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隋唐时代西域乐舞在中原的传播与发展_张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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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域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西域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宗教的地区,历史上一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与汉文化交流互动密切,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特色。
西域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长河中的不断演绎和变革,我们需要从历史、社会和文化角度来进行深入探讨。
西域文化艺术的传承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楼兰文化和龟兹文化等,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等原因,这些文化艺术虽然并不是独立的系统,但却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
例如,楼兰文化融合了中原、西域和南亚等地的元素,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化艺术,如音乐舞蹈、壁画绘画、器物制造等等。
龟兹文化则主要以佛教为核心,开创了佛教寺庙建筑艺术、唐卡绘画、佛像制作等等。
这些古代文化艺术不仅在当时就受到了广泛传播和推崇,后来也被继承和发展了下去。
当然,传承和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在西域历史上也曾经存在过对于某些文化艺术的艰难传承和演变。
例如,在唐朝时,佛教在西域盛行,佛教文化艺术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然而,随着清真教的传入,佛教文化艺术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和替代,这样的趋势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而西域文化艺术的发展则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化和变革的,主要包括汉文化和西域本土文化的融合、民族和宗教文化的交流和互动等方面。
融合是指各种外来文化元素与西域原有文化元素的混杂和交融,使其逐渐形成了以独特风格为主的文化艺术。
例如,摄政王府在清代时期的建筑艺术,就是各种文化风格在这里得到了完美融合的典型范例,其造型和结构等方面不仅沿袭了汉文化传统,同时又充分吸收了西域文化艺术的独特性。
在西域文化艺术的发展中,不仅民族和宗教文化交流得到了加强,同时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也在西域文化艺术中共同营造出了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涵盖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以及不同地域区别的文化艺术形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各种寺庙的建筑艺术、佛教、伊斯兰等宗教的绘画和雕塑艺术等等。
总之,西域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复杂多样的历史过程,既展现了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交流互动的鲜明特色,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和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丰富内涵。
从历史脉络看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中国音乐源远流长,不同地域的音乐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魅力。
在中国的音乐发展史上,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受到了波斯、印度等国家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在与中原音乐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中,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可以从音乐风格、乐器、曲式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从音乐风格的角度看,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音乐的调式和节奏上。
在西域音乐文化中,常见的调式有阿拉伯音阶、波斯音阶等,这些调式与中原音乐文化中的音律体系有所不同。
西域音乐的特点之一就是音调多变、音域宽广,这与中原音乐的音调稳定、音域较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节奏方面,西域音乐往往以复杂多变的打击乐器节奏为主,而中原音乐则更注重以弦乐器和管乐器为主的旋律演奏。
这种不同的音乐风格在相互交融中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丰富了中原音乐的音乐风格和表现形式。
从曲式的角度看,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曲式的创作和表现上。
在西域地区,常见的音乐曲式有伊斯兰祷词、古典音乐等,而中原地区则有雅乐、宫廷音乐等。
随着两种音乐文化的融合,西域地区的曲式逐渐传入中原地区,为中原音乐的曲式创作注入了新的元素和特点,也为中原音乐的表现形式带来了新的灵感和想法。
在历史上,隋唐时期的中原音乐曲式中就明显地融入了西域音乐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和表现形式。
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了音乐风格、乐器、曲式等多个方面。
随着两种音乐文化的交融,中原音乐文化逐渐吸收了西域音乐文化的精华,也不断地进行了变革和创新。
在这一长期的交流中,中原音乐文化得到了更加丰富和多样的发展,也为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是积极的、深远的,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希望在未来的音乐交流中,西域音乐文化与中原音乐文化能够继续进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中国音乐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从历史脉络看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摘要】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是西域音乐文化与中原音乐文化相互影响的开始。
