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任财政部长

60后经济博士执掌中投丁学东接过日赚3亿元重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丁学东资料图【正式任命】：国务院任命丁学东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新社北京7月5日电在经历近4个月的空缺以及坊间数轮猜测后，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新一任“掌门人”人选5日浮出水面。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当日发布消息称，中国国务院已于7月3日做出决定，任命丁学东为该公司董事长。

中投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

官方组建这一总部设在北京的国有独资公司的目的是实现国家外汇资金多元化投资，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获取较高的长期投资回报。

在过去5年多的时间里，中投公司一直由中国现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挂帅”。

作为手握2000亿美元的“大管家”，楼继伟曾被美国一家杂志列入“2012年度全球金融界前100名最具权势人物”榜单，排名第27位。

正因为如此，当楼继伟在2013年3月重回财政部，成为中国新一任财长后，其在中投的继任者人选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屠光绍，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到中国工商银行[1.02%资金研报]董事长姜建清，过去几个月里，一系列官员都曾被媒体“任命”为中投董事长，但传言最终一一落空。

和上述热门人选相比，丁学东接掌中投让市场有些意外。

2013年5月份，这位“60后”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先后被任命为国家减灾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副总指挥。

就在8天前，丁学东还受命担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秘书长。

不过，从履历上来看，丁学东和其前任楼继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在掌管中投前，他们皆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其次二人均在财政部任职多年。

中投5日发布的简历显示：“丁学东，1960年出生，经济学博士，历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兼人事教育司司长、产权司司长，财政部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司司长、农业司司长、教科文司司长，财政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对于丁学东来说，接任中投董事长意味着其将扛起中国外汇资金保值增值的担子。

财政部长金人庆：明年争取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
佚名
【期刊名称】《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年(卷),期】2003(0)5
【摘要】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在最近指出,城市要反哺农业村、工业要反哺农业,中国明年争取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

金人庆说,解决“三农”问题是本届政府主要施政目标之一。

要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
【总页数】1页(P9-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812.8
【相关文献】
1.解决“三农”问题重大战略性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就全面取消农业税相关问题答人民论坛记者问 [J], 周晓燕
2.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免征农业税和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的通知 [J], ;
3.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就全面取消农业税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J], 谢登科
4.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就全面取消农业税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J], 谢登科
5.2004年争取取消农业特产税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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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南京新街口，吐血整理！大多数人一提到新街口，便与高楼大厦、购物餐饮挂钩。

重读南京寻访团却发现：在新街口那些摩天大楼背后，还有很多擦肩却没有在意的景点。

一、交通银行南京分行旧址交通银行成立于1908年，总行设在北京（1928年迁到上海），在国内外设有分支机构。

该行以协助发展全国实业为其专业范围，经营工矿交通及公用事业贷款。

1910年开始在南京马府街设立江宁试办分行，简称宁行。

此后，行址屡有变迁。

1935年迁至新街口新址办公，称为京行。

1937-1945年日军占领南京期间，这里成为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行址，当时在顶部平台中部又增建一座两层建筑，使整个建筑物总高度增加到七层。

抗战胜利后，一度被中央银行南京分行占用。

不久，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在原址恢复营业。

二、浙江兴业银行南京分行旧址浙江兴业银行总行1907年成立于杭州，1914年迁至上海。

1931年8月20日南京分行在白下路升平桥开业。

1937年7月12日迁至中山东路3号自建新楼房内营业。

抗战期间，南京分行先迁往武汉，后迁至上海。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1日在原址复业。

