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图书馆,所藏,其他论文文档]甘肃省图书馆所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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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课时安排: 2课时教学重点:文化典籍的主要成就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一、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法——四部分类法中国古代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每个大类下又细分。
(一)经部是指儒家经典著作和对其所作的解释。
经为常、常道的意思,解释儒家经典的书一般标示“传”、“记”、“注”、“疏”、“正义”等。
据《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著作共有1773部,20427卷,包括十大类: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
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经典的确定过程:西汉武帝时有“五经”:《诗经》、《尚书》、《礼经》(此指《仪礼》)、《周易》、《春秋》。
东汉有“七经”:增加《孝经》和《论语》唐朝前期有“九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诗经》、《尚书》、《周易》。
唐朝后期有“十二经”:增加《孝经》、《论语》、《尔雅》。
宋朝有“十三经”:增加《孟子》。
除“十三经”外,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经典还有“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
《大学》与《中庸》均出自于《礼记》,本是《礼记》中的两篇。
“四书”的来历:朱熹喜爱《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四本书,分别写了《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和《孟子集注》(7卷),合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二)史部我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共有15种,最著名的三种,即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
《史记》为纪传体的代表,《资治通鉴》为编年体的代表,《通鉴纪事本末》为纪事本末体的代表。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
全书共130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
Cultural history文化史论简析明末清初传檄而定表象下的暗流涌动—以淸史稿中甘肃全境为例肖鑫(上海宽带技术及应用工程研究中心,上海200000)【摘要】本文通过清史稿以及其他史料中记录的史实,从明末边兵制度名存实亡、地方土司制度以及外部势力干扰胁迫等三个方面简要分析了明清之交甘肃全境的复杂格局。
【关键词】明末清初,•卫所制度;土司;甘肃;漠北蒙古【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198 (2021 ) 02-105-03【本文著录格式】肖鑫.简析明末清初传檄而定表象下的暗流涌动——以清史稿中甘肃全境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 01 (02) :105-107.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清兵在多铎的指挥下迅 速拿下关中地区并一路往南到达西安,四月初,多铎率众经 历两个月的整顿收取了甘肃,并任命黄图安为满清第一任甘 肃巡抚,而后多铎率军向河南、安徽等地进发,然而各地区 的归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平和,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尤其 以甘肃全境最为典型但最容易被忽略,清史稿中虽然没有记 载完整甘肃的当时的形势,但一项看似寻常的人事任免则从 侧面反映了甘肃当时复杂的境况:顺治二年四月末清廷任命 孟乔芳为陕两三边总督。
与此同时满清政府做了一个更加看 似平常但颇有深意的举动即以太宗(皇太极)第八女固伦公 主下嫁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子巴雅斯护朗。
〜这些举动 的背后无不折射着当时风起云涌的甘肃全境。
本文将通过清 史稿中记录的部分史实通过对明末边防,当地土司及周围少 数民族政权等三个方面来论述明末清初复杂的甘肃态势。
甘肃省在明朝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省,而是和陕西省合 并在一起管辖。
明初沿袭了元朝的行政划分将整个这片地区 归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管辖。
而后明政府为了杜绝中书省权 力过大进而引发类似于唐末节度使的状况取消了中书省的管 辖,设置了陕西程宣布政使司来统一管理。
原甘肃境内共设 置5府、9州(隶属于府)、50县。
宁夏盐池县旧志(光绪)《花马池志迹》考略胡玉冰光绪《花马池志迹》是宁夏盐池县旧志之一,最早修成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监修者很可能是时任花马池州同的胡炳勋。