西域音乐文化的特色和影响在汉唐时期广泛传播到中原,为中原音乐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
在元明清时期,西域音乐文化在中原的传承和影响更加深远,促进了两地音乐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带来了丰富多样的音乐形式和演奏技巧。
而在受西域音乐文化影响下,中原音乐文化也展现出了独特的发展路径,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西域音乐文化与中原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丰富了双方音乐的文化内涵,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西域音乐文化,中原音乐文化,历史脉络,影响,传播,特色,融合,发展,传承,古代丝绸之路,汉唐时期,元明清时期,广泛影响,独特发展1. 引言1.1 西域音乐文化的定义西域音乐文化是指中国西部地区各民族的音乐艺术和文化传统。
这些地区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地,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联系着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西域音乐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在这些地区的音乐中,常常可以听到独特的民族乐器演奏和特殊的歌唱方式,这些元素都是西域音乐文化的重要特征。
西域音乐文化不仅体现了当地民族的生活和情感,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各民族的传统乐曲和舞蹈,反映了他们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历史传统。
西域音乐文化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
通过对西域音乐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民族音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也可以促进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1.2 中原音乐文化的特点中原音乐文化的特点可以说是丰富多彩、历史悠久、深厚独特。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其音乐文化也深受历史文化的熏陶。
中原音乐文化源远流长,有着独特的音乐风格和特点。
中原音乐注重情感表达,以“悠扬”、“婉转”、“明快”、“豪放”等为主要特点。
散文龟兹乐舞摘要:1.龟兹乐舞的概述2.龟兹乐舞的历史渊源3.龟兹乐舞的艺术特点4.龟兹乐舞的现代传承与发展5.龟兹乐舞在我国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正文:【龟兹乐舞的概述】龟兹乐舞,源于我国古代西域地区的一种传统乐舞形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表现力而闻名于世。
龟兹,古地名,位于今天的新疆库车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
龟兹乐舞起源于古龟兹国,后流传至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龟兹乐舞的历史渊源】龟兹乐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 世纪,古龟兹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龟兹乐舞吸收了印度、波斯、希腊等多种文化的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公元4 世纪,龟兹乐舞随着佛教的传播而进入中原,受到了我国古代宫廷和民间的喜爱,逐渐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
【龟兹乐舞的艺术特点】龟兹乐舞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既有西域乐舞的奔放热烈,又有中原乐舞的典雅庄重。
其舞蹈动作优美流畅,旋律悠扬动人,表现力十分丰富。
龟兹乐舞的乐器也独具特色,如琵琶、箜篌、筚篥等,这些乐器的演奏为龟兹乐舞增色不少。
【龟兹乐舞的现代传承与发展】随着历史的变迁,龟兹乐舞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然而,近年来,在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重视下,龟兹乐舞得以重见天日,并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传承与发展。
如今,龟兹乐舞已经成为了新疆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学习并传承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
【龟兹乐舞在我国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龟兹乐舞在我国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龟兹乐舞的传入,丰富了我国的音乐舞蹈文化,影响了我国古代宫廷和民间的艺术创作。
同时,龟兹乐舞的研究也为现代人提供了了解古代西域历史文化的窗口。
总结,龟兹乐舞是我国古代西域文化的瑰宝,它的传承与发展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中原与西域乐舞文化的交流探微】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交流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从浩繁的中国舞蹈发展史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古代中原与西域地区曾有过长久、辉煌的交流活动,在中国舞蹈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古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乐舞交流,早在三国时期便有记录,《魏书・王桀传》注引《魏略》中说,曹植曾在沐浴后光着大跳一种《五稚锻》的胡舞,而“胡”是中国对北方和西方各民族的泛称。
“胡舞、胡乐”即指西北少数民族的乐舞。
一秦汉时期乐舞交流的开端汉代继承了秦代的经济统治制度,进一步对边疆开发,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对各族人民的生产及经济起到推进提高作用。
汉武帝时,开拓了西域和南海的交通,在西南地区开设郡县,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给中外各族的乐舞文化的交流提供的条件。
一般认为古代中原与西域地区的乐舞交流以张骞通西域为起点。
张骞从西域带回“胡乐”,传到了西京长安。
崔豹《古今注》记载“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与西京,唯得摩诃。
