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200503--山东莒县东莞出土汉画像石_刘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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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画像石[精彩]画像石:指在石料上雕刻平面图像的石刻艺术,盛行于西汉至唐,多见于墓室、祠堂。
在雕刻技法上有阴线刻、浅浮雕和凹雕等。
画像石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诸如生产劳动,历史故事,乐舞杂技,车骑出行,建筑,天象等,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汉代画像石汉代画像石汉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
其经济、文化、艺术都比较发达。
汉代的图画是汉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常常绘制在丝绸、陶器、漆器、墓壁上,也雕刻在石块上。
雕刻有画像的石头,考古界即称之为画像石。
平阴县画像石墓葬众多。
已发现著名的有新屯汉墓群(西汉),孟庄汉墓群(东汉),东阿阿胶厂汉墓等。
已发掘的有平阴实验中学晋墓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和新屯西汉墓画像石,已运保至县博物馆收藏。
其一,平阴实验中学出土的画像石,来源于汉代的祠堂,晋人拆除后改造为墓葬石椁。
其内容非常丰富,四周是穿璧纹、菱纹,中间有胡汉战争、神怪故事、历史人物故事、现实生活及其它祥瑞画。
胡汉战争的图象在最上层,双方使用不同的武器,穿着不同的服装。
汉方士兵用长戟、剑盾、弓箭,身着铠甲、戴冠;胡方也使用弓箭,戴尖顶帽,着武士服。
两军对峙前方均为手持兵器和盾牌的步兵;其后为鹿车等;其中一胡人倒地,首级滚落一旁。
神语故事有伏羲、女娲等。
其它图案有百戏(杂技),掷倒伎、人面连体兽、轺车、辎车、阙、观、娱乐性狩猎、玉兔捣药、抚琴等等不一而足。
另一组画像石是从新屯发掘运保来的西汉画像石,为完整的一个石椁墓。
除接地的一面外,其余五面用五块石板,凿以铆榫扣结相连,内侧有画像。
除车马人物、阙、观外,一条巨龙赫然而上,象征着墓主人生前的英雄形象,但与我们现在所见龙的图案迥异不同。
趣话汉代画像石汉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是汉代大多没有留下名字的民间艺人雕刻在墓室、棺椁、墓祠、墓阙上的以石为地、以刀代笔,融合绘画、雕刻、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的石刻艺术品。
两汉一统天下400 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时国家兵威远盛,蒸蒸日上,开疆拓土,富足强大。
雕刻艺术:画像⽯画像⽯ 汉代盛⾏的画像⽯,是⼀种特殊的浮雕形式:以⼑代笔,或阳刻,或阴刻,或两者结合,还有浮雕的形式,或者浮雕与刻划相结合,可谓雕中有画,画中有雕。
画像⽯通常是作为建筑装饰,镶嵌在祠堂、陵阙、更多是墓室内的门侧的砖室上。
汉代画像⽯对于研究汉代的建筑、雕刻、绘画具有很⼤价值,作为雕刻艺术形式,上承先秦青铜艺术,下开两晋南北朝雕刻艺术的先河。
画像⽯的分布 画像⽯的规模和艺术⽔平,体现了墓主⼈地位的显贵,⼤多集中在经济富庶,⽂化发达、附近⽯料充⾜的地区。
汉画像⽯墓以河南、⼭东、陕西、⼭西、四川、江苏、安徽等地区为多。
⼭东是古代⽂化发达的地区,汉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庄阴阳五⾏、历史神话等交织在⼀起,成为画像⽯表现的主要内容。
画像⽯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有反映庄园、车⾏、聚会、宴饮、战争、乐舞、杂戏、作坊、狩猎、⼿⼯劳作等现实⽣活场⾯,还有描绘禽、兽、鱼、⾍、⽇、⽉、星、⾠、⼭川、草⽊等⾃然景物以及各种建筑的图形与装饰图案。
风格质朴厚重,劲健秀美。
河南南阳画像⽯主要描绘的是神话⼈物、祥瑞禽兽及星宿图像等,如伏羲、⼥娲、东王公、西王母、仙⼈,以及⾦乌负⽇、⽩虎星座等。
画⾯在表现⼀个故事时,以横向分布为主,造型的运动感极强,具有蓬勃的野性和⽣机,风格豪放古拙,泼辣有⼒,恢宏⽽博⼤。
四川的画像⽯形制多为长⽅形,有的以数条组合为⼀个宽阔的画⾯,好像今天的宽银幕,如《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都有两⽶长。
