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失独”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历史现象和结果，未来几十年这些家庭的养老问题将集中爆发，须做好充分准备。研究发现，尽管“特扶”制度在不断修改完善，但缺乏国家总体政策规划，责任主体不明确，且数据不清，覆盖面小。建议将“失独”家庭养老问题的解决，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总体框架下，尽快完善相关的国家制度，建立相应的国家专项基金作为基本保障，并在社区层面建立“失独”家庭的跟踪服务机制，以准确掌握人群规模并尽可能满足这些家庭的个性化需求。
关键词失独家庭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特扶制度跟踪服务机制个性化需求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失独’家庭生存状况及相关政策研究”（13jdshb007）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减缓了人口增长，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但也造就了超过1.5亿的独生子女家庭。由于“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要求与群众普遍想要两个孩子的生育意愿存在冲突，因此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受到政策的强烈影响。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脆弱家庭，[1]其真正的挑战在于有无子女和晚年有无子女的问题。[2]
“失独”是指家庭中唯一的孩子亡故的现象。对于已丧失生育能力（尤其指女性结束育龄期），且不愿意收养孩子的夫妻来说，“失独”将成为相伴终身的状态。国内外研究表明，无子女老人在经济来源、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生活质量、身体状况等各方面都显著弱于有子女老人;[3]与自愿不生育孩子的“丁克”夫妇相比较，“失独”家庭遭受了抚养孩子和失去孩子的经济和精神的双重打击。无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会转移至公共领域，形成社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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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独生子女夭亡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一些“失独”父母抱有“是政府让我只生一个孩子的，现在我的孩子没了，政府就应该负责”的心态。2010年以来，部分“失独”人群开始以写信、上访、网络串联、向媒体申诉等各种形式集中表达其强烈的诉求。“失独”家庭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解决好“失独”家庭反映强烈的问题，不仅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而且关系政府的公信力和国际影响。
目前中国有多少“失独”家庭？他们最主要的需求是什么？政府采取了哪些相应措施，效果如何？应该怎样进一步完善？本文将基于现有文献和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失独”家庭的规模
对“失独”家庭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区分，[5]广义上是指唯一孩子亡故的家庭，狭义上则是指唯一孩子亡故且母亲已经度过育龄期无法再生育的家庭。对“失独”家庭的数量进行准确测算极为困难，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独生子女数量不清;二是代际间相对死亡风险估算不易;三是再生育意愿和行为缺乏数据。
独生子女数量不清源于数据获取途径有限。在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各省条例中，均规定“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国家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因此通过独生子女父母领证数量进行估算本是一个可能的途径。但由于各省具体规定的差异以及领证意愿等原因，利用这一途径进行估算的结果明显偏低。而在目前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缺乏妇女完整生育史记录，也未能提供个人的独生子女属性信息，即使利用母亲的曾生子女情况对孩子的独生子女状况进行推测，也会受到母亲的年龄和继续生育可能性，以及亲子两代人的居住安排（不在同一家庭户中居住的家庭成员很难通过普查手段获得详细信息）等因素的干扰。表1是现有研究根据不同时期调查或普查数据测算的中国独生子女规模，从中可见仅对2010年的估计值就存在3000多万的差距。独生子女规模预计将在2025年达到峰值1.8亿。[6]
只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独生子女死亡先于父母才有可能造成“失独”现象，因此“失独”与否还会受到亲子两代人相对死亡风险的影响。有学者估计2007年全国49岁以上死亡独生子女的母亲总量在30万以内，2038年将达到峰值110万。[15]用死亡独生子女总量估计的“失独”家庭规模将在2050年超过1100万。[16]也有学者分城乡估计，得到2010年全国“失独”家庭规模农村为158.57万户，城镇为82.69万户，其中49岁以上的“失独”父母农村为55.3万人，城镇为26.8万人;到2030年相应规模分别达到85.1万人和57.2万人。
[17]笔者基于2010年普查数据，发现中国父母年龄别丧子概率随着年龄的增加呈现“l型”。母亲一生失去女儿和儿子的累积概率分别为5%～12%和9%～16%，父亲的相应概率是4%～10%和7%～13%。母亲60岁以后失去女儿和儿子的累积概率分别为3%～7%和7%～11%，父亲则分别是2%～5%和4%～7%。[18]如果按照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数量进行粗略估算，中国丧子老年人超过千万。如果按8%～9%的独生子女会在55岁以前因患病或非正常原因而死亡[19]进行粗略估计，中国目前“失独”家庭总量已逾百万。
“失独”后夫妻的再生育意愿和能力，以及收养孩子的意愿与行为也会影响“失独”家庭的规模，而这些信息很难通过普查数据获得。笔者利用北京市的“六普”数据①，推算终身“失独”母亲②占全部“失独”母亲的比例为40.63%，占全部50～64岁妇女的比例为0.26%。迄今为止，还没有全国“失独”家庭相关的抽样调查数据，抽样框、样本量和代表性都是调查会遇到的挑战性问题。
“失独”家庭的养老需求
“养儿防老”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对于年迈父母而言，子女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上的必要支持，更重要的是生活上的照料者及情感寄托所在。在“失独”家庭提出的诉求中，最集中也最迫切的是希望政府帮助其缓解养老焦虑、解决实际养老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尚有生育意愿或生育能力者，以及具有收养意愿的“失独”父母，主要希望政府帮助其顺利实现再生育/领养行为。由于年龄较长、身体条件较差和精神压力较大等原因，部分“失独”夫妻凭借医疗辅助生育技术才能实现再生育，需要咨询指导、技术服务和经济援助，最好是再生育全程服务;领养孩子的“失独”夫妇则希望简化申请领养、办理户口等手续并降低费用，希望社会领养渠道优先“失独”者领养。然而，已经成功实现上述目标的家庭也有一些陷入困境，由于他们是在相对高龄才开始生育或收养孩子，夫妻的经济能力和精力都会出现力不从心的状况，希望政府对再生育及领养家庭进行必要的扶助和救助。如对母亲年满45周岁，至孩子满22周岁（大学毕业）止，发放特别扶助金，以帮助他们因年迈经济能力下降时，仍能顺利抚养未成年的孩子。
已经丧失生育能力且不愿意收养子女的终身“失独”父母，则强烈呼吁政府解决其赡养人缺位的问题。他们希望政府成立“失独”人群管理专门机构，建立“失独”者心理干预专门机构，开办“失独”者专门养老院，为“失独”人群发放养老护理补贴等;也希望能进一步提高“失独”扶助金标准，放宽夫妻领取“失独”扶助金的年龄（如根据事实生育能力而非生理年龄进行认定），给予一次性精神抚慰金，以及要求国家进行行政补偿等;还希望在就业、退休、住房、就医、社保/医保代缴、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方面得到优先优惠待遇。如对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工作能力降低的“失独”者，给予降低考核标准或提前退休的照顾;发放特殊计生家庭优抚证，持证享受各项优先优惠服务等。
国家相关扶助政策及不足
早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初，1980年《国务院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就明确指出，“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尤其是“到40年后，一些家庭可能会出现老人身边缺人照顾的问题”。如今《公开信》中所提到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出生性别比失衡等宏观人口问题已经
“失独”陆续发生;而在中微观层面，独生子女家庭正面临着老年父母身边照料者匮乏的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