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
李延年在“胡乐”的影响下,加以创造发展而创出了新声。
箜篌是印度的乐器,又名空篌,东汉时,从西域传入竖箜篌,汉灵帝嗜好这种乐器。
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上有竖箜篌,由纵横连接的两杆和牛角形音箱构成,音箱上开有若干音孔。
如克孜尔163窟双人歌舞图,女子两手作拨弦状,男子以左臂轻以女肩亲密相靠,做交叉两足的舞姿。
乐舞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先贤、祖先和英雄的崇拜以及歌颂统治者功绩的纪功舞蹈上。
它的兴盛在西周乃至今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舞蹈发展中起到了象征礼化的作用,推行政治性社会教化的仪礼化道路,纵贯千古被历代王朝所尊重。
汉族文化在西域乐舞传入内地的同时也传至西域。
从我国新疆地区出土的大量文物,有丝帛、纸张、汉简等。
说明了两汉时代西域文化中已渗入了汉文化。
在新疆克孜尔千佛洞77窟伎乐天有吹排萧者,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上的排萧,多为13管,与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竹排萧式样相同。
西域传统艺术文化历史传承述略作者:马慧来源:《丝绸之路》2015年第04期[摘要]自西汉开始,随着路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古老而灿烂的西域艺术文化逐渐传播到中原地区。
尤其是龟兹乐舞东渐,不仅构成隋唐时期宫廷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促进了宋元词曲艺术的发展,也为明清时期维吾尔族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西域;艺术文化;丝绸之路;龟兹乐舞[中图分类号]G112 ; ;[文献标识码]A ; ;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04-0057-02一、敦煌艺术的起源与龟兹艺术历史上,敦煌在河西走廊诸城中,以其规模之大、人口之多、物产丰富、交通便利而闻名。
据东晋高僧法显《佛国记》记载:“(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
”对敦煌城墙长度进行记录,由此可见其规模之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敦煌作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枢纽更加凸显作用,而且成为中原管辖西域地区的政治中心之一。
曹魏时期,持有敦煌太守所发的“过所”才能通行西域,足可证明敦煌在当时作为中原对外交流的陆上“港口”地位。
北魏时期,敦煌进一步成为政治、军事上联结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枢纽,成为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汇点,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应运而生,包括诗歌、宗教、音乐、舞蹈等。
随着这些宝贵的敦煌文化遗产的发掘,孕育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学。
随着敦煌地域重要性的不断增强,敦煌艺术形式发展多种多样,历经演化成为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龟兹乐舞被公认为古代西域乐舞乃至丝绸之路艺术汇集的杰出代表,其对外传播并影响了中国、朝鲜、印度、越南、西亚、东南亚、北非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对我国隋唐时期宫廷燕乐、大曲、变文等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以至唐宋以后中国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许多学者认为龟兹大曲是已经被列为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乃至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主体,即维吾尔族大型古典民间套曲艺术十二木卡姆的发展母体。
从历史脉络看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自古以来,西域地区(如今的新疆、西藏、青海等地)与中原地区(如今的华北、华中、华东等地)之间就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和音乐交流。
在这些交流中,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丰富了中原音乐的内容和形式,还促进了中原音乐的创新和发展。
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产生影响的最早表现之一就是西域音乐的引入。
在古代,西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
随着东西方交流的不断加深,后世有关古代音乐的文献记载了南北朝时期,音乐家蔡健先后两度远征西域,从中亲身体验了西域的音乐,进而将其引入到中原地区。
西域音乐以其独特的音调和旋律融入了中原古代音乐的演奏和创作,使得中原音乐更加多样化和富有魅力。
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产生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乐器的互通。
西域音乐文化以其特有的乐器形式而闻名,如塔尔、胡琴、木琴、鼓等。
这些独特的乐器在与中原音乐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中原传统乐器相结合,为中原音乐增添了新的音色和表现力。
在音乐家蔡健带领的演奏团队中,西域乐器经常与中原乐器同时演奏,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音色效果,为中原音乐的演奏和表演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艺术形式和表演技巧的借鉴。
西域地区素有“民族团结的花园”之称,这里聚居着多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和艺术形式。
西域音乐在与中原音乐交流的过程中,中原音乐家吸纳借鉴了西域音乐的表演技巧和艺术形式,并加以创新和发展。
西域的民间艺术形式如古尔邦节、克孜勒图节等常常与中原音乐相结合,形成了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原音乐形式。
西域音乐中常见的某些特点也被中原音乐借鉴,如西域音乐的宗教性和舞蹈性逐渐为中原音乐所接受和使用。
西域音乐文化还通过历史人物的交流对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丝绸之路的发展促进了中原与西域地区人员的交往,许多西域的艺术家、音乐家、学者等来到中原,为中原音乐的创作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疆域广阔、民族和睦,为社会文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作为封建帝国都城的长安,当时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心。