该行是商业银行，为江浙资本家创建。

它与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合称“南四行”。

它主要经营存、放、汇款业务，兼营储蓄、信托和仓库等业务。

三、中央通讯社大楼旧址中央通讯社（The Central News Agency）是中国国民党所创办的旧中国官方通讯社，简称“中央社”，英文缩写CNA。

1924年4月1日成立于广州。

1927年迁往南京。

1932年进行改组。

1949年迁至台北。

1973年改为中央通讯社股份有限公司。

该社在台中和高雄设有分社，在台湾其他地方设有办事处，世界一些城市设有分社或办事处。

主要业务是通过新闻广播和发行新闻稿，向台湾地区及世界各地的新闻机构提供新闻和新闻图片，向台湾各新闻机构及有关部门供应西方主要通讯社的英文电讯，向台湾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提供经济新闻及海外商情等。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通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其中第四十条规定了新中国税收制度建立的政策原则: 国家的税收政策, 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 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 简化税制, 实行合理负担。

11月24日至12月9日财政部在北京召开首次全国税务会议。

会议研究决定: (1)农民负担已经很重, 不能再加, 今后增加税收主要应该在城市工商税收上多想办法。

(2) 为简化税制,税种、税目应尽量减少。

(3)税率一般可按原有规定, 不使其降得过低。

全国范围的税收确定为十四种: 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印花税、交易税、存款利息所得税、薪金报酬所得税、特种消费行为税、屠宰税、房屋税、地价税、牌照税。

这次会议还讨论制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草案) 、《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草案) 等。

12月17日政务院第11次会议通过任命李予昂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崔敬伯为副局长。

12月财政部召开了首届全国盐务会议。

会议为统一盐政、保证民食与国家收入, 讨论了1950年盐务工作的方针、任务、组织机构、产销关系和税收原则, 并作出决议报告政务院。

1950年1月1 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正式成立。

1月20日政务院批准《关于全国盐务工作的决定》。

对盐税采取“提高税额”与“税不重征”的方针,从量核定,就场征收。

3月12政务院公布了这一《决定》。

1月25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发布《关于1949年度合作社征税办法的联合通知》。

1月27日政务院第1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

准许海关总署于新海关税则未规定之前, 在输入货物方面暂用1948年的进口税则, 在输出货物方面暂用1934年的出口税则(1945年修正本) , 但某些方面须经政务院订正。

此次政务会议还通过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货物税暂行条例》、《工商税暂行条例》与《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等法规。

中国人民银行历任行长简介---全国金融办联席会议中心南汉宸（1949.10——1954.10）南汉宸：（1895-1967），山西洪洞人。

1911年入太原师范学校。

辛亥革命期间，参加太原起义。

1913年被选为山西征蒙军的队长。

1914年考入北平政法学校，不久回乡，当过两年的小学教员。

1918年参加倒阎(锡山)活动，遭阎通缉，逃亡在外。

1920年后经营过煤炭、纺纱、轧棉等实业。

1923年到天津，从事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

1924年入冯玉祥部，任国民第三军军需官、参议，次年任干部训练处处长。

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组织国民联军，他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曾利用他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多次帮助、营救和掩护过党的一些同志。

1927年他在冯玉祥属下任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兼第一科科长。

同年冬受党的派遣赴皖北组织特委，搞武装暴动。

1928年春暴动失败后回河南，到鹿钟麟部，曾被委为信阳县县长。

1929年调回省政府任秘书主任。

1930年代理省民政厅厅长，后随杨虎城部入陕，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

1932年遭南京政府通缉逃亡日本，第二年回国。

1933年曾为孙殿英部的高等顾问。

1934年到天津，和吉鸿昌等组织反法西斯大同盟，不久调往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5年秋再至天津，与王世英等继续从事党的统战工作。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到西安做团结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工作。

1937年秋随八路军到山西，任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长。

为组织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壮大山西新军，推动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贡献。

1939年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被阎锡山解散后，回到延安。

1940年春到晋西北帮助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同年秋返延安，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1941年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兼参议会秘书长。

为整理边区的财政、克服面临的经济困难，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发展边区的生产和保障边区人民的生活，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中国历任铁道部长简历第一任铁道部长滕代远简历滕代远[1904---1974],湖南麻城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共湘东特委书记,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

