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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阴农行一支行行长孙峰被红色通缉，曾向企业主融资用于高利贷；出境手续齐全，警方正调查中孙峰目前被公安部红色通缉令全球追捕。
出逃前，他是农行江阴市要塞支行行长。
根据记者调查，孙峰利用其基层银行行长的身份、对资金市场供需信息的掌握，从事高利贷活动，以月息2分（2%）左右借入，以6分到1毛放出，牟取暴利。
孙峰出逃前被疑资金链已断裂，炒期货亏损或是原因之一。
此外，一名涉嫌融资亿元的当地企业主被抓，被认为是孙峰出逃的导火索。
银行行长外逃也暴露出银行内部监管问题。
目前江阴警方正对案件进行调查。
举家离境3个月后，孙峰携巨款出逃的消息公布。
江苏无锡市公安局3月25日发布消息称，江阴农行要塞支行行长孙峰“以个人名义先后骗取多名亲友借款1亿余元。
去年12月28日举家潜逃境外。
目前，公安部已发出红色通缉令”。
今年35岁的孙峰，不到30岁时就出任基层支行行长，曾被当地农行系统内称为“最年轻、最有才华、最有前途”的基层行长。
孙峰去年12月28日与父母、妻子和一对儿女举家泰国游，后“去向不明”。
“谁能想到他会逃呢？他是行长，我不信他也信银行啊。
”3月29日，江阴市周庄镇一纺织厂老板张凯（化名）如此感慨。
去年10月下旬，在江阴农行要塞支行行长办公室，他一次性借给孙峰1000万元，约定月息1分5，利息每月一结，本金年底收回。
张凯说，两个月没收到利息，今年1月初，他去找孙峰要本金，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元旦以后就没见行长上班，手机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状态。
张凯随即报警，此时他才知道孙峰已外逃。
张凯称，去年12月27日他还打了孙峰手机催要本金和利息，孙峰说：“肯定没问题，年底把本金利息一并给你，我这么大一银行行长还能骗你？”银行行长“借钱”孙峰借款的企业大多在农行有贷款，一企业主说“我们不敢得罪银行”“孙峰的钱追不回来，真的没法活了。
”张凯说自己的工厂因资金紧缺，产销陷入困顿。
他称，在借钱给孙峰前，并不认识孙，只知对方是江阴农行要塞支行行长。
红色通缉令知多少公文命令什么是红色通缉令全球最大的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是规模仅次于联合国的第二大国际组织，共有190个成员国。
经由该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缉令，被公认为是一种可以进行临时拘留的国际证书，它的通缉对象均是有关国家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犯。
红色通缉令是国际刑警组织成员要求他国协助侦查犯罪时发放的七种国际通报之一，因通报左上角的国际刑警徽为红色而得名，属最高级别的紧急快速通缉令。
20xx年4月22日，按照天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力度;10月，四川省首例百名红色通缉令外逃人员朱振宇归案;11月1日，百名红通人员赵汝恒被缉捕并押解回国;11月8日，116专案成功劝返3名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在逃人员。
20xx年1月1日，百名红通10号嫌犯裴健强被抓获归案;2月6日，百名红通第41号嫌犯付耀波被抓获归案;11月12日，闫永明回国投案自首;11月16日，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这是第37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中纪委将再发布红色通缉令近日西藏检察机关在陕西西安抓获一名潜逃多年的贪污犯罪嫌疑人黄海。
20xx年至20xx年，黄海在担任西藏自治区卫生厅后勤服务中心出纳期间，涉嫌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并于20xx年潜逃。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党的以来，党中央不仅高度重视抓捕境内潜逃贪污犯工作，同时进一步加强海外追逃追赃工作。
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成立省一级追逃办。
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推进，当国内反腐之笼越扎越紧之后，一些贪官不断感受到反腐压力，倾向于选择失联策略，企图一走了之，把境外作为避风港和安乐窝。
从20xx年的猎狐到20xx年的天，中国政府多次释放将海外追逃作为中国反腐第二战场的强烈信号，在海外追逃、追贪的行动上更为积极，成效也日益显现。
20xx年4月22日，中国首次公布百名全球追逃红色通缉令。
观《红色通缉》有感5《红色通缉》一集一集看下来，深入人心，越发觉得：腐败，是侵蚀我党根基的致命因素；贪腐之人，是共产党人中的蛀虫。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唯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置于阳光的照耀之下，才会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魄力，才能让贪腐无处遁形。