音乐艺术得到迅猛发展,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原音乐与西域音乐的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华夏正声的雅乐逐渐走向衰落,宫廷燕乐迎来了鼎盛时期。
西域”一词出自《汉书》。
西域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为:汉时指现在玉门关以西的新疆和中亚细亚等地区。
燕乐,亦称宴乐。
最早出于《周礼》,指天子诸侯们与宾客宴饮时演奏的音乐,有别于庙堂之上祭祀等活动所用的雅乐。
一、唐燕乐主要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唐燕乐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体现在三大乐、十部伎、坐立部伎、法曲和清乐等方面。
三大乐指《秦王破阵乐》《上元乐》《庆善乐》这三部大型乐舞。
《秦王破阵乐》由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改编加工,歌颂了秦王南征北战的赫赫战功。
最初在君臣宴会时表演,后逐渐改为宗庙祭祀专用,有时还在其他国家被演奏,展现唐朝的强盛和与周邻的友好。
《庆善乐》是唐太宗与群臣在武功举行宴会时命乐师所作,主题是对李世民文治的歌颂,后来也被放在宗庙祭祀时使用。
唐代在对隋燕乐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删减和加工,列为十部伎,包括燕乐、清商伎、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高昌伎。
坐部伎在堂上表演,立部伎则是在堂下表演。
表演的曲目是自北周到唐玄宗时期14个影响力最大的乐舞,从而使唐代以前的燕乐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和传承。
法曲是唐朝燕乐中流传范围最广、传承最久的乐舞,主要在宫廷宴会上表演。
唐玄宗酷爱法曲,命梨园弟子学习,称为“法部”。
清乐即清商乐,从汉代一直被使用,至武则天时再次受到青睐。
清商乐和法曲均吸收了雅乐的一些特点。
燕乐最早产生于西周,是有别于雅乐的一种“世俗”音乐形式。
唐代社会开放、文风浪漫,音乐艺术受到社会各阶层喜爱,这为燕乐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受统治者的抬爱,燕乐被广泛使用在宫廷宴会之上。
为了歌颂帝王功勋,音乐创作打破燕乐和雅乐的严格界限,燕乐中融入大量雅乐的内容,从而使燕乐逐渐走上高堂,被宗庙祭祀所用。
第25卷第4期V ol 125 N o 14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angchun N ormal Un iv ersity (H umanities and S ocial Sciences )2006年7月Jul 12006从隋唐时期宫廷燕乐的发展看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演变刘清明1,姜宇丹2(1.长春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2.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吉林长春 130021)[摘 要]宫廷燕乐是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在隋唐时期达到空前的辉煌。
隋唐时期的宫廷燕乐其形式之复杂,其涉及到的地域风格之多样,是从古至今不可多见的。
追溯其产生的源头,观察其后世之演变,能够直接地我们研究传统音乐的流变提供启示。
[关键词]宫廷燕乐;多部乐;二部伎;相和歌;相和大曲;清商乐;胡乐[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8X(2006)04-0162204[收稿日期]63[作者简介]刘清明(),男,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助教,从事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
宫廷燕乐是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尤其是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都达到了相对强盛的历史阶段。
宫廷燕乐在隋唐时期得以长足的发展,并具有广泛的影响性。
一、隋唐时期宫廷燕乐的基本形式“燕乐”一词自周代就有。
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载:“凡祭祀飨食奏燕乐”。
可知这是周代宫廷皇帝及各诸侯宴享宾客时所用的音乐,故又称宴乐。
隋唐时期的燕乐以其宏大的体制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绽放出奇光异彩。
标志着我国古代的发展已达到空前的高度和水平。
燕乐中多部乐与二部伎的发展建立在多民族音乐并存的基础之上。
隋、唐时的多部乐,起初是隋炀帝按照宫廷乐队所演奏音乐的不同来源,如国内不同民族,国外不同国家,将其分为若干部。
隋为七部乐、九部乐,唐在隋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删补调整为九部乐、十部乐。
从历史脉络看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
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古代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交往。
作为丝
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西域与中原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音乐文化也不
例外。
西域音乐文化的传入丰富了中原音乐的曲调和乐器种类。
古代中原地区的音乐以雅乐
和民乐为主,曲调较为简单,乐器也比较有限。
而西域音乐引入了一系列的新曲调和乐器,使中原地区的音乐变得更加多样化和丰富。
《乐府诗集》中就有很多受西域音乐影响的作品,如《西凉乐府》中的《骊山行》、《陇头行》等。
西域的民间音乐也对中原地区的民
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其更加多样化和具有西域特色。
西域音乐文化的传入促进了中原音乐的演奏技艺和表演形式的发展。
西域音乐以其独
特的曲调、节奏和表演方式而闻名,其中包括弦乐、打击乐和管乐等多种演奏方式。
这种
演奏技艺不仅给中原地区的音乐家提供了新的艺术启发,也丰富了中原音乐的表演形式和
技巧。
在盛唐时期,西域音乐文化对于当时的音乐家和乐器制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
得中原地区的音乐表演水平大幅提升。
西域音乐文化也对中原音乐的创作和演绎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丝绸之路的交通
畅通中,西域与中原地区的音乐家和作曲家之间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这种交流不仅
促进了中原音乐创作方式的创新,也使得西域音乐文化融入了中原音乐的创作中。
