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1年11月 Vol. 23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1
────────── 收稿日期：2001-04-27
作者简介：王震坤（1977-），男，唐山市古冶区唐家庄矿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1997级学生。 -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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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禅宗对王维诗歌的影响
王震坤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中国的禅宗凝聚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灵感与智慧。对于禅学造诣颇深的王维来说，佛教与他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生活情趣、艺术思维及审美观照方式无不与禅宗存在着密切联系。由于王维常乐于禅，其诗往往能流露出一种禅悦的清新与空灵，他以自己独特的艺术实践让禅与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之在中国古代诗坛独树一帜。
关键词：禅宗；直观外推；内向反思；妙悟；静寂；空灵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1）06-0082-05
唐代是佛教的鼎盛时期。朝廷重视，文人推崇，百姓笃信，佛教在中国达到了发展的顶点。而儒释道合一的文人佛教──禅宗也在这时发展成为佛教众多派系中最为显赫的一支。禅宗独特的认知态度、奇妙的思维方式，为当代的文人们提供了一双观照人生、观照宇宙的睿目。许多文人在禅宗的荫庇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风意趣。这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即是盛唐才学渊博的王维。
一
王维是以文人身份奉禅的，这就与真正虔诚的佛教徒有了区别。他的这种奉禅不掺杂宗派的门户之见，是一种既存在宗教意义又融有文人特点的信仰。换句话说，它是一种儒释道合一的中国文人化的宗教信仰。
王维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卒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他的家庭佛教气氛浓厚，其母“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请施庄为寺表》）。王维在家庭佛教氛围的熏陶以及佞佛社会风气的渐染下，与其弟王缙“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旧唐书·王维传》）。据有关资料推测，王维大约不到
30岁时就已受教于名僧了。①
应该说，他接触佛教是比较早的。同唐代的许多文人一样，王维广泛结交僧人居士，并写过很多有关佛禅教义与僧侣隐
士的诗文，如他的《赞佛文》、《谒璇上人》、《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等等。而且，在隐居期间，王维的生活也是极富有佛教色彩的。在《山中寄诸弟妹》中，王维自述：“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城郭遥相望，惟应见白云”；《续高僧传》中也记载道：“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静室，与崇相遇神交。”
仕途的几经沉浮以及思想中潜在的佛教意识，使王维感到仕人忙碌一生所追求的爵位名利，不过“寡遂性欢”罢了，并且他不得不对“恐招负时
累”
[1](P868)
的现状多加考虑。这种感受尤其是在他经过张九龄罢相、安史之乱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之后，越发强烈了。最终，王维还是皈依到了佛教的世界。晚年的他宛然一个超脱凡俗的老僧，“万事不关心”，“空知返旧林”。[1](P887)退朝之后，焚香独坐，每日只以禅诵为事。此时的王维，在精神上已完全皈依佛门，看空世事，并想借此求得心灵的安慰与解脱。
从多数材料上看，王维对佛禅的信仰较多数文人来说，是出于真诚之心的，而并非借佛禅以炫名自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佛教对王维思想及生活的影响有它独特的一面，其身份却仍旧脱不了文人的干系。是文人，当然也就少不了文人所固有的那一套儒道价值观及认识论。
王震坤：简论禅宗对王维诗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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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字摩诘，可见他欣赏的是维摩诘Vimalakirti 居士式的学禅。据《维摩诘经》记载：身居耶离大城的维摩诘，其生活方式与一般士大夫并无两样，也就是说，本质上讲他是居士而非和尚。但不同的是，这个维摩诘既精通佛理，能“深入微妙，出于智度无极”，又能在生活上“善权方便，博入诸道”。这与弃世而生的僧侣苦行生活是不同的，当然，也不同于儒家的热衷事功的生活。确切地说，它是一种介于入世与出世性质之间的，适合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心理的理想生活方式。事实上，现实中的王维也努力以维摩诘为先导，主张外境外物，无须弃绝；虽奉禅，却只朝隐，并未完全出世，他依然是肯定现世、正视现实、尊重生命、融于生活的，以致“晚年惟好静”的他，虽净室独处，焚香禅诵，可给人的感觉却多少仍旧带有一些儒家“独善其身”的人格修养的意味。