是志从形式到内容主要沿袭嘉庆《灵州志迹》,编修无创新可言。
但是志的成书,弥补了花马池旧无专志的缺憾。
志书把有关花马池的资料辑录在一起,有汇聚资料之功。
另外,是志第一次在文献中绘制花马池舆图和城图,为深入研究花马池辖境、城内建筑布局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一整理与研究现状《陇右方志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宁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方志书目对是志都有著录或提要①。
高树榆撰《宁夏方志评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3年第3期)一文对是志有简单著录;所撰《宁夏方志录》(《宁夏史志研究》1988年第2期)、《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志述评》(金恩晖、胡述兆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湾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等文对是志有提要式解题。
陈永忠《盐池县的几种志书》(载高树榆等编著《宁夏方志述略》,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编辑,吉林图书馆学会1985年内部发行)对《花马池》编修时间、内容、史源、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许成《盐州城考略》(《宁夏史志研究》1985年第2期)、陈永忠《古盐州州址(兼考灵盐道路)——与许成同志商榷》(《宁夏史志研究》1986年第3期)两文利用《花马池》等文献记载对盐州城故址展开争鸣。
《花马池》原抄本见藏于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浙江省图书馆等处,未见有刻本传世。
1965年,甘肃省图书馆油印一册本传世。
宁夏图书馆亦有油印本传世。
《宁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著录,1983年,盐池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据清抄本翻印标点。
198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据甘肃省图书馆抄本影印,编入《宁夏历代方志萃编》。
1990年,兰州市古籍书店出版《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之《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52卷,影印张维藏抄本《花马池》。
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与国际敦煌学项目孙利平(国家图书馆国际交流处)林世田(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是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联合创建的,是中国三个敦煌资料中心之一,也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个。
资料中心于1988年8月正式成立,现属于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资料中心成立之初的主要工作是系统搜集、整理、入藏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为敦煌学界提供阅览和咨询,编辑出版有关目录和论著。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资料中心入藏 《英藏敦煌文献》、《敦煌宝藏》、《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等敦煌吐鲁番学书籍、期刊13000 余册,每年接待国内外学者 2000余人次。
同时资料中心自1994年开展建立学者档案工作,为一百多位学者建立档案,专架存列,与所藏书刊资料相互补充,服务于学界。
资料整理工作也初见成效,目前出版有《敦煌吐鲁番学论著目录初编·日文专著部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等敦煌文献研究论著目录。
可以说,敦煌资料中心很好地完成了创办时期敦煌学界对中心的要求,对于资料中心今后工作的开展起着奠基的作用。
随着国内外敦煌写卷的相继公布,以及敦煌学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提供敦煌文献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
为了更好地为学界服务,2001年3月,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签署五年合作项目,加入旨在通过国际合作促进敦煌写卷的研究与保护的国际敦煌学项目。
在保证敦煌写卷绝对安全的情况下,资源共享,揭示秘藏,由此拉开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的序幕。
国际敦煌学项目是由大英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新德里国立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东方研究院、柏林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倡议成立的,宗旨是通过国际合作以促进敦煌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