有的画像⽯合计长11⽶之多,描绘了车骑出⾏、杂技、宴乐观舞、农作、庖厨及历史故事等。
与其他地区⽐较,四川画像⽯精巧活泼,纯朴⾃然。
徐州是中国汉画像⽯集中分布地之⼀。
徐州出⼟的汉画像⽯与南京六朝⽯刻、苏州明清园林并称为“江苏三宝”,其题材⼴博,内容丰富,有反映现实⽣活的车马出⾏、对搏⽐武、迎宾待客、建筑⼈物、男耕⼥织;反映神话传说的有伏羲、⼥娲、炎帝、黄帝;表⽰祥瑞的有青龙、⽩虎等。
汉代建筑明器研究【内容提要】本文选取汉墓中出土的建筑明器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出土环境、视觉表现、制作技术,以及与墓葬中其它元素的关系,试图去发现这些明器在表现什么、如何表现、为何如此表现。
通过对其墓葬属性和表现形式的考察,本文主张将建筑明器看作观念的建筑和表现建筑的艺术形象。
【关键词】建筑明器汉代墓葬美术建筑观念古墓中随葬的缩微建筑模型被称为“建筑明器”。
两汉最盛,材质以陶居多,另有少量铜、石、木。
“建筑明器”是总称,包括不同功能的各种建筑模型,常见的有仓、灶、井、厕(圈)、房屋、楼阁、院落等。
因大部分为陶制,常被称为“陶楼”、“陶屋”[1]。
汉代建筑明器出土范围很广,基本类型也较一致。
地域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南、北方建筑传统的区别上,例如,岭南地区出土的陶屋多为干栏式建筑,还出现了陶船,这是北方没有的情况。
从诸侯王墓到中小型墓皆有建筑明器出土,中小型墓随葬建筑明器的现象更为普遍。
至于墓主的身份,陈直认为,明器还是中小资产者所用,一般平民未必用得起,都城长安的陶灶一具需要二百钱,配置一套明器下来,少不了一千钱,要折合十石米价[2]。
沂南汉墓前室东壁的横额上是一幅祭祀图(图一),祭祀人群的右下角放着一座小房子,发掘报告称“其小不能容人”[3]。
国庆华认为这是前来祭祀的人带来赠与死者的明器陶屋[4]。
上文提到,长安一具陶灶需二百钱,有的陶灶范上还有“买者大富贵”的文字[5]。
如此看来,建筑明器是一种流通的商品,到墓中才有了它的主人。
对建筑明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学和建筑学两个领域。
不同学科处理材料的目的和方法不同。
考古学的研究多采用类型学的方法,考察建筑明器反映出的汉代社会生活,以复原历史为目的。
建筑学则试图通过这些材料复原汉代建筑的技术和结构,用以弥补汉代建筑实物的缺失。
然而建筑明器作为随葬品,由于不同的创作目的,与现实建筑之间存在距离。
本文关心的是建筑明器反映出的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要透过明器还原汉代现实生活。
民族艺术研究Research on National Art议山东汉画像石造型风格林燕(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0)摘要: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其中就包括了汉画像石。
汉画像石是指雕刻在墓室祠堂等建筑上的各种艺术石质结构,这种艺术大多用于丧礼。
由于汉代时期的山东地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因此在山东地区分布着大量的汉画像石,这些宝贵的财产为现代科研人员研究汉代时期山东地区的风俗人情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是山东地区独有的财富。
关键词:雕刻;画像;视觉艺术;分析引言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分布密集,数量众多,且历史悠久,持续时间有半个世纪之久,包含了各个种类、不同规模,从简单到丰富,从粗糙到精致,雕刻的内容包括许多领域,汉代时期山东地区的衣食住行风格在画像石上体现的极为详细。
其实不仅山东地区,在其他如河南,陕西,四川等也都发现了许多的画像石,但由于山东地区的地理位置,相较于其他省份更加优越,省内平原面积广阔,适宜人类居住并且靠近海洋,人民的生活水平较高,有充足的物力财力对死者实行厚葬。
因此,规模庞大,数量众多,规格极高的画像石也随之诞生了,并以极快的速度在齐鲁大地上蔓延。
一、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一)总体概括同一个地区,不同时期的艺术表现风格是不一样的。
例如在西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石墩上,而到了东汉,更倾向于将画像石雕刻在墓葬和祠堂上。
雕刻手法也不一样,涉及了绘画和雕塑,体现了多种形式的艺术风格。
可以说,山东地区的画像石囊括了我国两汉时期所有的雕刻和绘画艺术。