邓小平同志说人民创造历史。
回顾历史往往给人以启迪，让人铭记教训。
人民赋予了政府权力，领导干部出现贪腐、权力膨胀现象，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损，反腐无疑是一记重拳，为共产党人敲响声声警钟。
反腐工作，如同治水，无论是大禹治水还是李冰父子的都江堰，都是以疏为主，以堵为辅，因势利导，借势发力。
再回到今天的南水北调工程，更是顺应河道的流向，本着疏通为主方式，加以堵塞方面的辅助，才实现了今天的伟大进展。
反腐工作的高压态势和一剂又一剂的猛药，以及自上而下的自查自纠，都是从发现问题的层面解决问题，这都是堵的手段，是解决的不敢腐、不能腐的问题。
若是能从疏导的方面着手，让广大党员干部从根本上不想腐、不愿腐，才能在反腐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效。
广大党员干部提升自我修养是疏导的关键因素，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心全意的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奉献中去，依靠信仰的力量去屏蔽来自各方面的诱惑。
廉洁的社会风气便是反腐之水的河道，唯有不受了享乐、奢靡之风的干扰，才能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之中保持自我的航向，向着更高更远目的地进发。
建立公平公开的办事机制是疏导腐败的良药，群众所办之事均公平公开，无漏洞可钻，各级领导干部能依法依归的开展各项工作，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将“腐”水拒之门外，避免污染一汪“清”水。
同时，建立公正有效的考核竞争机制是反腐工作的重要一环，对干部考核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对干部竞争有明确的竞争机制，公平公正的进行考核，任人唯贤，真正解决干部考核和晋升途中的腐败问题，方能让“清”水在自己的河道上走的更加顺利，长远。
反腐工作，如同治水，疏导是顺势而为，接力发力，并运用各种强力手段加以堵塞，并能让我们的干部越来越“清”，让我们在反腐之路上，走得更高，走的更远。
起底程慕阳：曾与年轻女演员相恋有过武警军官证温哥华房地产开发商迈克尔·慕阳·程近照。
他被证实和红色通缉令上的程慕阳为同一人。
程慕阳出生于1969年11月，江苏苏州人，是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2000年逃往加拿大，此次因贪污、窝藏转移赃物被通缉。
屡获殊荣的地产界富商、负案潜逃的犯罪嫌疑人，当这样两个迥异的身份标签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他注定会被推到舆论的中心——2015年4月底，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发布100份红色通缉令，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赫然在列，涉嫌罪名为贪污、窝藏转移赃物；几天后，加拿大温尼伯地方法院确认，温哥华房地产开发商迈克尔·慕阳·程就是程慕阳！很快，程慕阳逃亡加拿大期间的真实生活，以及早年在国内的“非典型发家史”，都成了人们探究的对象。
带着这些疑问，《环球人物》记者在加拿大及河北省展开调查。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寻找到程慕阳曾经的合作伙伴、当年案件侦查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士，在他们的讲述中厘清了一些曾被忽略的细节，程慕阳原本模糊的形象也变得日渐清晰。
打造地产商业帝国程慕阳的真实身份曝光后，有传闻称，其有意委托以善打“贪官及难民官司”著称的、前赖昌星辩护律师大卫·马塔斯替自己进行辩护，但《环球人物》记者在加拿大当地多方核实，并未发现任何消息可证实此事。
目前，代程慕阳“发声”的仍是其辩护律师大卫·伦尼。
5月2日，伦尼发表公开信称，程慕阳是一名合法商人，“通过自己努力在卑诗省低陆平原开发或正开发10多个房地产项目”。
据《环球人物》记者了解，程慕阳是在1996年以投资移民的方式，带着妻子及4岁的长女程颂莲从香港移民加拿大的。
如今，他们一家居住在温哥华西区橡树岭社区，3个儿女就读的都是该地区著名私校。
其中，程颂莲曾就读于号称“卑诗省最好私校”的约克豪斯，毕业后考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目前为一年级学生。
2002年，程慕阳在温哥华注册开办了慕阳国际公司，公司办公地点位于列治文市中心3号路附近的一座二层小楼。
时事：中国首次公布百份全球追逃红色通缉令（学习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学校：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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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通缉令追捕美女高管————————————————————————————————作者：————————————————————————————————日期：红色通缉令追捕美女高管-法律红色通缉令追捕美女高管上海泛鑫保险代理公司美女高管陈怡携款外逃一案备受关注。
