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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正方谢谢主席，大家好：探讨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明确两个概念.首先，什么是安乐死？安乐死分为两种，即直接安乐死与延续性安乐死。
直接安乐死是指通过药物解除其痛苦，结束其生命。
延续性安乐死是指中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但通过药物缓解其痛苦直至病人自行死亡，但是会随时征询病人意愿,病人可以随时选择继续接受治疗.这两种方式针对的都是处于极大痛苦中的濒死病人，因此安乐死与其说是对生与死的选择,不如说是对死亡方式的选择。
其次,什么是合法化？这里的合法化应当是一种授权性规范，即对于公民的正当权益在法律上给予认可和保护，而并非倡导。
下面我方将从情理、法理和程序三个层面论证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从情理上看。
安乐死实质上是一种患者和家属在特殊条件下做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对于患者来说，安乐死是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继续生存则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延续生命的长度。
所以安乐死对患者实际是一种对安乐的死去还是痛苦的活着的判断和选择。
对于家属来说，是否同意患者安乐死实际上是以自身情感为出发点做出的一种抉择。
如果患者和家属在判断和选择上达成了统一，安乐死对于利益相关者就没有危害性,因而是患者本人一种正当的权益.据调查，安乐死最主要群体是晚期癌症病人。
我国每年有160万人患癌症,近130万人死于癌症，癌症死亡率已占死亡人口的1/5。
临床上，中晚期的患者往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
如肺癌患者，肺逐渐被癌细胞代替,肺就失去了肺原本的功能.这种病人常常是被活活憋死，生不如死。
在这种情况下，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的活着。
从法理上看。
法律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公民越来越多的合理诉求予以认可和保护,使其成为正当的权利。
安乐死建立在包括患者和家属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共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之上，没有社会危害性,并且从人道主义角度看有其重要的存在意义，是一种正当合理的诉求。
“安乐死”法律思考——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建议[论文摘要]安乐死的出现一直备受争议，而今随着人类社会的科技、经济、文化的发展，人类的死亡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对待安乐死己从过去的禁止、反对，逐步转变为立法管理，由于安乐死涉及伦理学、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牵涉医生、病人、家庭、社会等方面的关系，使其需深入探讨，使安乐死的诸多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以推动安乐死的合法化进一步发展。
在我国由于安乐死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合法化，一些医院或绝症患者只能采取“自然死亡法”即停止治疗，这实质上就是采取消极安乐死，而此举并不受反对，但对患者造成了痛苦与折磨，对社会和亲属造成了经济和精神上的负担。
另外对于只能采取主动安乐死方法的精神崩溃者，如不采取安乐死则还有可能把痛苦引向公众，为社会带来危害，因此对于要求安乐死的人应予认可，法律上应予支持。
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
安乐死有其法理上的立法依据，安乐死的实施从刑法角度分析也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法律不应回避安乐死，安乐死应该有自己合法的地位。
实施安乐死涉及人的生命权，必须谨慎行事，立法机关应予以立法，立法内容应包括明确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安乐死的适用条件，安乐死的实施方法，安乐死的实施程序，以及违反安乐死法的刑事责任。
[关键词]安乐死死亡权自然死亡法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意是“让苦于不治之症的病人，安详无痛苦地死去。
”但对于现代社会中已演变成两种理解与实施:第一种是对某些身患不治之症而又濒临死亡，又遭受重大痛苦愿意接受安乐死的人;第二种是对那些因精神达到崩溃想要自杀却希望快乐死去的人。
精神上的痛苦和身体上的痛苦同样让人痛不欲生。
安乐死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安乐死的本质，不是决定生与死，而是决定死亡时是痛苦还是安乐。
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过程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和幸福的感受。
第1篇一、引言安乐死，即自愿结束生命的权利，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
在我国，安乐死尚未被法律所允许，但这一议题一直备受关注。
本文将从我国法律规定、安乐死的伦理道德、现实案例等方面，对我国安乐死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二、我国法律规定1. 我国现行法律对安乐死的禁止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因此，在我国，安乐死属于故意杀人罪，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2. 相关法律法规对安乐死的限制虽然我国法律禁止安乐死，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相关法律法规对安乐死进行了限制。
（1）医疗救治：我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为患者提供适宜的医疗服务。