根据目前已经发现的画像石来看,在山东地区分布并不均匀,大多数分布在济宁和临沂两市,其他地方发现较少。
对已经出土的画像石进行分析以后,可以发现画像石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进步。
首先是雕刻手法的不断提高,从单纯的线条发展为栩栩如生的图像。
然后是雕刻的内容逐渐扩大,从我国传统雕刻以龙、凤、仙人等为主要德题材,发展为囊括当时人们衣食住行各方面内容。
画像石目录[隐藏]画像石内容画像石的雕刻技法画像石指在石料上雕刻平面图像的石刻艺术,盛行于西汉至唐,多见于墓室、祠堂,也有的刻于石碑、石阙、门楣、棺椁等处。
在雕刻技法上有阴线刻、浅浮雕和凹雕等。
阴线刻就是用阴刻的线条表达物体形象。
浅浮雕是把所要表达的物体形象以外的石面普遍凿去 1 厘米左右,使物体的形象凸出石面,凹雕是在物体形象的轮廓线以内凿成凹面的技法。
画像石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诸如生产劳动,历史故事,乐舞杂技,车骑出行,建筑,天象等,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如1954 年在山东沂南发现的一座东汉墓中,共有73 块画像石,布满墓室的主要部位。
其中一块画像石再现了东汉地主剥削农民收取地租的情景:画面左端是仓楼,右端是 3 辆满载粮食的车,车前有两个戴高冠的人袖手坐在长席上,他们是监督收粮食的地主或地主的管家,站在他们面前的 4 个人都是地主家的奴仆,有的忙着扫粮食,有的张着口袋装粮食。
粮食堆旁地上放的大的是斗,小的是升。
又如山东嘉祥武翟山下的东汉武氏祠内的石刻有历史故事,列女故事,孝义故事,神话传说等25 种,有如历史画廊,其中一幅刻画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柱子右侧是惊慌奔逃的秦王,秦王脚下是吓得瘫倒在地的秦舞阳,柱左是怒发冲天的荆轲,他拼力投出的匕首击中了铜柱,秦王的侍从拦腰抱住了他。
柱旁有秦王撕断的衣袖,地面上的匣子里装着樊于期的头颅,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跃然石上。
画像石制造年代: 汉材料: 石规格: 长120厘米,宽52厘米收藏地: 陕西绥德画像石馆介绍绥德画像石古朴稚拙,含义深奥。
代表陕北地区文化特征。
这幅画像石出土于绥德东汉墓,为墓门的门楣。
采用减地浅雕手法创作。
画面上可见有巨大的植物叶纹,空中有飞鸟,一只衔鱼儿的鹤鸟正展翼鸣叫,中心图案为一奔马,一束发人驭鹿而奔,下有大鱼。
奔马四肢细瘦,身体壮硕,极富汉马风姿。
图案喻意概为亡灵在另世中的美好享乐生活。
整幅画像石图案装饰感极强,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使人十分诧异为汉时所作。
山东临淄商王村的东汉画像石评析1. 引言山东临淄商王村的东汉画像石是中国东汉时期(公元25年-公元220年)的一处重要的文化遗产。
它们是以石雕方式呈现的人物形象,不仅在艺术价值上具有独特性,还为我们了解东汉时期的社会、文化和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本文将对山东临淄商王村的东汉画像石进行综合评分,从艺术性、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评析。
2. 艺术性评分山东临淄商王村的东汉画像石在艺术性方面具有较高的评分。
2.1 艺术表现形式这些东汉画像石以石雕的形式呈现,艺术表现形式独特。
石雕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具有浓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
东汉画像石的石雕技艺高超,形象栩栩如生,栩栩如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2.2 艺术风格山东临淄商王村的东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受到了当时社会、文化和审美观念的影响。
它们呈现出细腻、精致、富有装饰性的特点,展现了东汉时期人物形象的美感和审美追求。
2.3 艺术技巧东汉画像石的艺术技巧也是其艺术性的重要体现。
在石雕技艺方面,东汉画像石采用了精湛的雕刻技巧,通过雕琢、镂空、浮雕等手法,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栩栩如生,给人以强烈的观赏体验。
3. 文化意义评分山东临淄商王村的东汉画像石在文化意义上具有较高的评分。