中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合作的国际敦煌学项目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乃至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经过一年的积极探索,我们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自身特点,制定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数字化的总体发展思路,即:以国际敦煌学项目为契机,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资料信息中心,提高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在学术界的地位;以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的基础业务工作支持国际敦煌学项目的发展,使两者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新世纪以来翁方纲之年谱、交游、书学研究综述赵宝靖【摘要】自上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的近三十年间,翁方纲的诗学理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前半期诗学理论的研究一枝独秀,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则屈指可数.而后半期,即新世纪以来,虽然诗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仍堪称最夥,但是在翁方纲年谱的编撰与补正、交游的考察、书学的研究等方面也进展迅速,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形成了翁方纲研究的新格局.【期刊名称】《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16)005【总页数】7页(P75-81)【关键词】翁方纲;年谱;交游;书学【作者】赵宝靖【作者单位】丽水学院民族学院,浙江丽水323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又因景仰苏轼,号曰苏斋,清代直隶省顺天府大兴县人。
翁覃溪年二十成恩科进士,列第二甲二十三名,尔后不仅先后提督广东、江西、山东学政有年,并且屡次出任地方乡试考官,在朝廷则历任内阁学士、鸿胪寺卿等职,并参与纂修《四库全书》。
翁氏权位颇重,且历掌文衡,而又喜奖掖风流,提携后辈,故而造士颇众,门生故吏遍布天下,甚至连朝鲜学者金正喜也慕名前来拜谒,二人结为忘年之交,墨缘匪浅。
翁氏是有清一代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举凡经学、金石、目录、书法、词章等经史子集的各门学问皆有著述流传,尤其以“肌理”诗说闻名于世。
对于这样一个在清代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今人的研究其实并不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前,专门研究翁方纲的论著屈指可数,主要有郭绍虞《肌理说》(《国文月刊》1946年第43、第44期合刊)、李丰楙《翁方纲及其诗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1974年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8年版)、潘继安《记翁方纲四库全书提要(未刊)稿》(《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8期)、《翁方纲<四库提要稿>述略》(《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辑)等论著,而沈津《翁方纲年谱》(“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直至2002年才出版面世。
故宫图书馆《四库全书》存本考∗李士娟【摘要】乾隆三十八年开设“四库全书馆”开始编纂《四库全书》,历时十三年完成,先后共缮写七份分贮七阁,由于历次战乱多份被毁。
本文作者在整理清宫遗存典籍时,发现故宫图书馆仍然留存有文渊阁、文津阁以及南三阁《四库全书》存本。
对此,作者对这些书籍的留存原因及其特殊的文献价值一一进行了考校,且对研究《四库全书》的编纂具有重要意义。
%Siku Quanshu were selected and compiled by the imperial Institute of Siku Quanshu,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773 (the 38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It took about 13 years to complete the com-pilation of the whole series of books,which were divided into seven different versions of Siku Quanshu and separately stored in seven places from north to south of rge parts (four out of seven )of books were destroyed during the wars later on.The author surprisingly found that some Siku Quanshu books which should be stored at Wen Yuan Ge,Wen Jin Ge or Nan San Ge had been yet left at the Palace Muse-um Library when she sorted out ancient books preserved from the Qing Dynasty.This paper represents an extensive analysis on why these books are preserved at the Library and what kind of unique literature value they embrace.It make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Siku Quanshu.