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武丨林徽因与京派文学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文坛上，活跃着一个美丽女性的倩影。她或者组织文化沙龙，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公共空间，聚集起一群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参与编辑文学刊物，阐释文学理想，提携文学新人；或者用妙笔生花的文笔编织富有现代气息的文学世界……这就是人们都
很熟悉的林徽因。应该关注的是，作为京派文学的成员，林徽因在京派文学形成、发展的历史中也曾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萧乾称她是京派的灵魂一点也不夸张。离开了林徽因，京派文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异彩、浪漫的光芒。
一19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由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
平因而失去了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功能。但这不仅没有影响到北平文化的繁荣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刺激了文化的发展。北平所拥有的著名大学、自由的学术空气、林立的书局和报章杂志、浓厚的人文气息对无数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充满着强烈的诱惑性。有学者曾说：“北京集中了全国第一流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是现代中国知识生产和学术生产网络的枢纽，具有适合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长的、以国家稳定的知识体制为背景的文化空间。” [i]在这种背景中，许多气质相投或相近的知识分子在都市空间的网络交往中逐渐在北平聚
集，形成了若干带有文化沙龙性质的公共空间。哈贝马斯在谈到西方现代社会发生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时曾经说：“‘城市’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中心；在与‘宫廷’的文化政治对立之中，城市里最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过程中，那种充满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交遗产通过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公开批评的愉快交谈而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
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度的桥梁。”[ii]当时北平出现的以知识分子为中心聚集的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具有了
哈贝马斯所称公共领域的特征，这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沙龙当数林徽因家所在的东城北总布胡同。这个公共空间不仅成为当时众多文人聚集之地，更是思想与思想碰撞、心灵与心灵交流的神圣场所，不少京派作家的文学梦想也在这里得以实现。林徽因1930年从沈阳回到北平，她当时居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由于林徽因独具魅力的精神气质、良好的文学艺术修养以及广泛的知识阶层人脉关系，她的这个住所迅速成为当时北平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文化空间，而她本人理所当然地成为沙龙中的灵魂人物。“以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为中枢，聚集着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交往网络……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空间，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和交往空间，更是一个表征着文化权利和象征资本的文化空间。”[iii]很多人的回
忆和描述都显示出林徽因这位女性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而这也正是西方沙龙的一个显著特点。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当时和林徽因交往密切，是“太太的客厅”里的常客，费慰梅深为林徽因的风度所倾倒，她后来用文字生动地记录下来：“其他老朋友会记得她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和领袖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们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句而倾倒。”[iv]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也提到类似的情景：“每到周末，许多伯伯和阿姨们来我家聚会，这些伯伯们大都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曾留学欧美……在他们的朋友中也有文艺界人士，如作家沈从文伯伯等……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涉及的面和层次比较广、深，思想的融会交流有利于共同的视野开阔，真诚的友谊更带来了精神的力量。”[v]这种活跃的气氛和英国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非常相似。在剑桥自由学术空气的熏陶下，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人们无所顾忌，无话不谈，“这的的确确是真的，你可以说任何你喜欢的艺术、性或者宗教之类的话题……日子过得令人兴奋，充满惊奇和快乐。我们必须探寻生活，欣慰的是，我们可以自由地做这一
切。”[vi]“生活的和谐与节奏在布鲁姆斯伯里处处流淌，而这
就是它的精髓所在……而对于像布鲁姆斯伯里这样的文化
群体而言，友谊重于爱情，审美创造重于爱情的结晶；它的和谐性不仅在于相似，更在于相互间的互补性和创造性。”[v ii]正是这样的交流产生了思想的火花，萌生出无数艺术的灵感，在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它没有产生我们嘴皮子上迸来迸去的被称为才智的昏暗的电光，而是产生了更加深层的、微妙的、隐秘的光芒，也就是理性交流的炽热的黄色火焰。”[viii]而林徽因在“太太的客厅”中的角色正与布鲁姆斯伯
里文化沙龙中的弗吉尼亚﹒伍尔芙相似，她们都才华横溢，富有亲和力，当仁不让成为各自文化圈中的精神领袖。在林徽因所悉心营造的这个公共文化空间中，有不少人是京派作家的主要成员，如沈从文、萧乾、李健吾、卞之琳、林庚、梁宗岱、叶公超等。他们不少人的成长都得到了林徽因的帮助，也借助于“太太的客厅”的交往平台结识了更多文学圈的名人，为他们日后的进一步成长奠定基础。如萧乾当时只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因为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蚕》而引起了林徽因的关注，他被沈从文带入了“太太的客厅”。这对于一个尚未成名的学生来讲当然是巨大的鼓舞：“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
地抽了那么一鞭。”[ix]日后的萧乾没有让林徽因失望，不仅接编了《大公报》文艺副刊这个京派文学的重要刊物，更成为京派作家的后起之秀。李健吾的情形和萧乾很相似。当李健吾的论文《包法利夫人》发表后，林徽因主动给李健吾写了一封信，邀他到“太太的客厅”面谈。李健吾对此非常感激，因为跨入到“太太的客厅”，就意味着其文学成就得到了主流文化圈的认同。事实也的确如此，李健吾后来和林徽因等一起参与戏剧《委曲求全》的演出；因为在林徽因家认识了叶公超等，他又在京派的刊物《学文》、《水星》等发表多篇文章，成为20世纪30年代非常活跃的作家和评论家。李健吾多年后还写了回忆林徽因的文章，充满着感激：“足足有一个春天，我逢人就打听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说她害肺病，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境况似乎很坏。我甚至于问到陌生人。人家笑我糊涂。最后，天仿佛有意安慰我这个远人，朋友忽然来信，说到她的近况，原来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却是误传了。一颗沉重的爱心算落下了一半……她对于任何问题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x]沈从文、卞之琳等也都在文学追寻的道路上得到林徽因的提携。“太太的客厅”所构成的公共空间很大程度上是文学自由、尊严、宽容等理想的象征，因而它成为京派文人记忆的共同体乃至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就毫不奇怪了。不仅如此，林徽因还是北平另外两个公共文化空间的活跃人物，她积极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