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些东亚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低收入国家，但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之间，他们成功地弥补了其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发展的途径之一便是开发未开垦过的土地；之二是积累实物资本，例如公路，工厂，电话网络；之三则是增加劳动力数量并提高教育培训程度。但香港（中国）和新加坡土地资源稀少，他们确实在实物资本和国民教育上投资不少，但其他许多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前苏联每年资本积累所占GDP的比重要高于香港（中国）、韩国、新加坡和台湾（中国），而且它在提高本国民众的教育水平上也是不遗余力，但这一时期前苏联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远远落后于这四个东亚经济体。
也许差别在于：东亚国家在建设、管理和发展其经济方面，与其说他们是苦干了，不如说他们是巧干了。那么难道是知识支撑了东亚的崛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其蕴含的意义将是深远的，因为这就意味着知识是发展的关键因素——知识就是发展。
知识对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有何重要意义？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各种知识与其有限的可销售性相结合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就使得评估知识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变得极其困难。
毕竟，我们如何才能对种类繁多的知识产品进行标价和合计？有什么共同标准使我们可以计算企业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知识量；我们如何计算决策机构用了多少知识来制定、监管和评估其政策？我们如何计算人们用了多少知识来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书刊，研究与开发的支出，信息与通信设备存量，科学家、工程师和学生们的学习与技术能力等要素各自的贡献有多大？更为复杂的是，许多知识实际上是在网络上、传统群体内和学术组织之间积累和交流的。那就使评估这种知识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考虑到量化知识的困难，人们通常都用了间接的方式来衡量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总效果。我们假设：凡是经济增长中那些不能被有形的要素（如劳动力和资本）所解释的部分，都用知识来解释。因为增长中不能由有形生产要素所解释的部分——计算中的残差——都归功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知识更有效地利用了其它的要素。这种残差有时被称为“索洛残差”，得名于经济学家罗伯特·M·索洛，他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提出这一方法；这一方法所要度量的就是通常所称的全要素生产力（TFP）增长。也有人说“索洛残差” 是测量我们无知程度的工具，因为该残差所反映的是我们无法解释的内容。事实上，我们确实需要明确一点：不要把全要素生产里的增长全归功于知识。这是因为“索洛残差”中也许还隐藏其它要素。许多其它要素也确实为经济增长作了不少贡献，制度就是一个例子，它并不反映于其他更易度量的要素之中，它们的影响（至今）难解难分地交织于TFP增长之中。
在早期的TFP分析中，实物资本被模型为唯一的国别要素，只有它的积聚能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技术进步和其它的无形要素被认为是世界性的、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可以利用的要素，这样就导致我们无法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增长差异，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TFP 的增长数值被混在了一起。尽管这样的假设是非常方便的，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实物资本绝不是唯一能通过积累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要素。有一项研究，对一大批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实物资本的积累只能解释其中不到30%差异。而剩下的——70%甚至更多——直接或间接的应归功于由无形要素带来的TFP的增长（表1.1）。后来的分析引入了人力资本以更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国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会有越多的人可利用先进的技术。教育肯定是东亚四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成功的一大关键因素：它们是香港（中国）、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中国）。在它们从发展中经济体变成工业化经济体之前，其入学率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
国家(表 1.2) 。同时它们还很重视先进科技的研究，技术专业的学生比率甚至高于一些发
达国家，由此这些国家输入国外成熟技术的能力也就增强了。更重要的是，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早已被事实和经验所证实。有一项研究发现，从1929年到1982年，美国人受教育年数的增长可以解释大概25%的人均GDP的增长。
在引入教育这个因素后，经济增长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减少了，于是TFP增长（及知识）的藏身之处也变小了。一些分析家甚至已经总结说——也许太快了点：经适当运算，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解释了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东亚经济体的快速增长，而在整个框架中只留下知识这一独立的因素。这些分析人员之所以得出TFP增长数值很低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把劳动力和设备的改进都融入了要素积累的计量之中。所以即便他们得出东亚经济体TFP增长率低的证据，也并不否认缩小知识差距的重要性。它其实表明了这些飞速发展的东亚经济体运用了一个成功的战略来缩小知识差距：一方面对体现为实物资本的知识进行投资，一方面对人员和机构进行投资，以提高他们吸收和利用知识的能力。
跳出东亚的圈子，其他一些关于解释发展的研究选取了更多的国家来做样本。这些研究发现，即使考虑了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解释部分的比重仍然很高。比如有一项以98个国家为样本的研究显示，未加权的平均工人产出增长率为2.24%，其中只有34%（约0.76个百分点）来自实物资本的积累，20%（0.45个百分点）来自人力资本的积累，余下有多达46%（超过1个百分点）的比重全来自TFP的增长。而在各国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异上，不能被解释的部分的比重甚至会更高。同项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合一起最低的只能解释9%的经济增长,TFP的残差此时达到了惊人的91%。另外一个实例是，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和加纳的人均收入差不多一样低，但是到了1991年，韩国的人均收入是加纳的7倍还多。即便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因素，这样大的差距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被解释。
所有的这些研究结果都受制于测量方法上的局限性。比如说，被计量的人力资本的存量可能夸大了实际用于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人力资本数量。较高的就学率或受教育程度（学习年数）不一定能转化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如果教育质量很差，或者受教育的人在一个被扭曲的劳动力市场里不能人尽其用的话。而且现在人们都已经意识到，如果缺乏对创新和知识的开放态度，这样的教育也不会带来经济的发展。前苏联的民众同经合组织以及东亚的那些经济体的民众一样，具有很高的教育水平，有几乎100%的识字率。对于这样一个教育水平较高的民众，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或者其他的途径，就有可能获得和利用别的国家在生产和管理创新方面的最新信息。但是前苏联却对外国投资、本国与外国的合作以及创新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当新的信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被利用的时候，前苏联的劳动力却不能及时地适应和改变，这便导致了它经济的衰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