【期刊名称】《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30)006【总页数】6页(P25-30)【关键词】故宫;《四库全书》存本;考证【作者】李士娟【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 10000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56.2《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纂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
摘要:基于对我国中医药院校特色图书馆(名人档案)现状分析,提出完善馆藏资源建设是中医药院校特色图书馆发展的有效途径,以本校中医药特色图书馆(名人档案)馆藏资源建设为例,提出具体的建设方法,并主张中医药院校特色图书馆(名人档案)馆藏资源建设,应本着结合其发展的宗旨和学校发展的需要,加强对中医药文献资源的特色馆藏建设。
关键词:中医药院校;特色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中国医药,传承了数千年,具有独特的传统理论及技术方法,对健康和疾病有独到的见解。
2020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有超过7.4万人使用参与了中医药,其广度和深度是很高的,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1]。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突出地方性与特色性的图书馆亦相伴而生。
特色图书馆馆藏建设是高等学校建设与发展的硬件设施,也是特色图书馆的代表,更是学校思想与知识的外在标识,就图书馆建设而言,如何在网络环境下,利用现代技术建立图书馆(名人档案)的特色馆藏,实现资源共享,对学生、校友及社会机构进行教育性服务,促进学校发展,一直是笔者关注的问题。
1中医药院校特色图书馆现状我国特色图书馆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萌芽期、探索期、成长期,1921年成立的通讯图书馆是特色图书馆源头,至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上海等地区特色图书馆才得以真正蓬勃发展和普及[2]。
近年来各省中医药院校图书馆非常重视对中医药古籍、珍善本和孤本的收集,在湖北省建立了李时珍中药图书馆,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建立的敬文图书馆居全国中医药类馆藏前列。
各级各类政府对中医药信息化建设高度的重视,在《中医信息化建设“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充实并完善中医药数字图书馆,充分发挥中医药数字图书馆的网络宣传和教育作用[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中指出,中医药教育应当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体现文化特色[4]。
在中共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了“支持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建设一流本科专业,打造国家中医药教师发展示范中心、国家资源临床示范中心和中医药技术技能示范基地[5]”,这对于中医药院校特色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1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艺术百家2021年第2期总第179期□HUNDRED SCHOOLS IN ARTS文章编号:1003-9104(2021)02-0113-06清宫大戏《锋剑春秋》传奇考论—兼论三种叙事传统的对立和融合张晓兰(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0)摘要:《锋剑春秋》与《劝善金科》《鼎峙春秋》《升平宝筏》《昭代箫韶》等同列,是清代宫廷大戏,但学界对其关注极少。
《锋剑春秋》剧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共六册,为残本,存七十八出。
该剧本由三种不同抄本混编而成,一、三、五册属于繁本系统,其中一、三册为文人稿本,五册为安殿本;二、四、六册系根据繁本删改后的简本,属于排演本。
在题材来源上,《锋剑春秋》传奇由《锋剑春秋》小说改编而来,《锋剑春秋》传奇在光绪年间又被改编成《锋剑春秋》乱弹本在宫中上演。
《锋剑春秋》小说的思想主旨是天命难违,传奇的思想主旨是歌颂封建大一统和皇权的威仪,而乱弹本的思想主旨则是抑恶扬善,三者体现的叙事传统也各有偏重。
《锋剑春秋》小说更多体现的是民间叙事传统和文人叙事传统,宫廷大戏更多体现了正统叙事传统,乱弹本则由正统叙事传统进一步向民间叙事传统转移。