王维受儒学影响，还体现在他选择的仍然是一条“科举入仕”的道路，并且从政为官的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依旧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标准的儒家伦理道德。在《献始兴公》里，王维道：“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食粱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仁固其优。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怅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在《华岳》、《早朝》、《送陆员外》等政治讽喻诗中，则不仅有他对时政的关心，还有他对当权者某些方面的劝戒。凡此种种，我们很容易地就可以体察到王维身上强烈而鲜明的儒家文化积淀；在他的内心深处，儒家对人生价值的认定及评判标准，不可避免地左右着他的一些思想认知。
王维奉禅思想中也体现着道家认识论的特点。《中南别业》一诗，他自述“中岁颇好道”，他所谓的“好道”就是一直追求并陶醉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旷达适意的人生境界，这往往是他人不可企及的。王维并不认同嵇康、陶潜等人的隐逸清高，“恶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旷士，岂入道者之门欤！”[2](P223)这些历来为人称道的古之高士，在王维看来，仍旧是没有摆脱掉外物捆缚的。且不管王维自己是否真的做到了自由无碍，我们可以认清一点，即王维欣赏与希冀的是一种更高于嵇、陶之上的、真正无差别的那种逍遥自在，他才算真正把握了《庄子·知北游》中所说的道“无所不在”的深层涵义。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全在你的一念之间。
王维对自然的亲合，也表现出其道禅一体的思
想特点。王维自21岁举进士，大大小小的官职做过不少，官场生涯的起浮不定，使他失却了从政的热情，而萌发了隐遁山野的思想。这种隐遁愿望最早可追溯到王维隐居嵩山时期。啸咏山泉，悠哉游哉的田园生活，在如履薄冰的官场生活的比衬下，更显得轻松可贵，犹若仙境。后来，王维为其母经营辋川，他自己更是会心于山水泉石之间，整日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以《辋川集》二十首为代表的山水诗便是这段生活的优美写照：这里有“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鹿柴，有“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的栾家濑，有“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竹里馆……对自然山水的这份依恋与偏爱，使黄山谷不禁戏叹道：王维“定有泉石膏肓之疾”（《苕溪渔隐丛话》）。与自然的亲合使王维忘却了尘世的羁绊，更由于诗人有着无往而不适的旷达，所以他总是无处不可逍遥自在。回归自然的王维成了自然溟化、返朴归真的生命个体。在这时，禅宗的梵我合一与老庄的随缘任运、物我合一交织在了一起。
总之，家庭的关系、自身的修养、文人的身份，这些都使得王维的生活与禅宗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应该说明的是，这种禅并不是完全佛教意义上的禅，它的本体论来自佛家，价值论源自儒家，认识论则成于道家，三者的相互交融，才是王维乃至后世文人所信仰的禅宗。
二
对于熟谙禅宗的王维来说，奉禅已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作为文人，其艺术思维及审美观照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奉禅的巨大影响。
禅的老家在印度，它最初之义是静坐沉思。从形式上看，它似乎更偏重于内心的冥想，而这种冥想与中国人重主观、重直觉的综合思维十分相似，二者同样需要静寂的心态和敏感的体察力。早在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就曾说：“山川脱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王维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思维方法，他把佛教明心见性的思维与中国传统的非理性直觉思维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文人特色的“直观外推”与“内向反思”相互推衍的思维方式。虽然这还只是一个雏形，但却在文学领域里把禅宗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于文学艺术，所谓的“直观外推”与“内向反思”的往复推衍，也就是说，主体能无碍地进入客体，客体亦能无迹地出于主体。
禅宗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成就了王维诗歌中特殊的幽远开阔的艺术境界。在王维的作品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