3.1 历史背景东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山东临淄商王村的东汉画像石作为东汉时期艺术的代表之一,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和审美观念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研究东汉时期的历史和文化。
3.2 社会风貌东汉画像石以人物形象为主要内容,这些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
通过观察和研究这些画像石,我们可以了解到东汉时期人们的服饰、发型、姿态等方面的特点,进一步认识到东汉时期社会的风貌和生活面貌。
3.3 宗教信仰东汉时期宗教信仰的多样性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临淄商王村的东汉画像石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可能与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关,通过对这些画像石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东汉时期宗教信仰的一些特点和表现形式。
汉画像石造型与艺术特征作者:尹东云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年第17期摘要:汉画像石是汉代绘画和雕塑艺术的重要载体和主流艺术文化,对其开展相关研究,需以考古学发现作为基础,涉及艺术学、美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内容的深化交融,要采取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提炼。
文章主要围绕汉画像石的造型主题和艺术审美特征进行了总结研究。
关键词:汉画像石;造型;艺术特征DOI:10.20005/ki.issn.1674-8697.2022.17.0250 前言汉画像石是将绘画与雕塑艺术实现有机融合的艺术形式,之所以称为画像石,是因其整体艺术形态和绘画非常接近。
汉画像石是墓葬中的重要装饰,其将生动形象的写实和想象空间相融合,反映于表现方式和思想内涵中,综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文化、信仰和经济等内容。
汉画像石的造型主题内容丰富,审美形象多样,但其在造型主题分类和艺术审美特征方面也表现出了极高的一致性。
1 汉画像石的造型主题1.1 社会生活汉画像石中的社会生活主题内容主要是对墓葬主人现实生活的刻画,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和生活场景,具体包括渔猎牛耕、车马仪仗、乐舞百戏和庭院庖厨等内容。
渔猎牛耕和车马仪仗类画像石描绘的是人们的食物来源和出行场景,乐舞百戏类画像石描绘的是人们日常饮宴和舞戏的场景,庭院庖厨类画像石描绘的是饮宴准备场景的刻画。
第一,汉画像石中的渔猎活动场景呈现了多样化的捕鱼方法和捕鱼工具,钓竿、叉、矛、鱼鹰等均是画像石中能看到的捕鱼工具。
汉画像石中鱼的造型丰富多样,一方面可能因为鱼是两汉时期祭祀的必备品,江苏徐州青山泉出土的画像石可以佐证这一观点;另一方面因为我国的传统鱼文化,尤其是山东、黄河流域等地区的鱼文化尤其兴盛。
《中国鱼文化》一书中指出,吻式双鱼图在汉画像石中频繁使用,且造型颇为呆板,用于墓葬的主要目的是作为阴阳转合的象征①。
汉画像石中的牛耕圖有助于现代人更加具体地了解汉代农耕的情况。
以山东地区为例,出土的汉画像石中的牛耕图像主要包括一牛一犁、牛马合犁和二牛一犁等耕地形式。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题材与艺术特点
靳羽涵;王超;朱倩倩
【期刊名称】《美与时代(创意)(上)》
【年(卷),期】2024()2
【摘要】汉画像石本质是一种具有祭祀性质的丧葬艺术,它在图像、造型、题材等方面均具有突出的特点。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作为中国画像石艺术发展的重要区域,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属性。
它的画面创意主要围绕生活情境、历史故事、战争及神仙祥瑞等题材展开,在整体造型设计、构图、雕刻技法及画面上也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特点。
影响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图像及特点的主要因素为社会、交通、政治、军事及儒家文化背景、灵魂崇拜和宗教信仰几方面。