在患者病情危重、无法自主决定治疗方式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家属的意愿。
（2）器官捐献：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非商业原则。
在患者生前，其家属可以授权医疗机构在患者死亡后进行器官捐献。
3. 地方性法规对安乐死的探索近年来，我国部分地方性法规对安乐死进行了探索。
例如，2016年，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一起安乐死案件，但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
这表明，我国对安乐死的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
三、安乐死的伦理道德1. 尊重生命权生命权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尊重生命权是安乐死的伦理基础。
在我国，尊重生命权意味着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禁止随意剥夺他人生命。
2. 自主决定权自主决定权是指患者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生死。
在我国，尊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是安乐死的伦理要求。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患者往往处于病痛的折磨中，难以做出明智的决策。
3. 亲情伦理亲情伦理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爱、相互扶持的道德原则。
在我国，亲情伦理要求家庭成员在患者面临生死抉择时，要充分考虑患者的意愿，尊重患者的决定。
四、现实案例1. 陈毅之案2012年，江苏南京的陈毅之因患癌症晚期，向法院申请安乐死。
浅析安乐死中的生命权摘要生命权是安乐死是否合法化中争议最大的议题，本文通过论述生命权的归属和安乐死的正当性，认为个体具有生命权和生命处分权，其在安乐死中处理生命的权利是正当的。
关键词安乐死生命权争议最近发生的安乐死案件又将安乐死的合法化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围绕着它发生了巨大的讨论和争议。
大部分人认为应该或希望国家将安乐死合法化，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死亡是自然规律，人类无法改变，也没有能力改变。
既然我们不能选择出生，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死亡吗，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吗，我们可以在自己死亡的时候走得没有痛苦，安详一点、有尊严一点吗？争议一直伴随安乐死，就世界范围来看，安乐死的理论发展处在上升期，呼吁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和人群越来越多，但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却只有几个，在安乐死并不合法的国家，一些人暗中进行安乐死，或者是偷渡、旅游到安乐死合法化国家进行安乐死。
就中国而言，安乐死并不是我国特有的产物，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虽然我国古代思想家有阐述过安乐死，但是那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
目前，安乐死在我国面临极大争议，虽呼声很高，但安乐死在我国是不合法的，我国没有出台任何关于安乐死的法律、法规或者解释，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哪一个法律提到安乐死，实施安乐死的人依照我国刑法规定是要以故意杀人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只是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被法院以主观恶性小、情节不重或社会危害性不大判决罪轻或者无罪予以释放。
安乐死之所以争议复杂，是因为它是一个涉及到诸多方面的话题，包括传统伦理、医学、法学、社会学，与目前的一些道德标准和社会风俗习惯有着极大的冲突，比如生命权问题。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关于安乐死的讨论旷日持久，而且非常激烈，但争论的焦点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具体国情的不同而有某些或明或暗的差别。
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争锋相对，这场争论也注定在安乐死合法化之前将会持久的进行下去。
在这些争议中，最大的是生命权的归属问题，究竟，一个人的生命应不应该完全由他自己来掌握。
第1篇一、引言安乐死，即主动结束患者生命的行为，是指患者因疾病、痛苦等原因，请求医生帮助其结束生命。
近年来，安乐死案件在我国逐渐增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将从我国安乐死案件的法律规定入手，分析安乐死案件的立法现状、法律适用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我国安乐死案件的法律规定1. 立法现状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专门关于安乐死的法律法规。
在司法实践中，安乐死案件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审理：（1）宪法：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生命权。
但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安乐死是否属于公民的生命权。
（2）刑法：我国刑法规定了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对于涉及安乐死的案件，司法机关可根据具体情况适用相关罪名。
（3）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该条例规定了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应当遵守的规范，对于涉及安乐死的医疗行为，可根据具体情况认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医疗纠纷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明确了医疗纠纷刑事案件的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对于涉及安乐死的案件，司法机关可根据具体情况适用相关罪名。
