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演说家-第四季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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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吕强

“你说,我们听”,太熟悉和亲切了。两年前我作为新闻专业研究生毕业,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表达着“言论有自由之光”,这是我的认知。两年之后,我再次回来,有知就应该有行,我要出发了,我即将成为未来三年的一个驻外记者,今天的主题——知行合一,就把它当作我出发的一次壮行吧。

1936年的一天,有一个叫作安德烈·弗莱德曼的匈牙利摄影师,他出发了,22岁。他带着一台35毫米的相机。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之上,一颗子弹击中了一个士兵,在战士倒下的一刻,摄影师记录下了这个瞬间。这个照片被称作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并被视作反法西斯的象征,被传遍世界各地。而这个摄影师还有另外一个被广为人知的名字,他叫罗伯特·卡帕,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同时也是现代新闻摄影的奠基人。

之后,卡帕穿梭在日本侵华战争、诺曼底登陆战等等的枪林弹雨之中,甚至他把生命留给了最后一次出发。在越南战场的一次行军过程当中,他不幸踩中了地雷,在牺牲时相机依旧死死的缠在左手。如果你看到卡帕的照片你会发现,可能会无所谓光线构图,甚至任何技巧,甚至会虚焦、失焦,但这丝毫不阻碍他因为真实而伟大,正如他自己的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就这样,近一点,再近一点。他所参与创立的马格南图片社,至今依旧是世界新闻的摄影标杆,一代又一代的摄影师就这样前赴后继的,去记录时代和时代当中的人。他们不做战场上的秃鹰,他们以关心人类为先决条件,有怜悯和人性。

罗伯特·卡帕的名字被载入了历史的名册,但还有一个人,他被称作中国的卡帕,但他在中国摄影史当中的记录不到一百个字,连一个生平介绍都没有。

1937年7月的一天,就是这个25岁的年轻人,他出发了,只带着一条毛毯一把雨伞一个背包,还有一台照相机。他骑着自行车要赶往一个地方,叫做卢沟桥,那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起点。这个人的名字,叫方大曾。他是报道卢沟桥七七事变的第一人,他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同时还写下了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他的照片撕下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伪善面孔。但是两个月后他失踪了,在发完最后一篇新闻报道之后,再有没有他的消息,在之后的漫长岁月当中,一个战地记者的名字,从此消失在时间的浩瀚当中。

直到六十二年后,又有一个29岁的年轻人出发了,他是一个电视台纪录片的编导,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收到一份传真,上面写着“方大曾”这个陌生的名字,他知道方大曾的家人那还留存着837张摄影底片,在没有任何的新闻线索,没有报送新闻选题,甚至没有经费的情况之下,他决定要出发,去寻找方大曾。

这是冯雪松他一生当中,最长的选题。他为了找到那微乎其微的线索,在图书馆当中一待就是四个多月;他走遍了所有方大曾可能到过的地方,行程超过四千多公里;他见了那些正在慢慢消失那段记忆的亲历者。他说:“好像是在追一条断尾的新闻,但其实是在抢救一个逝去的历史。”他不仅要对一个家族交代,还要对一个民族交代,一寻就是十六年。

从一部纪录片到一本专著,再到一个纪念馆,这个在中国摄影史上不足百字的人物,终于在淹没了七十多年后重新被推到历史的前台,列入中国名记者的名录。虽然我们现在依旧不知道方大曾当时的生死,但我们终于在冯雪松的找寻之下,触摸到这个战地记者小方的模样,他有着罗伯特·卡帕一样的棱角,他关切最底层的民众,他为民族的危亡奔呼。在那837张底片当中,可以看到烽火连天下的具体面孔,同时,还有目光坚毅下的时代轮廓。

今年,恰好是七七事变的八十年。八十年的那头,方大曾为一个国家的生存状态留下了历史底片;八十年的这头,冯雪松为一个民族的战争记忆,寻得了信念标杆。两代记者用知与行,在时空当中产生了奇妙的联系,让我们能够相信:出发去践行理想,就不怕被遗忘,因为总有人会把你追寻。也不要去害怕,因为只要出发,去寻找信仰,就不怕被冷淡,总有人会把你铭记。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四个字,是阳明先生在五百多年前提出的。这四个字,我觉得有知不难,有行亦不难,难就难在这个一字,从一而终的一。