三种叙事传统在《锋剑春秋》题材演变中,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
关键词:《锋剑春秋》;清宫天戏;正统叙事;民间叙事;文人叙事中图分类号:J80文献标识码:A—、剧本由来《锋剑春秋》与《劝善金科》《鼎峙春秋》《升平宝筏》《昭代箫韶》等同列,是清代宫廷承应戏,其他几部大戏均收于《古本戏曲丛刊》九集中,研究成果也较多,而《锋剑春秋》则未被收入,相对其他宫廷大戏,学界对其的研究近乎空白。
实则宫廷大戏《锋剑春秋》并未完全失传,而是藏于国家图书馆,为传奇本,残缺,共六册。
但该本未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很多戏曲目录之书都未曾著录,如李修生主编的《古本戏曲剧目提要》及郭英德的《明清传奇综录》均未著录此本。
或者即使著录,信息亦非常简略,如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著录曰:“乾隆内府抄本,北京图书馆藏。
清代甘肃进士人数考曲剧【摘要】摘要:对进士籍贯进行分省、分地区统计,借以考察传统社会中人才的地理分布,从而引入进士群体的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的一大热点。
确定清代甘肃进士人数是研究清代甘肃进士群体的基础,然目前对清代甘肃进士人数的统计数据并不一致。
经考证后,该文认为清代甘肃进士为 343人。
【期刊名称】陇东学院学报【年(卷),期】2010(021)001【总页数】3【关键词】关键词:清代;甘肃;进士作为传统社会中的精英,进士人数的多少衡量着一地所出人才的多寡,所以确定某地某时期的进士人数具有相当意义。
然而,目前对清代甘肃进士总人数的统计数据并不一致。
本文中的“进士”,仅指通过会试并参加殿试而获得进士及第、出身、同进士出身诸身份的文进士,不包括武进士及有进士之名而实非进士的人群(如“岁贡进士”、“恩进士”等 )。
从上表可以看出,清代甘肃进士总人数统计数据不一,相差较大。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对清代甘肃政区范围认定不同,其次,在于统计所据文献不同,再次,应是统计时缺乏各种文献的相互印证,以及对某些疑点的进一步考证。
为了对清代甘肃进士人数进行比较准确的统计,本文首先对清代甘肃政区进行界定。
由于甘肃省政区在清代屡有变动,本文以大家所公认的八府、六州、一直隶厅为清代甘肃政区范围(兰州府、巩昌府、凉州府、宁夏府、平凉府、庆阳府、甘州府、西宁府,秦州直隶州、泾州直隶州、阶州直隶州、固原直隶州、安西直隶州、肃州直隶州,化平川直隶厅),在此范围内考定清代甘肃进士人数。
至于统计所据文献,除了上表提到的《甘肃新通志》、《甘肃通志稿》、《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还有地方进士题名录《甘肃进士录》、《陕甘历科进士录》等也是统计清代甘肃进士总人数的重要文献。
但是,地方文献的记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种情况,“通常地方志对本地科名的记载几乎是细大不捐,比实际中举及第人数只会多不会少”,所以,要确定清代甘肃进士人数,统计时仍以大家所公认的有关进士题名的权威工具书,《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为主要标准。
2015年第5期第26卷总第130期民族教育研究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No.5,2015Vol.26General No.130[收稿日期]2015-03-08[作者简介]蒋超(1982-),男,甘肃临泽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中国史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夏泉(1966-),男,湖南临澧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涉及拉卜楞藏民文化促进会的相关研究可参见仁庆扎西、陈庆英论文:《大革命时期拉卜楞藏族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朱解琳论文:《五世嘉木样丹白坚参与拉卜楞文化教育》(《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4期);孟庆华论文:《中共甘肃特支支持甘边藏族人民反对封建军阀斗争始末》(《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李静、戴宁宁论文:《五世嘉木样丹贝坚活佛教育思想及实践评述》(《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陈改玲论文:《民族精英与近代甘南藏区教育变革》(《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储竞争论文:《民族国家建设下的边疆教育及其困境———以国民政府时期夏河县教育为例》(《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等。
·民族教育史研究·民国时期甘南的藏族文化发展活动———以拉卜楞藏民文化促进会为中心的考察蒋超夏泉(暨南大学文学院,广州510632)[摘要]民国时期,随着宁海镇守马麒等军阀势力在甘南的崛起,甘南地区本已十分复杂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
为谋求生存、争取权利,五世嘉木样及其兄洛桑泽旺在国民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处党务特派员、共产党员宣侠父及社会进步人士的支持下,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以促进会为中心开展有利于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活动,创办学校、设置图书馆、刊发杂志、推行教育等,客观上促进了藏族文化的发展。