在唐代,西域音乐的一些特点比如非西洋音符、非等音律等,都在中原音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从历史脉络看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音乐文化一直以其丰富多彩、博大精深而闻名于世。
而在中国的音乐文化中,对西域音乐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从古代丝绸之路的交流开始,西域音乐文化便与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深刻的交融与影响。
本文将从历史脉络出发,探讨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
要了解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就必须了解丝绸之路在古代的重要性。
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与西方国家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
在这条古代的贸易通道上,除了丝绸、茶叶等商品外,还有音乐文化的交流。
在丝绸之路的交流中,西域音乐文化与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乐器上看,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乐器的传播和交流上。
丝绸之路的形成与扩大,使得西域地区的乐器逐渐传入中国。
西域的胡琴、大提琴等乐器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古代音乐中的重要演奏乐器。
这些乐器的传入丰富了中国古代音乐的表现形式,也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丝绸之路交流的过程中,西域音乐文化的打击乐器、铜器等也逐渐传入中国,为中国古代音乐的表演形式增添了新的元素。
从音乐风格上看,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也表现在音乐风格的交流和融合上。
在丝绸之路的交流过程中,西域地区的音乐风格与中国的音乐风格相互交融,产生了新的音乐形式。
西域地区的宗教音乐与中国的宗教音乐在丝绸之路上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形成了新的音乐形式。
在中国的音乐史上,佛教音乐、伊斯兰教音乐等都是受到西域音乐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
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
从乐器、音乐形式、音乐风格、音乐思想等各个方面来看,西域音乐文化都在中国的音乐文化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丝绸之路的交流孕育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音乐文化传统,也为中原音乐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原音乐文化与西域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将会更加深入,共同书写新的辉煌。
文化与艺术193作者简介:胡伊洛(1994— ),男,汉族,广东中山人。
主要研究方向:音乐与舞蹈学。
唐代时期国家强盛,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稳定,促进了与世界的交流,为中外各族文化相互交流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域舞蹈也随之传入中原,包容的文化政策对其另类的舞蹈风格趋之若鹜,并吸收融合西域舞蹈的精髓,加入到中原舞蹈,融入宫廷舞蹈中。
西域舞蹈与中原舞蹈的相互融合产生的影响为舞蹈发展提供了更多元化的舞蹈元素。
本文将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舞蹈为线索,分析探讨西域舞蹈与中原舞蹈的融合。
一、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舞蹈西域这个名词的界定,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本问主要采用狭义的西域概念,西域指的是玉门关以西、葱岭(帕米尔)以东地区。
在丝绸之路上,有哪些西域国家的舞蹈传入了中国呢?我们可以分为中亚的舞蹈、西域的舞蹈、波斯、印度、吐蕃等国的舞蹈。
首先中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的中部,是联接亚洲与欧洲的重要枢纽,在丝绸之路沿线上,从新疆出发经由中亚可抵达西亚和欧洲。
南亚、西亚也可由此通往中国。
中亚地区有康国和石国,康国舞蹈有胡旋舞,石国有胡腾舞、柘枝舞,这些舞都纳入到了中原的宫廷燕乐。
胡旋舞据史料记载,其舞蹈特点为急速地旋转舞蹈,一般由女舞者身着轻盈飘逸的服饰,伴随着以打击乐、弦乐为主的伴奏音乐旋转起舞。
胡腾舞据史料表明,主要由男舞者表演,有腾踏等舞姿动作,速度快动作激烈。
舞者一般在毛毯上起舞,头顶蕃帽、身着轻纱、足蹬软靴,伴随着横笛、琵琶的乐器伴奏,蹲起跳转、环形踢踏、反手叉腰,动作刚健有力。
柘枝舞据史料记载,与胡旋舞、胡腾舞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舞姿更加轻盈飘逸,由女舞者身着华丽精美的服饰,以灵动且轻盈的舞姿舞动,更适合在宴饮场合起舞。
西域国家传来的舞蹈,一般都带有面具或身披兽皮。
以龟兹地区的苏摩遮、狮子舞、剑器浑脱舞最具有代表性。
苏摩遮的舞蹈道具为面具,舞蹈时佩戴面具而舞。
狮子舞则是披上狮皮,舞动狮子驯服的资态。
据史料记载狮子颜色、形态各异。
西凉乐舞:中国民族音乐的瑰宝西凉乐舞是凉州当地音乐、中原汉族音乐与龟兹、印度音乐融合交流而成的一种丰富多彩、美妙动人的恢宏乐舞。
其在隋唐音乐宝库中闪耀着奇光异彩,它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使每一个凉州人引以为豪。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历史上的凉州,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白居易的《西凉伎》、王维的《凉州赛神》等诗篇中的歌舞音乐之乡。
出自凉州的西凉乐舞以高贵典雅、美妙动人的恢宏乐章,在中国音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近日,就西凉乐舞如何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抓住机遇传承发展,再现其历史盛景,记者采访了市文联副主席、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天民。
中国民族音乐弥足珍贵的瑰宝西凉乐舞荟萃历代歌舞所长,兼收西域众多少数民族及国外文化之精华,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民族交融的鼎盛景象和风土人情。
蕴含了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中国音乐史上也有着极高的地位。
西凉乐舞形成于五凉时期的凉州。
对此,我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有研究,他说,“唐之胡乐多因于隋,隋又多传自北齐,而北齐实承北魏。