探究山东地区汉画像石题材与艺术特点的内涵及相关因素,不仅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画像石艺术的博大精深,还可以通过研究影响其图像创作的诸多因素,为后期的艺术创作提供更多的创意途径和方法。
【总页数】6页(P51-56)
【作者】靳羽涵;王超;朱倩倩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艺术学院;保定市对面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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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视角下的山东汉画像石“礼仪”造型艺术作者:赵娅迪来源:《美术界》 2014年第6期【摘要】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传统的地域文化对山东的汉画像石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影响是巨大的。
本文从三个方面以儒家文化的角度评析山东汉画像石有关“礼仪”造型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涵特征。
【关键词】儒家文化;汉画像石;“礼仪”造型先秦思想家、政治家所说的“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礼”是指包括礼仪、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三层面在内的一整套规范体系;狭义的“礼”则只是指其中的仪式层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礼仪”。
从当今社会上讲,“礼”是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由于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为大家共同遵守的仪式,“礼仪”即为礼节和仪式。
仪式的起源与原始宗教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不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礼起源于祭祀中的饮食活动。
《说文解字》对“礼”的解释是:“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许慎认为“礼”的原意或者说最早的礼就是指那些祭神求福的行为。
通常所说“五礼”中的吉礼(主要指祭祀),凶礼(主要指丧葬),确是众多礼仪中起源较早的两部分,而这两类礼仪的形成都建立在相应的原始宗教观念的基础之上。
礼有“本”和“文”两个方面的内容。
“本”指礼的精神和原则,是礼的内在特质;“文”指揖让周旋的仪式和用来行礼的各种器物,乃礼的外在表现形式。
任何一种礼都要借助一种特定的仪式和器物来表达其内涵,礼之义寓于礼之仪、器中。
离开了礼仪与礼器,礼的内涵便无从表达。
礼仪在于表现,表现又离不开造型。
因此“礼仪造型”又可称为“礼仪美术”。
这一概念早已被著名美术史论专家巫鸿等人加以定论。
再具体地说,美术是造型艺术,它应该包括空间艺术、视觉艺术和静态艺术,美术的根本特征是造型性。
造型艺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它是通过可视的艺术形象去感染人,去影响人的情感。
正如像鲁迅所说“: 移人性情”、“涵养人的情思”。
浅谈汉画像石中的人物肖像刘姝妹【内容摘要】两汉时期是中国早期人物肖像画兴起与发展的时期。
它继承了先秦肖像画的绘画风格,从“写意”到“写实”,独特的写真、传神写照的艺术传统,形成“以形写神”的描写。
汉代肖像画创作已有相当的水平,人物造型独特,面部细节的刻画尤为细腻,从中反映出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物特征。
汉代肖像画浓缩与概括性的造像风格和理念,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肖像画,标志着中国肖像画逐渐进入风格成熟的形神时代。
【关键词】汉代;画像石;人物肖像【作者简介】刘姝妹,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助理馆员。
肖像画是人物画的一个门类或分科,既与人物画有很多共性,也具备独特的个性。
肖像画是描绘具体人物形象的绘画,古时称肖像画为“写真”、“写照”、“传影”,寓意对照真人写生。