《律吕正声》存世版本知见录王守伦;吴有祥;侯桂运【摘要】四百多年前出版的《律吕正声》,现有存世善本18部,分散在大陆和台湾的13个图书馆中。
通过对这13个图书馆的调查,可以得知《律吕正声》现存的版本虽然只有一个,但却有黄嘉善的初印本和黄宗昌的重印本之别;其中只有李序的是初印本,既有李序又有林序的是重印本。
《律吕正声》60卷,其初印本和重印本都是12册,这12册按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顺序排列。
后来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有些存本经过了后人的修缮,甚至经过了重新装订,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两部16卷本和两部20卷本。
【期刊名称】《潍坊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12)005【总页数】4页(P11-14)【关键词】王邦直;《律吕正声》;版本【作者】王守伦;吴有祥;侯桂运【作者单位】潍坊学院,山东潍坊261061;潍坊学院,山东潍坊261061;潍坊学院,山东潍坊26106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J609《律吕正声》六十卷是王邦直律学思想的主要载体,因而全面充分地了解《律吕正声》的版本情况是对王邦直律学思想进行研究的基础,也是对王邦直律学思想进行正确解读的前提,《王邦直律学思想研究》课题组成员对目前所掌握的《律吕正声》的所有存本一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下面就是《律吕正声》在全国各图书馆的存书情况。
一、北京大学图书馆存本北大图书馆藏有三部《律吕正声》,典藏号分别是 SB/094.9/1024/C2、LSB/3497和 SB/094.9/1024。
其一,编号为SB/094.9/1024/C2的存本。
此本一函,12册,有虫蛀。
这12册按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顺序排列,半页10行,行20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
版心上方刻书名,中间刻卷数及页码。
12册所含的卷数,分别是王邦直自叙和李维桢序及1-4卷、5-9卷、10-14卷、15-19 卷、20-24 卷、25-29 卷、30-34卷、35-39 卷、40-44 卷、45-50 卷、51-56 卷、57-60卷。
宁夏图书馆馆藏宁夏地方文献及回族伊斯兰教文献调查评估报告本报告运用标准书目核查等方法对宁夏图书馆馆藏宁夏地方文献及回族、伊斯兰教文献的状况与水平进行了评估分析,进而对有关专藏建设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其中关于专藏微观结构调整、重视专题资料采集、疏通采集渠道、以文献开发促专藏建设等建议对省级公共馆地区研究文献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缘起与调查评估方法198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以下简称宁夏图书馆或本馆)被列入“全国文献资源调查”首批调查单位,馆藏宁夏地方文献则作为本馆研究级学科文献之一上报(上报学科名称为“宁夏地区研究”)。
宁夏地方文献是本馆采集重点对象之一,七十年代末开始组建专藏。
1989年,本馆在规划藏书结构时,将馆藏宁夏地方文献确定为完备级收藏对象,要求在研究级水平上更进一步,以形成馆藏的绝对优势。
就省级公共图书馆文献采集的方针与任务而言,这一目标无疑是适宜的。
宁夏是我国唯一的回族自治省份,因此,回族文献与伊斯兰教文献亦应是本馆文献入藏的重点对象。
由于种种原因,本馆过去对此重视不够,文献采集方针不明确,标准不具体,采购不力,没有形成这方面的特色和优势。
近几年,这种情形略有好转。
1989年,本馆亦将回族、伊斯兰教文献列为完备级文献收藏对象,期望通过采取各种积极措施。
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逐步建立起富有特色的专藏体系。
基于以上专藏建设的实际需要,在参加全国文献资源调查过程中获得的有关数据基础上,我们开展了本次专题文献调查评估活动。
调查评估的具体对象包括:1,宁夏地方文献(含西夏学文献),2,回族文献,3,伊斯兰教文献,4,宁夏地方版书刊四部分。
这四部分文献在内容上是互有交叉的(见图表1)。
这种交叉逻辑关系,是本次调查评估的一个重要依据,亦为有关专藏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图表一被调查文献的逻辑关系根据全国文献资源调查方案的统一要求,1988年我们在评估馆藏地方文献时,采用了馆藏文献数量统计(以种为单位)、标准书目核查、引文分析、用户评议等四种方法。
一张晋(1629-1659),字康侯,号戒庵,明末清初陕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
父张行敏,明天启元年辛酉科举人,任明代山东东昌府(清属曹州府)末任观城知县,甫三月,闻甲申之变,挂冠归里,后清军攻占南方,知国事不可为,乃绝食而死。
其子张晋、张谦俱有文名。
张晋家族为明末清初陇上较有名望的书香文化家族,张晋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于顺治八年(1651)中举,次年联捷成进士,时年24岁(虚岁)。
顺治十二年(1655)就职清代第五任丹徒知县。
在不到三年的任职期间,他积极作为,大力振兴文教。
(乾隆)《江南通志·学校志》载张晋于顺治十三年(1656)倡修丹徒儒学宫,创建杏坛书院。
为俞樾盛赞的“丹徒后先百年间能为古文者”[1]487之一的清初丹徒诸生何洯模仿苏轼《凌虚台记》所撰《杏坛书院记》一文略述其事。
