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纵向看中西新闻
张伟1205031047
不管是被标榜为“第四权力”的西方新闻媒体，还是被称作“耳目喉舌”的中国新闻系统，在政治视野下，二者并无本质之差别，不过是表现形式稍有差异而已。新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被称作社会舆论的“看门狗”，但是在政治视野下，所谓的“舆论”的狗其实是政治的私家犬，只给政治看门。只是这狗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的意识形态下种类、秉性、性格大有差异，或哈巴狗，或恶犬，或忠犬，或狼犬，或势利狗。但不管是什么狗，吃主人的饭，住主人的窝，那么无一例外就要听主人的话，帮主人做事。主人的话是一定要听，至于对与错，让它见鬼去吧，偶尔主人错得实在离谱的话，也会吠叫几声以示抵触，但也只是躲在背后或一边吠叫一边执行任务了。但我们不论概而论之，我们应该将中西新闻放在历史长河中全面细致的做一番探讨，不管是政治方面，或是经济方面的影响，我们都应该分而论之，纵而论之，最后横而论之，得到一个立体的中西新闻媒体异同的框架。而不能一贯的将西方媒体看作是第四权力那样的自由存在，而将中国媒体粗暴概括为党的“耳目喉舌”。
中国作为世界上存在不多的社会主义和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又有着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背景，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又存在很多的不同而又所联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二者互相交叉融合而分道扬镳，二者之间相互联系而由迥然各异，相互借鉴而又十分对立。抛开各种形态以及各种感情因素，不厚西方新闻也不薄中国媒体，也不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折中的昏官办案似的奇巧，在这里，力图对政治视野下的中西新闻媒体作一个全面客观的剖析与探讨。
先谈中国。
新闻业是一门现代化的产业，从现代新闻业最开始从西方引进到发展至今的新闻媒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进程的先前推进，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这期间产生了几次剧烈的革命，产生了文化的几次转型，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社会运动也层出不穷，不同的政府轮番执政，不同的政治领袖交替上台，使得政府对新闻制度的管理在不同时期存在巨大甚至截然相反的差异。。
根据我国新闻事业（主要是指报业）历史发展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报纸的社会特征尤其是经济特征，把它重新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1815—1894年（我国新闻事业萌芽、诞生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业萌芽之期，此时执政的乃是清政府，正值国家内家内忧外患的局面。许多开明的士大夫以及新兴
知识分子大力借鉴西方的办报经验和办报理念，活跃于社会各界。各种报刊对清政府的腐败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清政府不得不用封建的那老一套的方式粗暴对新闻媒体进行
严格的管制，而未意识到报纸发挥的舆论监督的巨大威力。同时，这一时期，清政府也大力支持某些符合自己统治利益的官方新闻机构。简而言之，在这一阶段，政府对新闻媒体既有扶持，也有打压。1906～1911年间，清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调整和规范新闻活动的法律，试图通过新闻立法来强化对报纸的约束；报界则极力争取新闻报道和批评的自由。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近代第一部新闻出版法《大清印刷物专律》，通过实行报纸注册登记制度、制定“讪谤”条款并赋予行政长官可封闭印刷所的权力等措施，在言论和出版自由等方面限制报业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1：报界于政治的相对独立性。2：新闻法制的初步尝试。3：报界突出对新闻自由的重视4：浓重的半封建半殖民主义色彩。
第二阶段是1895 －－－1927（政论、政党报占统治地位的时期）－－－1949。第二阶段分为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以1927年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国共合作的开始为界限。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政府对待新闻媒体，既有“软”的一面，也有“硬”的一面。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和成长，封建思想的精华和糟粕在社会舆论的论辩场中遭到扬
弃，民主共和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也是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广泛传播，为中国后来的社会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相互制衡的政治势力，造就了北洋政府新闻政策的复杂性、阶段性、矛盾性。这种政策环境给报纸生存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空间，客观上有开启民智、传播民主的效果。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思想成为中国报刊言论的主流，不论哪派势力、在什么样的立场，均言必称民主、言必称国家公益。这种激辩氛围大大加快了近代先进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第二个时期便是蒋介石政权统治时期，蒋介石带领北伐军北伐成功之后，暂时使中国形成了统一的局面。蒋介石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使自己的政权赢得公众的支持和合法性，当然免不了对报纸的言论自由做出严格的限制和规范。很多报人和报刊都收到了打压和冲击，新闻界和政治界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当年蒋介石去当年警告史量才，叫他不要乱来，小心他手中的百万雄兵，而史量才反唇相讥，说“你有百万雄兵，我也有百万的读者”，由此可见当时媒体与政府的对立冲突。
第三个阶段是1949年以后（大众报纸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是继1917年报纸商业化、企业化发展中断后的继续。第二阶段的划分还可以更详细更进一层，即以1949年为界，前后为两个不同政党报纸时期。新中国成立之
后，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新的政治体质和新的社会制度促使新闻媒体政策的转型。由于新中国走苏联的发展模式，毫无疑问的中国新闻媒体政策大量的沿用的苏联模式，也就是著名的“耳目喉舌”论。一方面，政府加大了对新闻媒体的束缚，在新闻的报道、选材、素材、类型、管理模式方面统一了风格，也就是自上而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使得新闻媒体放不开手脚，限制了新闻思想，阻碍了新闻业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新闻媒体深入的走入群众，使新闻报道将广大的人民群众主题推到了一个高度，了解群众，认识群众，书写群众，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优秀作品。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好到了极点也坏到了极点。好的是对最广大群众的最普遍关注，坏的是片面的形式的对群众做了过分的关注，使得其他领域几乎荒废。
第四个阶段是1979年以后至今。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不久之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新闻媒体又走上了另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政府放宽了对媒体的限制和束缚，虽然管理仍然严格但已允许民间非官方的新闻集团的存在。这一时期呈现的特征是：在政治让步，经济挂帅这以改革开放主旋律政策下，中国新闻媒体融合了政治和经济这两大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今天的新闻媒体格局。在这一时期，新闻媒体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各种类型的新闻媒体千姿百态，竞相出现，形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局面。但值得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