当然北魏胡乐又是由凉州及河西传入的。
追本溯源,北魏至唐数百年间宫廷乐舞的源流,均与凉州和河西地区息息相通。
”西凉乐舞发展到了隋唐时期,成为国乐,是隋唐燕乐中最早的一部大曲,其中《西凉伎》成为隋唐九大伎之首。
西凉乐舞不仅是西北乐舞的代表,也是中原王朝乐舞中的精华,自唐而后流传至大江南北,名满天下。
冯天民说,“就西凉乐舞的历史文化价值来说,武威自古以来是能歌善舞的丝路各民族的聚居地,西凉乐舞就是凉州地方音乐、中原汉族音乐与印度、西域音乐交融而成的一种高贵典雅、美妙动人的恢宏乐章,对后世音乐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而且从晚唐大诗人杜牧的“惟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的诗句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西凉乐舞已经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成为天下歌舞中的精品,为王公贵族和普通百姓所共同喜爱。
应该说西凉乐舞是中国民族音乐弥足珍贵的瑰宝。
唐代西域音乐文化的东渐传播研究作者:姜雪来源:《文艺生活·中旬刊》2016年第04期摘要:西域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交流的交通要道,更是历史上东西方各民族迁徙、角逐、交汇、融合的世界性文化荟萃之地。
西域乐舞和乐器通过多种形式东渐传入中原,与汉族音乐文化交流融合从而衍生出更加丰富的音乐形式,对中原传统音乐和审美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西域;乐舞乐器;音乐文化;传播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11-0158-01一、丝绸之路与西域音乐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达罗马,作为欧亚陆地交通的重要枢纽,是连接中国与欧亚各国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一条陆上通道,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域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交流的交通要道,更是历史上东西方各民族迁徙、角逐、交汇、融合的世界性文化荟萃之地。
西域音乐从秦汉时期开始传入中原地区,并在社会各阶层得以广泛传播,唐时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之频繁达到了历史之最,成为了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时期。
西域与中原的乐舞、乐器相互传播、交流、融合、创新,造就了一个耀辉千古、灿烂纷呈的音乐快速发展期。
二、西域乐舞的东传《隋书》中对西域乐舞的描述较为详细,代表性的乐舞主要有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等。
从音乐史上看,西域乐舞的东传对历代宫廷乐舞的表演内容和组织形式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并且在历代宫廷乐舞的组织形式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尤其在唐代,“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是胡乐新声风靡中原的生动写照。
实际上,古代称“乐”往往包括舞蹈在内。
“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在唐代非常流行。
史料记载“胡旋舞”主要来自康国、史国和米国,传播途径主要是朝贡传播;“胡腾舞”源于中亚“昭武九姓”中的石国,动作以蹲、踏、跳、腾为主,其伴奏音乐主要是横笛、琵琶等丝竹乐器演奏的乐曲;“柘枝舞”也是源于西域石国的一种乐舞,在广泛、长期的流传中已逐渐发展变化,演变有“双柘枝”、“屈柘枝”等表演形式。
从历史脉络看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中国音乐文化源远流长,其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长河,吸收了多种文化的熏染与影响。
而西域音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而广泛的。
本文将从历史脉络分析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探讨其中的渊源与内涵。
西域音乐文化与中原音乐文化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
自古以来,西域地区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条古代贸易通道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不同文化的交流。
在丝绸之路的交往中,西域音乐文化就与中原音乐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尤其随着汉唐文化的向西传播,西域音乐文化逐渐融入中原音乐文化之中,成为了中原音乐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域音乐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特色深受当地居民喜爱,其丰富多彩的旋律和节奏感被广泛传承和发展。
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许多西域音乐的元素被带入中原,丰富了中原音乐的内涵。
在唐代时期,很多西域的乐器、曲调和演奏方式被引入中原地区,并且融入了当时的音乐活动中,极大地扩展了中原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
而且,西域音乐的宗教性特点也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佛教音乐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内涵,更是对中原音乐传统的一种重大影响。
在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影响的中原音乐文化也对西域音乐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变革。
中国古代音乐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对西域音乐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比如“乐府”音乐流派的兴起,不仅影响了中原音乐文化的发展,也深远地影响了西域音乐文化。
《乐府诗集》中的许多音乐作品流传到了西域,深受当地民众的欢迎,促使了西域音乐文化在中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与变革。
这种相互影响与渗透,使得两大音乐文化之间形成了紧密而复杂的联系。
西域音乐文化与中原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也促进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
西域音乐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吸引了更多的音乐元素,形成了多样的音乐表达形式。