1928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后任红五军党代表,红一方面军副政委,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等职。

1934年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入列宁学院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兼副政委,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兼军区副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

1949年后,任新中国第一任铁道部部长,解放军铁道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为国防部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

第二任铁道部长吕正操简历吕正操(1904.1.4—2009.10.13)，辽宁省海城县人。

一九二二年参加东北军，次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

毕业后任东北军连长、营长、少校副官队长，沈阳同泽俱乐部主任，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参谋处长，六四七团、六九一团团长。

一九三六年任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总队长。

一九三七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行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兼铁道兵团副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

汪道涵、辜振甫简介汪道涵汪道涵，安徽嘉山县人，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长期在经济部门担任职务，抗日战争时期，他是一个区的财经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杭州市财经部长、浙江省财政厅长、商业厅长、华东工业部长等。

后来，又相继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及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1981年4月，汪道涵当选为上海市市长。

1985年，退居二线。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京成立，年高德昭的汪公被推举为会长。

同年12月28日上海市台湾研究会诞生，他又被一致举荐为名誉会长。

辜振甫辜振甫，字公亮，1917年1月生，台湾省彰化县鹿港人，祖籍福建省惠安县。

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入日本东京大学研究财政及经济管理，大韩民国高丽大学荣誉经济学博士。

辜振甫曾任隆昌企业公司、泰和兴业公司、大和纤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全台官盐运输总馆、台北“劝业信用组”、台湾茶业企业公司等十多家企业的董事长。

1950年任农林公司监察人。

1953年任“经济部顾问”。

1954年任台湾水泥公司协理、常务董事。

1959年6月任总经理。

1971年任“中国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1972年任“中国电影公司”董事长。

1981年任“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1983年7月任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台湾总会理事长，兼台湾国际商会理事长，亚洲商工联合会理事长，远东贸易中心董事长，“中美经济策进会理事长”,“中韩经济协进委员会”主委，“中欧贸易促进会”理事长等职。

1988年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1990年10月被李登辉聘为“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

此外他还是国民党第九届候补中委，第十至十一届中委，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常委。

孔祥熙敛财案例文本孔祥熙敛财孔祥熙(1880—1967年)，字庸之，山西太谷人，投靠蒋介石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院长等要职。

孔祥熙主管财政达十一年之久，被称为国民政府的“聚敛之臣”，孔家又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典型代表，他的聚敛反映了官僚资本的恶性发展。

孔祥熙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各种正当的名义之下，假公济私，营私舞弊，大发横财。

时人给国民党四大家族概括为“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不无道理。

孔家的经营以独资为多，以商业为主。

早期的商业活动是从一战期间倒卖铁砂开始，继而创办祥记公司和裕华银行，后又创办了广茂兴、晋丰源药店。

抗战中，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投机贸易，孔家的实业迅速地膨胀起来，又创办了庆记纱号、强华公司、恒义升贸易公司等独资企业。

在工业方面，孔祥熙有与刘鸿生合办的中国火柴厂、中国毛纺织厂和西北毛纺织厂以及与盛萍臣合办的华福烟草公司。

此外，孔祥熙投资与四川军阀合办中国兴业公司。

在该公司中，孔氏父子的投资占80%，以后逐年增加。

到1943年，孔家占该公司资本总额1.2亿元的95%。

1944年，“四行”在给工业贷款的1.5亿元之中，中国兴业公司一家就占了7000万元。

孔祥熙还接办过《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版《大陆报》和《申时通讯社》等文化方面的企业。