案发后，上海公安积极调查取证，2013年8月17日通过公安部发布红色通缉令，确定目标潜逃斐济。
公安部和上海公安立即成立境外缉捕小组，经过60多个小时紧急行动，最终在陈怡与男友即将离开斐济前10分钟将两人控制，当场查获近千万元财物，并将两人押解回国。
向190个国家发出红色通缉令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副总队长戴新福是这次抓捕小组的成员之一。
在他看来，这次抓捕用“惊心动魄”形容并不为过。
“从确定陈怡和男友在斐济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和时间赛跑，克服各种困难，赶在陈怡离开斐济前1 0分钟将其抓获。
”戴新福说，如果稍微晚一点，可能就失之交臂，再要抓捕就可能大费周章。
8月12日傍晚5时许，上海保监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擅自将寿险产品变造为固定收益理财产品，并对外销售，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怡、公司顾问江杰已离境，有携款潜逃嫌疑。
接到报案后，上海市公安局连夜开展了对泛鑫公司相关人员的调查取证。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迅速成立专案组，以涉嫌非法吸收存款犯罪立案侦查。
经过5天的侦查，专案组逐步摸清了犯罪嫌疑人的出逃轨迹：两人于7月24日至香港，停留5天后于28日飞往韩国，当晚即乘飞机飞往斐济。
8月17日，在专案组的提请下，公安部发出红色通缉令，向全世界190个国际刑警成员国发布协查通报，并特别对斐济及其周边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进行情况通报。
8月17日下午，公安部会同上海公安组成11人境外缉捕工作组前往斐济，展开长达60余小时的万里大追缉。
多次转机抵斐离境1 0分钟前截人境外缉捕工作组成员分别由京沪乘机飞抵香港汇合，却由于突发情况未能赶上香港至斐济的最后一班航班。
我国红色通缉令缉拿100名外逃人员（全部名单）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 按照“天网”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近日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力度。
红色通缉令是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国际通报，其通缉对象是有关国家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犯。
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十分重视同成员国执法机构的合作，多次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
这次集中公布的100人包括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都是涉嫌犯罪、证据确凿的外逃人员，已经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正在全球范围追捕。
中方通过国际刑警等渠道提请有关国家执法机构加强合作，协助将有关嫌疑人缉拿归案，并表示这次公布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今后对于涉嫌犯罪的外逃人员，依然要发现一起、通缉一起。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全球通缉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是“天网”行动的重要措施，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追逃。
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集中公布了100名外逃官员的名单和详细身份信息。
据介绍，这份名单是按照“天网”行动统一部署，由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近日针对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集中公布的红色通缉令。
广东15人在列。
据了解，这是我国首次集中公布百份“红色通缉令”。
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傅奎称：公布了百名，并不等于说外逃的腐败分子就这些，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正在对有关证据的核实和调查，今后还要视情况，有可能还要集中公布。