中国人物画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在彩陶和岩画上就有人物绘画;战国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的人物肖像画。
汉代绘画包括帛画、壁画、漆画、画像石、画像砖等,这些材质上都有人物肖像画,画像石人物肖像主要采用先白描后镌刻的方法,“以刀代笔”,用“线”作为造型的手段。
画像石中的人物肖像,造型准确、线条流畅、作风写实,表现出非常高的艺术水平,在中国人物肖像绘画史中,上承战国绘画之风,下开魏晋人物画之先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一、汉代人物肖像画产生的原因“图画之妙,爰自秦汉”(《历代名画记》)。
战国到两汉时期是中国早期人物肖像兴起与发展的时期。
汉代画师有非常高超的写实技艺,当时在没有照相技术的情况下,人物画像常被作为接近真实的视觉传达手段。
汉高祖刘邦第一次知道张良的真实形象是在图像中获得的,“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1]汉元帝“以图选美”、“按图召见”所依据的就是写真肖像作品,“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
”据《历代名画记》载,画工毛延寿擅长写真,画人“老少美恶皆得其真”。
汉武帝时,“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怜闵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
临沂地区汉画像石艺术特征分析作者:刘平平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年第12期摘要:汉画像石是存在于汉朝时期,并逐渐流传下来,分布于汉代墓葬、墓地祠堂、庙阙建筑上雕刻画像的石质刻构件。
汉画像石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具有较为广阔的分布,其中尤以河南、山东、江苏徐州等黄淮区域分布较为广泛,其为相关考古及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临沂地区在汉朝属于较为发达地区,不同类型的汉画像石分布较为广泛,具有较为鲜明的艺术特征。
文章在简要阐述汉画像石产生背景与艺术功能基础上,结合研究和实际考察,对临沂地区汉画像石的发现进行说明,从几个方面分析汉画像石的艺术特征,以期为相关研究开展提供思路指引。
关键词:汉画像石;临沂;艺术特征汉画像石在我国多个省份及地区都有广泛分布,为当代群体了解汉代生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
临沂地区作为汉画像石的集中分布区之一,出土的画像石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特征。
但是关于汉画像石艺术特征的分析仅分散于相关文献研究中,还没有这方面的专门研究。
本文期待通过相关方面的总结、研究,探讨临沂地区汉画像石的艺术特征,为后续研究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
1 汉画像石产生的背景与艺术功能1.1 汉画像石产生的背景汉画像石是汉朝遗留至今较为多元化的资料类型,对于汉画像石产生的背景,不同方面的理解存在较为明显差异。
本课题研究拟从社会、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其艺术特征分析提供参考。
在多数学者的研究体系中,多是将汉画像石出现归结为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上层统治阶级的厚葬,汉画像石的出现,是与这种厚葬直接相关的。
即便在某些地区会出现中小型的汉画像石墓葬,但也是出于模仿的原因。
对于这方面的分析具有一定的依据,尤其在西汉武帝以后产生了对应的变化,也验证了这方面研究的真实性。
从经济方面来说,汉代经济经过了由衰退到高速发展的历程,汉画像石的产生不能够仅归结于厚葬风气的形成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更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物质文化发生明显变化的直接体现。
·81·山东莒县东莞出土汉画像石刘云涛(莒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东莞镇位于莒县城北55公里。
1993年5月底,东莞镇文化站站长李永英在东莞村西南约1.5公里处发现石刻一块。
