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共16页文档

20世纪30-40年代，在英国发生了一场波及世界经济学界的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大论战。

正是在这场论战中，以及在凯恩斯逝世后对凯恩斯理论的反思性批判中，哈耶克发展出了他的货币、资本与商业周期理论。

反过来看，也正是在与哈耶克的论战中，凯恩斯写出了《就业、利息和货币的通论》这部自《国富论》之后对经济理论和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著作。

相比而言，国际经济学界真正理解和赞同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并不多。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历史反差？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哈耶克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置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中，且在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比较分析中，才能发现哈耶克经济理论本身的价值和问题。

从近代史上来看，英国是最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

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大英帝国的极盛时代。

然而，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经济打击很大，大英帝国自此由盛转衰，尤其是1920-1922年的经济衰退，重创了英国经济。

这次萧条之后，英国一直未能完全恢复元气，失业率在20世纪20年代高居两位数，一直未能降得下来。

到1929年，英国经济才勉强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而同期美国经济总量则差不多翻了一番，1929年为1913年的180％，法国为142.7％，意大利为181％，日本经济总量则翻了三倍，达到324%。

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论哈耶克与凯恩斯到底论战了什么？哈耶克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错在哪里?哈耶克-凯恩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论战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给中国的启示英国经济刚刚恢复，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又骤然而降，对英国经济产生了巨大打击。

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失业率一直很高，未能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失业”成了英国的一种“慢性病”，也随之出现了“英国病”之说。

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通过多年研究货币、利息与就业的关系，提出了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理论框架。

从时代背景上来看，凯恩斯写作他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就业、利息和货币一般理论》（1936）──并不是为1929-1933年的大萧条而开出的药方，而是为探索如何根治“英国病”而提出的一些可行且实用的“济世之道”。

韦森──重读哈耶克之一（序）世界当代理论经济学的殿堂中群星灿烂，然而，能够对整个当代人类经济社会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数来可能只有两个经济学家，那就是凯恩斯和哈耶克。

说凯恩斯是影响当代人类经济社会进程的经济学家，可能没有多少争议。

他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薄薄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简称《通论》），不仅创生了宏观经济学，从而有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野，而且他的思想观念和政策主张，亦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被西方国家的政府所普遍采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经济繁荣，被称为“凯恩斯革命”时代，这足以说明了其巨大影响。

正是因为凯恩斯的重大影响，在1946年他逝世时，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中就曾称：“要想找到一位在影响上能与之相比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上溯到亚当·斯密”。

在凯恩斯逝世后，其影响不但不减，反而不断增强。

尽管1973年西方国家在石油危机冲击下陷入较深的经济衰退，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滞胀”，以至有了“凯恩斯革命终结”之说，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只要一些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或不景气，各国政府就屡屡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

可以认为，凯恩斯的影响一直在，时隐时现、时弱时强。

数年前，《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曾在这部巨着的结尾预言：“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2008年的世界经济衰退突然来袭，世界各国政府包括中国政府的决策层又几乎不无例外地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刺激计划与政府干预，再一次验证了斯基德尔斯基的这一预言。

说哈耶克也是一位影响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巨擘，可能就有一些不同意见了。

然而，细想一下，从20世纪20-40年代以奥斯卡·兰格和阿巴·勒纳等经济学家为一方，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另一方的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到1944年一出版就石破天惊的《通向奴役之路》，再到1960年的《自由的宪章》和1988年的《致命的自负》，哈耶克数十年持之以恒所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以及他对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批判，曾唤醒了世界各国多少人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效率和可行性的盲信和迷梦？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等西方保守主义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推行的私有化改革和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政策，可以被认为是哈耶克思想和理念的实现。

通往奴役之路读书笔记（精选4篇）通往奴役之路读书笔记1终于有机会细细品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第一次听到哈耶克的名字，已经是21世纪的初叶了。

在世纪之初的几年间，哈耶克的名字被一众“大家”反复提及，几乎成为“圣人”的代名词。

他对于市场和自由经济坚定不移的秉持，他言论的毫不犹疑和没有任何折扣的态度，的确也使得他本人和所发出的声音是如此的振聋发聩，令人无法不肃然起敬。

我是个怀疑论者，所以即使对于哈耶克这样的`大家，也总是要从一旁的角度先静静地欣赏，然后才能够慢慢走近其思想殿堂。

这并不意味着我先入为主的“狭见”，恰恰相反，我的“旁观”，首先（同样地，也）是没有折扣的吸收和尊敬，并非要从中挑出什么“骨刺”。

但我却是要对着一众“信徒”表达我的高度怀疑的。

信徒者，特别是一定要“第一时间”展示自己拥趸和笃信态度和地位的，总是要在心中揣着这样或那样的目的或者期望，至少是一种舍我其谁的争先精神。

所以在“信”的阶段，通常是择自己最能够产生共鸣也是最容易影响他人态度的内容，尽快地将它们曝光，且不断强化。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解读”和“诠释”。