据介绍，红色通缉令是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国际通报，其通缉对象是有关国家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犯。
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十分重视同成员国执法机构的合作，多次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
这次集中公布的100人包括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都是涉嫌犯罪、证据确凿的外逃人员，已经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正在全球范围追捕。
中方通过国际刑警等渠道提请有关国家执法机构加强合作，协助将有关嫌疑人缉拿归案，并表示这次公布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今后对于涉嫌犯罪的外逃人员，依然要发现一起、通缉一起。
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的相关负责人称，收到通报红色通缉令的国家，一些可以帮忙找到监控逃犯的下落，还有些可以按照红色通缉令禁止入境、不发签证、禁止开设银行账户等强制措施。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全球通缉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是“天网”行动的重要措施，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追逃追赃效率。
当前，追逃追赃的力度逐步加大、方式不断创新，一张追捕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正在形成。
我们将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执法合作，充分运用各种资源，使腐败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坚决把他们抓回来绳之以法。
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傅奎介绍，去年以来，中央纪委官方网站也开通了针对外逃人员的网络举报渠道，其后收到不少来自海内外的举报，非常有价值。
红色通缉令中的“熟面孔”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5年第14期“中国第一女巨贪”杨秀珠百人通缉名单中，排名榜首的便是多次见诸报端的“中国第一女巨贪”杨秀珠。
此前，曾有杨秀珠己被缉捕回国的消息，但后来被辟谣。
2003年4月20日，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携女儿、女婿及外孙从上海途经新加坡出逃美国。
2004年2月，浙江省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据了解，杨秀珠己在荷兰被拘捕，但因荷兰和中国没有缔结叔边引渡条约，一直没有引渡回国。
据温州市纪委2004年的通报，杨秀珠已被查清的涉案金额为2 532亿元。
己追回金额4240多万元，冻结7000多万元的资金或房产”。
杨秀珠一案被定为特大贪污受贿案，在中国涉案外逃的官员中处醒目位置，曾引起中国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
河北原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背上红色通缉令的外逃者中，不乏许多贪官的亲属。
在2014年8月就己受到红色通缉令通缉的程慕阳，因系已故河北原省委书记程维高之子而备受关注。
程维高的籍贯为江苏苏州，1949年8月起先后在江苏、河北等地工作，曾任江苏常州市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河北省长、省委书记等职，是中共第13至15届中央委员。
程维高于2003年落马。
这年8月，中央纪委宣布开除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的党籍，并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
程慕阳和他的父亲一同出现在中央纪委的通报中：“经查，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程慕阳早在2000年便已外逃至加拿大。
外逃前，他的身份是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香港佳达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伟哥之父”闫永明闫永明别名刘阳，公开报道称，他拥有3个身份证号。
而闰永明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中国伟哥之父”。
1992年6月30日，闫永明和他人一起出资成立通化三利化工公司（以下简称“三利化工”）．注册资本为4 6亿元人民币，其中闫永明个人占96%，成为通化乃至东北地区屈指可数的亿万富翁。