同时,因受家庭以及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张晋虽应举入仕清廷,但对于明遗民或有遗民情结的清初士人给予关怀和帮助,关系也较为密切。
其中尤以流寓扬州的陕西三原人孙枝蔚(孙枝蔚于康熙十七年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但其与张晋交游期间为遗民情结浓厚的遗逸之士)和主盟南京诗坛的顾梦游最具代表性。
孙枝蔚钦慕张晋之为人,其《溉堂集》中多有寄赠悼怀之作,体现了他乡故知间的深厚友情。
学界关于孙枝蔚与张晋的交游已有论析,故不详述。
而张晋与顾梦游的交往学界亦有简要[作者简介]张毓洲(1981-),男,汉族,甘肃天水人,博士,副教授。
研究方向:明清文学与文化。
新时代清初陇右文学研究的新创获———评赵逵夫先生《张晋张谦集校笺》张毓洲(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70)[摘要]张晋是明末清初诗坛的名家,张谦在清初秦陇诗坛亦负盛名,故张氏兄弟的诗作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文学史意义,整理他们的诗作将为进一步探究清初甘肃诗坛的创作成就以及把握清初诗歌创作的全貌,提供文本上的便利。
赵逵夫先生是迄今为止学界专题而系统地研究张晋、张谦兄弟诗作成就的第一人,他的新著《张晋张谦集校笺》在详考版本、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抉发幽微,且能够把握学术前沿动态,将张晋和张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是新时代清初陇右文学研究的新创获。
甘肃省图书馆所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甘肃省图书馆所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甘肃省图书馆所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地方文献论文更新:2006-4-8 阅读:
甘肃省图书馆所藏西北地方文献的特点
西北区域概念的形成,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后。
由于汉、唐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长安,陕甘为其直辖区,故而当时的西北区域,特指今新疆及葱岭以西之地。
至南宋偏安,始称西夏及金人统治区为西北,自此西北的地域概念发生了变化。
此后,由于历史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更易,陕、甘、青、宁、新五省(区)所辖之地,遂成为今日西北区域的概念。
这一概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西北五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并日益显示出一体化的功能。
而记录西北地区发展历史的西北地方文献,在这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日趋丰富。
其最基本的概念属性就是“西北”这一特定区域。
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其每一发展过程中,无不与西北息息相关。
一、西北地方文献的源流
除西北地方志书外,西北地方文献的另一个源流,就是学术研究成果,最直接的即为清代的“西北舆地学”和民国的“边政学”研究成果。
二、西北地方文献的图书馆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建设更需要对西北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研究。
1956年,国家把地方志工作列入了全国科学规划,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编纂新方志的热潮。
这项工作由于政治原因,曾一度停止。
在进入八十年代后重新启动,各类新志书相继问世。
而继“西北舆地学”和“边政学”的研究之后,有关西北的研究已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西北学研究系统。
特别是有关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等等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
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就是基于西北学的研究成果逐步发展起来,并在时空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连续记载西北地区自然和人文诸多信息的集合体。
其概念范畴为:西北地区(西北五省区及其自然区划、历史沿革所涉及的特殊区域)相关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社会变革、自然资源、自然生态变化等内容有关的各种类型的文献载体。
其收藏重点为敦煌学及其研究资料;汗简及其考释研究资料;中西交通史(包括丝绸之路研究)资料;西北民族宗教资料;西北地方史地研究资料;西北冰川冻土、沙漠治理资料;西北地方文物研究考释资料。
据初步统计,截止2002年6月,甘肃省图书馆藏西北地方文献共计17611种。
在文献类型分布上,期刊和报纸的种数相对稳定,图书所占馆藏比例逐年递增;文献整体增长率稳定,1964年至1994年平均为5 04%,1995年至1997年平均为4 88%;从学科分布来看,其增长面相对集中,并呈现较为传统的继续,1964年至1994年增长幅度列前三位的类目依次为:舆图、宗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