西域音乐对于隋唐时期音乐发展的影响□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何汝贵【摘要】摘要:在隋唐音乐发展中,众多民族以及地区的音乐文化在该时期各放异彩,并促使它们交流融汇,此时西域音乐进入隋唐宫廷舞台,形成全民皆好的繁盛局面,独具特色的隋唐音乐风貌。
以下本篇浅析西域音乐对于隋唐时期音乐发展的影响。
【期刊名称】兰台世界【年(卷),期】2015(000)027【总页数】2【关键词】西域音乐隋唐音乐影响【文献来源】https:///academic-journal-cn_lantai-world_thesis/020********.html隋唐时期的音乐发展中,西域音乐文化的融入,影响隋唐音乐发展,在乐人、乐器、乐部、乐曲以及乐舞等方面,促进隋唐时期音乐文化的进步。
隋唐时期的音乐发展,使得西域音乐在隋唐时期得以流传,不仅丰富隋唐及后世的音乐,而且对隋唐文学中的词、曲也产生深远影响,以下对此作出具体介绍,分析西域音乐对我国隋唐时期音乐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隋唐时期音乐文化隋唐时期,我国音乐发展处于较快进步阶段,主要是西域音乐的融合,不断激发隋唐音乐发展思维,学习西域音乐文化,对于其音乐、乐律、舞蹈以及节奏加以改革应用,使之成为自己的音乐,造就了隋唐时期音乐发展的多样化[1]41。
隋唐时期音乐发展中,出现了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并且唐代歌舞中,说唱音乐出现了“变文”、“说话”等形式。
隋唐时期,民歌在句式方面,五、七言各四句的形式达到鼎盛,长短句的体裁开始形成;曲子可用于填词经专业乐工加工的民歌。
如隋唐时期音乐文化中,参军戏就是唐代的一种以讽刺歌舞戏,表演为两人,一装痴呆,一弄机智,形成对比,极富戏剧性与观赏性。
并且在隋唐时期,西域佛教音乐也融入我国音乐发展之中,成为隋唐时期音乐文化发展的闪光点,是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也是对西域音乐文化的创新展现。
二、隋唐时期的西域音乐事件1.龟兹乐。
据悉,龟兹乐有“歌曲”、“解曲”、“舞曲”等形式,即声乐、器乐、舞乐三种类型,根据《隋书·音乐志》记载,在隋朝初年,中原流行三种龟兹乐,即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
第11卷 第6期 红河学院学报 Vol.11 No.62013年12月 Journal of Honghe University Dec.2013浅述隋唐时代西域乐舞在中原的传播与发展*张付新1,张 云2(1.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阿拉尔 843300;2.塔里木大学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新疆阿拉尔 843300) 摘 要: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艺术繁荣时期,也是胡汉文化交流、融合及其影响最广泛的时期,更是西域乐舞与中原乐舞交流最充分的时期。
将从西域乐舞对中原宫廷乐舞、民间乐舞的传播和发展,及对社会风尚的影响展开论述;详尽分析了西域乐舞在中原盛行的原因。
因而民族文化艺术既要保护、开发和传承,也要交流、创新和发展,还须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开创中华民族文化振兴的新局面。
关键词:西域乐舞;中原;传播;发展 中图分类号:J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28(2013)06-0107-06收稿日期:2013-05-30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传统安全视域下新疆维汉民族和谐发展对策研究(10CZZ006);兵团社科基金项目:非传 统安全视域下的心态安全与新疆和谐发展研究(09YB014)第一作者:张付新(1978-),男,甘肃陇南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
隋唐两代大统一局面的形成,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更加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昌盛。
隋唐的开放和自信,客观上促成音乐舞蹈艺术空前繁盛,中外乐舞文化的交流、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尤其是唐代的舞蹈、音乐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形式繁多、内容丰富、五彩缤纷,达到了我国古代乐舞艺术发展的全盛期。
当时胡乐(即西域地区的音乐,包括乐曲、歌舞等)获得长足的进展,在中原颇受优待,西域歌舞和艺人潮水般涌入中原。
都城长安是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享有盛誉国际性文化名城, 一时成为亚洲许多国家的音乐文化交流中心,更是东西方许多国家的音乐、舞蹈文化荟萃的宝地。
舞蹈是伴随音乐的一种优美的形体艺术,音乐却是舞蹈的灵魂。
乐舞是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使者,西域舞蹈是随着西域音乐东传的,唐人以博大的胸怀吸收并消化着外来的文化。
西域乐舞的特点是乐与舞相随、舞与服不可分,突出阳刚健美之风,乐、舞各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和艺术风格。
民族艺术家的才艺与贡献,充分展现出唐代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盛况。
一 西域乐舞对中原宫廷乐舞的丰富和发展西域乐舞作为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先行者。
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的关系源远流长,先秦文献《穆天子传》、《晋书•律历志》等就有古代先民与西域之间进行的音乐交流的记载。
据传,上古时期,黄帝派遣伶伦到昆仑之南伐竹制笛,吹奏凤凰之音;天子西去,与西王母饮宴于昆仑瑶池之上,西王母载歌载舞并敬献玉笛。
周代宫廷乐中已有四夷乐,其中就有西方、北方音乐,在政治上不乏天下共主、统一的象征意义。
到了西汉初年,于阗乐也已东传内地。
汉初宫廷就传唱过西域音乐,直到到汉武帝之前,胡乐在宫廷和民间的影响十分微弱。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西域音乐随之陆续传入中原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国各民族大混战、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的时期,也是西域与中原乐舞艺术大融合、大交流、大发展的时期。
西域舞蹈是随着西域音乐东传的,与音乐相比,隋唐之前有关舞蹈的历史记载较少。
“胡舞”在汉代宫廷和贵族中已经流行,南北朝时期,胡舞已成为宫廷的重要节目。
当时,西域舞蹈《达摩支舞》、《狮子舞》和《乞寒舞》也已传入中原。
至北朝时期,胡乐与汉乐结合,已成为西北少数民族在中原所建立政权的宫廷音了。
北魏孝文帝时期,中原古乐缺失,胡乐被设为太乐,其宫廷音乐《西凉曲》,是汉乐与胡乐融合的典范。
北齐和北周的宫廷音乐中,胡乐和汉乐融合的进程加快,但胡乐对其影响不大。
关陇贵族上层集团的总代表杨坚建立隋朝,李唐也出自关陇。
他们所推行“关陇文化本位” 政策,加之关陇靠近胡地, 深受胡乐渲染。