头条新闻·HEADLINES哪些人上了《红色通缉》榜单文｜方圆记者 王丽2019年1月10日至14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五集电视专题片《红色通缉》。
《红色通缉》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专题片，反映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
该片彰显了党中央“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红色通缉》选择了16名外逃人员作为追逃典型例子；那么，哪些人员上了《红色通缉》的榜单呢？他们又有哪些匪夷所思的“传奇”经历？其间，杨秀珠曾拒绝回国，甚至说：“死也要死在美国”，然而2016年11月15日，杨秀珠却放弃自己在美国的政治庇护申请，主动回国投案20杨秀珠曾声称“死也要死在美国”杨秀珠在“百名红通人员”中名列榜首。
杨秀珠是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涉嫌在土地开发、项目推进、建筑面积增加、配套费减免等事项上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同时涉嫌贪污公款，于2003年4月出逃，历时13年7个月，先后逃亡中国香港、新加坡、法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2005年6月，荷兰警方应中国的要求，拘捕了杨秀珠，但杨秀珠提出上诉，并申请避难。
自2005年到2014年，杨秀珠案在阿姆斯特丹法院等荷兰多家法院多次审理，后杨秀珠逃往美国。
2015年6月9日，杨秀珠“违反签证规定”案在美国曼哈顿移民法庭开庭。
其间，杨秀珠曾拒绝回国，甚至说：“死也要死在美国”，然而2016年11月15日，杨秀珠却放弃自己在美国的政治庇护申请，主动回国投案。
2017年7月28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杨秀珠贪污、受贿案。
杨秀珠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2017年10月13日，杨秀珠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80万元，追缴贪污、受贿所得人民币2640万元。
闫永明82分钟内输掉了近500万新西兰元“百名红通人员”第5号闫永明是吉林通化金马药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涉嫌侵占公司资金约1.8亿元人民币，涉嫌职务侵占犯罪，被吉林省通化市公安局立案，于2001年11月化名“刘阳”潜逃往澳大利亚，随后逃亡新西兰，并以虚假身份取得新西兰国籍。
“红色通缉令”背后你所不知道的5个真相
近日，官方公布了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人员名单，掀开中国打击“外逃人员”的冰山一角。
这是2015年3月中国启动的“天网行动”的一部分，引人瞩目。
“红色通缉令”上的百人名单，跨越地域、领域和不同级别，是中国“外逃人员”群体的缩影。
智谷趋势对“外逃人员名单”进行独家数据分析，向你揭示隐藏
在数字背后的一些信息。
数据分析发现，在人员外逃到发布通缉令的时间间隔上，2012年11月十
八大之后出现了明显变化。
十八大前，从人员外逃到发布通缉令的平均时间间
隔为29个月，十八大之后间隔缩短为9个月。
这说明，以十八大为节点，中
国对“外逃”事件的应对大大提速，反腐体制资源得到充分的动员。
1近五年外逃人数占一半
名单中涉及人员出逃时间的跨度极大（1996—2014），共19个年头。
根
据数据统计，名单上的出逃人员数量在2010年后遽然加大。
百人名单上共有4
9人在2010－2014年间出逃，占名单总人数将近一半。
图表来源：新浪
名单中26位外逃的党政机关人员中，有12人在最近五年外逃，也接近一
半的比例。
这正符合了《财经》杂志2013发布的《中国“裸官”报告》的判断：中国进
入了“贪官外逃高发期”。
为数不少的贪官在外逃前已将财产及亲人转移到国外，这部分人的行为构
成“裸官”现象。
与中国进入“贪官外逃高发期”相伴的，是高层开始重视问题的严
重性，频频出台政策大力度打击“裸官”。
本次“红色通缉令”的面世，折射出中国贪官外逃加剧与官方强力遏制之间
的胶着。
由于如今资本性外逃增多，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金融稳定和市场安全；而且外逃官员数量激增，级别越来越大，动摇民众对社会治理及国家前景的信心。
2能源矿产类企业外逃人员较多
若按外逃人员涉案单位分类，百人名单中企业人员为54人（不包括金融机构，下同），占比超过一半；公职人员为26人，超四分之一。
54宗企业人员外逃事件在各时间点均有发生，但两个时间段构成了外逃的
小高峰。
1998—2003年是一个高峰，共有15名企业人员出逃；从2009—201
4年，共有33名企业人员外逃，构成另一个高峰。
公务员外逃的高峰也集中在
同一个时期，26个外逃公职人员中有18人是在2007—2014年间外逃的，占
比70%。
据智谷趋势统计，能源矿产系统的外逃人员共有14人，房地产系统的外逃人员共有4人，进入2009年后，这两个系统的外逃人员共计13人，占两系统
总人数的72%。
能源矿产与房地产行业这几年一直属“暴利”领域，成为滋生腐败的重灾区。
3出逃人员最多的银行
本次“红色通缉令”上，曾在金融单位任职的人员有15人，其中，银行人员
有9人。