古往今来，“大家”风范，大概就是如此。

而哈耶克，以及他的着作，恰恰最适合“信徒”们的传播并加载自身的意象价值，从而将这种所谓的“价值”延伸并快速产生出不同于原作者本身的影响力。

他的观点直接、简洁，几乎完全摈弃学术家们惯常的繁琐求证和引用，并且“最恰当”地切中要害。

一些文字几乎不需要解读，就能够轻易地应用于近80年时间跨度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和时点。

它们如此恰当地洞察了计划经济与专制制度的必然联系，并且"更恰当地"阐释了市场与自由经济的美妙表现，以至于这种阐释轻易地就能够被转译为一种先知般的“预言”，并使之与现代民主制度产生了美妙融合。

总之，哈耶克的思想，不仅具有完美的预言特征和文字及逻辑的表现力，更具有完美的现实映照，有着比《圣经》更加迷人的内外兼修的实践意义和触手可及的魅力。

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

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因此，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中，金融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甚至可以说，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他的货币金融理论基础上。

1．货币的本质认为，货币是用于债务支付和商品交换的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是由“计算货币”的关系而派生的。

所谓“计算货币”，是指一种观念上的货币，是货币的基本概念。

计算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或称号，不具有实质价值。

本身是没有实质价值的符号或票券，是国家凭借权力创造的，并有权随时变更。

2、货币的职能当交换媒介，货币的功能仅仅在于便利交换，对经济不发生重要的和实质性的影响。

货币的第二个职能是作为财富的积累，充当贮藏手段。

这里的贮藏财富职能与马克思所说的“贮藏手段”职能是不同的。

3．货币的特征1）货币的生产弹性等于零。

率除以购买货币人数的变化率。

凯恩斯认为，在不兑现纸币流通或者实行管理通货的国家，纸币的生产或发行都由国家严密控制，对于私人企业来说，绝对没有生产纸币权力，货币的生产弹性只能等于零。

2）货币的替换弹性近似于零，或几乎等于零。

凯恩斯是指当货币的交换价值上涨时，人们抛弃货币而用其他商品来替代货币的比率。

凯恩斯认为，货币的这种替换弹性等于零。

这是由于货币本身并无效用，它的效用来自于交换价值。

作为一般购买力的代表，它可以换回任何其他商品,但其他商品中却没有一种商品具备这种效用。

因此，人们不愿用其他商品来替代货币，货币的交换价值越高，人们越不愿用其他商品来替换货币，从而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

兰格论战20世纪30年代，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批奥地利经济学家与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拥护“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之间，围绕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货币论》和正在蓬勃兴起的前苏联经济模式，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根本不相信政府这个市场以外的组织能够掌握有效配置资源所必需的信息。

政府怎么可能确切地知道所有消费者准确的需求和生产者精确的生产能力呢？像那些处在“价格漩涡”中的16世纪西班牙经济学家们一样，哈耶克同意“价格的确定和形成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只有上帝才知道”的观点。

政府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足以使市场需求恰好等于供给的产品“出清”价格，更不要说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创造出一个不是由市场决定的“理想价格体系”了。

哈耶克在当时进一步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建立完全受政府计划控制的国有企业，来减少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的努力，也注定是要归于失败的。

因为没有“经济概念”的政府计划，取代了“市场激励”对于资源的调配作用。

当一种产品的价格主要是通过政府意志的决定，而不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时候，这些产品的供应者为什么要去考虑消费者的情绪和嗜好呢？当生产厂家不能从优质的生产中获得必要的利润，当经理们不必为企业亏损或者产品的销路操心的时候，在国家和厂家的双重“预算软约束”下，市场中必然缺乏生产符合消费者消费需求的适销对路的产品的动机，曾经在市场经济激励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竞争”也不复存在了。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哈耶克和他的朋友怎么也不相信政府的干预能够像市场社会主义者们所描绘的那样，政府对经济的“垄断”比市场的“试错”具有更少的盲目性，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社会的公正和福利的最大化。

而兰格则坚持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外部性的普遍存在，因此市场激励的核心部分——竞争和价格体系既不完整也不普遍。

而且市场本身也具有极大的不平等性。

由于市场本身的失灵，扭曲的市场经济原则根本不可能像古典主义经济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引导资源实现自发的有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