莒县博物馆闻讯后派人前往察看,发现是一座古代墓葬,随即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图一)。
该墓早年被严重破坏,墓上无封土,墓圹已残。
为一座长方形土圹竖穴砖石合建墓,方向南偏东15°。
墓圹残长7.8、宽3.8、深1.7米,填土中夹杂着大量的残砖块。
墓内的画像石表面全部用白灰涂抹,而且未发现随葬品。
该墓共出土画像石10块,现分别介绍如下。
1号石,顶残。
高1.72、宽0.62、厚0.37米。
四面皆刻画像。
正面画像自上而下分为7层(图二)。
第一层是内饰卷云纹的拱形边框,框内刻朱雀和羽人图案。
第二层中间刻题记8行,每行13至18字不等,惜已被后世造墓者凿残(图六)。
题记如下:“惟光和元年八月十日◆◆琅琊东莞◆孙熹 年六十四故世◆◆故◆◆诸曹(?)掾◆县主簿 ◆◆升离◆◆情意◆此大门阙◆◆归 于◆千秋万岁◆◆◆◆◆◆◆山◆◆◆◆◆◆◆有刻◆◆◆者游魂◆无不◆ 其◆◆◆◆◆◆◆◆◆◆◆◆孙◆ 东◆命行事承◆◆升太知播惠康 ◆◆◆◆◆◆◆◆◆◆◆永无疆”题记右侧一人,双手持盾,右向躬立,脑后有榜题“门大夫”,其身前置一釜灶。
题记左侧为两层干栏式建筑,楼上楼下各坐一人。
第三层中间刻一圆坑,深6.5、直径13.5厘米。
圆坑右侧刻三人,其中右者荷物登梯,左者张弓射之,二人中间立一小人。
右下角有一榜,无题。
图一墓葬位置示意图·82··2005年第3期文物图五2号石背面及右侧面画像拓片图三1号石背面及右侧面画像拓片图二1号石正面及左侧面画像拓片图四2号石正面及左侧面画像拓片·83·图七2号石画像拓片(局部)左侧站一人,正在洗刷树下之马。
第四层刻四人,每人右上方均有一榜题(封三∶1)。
最左一人面朝右,坐于树下,榜题“尧”;第二人面朝左,作跪谒状,榜题“舜”;第三人榜题“侍郎”,第四人榜题“大夫”,此二人拱手站立,当是跟随舜拜谒尧。
第五层刻五人,每人左上方均有一榜题。
最左之人面右而坐,怀中抱一幼儿,榜题“禹妻”;第二人头戴斗笠,作行走状,榜题“夏禹”;第三人头戴冠冕,右向侧立,榜题“汤王”;第四人头梳高髻,博袖长裙,面朝汤王站立,榜题“汤妃”;第五人亦左向侧立,有榜无题。
第六层为乐舞图。
左边二人跪坐观舞,脑后有榜无题;中间有一舞者,长袖轻扬,双足踏鼓;舞者右侧是第四人,正在吹排箫;第五、六人正面跪坐,形体较小,其前各置一小鼓;最右之人左向跽坐,双手抚琴。
第七层是庖厨图,刻石已风化。
左边有灶,灶上放釜甑,一人正在灶前炊煮。
屋顶有横杆,上挂鸡、鱼、猪头,其下一人持刀,正在切食物。
右侧图案漫漶不清。
1号石左侧面,顶部刻一人,双手作撑托状。
其下为装饰连弧纹的长方框,框内画像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刻一门卒,拥彗侧立;下层刻二兽,向上攀爬(图二)。
图六1号石正面题记拓片山东莒县东莞出土汉画像石·84··2005年第3期文物1号石背面,上边与左右两边均刻内饰S形卷云纹的边框,框内画面自上而下分为7层(图三)。
第一层中央端坐着西王母,其左侧有一羽人和一个人首鸟身侍者,右侧为玉兔捣药。
第二层是狩猎图,石刻中部已剥蚀。
左侧一狗拴于树下,另有一狗正在扑兔;右侧一人,肩扛筚网作行走状。
第三层也是狩猎图。
左边刻奔鹿、蹲犬,右侧一头野猪立于树下。
野猪面前有一人,张弓欲射;野猪身后一人,正在持矛刺之。
第四层中间与正面圆坑对应处,也刻一大小相同的圆坑。
圆坑左右各有三人,向坑而立,左有二榜,无题。
第五层是射虎图。
左边有一图一一6号画像石拓片图八3号画像石拓片图一★5号画像石拓片图九4号画像石拓片·85·图一三8号画像石拓片图一二7号画像石拓片虎,作蹲踞状,其上方刻一飞鸟,虎前为木连理;中间有一虎,向左走来,其后站一人,正在张弓射之。
第六层刻画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左边一人右向躬立,上方有二榜,无题;右边有两个武士,相向而立,二人中间的地上置一豆,内盛二桃,两武士均伸手欲取桃。
第七层的画面已残,依稀见一牛车,车上坐二人。
1号石右侧面,顶部图像和边框与1号石左侧面近似,框内上部刻一猪、一兽,下部为二猿攀爬图案(图三)。
2号石,顶残。
高1.7、宽0.68、厚0.37米,四面皆刻画像。
正面画像自上而下分为6层(图四)。
第一层的纹饰与1号石正面图案相似,也是羽人戏凤。
第二层刻画胡汉战争图(封三∶2)。
左边用弧线代表深山,隐约露出两个骑马的胡兵,正在张弓射箭。
迎面而来的汉军身穿铠甲,手持兵器,策马进攻,地上躺着两个被斩首的胡兵。
右边为一座二层楼阁,上层内放置盾和弩,柱上刻“隶胡”二字;下层内端坐一人,楼外站一官吏,跟着两个被缚的胡俘。
第三层中间刻一方坑,边长14.5、深6厘米。
方坑左右各有三人,向坑跪坐,上方有六榜,无题。
第四层刻画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图七)。