孔祥熙财产到底有多少，没有准确数字，但综合国内外人士的估计，大概在十亿美元以上。

这仅凭孔祥熙办的企业，远不能成为“孔家财”。

他之所以成为富翁，主要依靠各种不正当手段和途径取得的。

军火贸易，获取回佣金。

孔祥熙赚大钱是从购买军火，获取巨额回佣金开始的。

早在1932年，孔祥熙奉命以考察实业特使名义前往欧美洽购军火时就开始大捞回佣金。

1933年孔祥熙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就完全掌握了购买军火的大权。

1935年孔祥熙成立了隶属于中央银行的中央信托局，专办订购军火事宜，孔祥熙自兼该局的理事长，掌有实权。

抗战中，中信局设在香港的通讯处，实际上成了总局，他派其子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代行理事长职权，专办接运军火转口海防事宜。

田国立党委书记自2013年4月加入本行。

2010年12月至2013年4月担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其间曾兼任中信银行董事长、非执行董事。

1999年4月至2010年12月历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总裁，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7年7月至1999年4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助理，1994年7月至1997年7月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营业部总经理，1993年1月至1994年7月任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

1983年7月至1993年1月在中国建设银行多个岗位工作，先后担任支行副行长、支行行长。

1983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获学士学位。

董事会成员李礼辉副董事长兼行长自2004年8月起任本行副董事长、行长。

2002年9月至2004年8月任海南省副省长。

1994年7月至2002年9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1989年1月至1994年7月曾任中国工商银行福建省分行副行长、驻新加坡首席代表、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等职务。

2009年6月起兼任中银香港（控股）副董事长。

197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1999年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李早航执行董事、副行长自2004年8月起任本行执行董事。

2000年11月加入本行并自此担任本行副行长。

于1980年11月至2000年11月任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曾工作于多个岗位，先后担任分行行长、总行多个部门的总经理及副行长。

2002年6月起兼任中银香港（控股）非执行董事，2012年3月起兼任本行上海人民币交易业务总部总裁。

1978年毕业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王永利执行董事、副行长自2012年2月起任本行执行董事。

1989年加入本行。

2006年8月起任本行副行长。

2003年11月至2006年8月任本行行长助理。

1999年4月至2004年1月于本行担任不同职务，包括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福建省分行常务副行长及行长，以及河北省分行行长。

198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硕士学位，2005年获厦门大学博士学位。

为总需求背水一战的中国财政 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 赵晓

（联合论坛·北京）按财政部长项怀诚的预算报告，2002年中国预算赤字将高达3098亿元人民币，相比2001年的2598亿元人民币增长19.24％，超过GDP的3%，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逾越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

对于巨额赤字及其成因，海外的眼球普遍集中于中国军费的上升。按项怀诚财政预算，2002年财政总支出为13744亿元，故军费支出约占12%。如“十五”期间持续按年增长15-17％的速度上升，军费将从猫儿变成小老虎，但就2002年而言，军费增势诚然较猛，增幅高达17.6％，从基数而言仍是猫儿，以2000年1412亿元增加到今年的1660亿元计，增长的绝对量是248亿元，只能解释当年500亿赤字增量的一半。

显然，财政赤字的持续上升另有原因。就1997年以来的情形看，主要便在于为扩张总需求而背水一战。

众所周知，相比10%以上的经济增长以及潜在的增长率，这些年经济增长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总需求不足。对于1997年以来的总需求态势，宋国青教授曾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叫“一波三折”。试回顾一下这几年风雨历程。本轮总需求疲软的情况是从1997年开始的，1997年年通货紧缩态势已毕露无疑。可惜，从“适度从紧”到“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向的调整要迟至1998年第一季度“开局不利”后才告出现。主要受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1998年总需求有所恢复，第4季度的总需求一度出现增幅的强劲回升。但好景不长，由于强调对金融风险的控制，加之国际经济的不景气，总需求增长率在1999年再次下降，并于当年第2季度陷入1997年以来的最差水平。严峻的总需求态势导致1999年政府一系列刺激需求政策的出台，如追加财政赤字，降低利率，制造“5.19”股市行情等等。得益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好转以及上述政策，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回升，并持续至2000年，打造出所谓“拐点”或“转折”的局面。然而，总需求上升趋势因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寒风而改变，到2000年4季度，总需求增长率重显疲态。2001年全年，总需求即名义GDP同比增长7.3％，只比1998年以来最差的情况略有改善。如果再考虑物价及货币流通因素，可以基本判定中国经济仍处于或者已经处于通货紧缩的泥潭，总需求不足一直并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大敌。

