到新奇。一部分仕途失意的文人，更把立功边塞当作求取功名的新出路。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盛唐时期，边塞生活已经成为诗人共同注意的主题。他们从各方面深入表现边塞生活，在艺术上也有新的创造，大大促进了盛唐诗歌的繁荣。如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都生动描写了边塞“将士们以军报国的英雄气概，不畏边塞艰苦的乐观精神。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战士们怀土思家的情绪。”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无论是李白的纵横恣肆，还是边塞诗人的豁达开朗，都和盛唐时期的社会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正是那个时代的丰富多彩，繁荣昌盛蕴育了
诗人们的浪漫，激发了他们的灵感。诗人们的诗作充满了健康向上的勃勃生机。诗人们用诗为我们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绚烂多姿。如果没有当时的现实生活作为依托，诗歌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它的灵性与内涵。这正说明了盛唐政治经济的稳定繁荣使诗歌焕发了光彩。
三、中唐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动，唐诗风格也急转直下，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安使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叛乱虽被平定，但原来的社会矛盾却更加尖锐。首先是藩镇割据局面无力改变，藩镇“喜则连衡以判上，怒则以力相拼。”百姓饱受其苦。其次是唐王朝内部宦官专权，任意废立皇帝，政治腐朽。牛李党争，势同水火，中央政权长期动荡不安，帝国边患日益严重。在经济上，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这种社会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动，对文人们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波澜壮阔的局面。经历安史之乱的杜甫，以其“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成为中国现实主义的伟大代表。”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对统治阶级的强烈鞭笞，“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是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和“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对国家命运的密切关注。而中唐时代的白居易，元稹等更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揭发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对人民疾苦报以深刻同情，对国势衰微深感不安。中唐其它作品，基本上都由于社会的动乱和王朝的衰微，染上了感伤色彩，如李益的边塞诗“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其风格和盛唐时期的乐观豪放已迥然不同。总之，中唐的这种强烈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感伤情调无不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剧烈变动息息相关，没有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也就没有唐诗的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和丰富的生活内涵。
四、晚唐时，随着国势更加衰微动乱，唐诗风格面貌又有很大变化，感伤情调更加浓厚。杜牧，李商隐的诗在忧时悯乱，感叹身世之中，已流露出浓厚的感伤气氛，而那些沉迷声色的诗，更显示了精神的没落与空虚，和唐王朝及将崩溃的现实是一应一和。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皮日休、陆龟蒙等其它诗人，他们以锋芒锐利的诗歌反映了唐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如陆龟蒙《筑城词》：莫叹将军逼，将军要却敌。城高功亦高，尔命何足惜！。总之晚唐时诗人们挥之不去的哀怨，感伤正是国家离乱衰败的反映，或者说国家的离乱衰败造就了这种哀怨，感伤的气氛。也正印正了现实政治经济生活决定上层建筑中的文化特色。
综合来说，做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唐诗，其繁荣与发展与其所依托的庞大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画卷是浑然一体的。正是唐代社会波澜壮阔，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造就了初唐诗歌的明显过渡性，盛唐纵横恣肆的浪漫，中唐沉郁顿挫的现实主义，晚唐挥之不去哀怨。而唐诗也在字里行间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有唐一代的恢宏博大，繁荣复杂的现实生活。所以我们说唐代政治经济与唐代诗歌繁荣发展的这种关系，正折射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亘古不变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