2. 法律适用（1）故意杀人罪：对于主动结束患者生命的行为，如果行为人具有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患者死亡，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则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
（2）故意伤害罪：对于行为人虽然未直接结束患者生命，但通过实施伤害行为导致患者死亡的情况，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
（3）医疗事故罪：对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规定，导致患者死亡或者严重损害患者身体健康的行为，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
3. 存在的问题（1）法律适用不明确：由于我国尚未制定专门关于安乐死的法律法规，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安乐死案件的审理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
（2）法律制裁力度不足：对于涉及安乐死的案件，现行法律制裁力度相对较轻，难以起到震慑作用。
（3）伦理道德争议：安乐死涉及伦理道德问题，社会各界对此存在较大争议。
第1篇一、引言安乐死，即“安乐死亡”，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患，在患者自愿的前提下，通过医学手段结束其生命的过程。
安乐死在我国法律上尚未得到认可，但在美国，安乐死法律规定较为复杂，各州之间存在差异。
本文将从美国安乐死法律规定的历史背景、现状、争议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探讨。
二、美国安乐死法律规定的历史背景1. 非法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安乐死现象逐渐增多，但当时安乐死在我国法律上并未得到认可，属于非法行为。
在此期间，一些著名案例如“布莱克案”（Black Case）等，使得安乐死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关注。
2. 部分州合法化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20世纪60年代，美国部分州开始探索安乐死合法化。
1976年，俄勒冈州成为首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州。
此后，其他州如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等也相继通过安乐死法案。
3. 全国范围内合法化趋势（21世纪初至今）21世纪初，美国安乐死法律规定呈现全国范围内合法化趋势。
然而，由于各州立法差异较大，安乐死法律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争议。
三、美国安乐死法律规定现状1. 部分州安乐死法律规定目前，美国已有8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通过了安乐死法案，具体如下：（1）俄勒冈州（1997年）：允许医生在患者自愿、清醒、反复要求下，给予致命药物。
（2）华盛顿州（2008年）：与俄勒冈州类似，允许医生在患者自愿、清醒、反复要求下，给予致命药物。
（3）加利福尼亚州（2015年）：与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类似，允许医生在患者自愿、清醒、反复要求下，给予致命药物。
（4）科罗拉多州（2016年）：与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类似，允许医生在患者自愿、清醒、反复要求下，给予致命药物。
（5）佛蒙特州（2013年）：允许医生在患者自愿、清醒、反复要求下，给予致命药物。
（6）华盛顿特区（2018年）：允许医生在患者自愿、清醒、反复要求下，给予致命药物。
（7）阿拉斯加州（2018年）：允许医生在患者自愿、清醒、反复要求下，给予致命药物。
辩论赛安乐死合法化材料辩题：在中国安乐死该不该合法化正⽅：在中国安乐死该合法化辩论资料（仅供参考）（⼀）安乐死定义：中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认可，⽤⼈道⽅法使病⼈在⽆痛苦状态中结束⽣命过程。
（⼆）分类：⼀般分为两⼤类：积极的（主动的）安乐死，指采取促使病⼈死亡的措施，结束其⽣命，如当病⼈⽆法忍受疾病终末期的折磨时。
消极的（被动的）安乐死。
即对抢救中的病⼈如垂危病⼈不给予或撤除治疗措施，任其死亡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还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垂危病⼈的安乐死。
这⾥，安乐死只不过使死亡时间稍稍提前⼀些。
⾮垂危病⼈的安乐死。
若不进⾏安乐死，病⼈可以存活相当长时间，并且不⼀定⾃觉痛苦，但他的⽣活质量是低下的，对社会家庭是⼀个负担。
例如畸形或发育不全的婴幼⼉或患不治之症但尚未处于垂危阶段的病⼈，以及植物⼈等。
⽆论从伦理学还是从法学的⾓度来看，消极的安乐死接近⾃然死亡，⽽积极的安乐死则接近故意杀⼈。
（三）实施条件：对重度精神病患者、重度残疾⼈及处于不可逆昏迷中的植物⼈，实施使其在⽆痛苦感受中死去的⾏为。
狭义专指对⾝患绝症、临近死亡、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患者，实施促使其迅速⽆痛苦死亡的⼀种⽅式。
⼜称⽆痛苦死亡。
⼀般多指后者。
各国对安乐死是否合法存在争论。
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安乐死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2.病⼈极端痛苦，不堪忍受；3.必须是为解除病⼈死前痛苦，⽽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实施；4.必须有病⼈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5.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6.必须采⽤社会伦理规范所承认的妥当⽅法。