为此,隋DOI:10.13963/ki.hhuxb.2013.06.013108红河学院学报 2013.6/艺术学研究唐立国之初, 便对胡乐展示出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西国龟兹》、《齐国龟兹》和《土龟兹》等乐部盛行长安。
此时,龟兹音乐已从宫廷深入到民间街头巷尾。
西域音乐的盛行,不仅对人们的文化生活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使中原传统的音乐体系发生了巨大变革,迎来隋唐音乐文化的辉煌时代。
隋朝在音乐上较多的继承了北齐、北周的传统。
隋文帝杨坚是一位深受鲜卑文化的影响,汉文化修养也很高的汉族官僚。
他曾任北周丞相时便“颇好音乐,常倚琵琶,作歌二道,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义。
”(《隋书•音乐志下》卷15)其妻独孤皇后,为鲜卑族首领独孤信之女,其子杨广具有鲜卑族血统,更是一位酷爱西域乐舞的风流皇帝。
隋初的开皇乐议上,隋文帝拒用南梁“亡国之音”,采用北周武帝时西域龟兹人音乐家苏祗婆所传音律、乐工万宝常所制黄钟之调。
这对隋唐两代的雅俗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众多边地音乐进人中原宫廷,并形成了以地区、属国、外域国家等命名的各种“乐部”,在大程度丰富了中原的音乐生活。
隋文帝设立的七部伎,其中有《龟兹伎》、《天竺伎》、《安国伎》等三部乐舞源自西域。
到隋文帝时又增加西域乐舞《疏勒乐》和《康国乐》为九部伎。
至此,西域音乐已成为中原艺术苑中一朵硕大的奇葩。
唐代的王公贵族, 对胡乐更是钟爱有加,喜好胡乐已成为社会上层的时尚。
唐朝定雅乐时, 祖孝孙上奏说: “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 周齐旧乐, 多用胡戎之伎, 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 作为大唐雅乐。
” (《旧唐书•音乐志二》卷28)可见,唐代雅乐是胡汉兼采, 便奠定了唐雅乐的基调。
至唐太宗时,承隋旧制,仍用九部乐。
在太宗平高昌之后,收“高昌伎”,并将“礼毕”改为“燕乐”,成为“十部乐”。
这样,西域地区有“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安国乐”、“康国乐”五部,占九部的总数的55.6%。
可见,西域音乐受重视程度之极。
此后,西域乐舞在长安、洛阳经久不衰。
只有高昌乐属于地区性乐部,其余四部都为当时流行于中原的属国乐舞。
“西凉乐”为甘肃一带地区性音乐,其中有西域乐成分。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胡乐的地位获得全面提升,在宫廷音乐中占有绝对的优势。
此时,所立八部伎:《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寿乐》。
史载:“自《破阵乐》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万里,动荡山谷。
[1]1060”胡乐六部,占75%。
可见,胡乐对唐宫廷乐的贡献之大。
坐部伎六部:《晏乐》、《长寿乐》、《天寿乐》、《乌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除《长寿乐》外,胡乐竟占83%。
《旧唐书•音乐志》载:“自《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乐”[1]1062。
公元736年(唐开元二十四年),唐玄宗“升胡部于堂上”[2]476,大大提高了胡乐的地位。
公元744年(唐天宝四年),唐廷太乐署把一些胡乐曲名改为汉名,如改《因度玉》为《归胜曲》,《苏莫遮》为《万宇清》等,据任半唐先生统计改名的曲名在60种以上[2]6。
胡曲名更改为汉名,加速了胡乐的本土化进程,便于中原汉民族所接受和认同。
胡乐的兴盛,使唐宫廷音乐中增加了《晏乐》这种新品种[3]86-87。
这不能不说,是胡乐为唐宫廷音乐作的又一大贡献。
唐代太常(即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教坊(隋炀帝在关中设立了教坊)自制、改制了大曲和法曲,大曲为大型歌舞音乐, 法曲是以器乐演奏为主的纯音乐[4]243。
大曲中许多出自西域, 如《柘枝》、《苏莫遮》和《醉浑脱》。
而自造的新曲,多被流行的胡乐浸染。
故《通典•乐六》“清乐”曰: “自周隋以来, 管弦杂曲将数百曲, 多用西凉乐, 鼓舞曲多用龟兹乐, 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
”法曲起自隋代, 在隋代“其音清而近雅”。
(《新唐书•礼乐十二》)唐代法曲已掺杂了许多胡乐的成分[5]71。
梨园(唐玄宗首创,梨园因设于禁苑附近之梨园而得名。
)和教坊是与政府管理的音乐机构平行存在, 相互补充。
唐代教坊已从政府管理的音乐机构中独立出来, 成为宫中管理音乐的场所。
梨园弟子则是从太常乐工中精选的,由唐玄宗亲自组织排练, 专习戏曲、专搞器乐。
唐代教坊的扩展和梨园的建立,正值唐玄宗即位之初的“开元盛世”, 也是唐代宫廷燕乐的黄金时代[6]84 。
西域舞蹈在中原文化艺术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唐代舞蹈形式繁多、内容丰富、胡汉融合,达到全盛时期。
唐代舞蹈分软舞和健舞两类。
软舞是由民间乐舞改编而成,多用于宴享,姿态柔婉,其舞步轻盈,音乐伴奏舒缓平和,表演时感情比较细腻,如《凉州》、《绿腰》、《苏合香》、《兰陵王》、《春莺啭》等,此类舞蹈广泛流传于中原民间,多为汉族传统风格,也有吸收西域或其它外来舞蹈,甚至还有完全汉化了的外族舞蹈。
健舞原为民间舞蹈,后经教坊整理改于宴享时演出,其舞步壮健,伴奏多用繁弦急管,气氛热烈、节奏明快,如《胡旋舞》、《胡腾舞》与《柘枝舞》唐代“三大乐舞”。
这些西域诸国传入唐代的健舞, 多带有西域游牧民族豪放、健朗的性格特征, 它所展现的艺术风格,与唐代开放、向上的时代精神相吻合[7]255。
如《阿辽》、《剑器》、《胡旋》、《胡腾》、《柘枝》、《苏莫遮》等,这些舞蹈大多是从西域诸国传入,有些经过加工改编,还有些是原封不动的西域民族舞蹈。
这类舞蹈的美学特征,与109张付新,张 云:浅述隋唐时代西域乐舞在中原的传播与发展大唐盛世的堂皇雄浑之风是相吻合的,因而倍受重视,在艺术上得到充分发展。
隋唐时期在中原盛行、影响深远的西域舞蹈主要有:《胡旋舞》是“健舞”中较为著名的舞蹈,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从中亚地区传入。
“胡旋”并非 “胡人旋转”之意,而是粟特语xwcyy 的音译,意为“上佳、漂亮”。
《胡旋舞》传入唐朝后,曾使用“胡旋女”、“胡旋女子”、“胡旋舞女”等不同名称,“胡旋”是流传于中亚粟特地区的一种舞蹈。
这里“胡”特指粟特人并非泛称西域之胡,而且旋转是粟特人的特技。
《胡旋舞》传入中原后风靡一时, 宫廷和民间痴迷于学胡舞也堪称时尚。
《胡旋舞》有独舞、二人对舞和三、四人齐舞。
当时并非只有女子才舞胡旋,男子会舞胡旋的也不少,史载安禄山跳起胡旋舞如飞。
《胡旋舞》在唐诗中也有反映,岑参诗 “轻罗金缕花葱笼,”元稹也说“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柔软依身着佩带,裴回绕指同环钏”。
《胡旋舞》这种新颖独特的艺术氛围和民族风貌使中原民族受到感染和熏陶。
唐代十分盛行的《胡旋舞》,敦煌壁画中至今保存了不少旋转的舞蹈形象。
今天新疆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的民间舞蹈中依然可见急速旋转的舞姿,这些舞蹈的伴奏仍然以鼓为主,舞者的服饰与唐诗中描写的基本一致,可见它那奇特的艺术魅力,虽经千载而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