金融系统是“人员外逃”的多发区，银行则是“金融系统外逃”的重灾区。
出逃的9个银行人员中，有3位是中国银行、3位是中国工商银行、两位
是中国农业银行，还有一位是交通银行。
9个银行系统出逃人员中，有4个人属于银行分行的一把手，他们分属于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在时间分布上较为分散，分别是1998
年、2001年、2007年和2011年。
这说明，中国的银行“人员出逃预警系统”存
在普遍性的漏洞，仍有待完善。
4交通系统7人上名单
智谷趋势统计发现，交通系统共有7人上榜，分属于海事、高速公路、铁
路等运输系统，人员身份较为多样，包括出纳、财务主任、总工程师、总经理
等等，其中一共有3位出逃人员的职位与财务直接相关。
在时间分布上，交通系统有4起外逃事件发生在1998—2002年期间。
这
期间，正是以高速公路建设为代表的交通项目“大跃进”阶段，巨额的建设投资
流入到了交通系统。
2002年出逃的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黄玉荣的案例颇具标本意义。
黄玉荣的弟弟黄裕陵曾是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院长、丈夫石发亮曾是河南省交通厅厅长，而黄玉荣曾任河南省交通设计院办公室主任。
黄玉荣家族通过裙带关系把持交通系统，借用工程大肆敛钱。
黄玉荣任副董事长的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是河南省交通厅管辖的国有企业。
当黄玉荣预感要出事后，通过提前办理的各种手续，潜逃出国了，其子也提前移民美国。
根据财经杂志的《中国“裸官”报告》，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外逃贪官呈现出“筹划时间长，准备精细；妻儿在案发前移民国外；外逃公职人员以国有企业负责人为主”的典型特征。
因此说，2002年发生于交通系统的黄玉荣案件具有典型的标本意义。
5十八大后发布通缉令更快速
从出逃到发布通缉令的时间间隔，我们可以窥探“人员外逃”反应体制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在名单上看，从外逃时间到发布通缉令的间隔长短不一，短的在出逃当月即被通缉，如中储粮河南周口直属库主任乔建军；而间隔时间最长的则是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香港佳达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程慕阳（2010年去世的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之子），程慕阳2000年8月因贪污、窝藏转移赃物而潜逃加拿大，但他的通缉令是在14年后的2014年8月27日才发出的。
统计数据显示，百名出逃人员从出逃到被通缉的时间间隔大约为2年。
不过这种时间间隔在十八大之后急速缩短。
在十八之前，从人员外逃到发布通缉令的平均时间间隔为2年5个月，而在十八大之后，时间间隔缩短为9个月。
2012年11月8日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的反腐态势长期保持高压，这种高压也非常直接地反应在通缉令的发布速度上。
从散点图可以看出，2012年后的通缉时间普遍缩短。
此外，在十八大之后外逃的25人中有12人在外逃后半年内即被发布通缉令，比例高达48%；而在十八大之前，75个外逃人员中仅有15人在外逃后半年内被发布通缉令，比例仅为20%。
这很好的说明，中国的“人员外逃”预警机制得到升级，高层追赃追款的措施初见成效。
十八大前，20%的外逃人员在半年内被发布通缉令
十八大后，48%的外逃人员在半年内被发布通缉令
从“红色通缉令”看，名单上共有25人在十八大之后出逃，占名单总数人1/ 4，其中包括17名企业人员、2名金融机构人员和6名公职人员。
这六名外逃公职人员，从外逃时间到红色通缉令发布时间的平均间隔大约是7个月，低于平均时间间隔。
这表明，经过一系列的反腐组合拳，我国“贪官外逃”的应对机制可能得到加强。
然而，挑战依然巨大。
《中国“裸官”报告》指出，中国裸官外逃的特征在近几年开始出现新变化，呈现新特征，包括：
一、携款数额陡升，向过亿元方向发展，其中资本性外逃增多，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金融稳定和市场安全；
二、外逃人员中官员数量激增，且级别越来越大；
三、追赃和追捕难度越来越大，迫切需要加强国际反腐司法协助。
观察中纪委和中组部的一系列通知，十八大后，中央已经意识到贪官外逃的严重性并加以重点整治。
在一系列的政策中，最具标志性、也可能最具实效的动作是2014年2月中央组织部正式规定，今后，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等领导成员岗位在内的5类岗位，将不得由裸官担任。
现任岗位上的裸官，要么由其配偶(没有配偶的由其子女)主动回国，要么接受岗位调整。
若非“裸官”现象有恶化趋势，否则中央无以祭出此釜底抽薪之法。
整治外逃贪官，中央的办法可归结为堵和抓。
本次公布“红色通缉令”，便是中纪委欲发动全民力量，吹响追逃追赃的集结令，声势之大，力度之强，前所未有，效果可期；然而，治本之策还在防范于未然，这有待于反腐制度的及时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