我们不缺乏头上思想的闪光,也不缺乏脚下前行的冲动,但真正难能可贵的,是一直坚挺的头颅,和脚下一路无悔的脚步。

认知,是在所有的出发之后的,良知,是在所有的感受之后的,真知,是在所有的实践之后的。从罗伯特·卡帕到方大曾再到冯雪松,三次的出发都如此的毅然决然,从那台三十五毫米相机再到摄像机,再到现在VR、AR等等的摄影设备,镜头的精度系数在改变,时间在迁移,但是镜头当中的焦点依旧是真的本性,构图当中的黄金分割依旧是人的尊严,取景框背后的头和按下快门的手,就是一种知与行的统一啊,知行合一,一直都是如此朴素而真诚。

回到两年前,我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我说:“这个舞台最可贵的,是上台前的那五个字:你说我们听,只有在座各位默默的聆听,才使得我们的话语掷地有声。”两年后,我回到这里,发现有更加可贵的五个字,不在上台之前而在下场之后,我说,且有行。是行动,真正让我们的话语掷地有声的。

演讲稿分享:95后联合国实习青年〈大国青年〉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出一道简答题,聊一聊你心中的中国。可能很多人会跟我一样,首先先愣一下,然后说:“中国是一个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有着十三亿人的大国。中国是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一个文明延续至今的古国,更是一个在过去四十年发展中飞速成长的一个世界强国。”但是对于我而言,中国更是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情绪。

最开始的时候,中国给我带来的情绪,是一种激动。

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国外读高中,老师和同学们经常会问我一些很无厘头的问题。他问我:魏畅,你们中国有手机吗?你们那有星巴克吗?你们那是不是全部都是自行车?有一次老师上课的时候,甚至跟我说到:“中国虽然GDP那么漂亮,但是,是不是只有北京上海才是大

城市,其他地方都是农村?”我当时很愤怒,我说:“老师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拿出了我山城重庆家乡的照片,我说:“同学们请看,这是我的家乡重庆,它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但是如你们所见,它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中国也有非常多的三四线城市,现在在现代化的建设上也走的越来越好。北京、上海更加是出乎了你们的意料。”接着,我的情感慢慢变成一种自豪。我大四的时候刚刚进入联合国实习,第一天,我非常地紧张。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埃塞俄比亚的同事,她对我非常的照顾,她总是手把手地带我做了工作的所有的事情。我觉得,她怎么可以对我这么亲切,这么好?我说:“Seble啊,你对我也太好了吧,你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她说:“因为你是中国人”。她接着又给我讲了她的故事,最开始她刚考上意大利的大学,她和家人只能通过书信交流。因此,她经常会因为对家人的思念感到惆怅,她甚至想着要放弃学位回到家乡。但是这个情况,在第二年得到了改变。随着中国和埃塞俄比亚的合作,埃塞俄比亚的通讯设施越来越好,手机用户也从五十万变到了两千万。Seble的家里面也有了第一部手机。通过那部手机,她可以和家人进行沟通。她说如果没有那部手机,或许她已经回家了,更别谈她之后追梦联合国。

我一直都知道中国发展的很好,但是没有想到,我们已经可以达到如此的立己达人的这样一个状态了。

还有一次,是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在去年联合国大会的会议厅上。很多领导人走来的时候会显得些许的有一些冷清,因为大家还不认识他们。但是,当我们中国的领导人走近演讲台的时候,很多工作人员和我一样发自内心的拍起了掌。当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站在讲台上的那一刻,我看见很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小跑到他们的座位上坐下来,因为他们生怕漏听掉了一句。

每年在春节的时候联合国的大屏上总会写着很大的“祝全球人民春节快乐”,联合国秘书长也会用中文来录制一个“祝全球华人春节快乐”,这让我感受到了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的中国文化

文化影响力。

我现在正在哥伦比亚学习国际政策,我们有一堂课叫做“国际政策定量研究”,我们这堂课上有二十个人,老师把我们二十个人分成了四个小组,让我们进行选择,选择一个国家

作为定量来进行研究,十五个人都选择了研究中国,搞得我们教授说:“我们这是一个国际教育研究课,不是一个中国教育研究课。”我当时很无奈呀,只有把学习中国的这个机会给了别人。

然而这种无奈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在上个月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刚刚举办完了中美合作经济论坛。在这个论坛上我负责接洽一些中国的企业家,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我和们聊到:“你们觉得这次论坛做得怎么样啊?”他们说:“别提了,这次论坛本来我们是来听一听国外的一些思想,学习学习他们的理念的,但是他们讨论的全部都是中国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以及下一步中国又将如何影响着世界,然而这些我都已经听腻了。”

他们是听腻了,我倒是挺开心的。因为过去我们总说要向国外学习一些先进的发展经验,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