【新中国成立时间】新中国成立70年光辉历程1995年04期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收有一篇1949年5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南京市委的复电：《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这是一份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和慎重态度的珍贵历史档案。

笔者曾涉猎中美关系史，现将中美之间在建国前夕接触的一段史实略加介绍。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观望司徒雷登，美国人，其父是在华传教士。

1876年司徒雷登生于中国杭州，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

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长。

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他曾忠实地执行杜鲁门政府的“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人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政策。

但蒋介石集团腐败无能，美国的这一政策遭到惨败。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开始后，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司徒雷登不得不另谋对策。

11月下旬，他一面痛骂蒋介石政府腐败，失尽人心，一面向某要人表示，只要中共保护美侨利益，建立通商关系，尊重国际条约，美国即与中共建立实际上的外交关系。

他并照会蒋介石政权，美国大使馆决定不随蒋介石政府南迁广州，各地美领馆及美新闻处皆作留驻准备。

他又告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他已向华盛顿建议，不管局势如何变化，他应留驻南京。

1949年1月，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主力被歼，解放军兵临长江，南京指日可下。

此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因病辞职，艾奇逊继任国务卿。

艾奇逊主张“与新中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对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国与苏联分手”。

司徒雷登便想利用这一机会凭借他本人既是美国官方代表，又是中国“友好人士”的身份，通过与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关系和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3月10日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滞留南京，同我党接触，“建立新的关系”。

4月6日艾奇逊复电授权司徒雷登与我党领导人进行会谈，要他不要把话说绝，注意保密，以免走漏风声，引起国会反对派的反对。

2024年财政部长的讲话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大家好！值此____年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召开之际，我代表财政部向大家作一份报告。

首先，我要表达对过去一年的工作的总结与感谢。

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财政经济形势严峻，全球经济不稳定因素增多，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我们财政部积极应对，坚决推进改革创新，在确保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全国经济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我要向各级财政部门以及广大干部职工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一、回顾2023年度财政工作情况2023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一年，也是我任职财政部长的第一年。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各项财税改革措施的落地生根，切实履行好财政管理职责，推动我国财政工作迈上新台阶。

一、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2023年度全国财政收入达到xx亿元，比上年增长xx%，超额完成全年预算目标。

各级财政部门在贯彻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加大了收入征管力度，税收征管和管理水平持续提升。

同时，我们也通过创新财政收入结构，大力发展创新驱动经济，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加强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税收管理，实现了税收结构优化升级。

二、财政支出持续保障重点领域发展。

2023年度全国财政支出达到xx亿元，比上年增长xx%。

我们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的支出，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促进了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推动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保障民生方面，我们加大了教育、医疗、住房等投入，推进了农村扶贫攻坚工作，确保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在经济建设方面，积极推进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交通运输和供电的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财政改革助力经济结构调整。

我们积极推动财税体制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降低了企业和市场主体的税费成本，提升了我国的营商环境。

陈云（1905～1995）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

1905年6月13日生于贫苦农民家庭。

2岁丧父、4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

1919年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当店员。

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

同年8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罢工委员会（后为职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并取得胜利。

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作为劳工组织者从事共产党的活动。

历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等职。

1930年和1931年先后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

1931年5月担任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的中央特科书记；9月任临时中央领导成员。

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随后参加长征,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

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会后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同年6月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只身到达上海，从事恢复共产党的秘密工作，随后又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撰写了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1937年4月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

5月赴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援助接应红军西路军余部400多人进入迪化。

11月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对党的建设和党的干部工作有重要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