（四）法律现状在我国，在法律未允许实⾏积极安乐死的情况下，实⾏积极安乐死的⾏为，仍然构成故意杀⼈罪；既不能认为这种⾏为不符合故意杀⼈罪的犯罪构成，也不宜以刑法第13条的但书为根据宣告⽆罪。
当然，量刑时可以从宽处罚。
中国安乐死立法之路的四次尝试及思考
一份医师书面结论中的任一条结论为否定，可参考最终审定结果定夺，若最终审定结果中任一条为否定，则司法机构裁定驳回患者的安乐死申请。
患者可要求复诊，复诊仍需按上述程序进行，审理人员全部更新，若还是不能达成一致结论申请通过的，则法定时间内不得再次要求复诊，除非有新
最终实
法定部门件，
四、提倡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是一个人在头脑清醒、理智健全时签署的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4]166。
这种建立在个人“知情同意权”基础上的死亡方式，提倡重视生命，一旦身处不可逆转的病痛末期便遵循自然的方式放弃延长死亡过程。
美国一个慈善基金起草的一份
“生前预嘱”样本中这样写道：“如果在未来某一时刻我无法决定自己临终时的各种问题，我愿这一声
明能清楚表达我的意愿：如果我康复无望，那么我要求死亡，不要用人工方式和其他极端方式维持我的生命。
我认为，死亡与出生、成长、成熟和年老一样是一种现实，一种必然。
我害怕每况愈下、依赖别人和痛苦绝望所带来的屈辱远远超过害怕死亡。
我请求从怜悯出发为我缓解晚期痛苦，即使这些作法也许会缩短我的生命。
”法律最初确立生命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生命安全、延续生命，然而生命权所要求的不仅仅是生命的安全与延续，还应当包括生命的结束与尊严。
不管是“安乐死”
---文章来源网络。
安乐死的立法研究作者：肖子尧来源：《商品与质量·消费视点》2013年第01期摘要：从生到死，是人类繁衍发展的自然规律。
自“安乐死”一词衍生以来，伴随它的争议也不断激烈化，到了20世纪，人类对于生与死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安乐死究竟合不合法，究竟该不该立法，也是众人中争议的焦点所在。
本文在分析我国安乐死立法现状的前提下，具体提出了关于安乐死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安乐死；立法的争议；生命权一、安乐死法律问题概述西方社会对安乐死的研究较早。
十九世纪就出现了第一部关于安乐死的论著。
二次世界大战后，医学科技的进步，人工心肺机的广泛应用与普及，奇迹般地使许多“心死”而脑未死的病人完全恢复生机，十几年甚至数十年不死，虽然不死却无法摆脱病魔的折磨，安乐死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我国对安乐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争论也较大。
关于安乐死的法律后果，基本上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类。
否定说认为，安乐死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仍应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但处罚可以从轻。
肯定说认为，安乐死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但由于安乐死是在患者极度痛苦、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其生命的医疗行为，而医疗行为是正当业务行为，因而可以阻却其违法性，不构成杀人罪。
安乐死是指因现代医学无法挽救而面临死亡的病人的主动真诚要求，医师为解除其不堪忍受的痛苦而采取无痛苦的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
二、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思考1.安乐死是否侵害生命权这个问题存在很大争论，尤其是当一个人自愿进行安乐死并坚持让其亲友或医护人员帮助他实现其意愿时更是如此，一些亲人或医护人员为了帮身患重病，没有康复可能并处在痛苦中的病人早日解脱，可能为其提供帮助，但却违反了一些国家的法律，不提供帮助又违背了病人的意愿，这个问题在全世界经常发生并引起人们的争论和沉思.既然，生命权属于人的基本权利，在生命美好时，应当体面的活着，在生命成为难以忍受的痛苦时，也可以尊严的死去，在自己不能行动时，请求人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应当制定严格地法律程序，以证明对生命权的处理完全是自愿。
安乐死立法问题浅析安乐死这个词对于中国人而言也许并不陌生，但是一般民众不会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
但是，随着中国医疗水平的逐步提高和群众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安乐死必将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目前，中国已有不少与安乐死有关的案例，并且也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应该要为安乐死立法。
自从1988年第七届人大会议上，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提出安乐死这个问题以来，已经有四、五次呼吁为安乐死立法的尝试。
安乐死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被饱受争议的话题。
在国内的环境背景下，害怕因为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而背上不孝的罪名，这种担忧本身只表明了传统“孝道”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孝”是为人们所认同的伦理价值取向。
因为一方面中国的“孝”文化由来己久，并且与政治关联密切。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孝”的社会政治作用的明确记述，如《论语?学而》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意为一个人只有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在外才不会犯上作乱，做出有悼礼法的事情。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
中国古代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每个人既是家族成员，又是社会成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家族关系扩大而成。