整个画面以桥为中心,桥上桥下有五名女子,手执长剑、盾牌等兵器,一辆马拉的轺车行至桥中央,车上主人已跌落桥下,左右各有一名女子,乘船持兵器向他刺去。
山东莒县东莞出土汉画像石·86··2005年第3期文物画面右上角有榜题,为“七女”二字。
第五层有两条渔船,船上渔夫正在叉鱼。
第六层刻大鱼、小鱼各三条。
2号石左侧面,顶部纹饰与1号石相似,唯人物胸部以上残。
边框内刻二虎,下边有一羽人,执虎尾而戏。
边框底部刻三角纹装饰带(图四)。
2号石背面,边框与1号石背面相同,框内画面自上而下分为7层(图五)。
第一层中间端坐东王公,肩生双翼,其左右各有一仙人,捧物侍奉。
第二层有七人,左三右四,相对而立,人物上方皆为有榜无题。
第三层刻画主人进食场面。
右边主人席地而坐,身后站一人,执物侍奉;主人面前置两个几案,上放食品,有一仆人正在为主人盛食;左边还站立二侍者,两人之间上方有一榜,无题。
第四层中间与正面方坑对应处,刻一相同的方坑,左右各有一匹马,系于树下,向坑而立。
第五层为车骑出行图。
左边一导骑,肩扛戟,其后跟随一辆马拉的车。
该层左上角有一榜,无题。
第六层为迎宾图。
左边立一人,持盾躬迎;有一导骑背朝正面,其后跟随一辆辎车。
第七层左边刻画一座二层楼阁,楼内有三人;右边是木连理,枝头有鸟,树干上有猴上攀;楼与树木之间立一人,正在张弓射屋檐上的猴。
2号石右侧面,顶部图像及阙身的边框与图一五10号画像石拓片图一四9号画像石拓片·87·左侧面相类,框内刻一羊、一翼虎和一猿。
作上攀状(图五)。
3号和4号石为1号和2号石的基座,大小纹饰相同。
长0.99、宽0.65、厚0.27米,槽长0.73、宽0.37、残深0.03米。
基座四面皆以宽带夹连弧纹作边框,两长面刻穿璧纹,两侧面刻三角纹(图八、九)。
5号石,长方横条石,长1.02、宽0.22米。
左边一人凭几而坐,面前一人执物侍奉;右边二人持剑对舞(图一★)。
6号石,长方横条石,长1.07、宽0.21米。
上刻六人,左边一人右手执杖,面右而立;右边五人面左而立,手捧简册,右边第二人腰佩长剑(图一一)。
7号石,竖条长方石,高0.95、宽0.26米。
三面刻画像。
正面有边框,框内上部立一小朱雀,其下有一人,拱手而立(图一二∶1)。
左侧面刻一人,拥彗而立(图一二∶2)。
右侧面有边框,框内上下两端皆刻三角纹。
画面中央是人身蛇尾的伏羲、女娲,手执规矩,其下立一人(图一二∶3)。
8号石,竖条长方石,高0.94、宽0.26米,三面刻画像。
正面有边框,上部立一小朱雀,其下一人拱手而立(图一三∶1)。
左侧面的边框尺寸与7号石右侧面相同。
画面上部刻二人,执戟站立;下部刻一人,正面袖手而立(图一三∶2)。
右侧面刻一立人(图一三∶3)。
9号石,长方石板,高0.95、宽0.62、厚0.09米。
边框内画面分三层。
上层为周公辅成王图。
成王正面站立,右侧一侍臣为其打伞盖,左右各有一大臣,拱手而立。
中层为乐舞百戏图。
左上角二人手执便面,为观乐的两位主人纳凉;左下角刻三个奏乐者;右上角一人击鼓;右下角一人踏鼓而舞,其前后各有一人。
下层刻画三个骑吏(图一四)。
10号石,下部残,残高0.55、宽0.25米。
边框尺寸与7号石右侧面相同。
画面上部刻一日轮,内有金乌;下部刻二人,侧身对立(图一五)。
综上所述,十块画像石的雕刻技法不尽相同,1号石和2号石为剔地平面线刻,正、背两面剔地较浅,约2毫米左右;左右侧面剔地较深,约1厘米左右,深处达1.5厘米。
3号和4号石为凿纹地浅浮雕,5号和6号石为凿纹地凹面线刻,7号、8号、10号石为凿纹地阴线刻与凹面线刻并用,9号石则为凿纹地凹面线刻与浅浮雕并用。
从其风格看,1号石、2号石与其他画像石不是一组。
从1号石的题记看,该画像石原本是石阙,2号石与1号石为一对,3号石和4号石是其基座。
该石阙原为墓主孙熹墓前的阙门,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后被他人筑墓利用,所以阙铭被破坏,画面被抹上石灰。
这种情况在山东地区多见,如嘉祥县宋山、五老洼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均被三国时人所利用。
1号石正面第四、五层不仅增加了禹妻、汤王、汤妃等人物,尧、舜、禹等形象与嘉祥武梁祠所见的也不尽相同。
此外,在2号石正面第二层的胡汉战争画面中,楼阁柱上刻有“隶胡”二字,这在山东地区的汉代画像石中尚属首次发现。
总之,1号石和2号石为研究汉代石阙的建筑形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附记:本文承蒙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王思礼、杨爱国,莒县博物馆苏兆庆先生指正,在此谨致谢忱。
参加墓葬清理发掘的有张安礼、李永英和刘云涛。
摄影、拓片:刘云涛(责任编辑:郑彤)山东莒县东莞出土汉画像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