一个人正是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开始，不断扩展，达到爱朋友、君王，以致爱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
所以作为处理家庭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孝”，既是家庭关系的重点，又是扩展社会人伦关系的起点。
这样，个人被牢固地固定在了家族——国家这一整体、集体的利益链条之上，并产生了一种个体对家族——国家的牺牲意识与服从意识，即只强调个体对家族——国家的义务价值。
因而现代安乐死对于自身权利被尊重的要求往往会遭遇到极大的片面义务论价值取向的阻碍。
第二，“孝”中所包含的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使得个体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安乐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
由于现代安乐死所要求的是人工干预死亡过程，而且在直观上，发出安乐死请求的父母或其他亲属依然被称为活着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要求会被子女或晚辈当成是处死的请求，难以接受，即会获得“不孝”的外在道德评价。
但父母或其他的亲属的安乐死请求出于自身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子女或晚辈应该同意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
实践表明，子女或晚辈大多拒绝了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安乐死请求。
很明显，这种拒绝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要求安乐死者本人的利益而使子女或其他晚辈符合外在的积极道德评价为代价的。
由此，“孝”与“不孝”除了强调被尽义务者的需求外，更加取决于一种外在的积极道德评价，即“孝”中包含有尽义务者的利己动机，也就是俗话说的“好名声”。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
宋功德认为，在这方面法律应该体现人性化。
但是，“安乐死”没有被确认事出有因。
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
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
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
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使人无痛苦地死去的做法，是一个长期争论的伦理学、法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问题。
再把目光转向国外。
荷兰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安乐死在荷兰仍然是犯罪，但如果能够证明满足下列标准，报告已经实施安乐死的医生不会受到起诉：（1）·病人请求安乐死是自愿的、经过充分考虑的、一贯坚持的和明确的。
（2）·医生与病人有足够密切的关系，使医生能够确定这个请求是否既是自愿的又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3）·按照目前的医学意见，病人的痛苦是不可忍受的，而且没有改善的希望。
（4）·医生与病人讨论过除安乐死以外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5）·医生至少应向一个具有独立观点的其它医生咨询。
（6）·安乐死的实施应符合优质医疗实践。
其后，日本、瑞士等国和美国的一些州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
1976年日本东京举行了第一次安乐死国际会议。
美国最高法院2006年裁定，医疗行为由各州自行管理，包括协助自杀。
2008年11月，华盛顿州近60%的选民投票通过了第1000号动议案，成为继俄勒冈以后第二个由选民投票允许安乐死的州。
华盛顿州允许安乐死的法律自2009年3月5日生效，规定，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如果剩下的时间不到6个月，可以要求医生对其实施安乐死；要求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年满18岁，有行为能力并是该州居民；病人必须提出两次口头申请，间隔15天，并在有两名见证人的情况下提出书面申请，其中一名见证人不能是病人的亲属、继承人、负责治疗的医生或与申请者所住医院相关的人；开致命性处方或实施安乐死的医生还必须向州卫生部门提交记录的复印件，州卫生部门就法律的实施情况撰写年度报告。
[1]1996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
但就澳大利亚全国而言，至今仍无安乐死的国家立法。
在德国，安乐死协会的会员1994年已达4.4万人；1999年，德国外科学会首次把在一定情况下限制和终止治疗作为医疗护理原则的一项内容。
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为之立法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安乐死合法的区域实在是微不足道。
但是，不可否认，安乐死合法是历史的发展趋势。
因为它符合人类关于人性的定义，满足人道主义的要求。
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说道：与其让他们（植物人）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而庄严地结束生命。
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
著名的硬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是用猎枪来结束自己的痛苦的。
如果可以安乐死，也许他可以走得更安详吧。
安乐死立法一直是争论已久的困扰着立法界司法机关的问题.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把对生死的选择视为自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逐步将其纳入人权的核心内容.通过对安乐死本质及其相关的法律问题的探讨、论证,可解决对安乐死立法的需求,完善法律制度本身,并有效地指导实践.死亡问题,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的死亡,作为一个重要法律事件,必将会引起与之相关的许多法律后果。
人的死亡,体现了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
安乐死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司法界。
不过,安乐死的合法化作为一种价值选择的趋势已逐渐为各国人们所接受。
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其含义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
《牛津法律大词典》将安乐死解释为在不可救药的患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者加速死亡的措施。
《布莱克法律字典》则认为安乐死是从怜悯出发,将患有绝症又极度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做法。
而我国学者这样解释: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身体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实施的,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
许多国家都在对安乐死进行研究和探索,对于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
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
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
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
对于安乐死的定义，首先强调患者的自由意愿，安乐死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
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
安乐死本是一个古老的世界性话题，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斯巴达。
在现代西方国家看来，安乐死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等诸方面，而不单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医学问题。
关于伦理、法律和医疗实践的关系，现代西方国家遵循的公式是：“医疗实践必须依法进行，法律必须符合伦理的要求，而不是相反”（英国伦理学家奥德伯格语）。
由于安乐死立法涉及国家政策的权衡和制定，这就决定了它首先不是一个医疗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首先对之进行伦理判断和哲学思考的问题。
纵观现代西方国家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人们大多能够立足伦理，在生命价值、个人自由与权利上给予较多的哲学思考。
至于所谓家人负担和社会卫生资源的分配均是拿不到桌面上的问题。
究其原因，不排除这与其文化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想必还是在于它们社会的发展水平，表现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健全的法制条件、强烈的个人自由与权利氛围和完备的医疗保障体系等。
目前关于台湾安乐死立法破冰之举，迅速在华人世界中引起巨大反响，争议不下的安乐死立法又一次引发各方论战，台湾大胆地迈出第一步，或多或少对中国大陆带来影响。
立法派主张的观点主要是从“人应当享有死亡权”，“安乐死是对人权的一种保障体现”，“安乐死的非犯罪化”，“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必要性”几个方面论述。
反对派主张的观点首先是要从伦理和道德方面考虑，以及中国国情是否适合安乐死实施。
，以及“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
这个权利应当受法律保护。
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根据联合国人权公约的规定及相关法理，在对待生命权问题上，国家只能采取积极的保护性措施，即只能是延长人的生命，而不能是人为地终止人的生命。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安乐死也不属于延长人的生命的积极措施。
如果说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迄今未就安乐死问题直接发表意见的话，那么，作为欧洲人权保障的最高机构欧洲议会则有明确表态，即安乐死与《欧洲人权公约》相抵触；按公约规定，不能故意致人于死，应充分保障生命的权利，特别是针对那些患有不治之症和垂死的病人。
在世俗的观点里，认为死亡是一件悲哀的事，更多西方国家则认为死亡是一种升华，一种喜悦，试想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忍受巨大痛苦度日，是否是对生命质量的一种摧残。
2008年10月21日，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就程鹏才涉嫌故意杀害妻子一案做出判决，帮助妻子安乐死的程鹏才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1990年3月，陕西省汉中市人民法院对王明成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这是中国首例安乐死案件。
陕西人王明成申请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安乐死，最后他和协助实施安乐死的医生一起成为了被告。
当时的庭审辩论，花去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中国首例安乐死案例的开庭，引发了社会各界激烈的争论。
时隔20多年，湖北程鹏才案件的发生，再度引发了社会对安乐死案例的强烈关注。
如果安乐死立法实现，是否会解决这些问题，是否会引导社会伦理对安乐死有一种客观的评价，对于主观上并无杀人故意，缺乏动机，遵从当事人意愿，从某种角度上讲并无过失之说的帮助他人实施安乐死的人，无辜站在被告席上，似乎有违法律的公平，公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