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汉时期，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把先秦时期散见于各书的婚姻道德思想加以整理，混乱的婚姻现象得到控制，各地婚俗趋于一致。当时的议婚、婚仪等制度恪守“六礼”，成为传统婚仪的基本形式。不同于周礼，汉人婚礼始举乐，并出现了闹新房的习俗，且婚嫁之风极为奢侈。早婚现象开始兴起。在婚姻观念上，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得到重视，妇女在绝婚与改嫁方面有一定的自由度。另外，此时的重亲现象十分特殊，为先秦和后代均不常见。
关键词：汉代 婚姻制度 婚仪 六礼 婚礼始举乐 婚龄 绝婚 改嫁 再嫁 重亲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通过夏、商、周三代，尤其是通过周代，基本上建立与固定下来，而到了秦、汉时期，则有进一步的发展。
一、 “六礼”和汉代婚嫁奢侈之风
汉代婚仪如古之“六礼”。
“六礼”即中国古代社会缔结婚姻关系的六个步骤。关于“六礼”的说法最早载于《仪礼·士昏礼》。战国时期，各国风俗差异较大，到西汉时期，经过儒士们的系统加工整理，才使之定性和规范化，从此以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缔结婚姻的必要步骤流传下来，成为传统聘娶婚的主要仪式。它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纳采为六礼之首。一般是由男家请媒人到女家提亲，纳采有礼物，皇帝纳采，多用雁、璧、乘马、束帛。其余礼物不详。而大臣纳采，礼物有多至三十种者，有玄纁、羊、雁等。每种礼物各有其象征意义，并提有赞文。
二为问名，询问女子之名。经过媒人的纳采，女家表示同意后，男方再派人到女家，向主人问名，女家则设宴款待。问名的目的，是将女子之名、出生时辰等作一占卜，以测定婚配的吉凶。
三为纳吉。若占卜预测婚配吉顺，男方即将吉兆的消息告诉女家，从而正式确定婚姻，即订婚。
四为纳征。正式订婚后，男家要向女家送去聘礼。皇帝聘后，所费最多，或谓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或有万金，二万斤，三万斤者。而一般富豪聘金亦有达金二百斤者。
五为请期。纳征之后，男家便又一次占卜，以择定吉日成婚，再派人到女家通告日期，但表面上却表现得很谦逊，好像在向女家请问日期，故曰请期。
六为亲迎。到确定的成婚之日，新郎要亲自前往女家迎接新娘，后代又称迎亲。
婚嫁之日，夫家接受宾客祝贺，摆置酒筵招待宾客。宾客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西汉杨晖在酒宴上“拂衣而喜，顿足起舞”。
周代以前，结婚仪式并不热闹。《礼记·郊特牲》云：“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婚礼不贺，
人之序也”。显然，上古把婚礼视为幽
阴之礼，不奏音乐，人们也不祝贺。直到汉初，有些地方官吏囿于周礼，也禁止人们在婚礼时相贺。然而，结婚始终是“大吉也，非常吉也”（《公羊传》文公三年）的喜事，在秦汉这样热衷享乐的时代，婚礼不贺的状况不可能持续下去。到汉宣帝五凤二年八月，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勿行苛政。”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政令的形式对婚礼不贺的否定，从此婚姻相贺便逐渐传袭下来。
闹新房的习俗是婚礼始举乐的最突出的表现，此俗正始于汉代。“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可以不讲传统礼仪，男女可以随便嬉戏。甚至有酒醉出格的举动。据记载，汉代汝南有个叫杜士的人娶妻，大家前来祝贺，喝了许多酒。他的一个叫张妙的朋友在闹新房时开玩笑，把杜士捆起来捶20下，又把杜的手足高悬于梁，杜竟一命呜呼了。
闹洞房之前，还有一举乐的现象——撒帐，此俗亦起于汉代。据《戊辰杂抄》：撒帐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共坐，饮合卺酒，预戒官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多子也。
婚后，新妇拜于祖庙。
凡六礼齐备，才算是确立婚姻关系。隋唐以后，六礼有了不同程度的简化，但也出现了很多新内容，这里略过不提。
与古之“六礼”相比，汉代“六礼”繁缛、奢侈得多，以此来显示地位与财富，淳朴的古风已逐渐丧失殆尽。其中耗费最多的主要是男方的聘金和女方的嫁妆。
在汉代，绝大部分地区都盛行重聘金嫁妆之风。据《汉书·地理志》，秦地，“嫁娶尤崇奢靡”。长安城“闾里嫁娶，尤尚财货”（《三辅黄图》卷四）。从西汉到东汉，奢侈之风一直未衰。汉武帝时，“天下人民用财奢靡，车马衣裘宫室皆兢修饰。”（《汉书·严安传》）。东汉时期，“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后汉书·章帝纪》），上至皇家，富户，下至一般阶层，小农，贫民，也是崇尚婚嫁奢侈之风。有些家境贫寒，无力拿出聘金的，也不得不借贷或赈助交出聘金。西汉陈平娶妻，就曾“借贷币以聘”。
当时，不仅聘金甚巨，而且婚礼的其它方面排场很大。《潜夫论》三《浮侈篇》说：“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
汉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嫁娶奢侈之风，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影响了汉代人
婚姻嫁娶的正常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拮据，再生产能力低下的小农、小手工业
者和普通市民阶级，从很早便得为儿女婚事准备财物。但由于经济力量单薄，仍有部分人无力嫁娶，只得把婚事一拖再拖，导致婚龄上升。同时它也造成了社会范围内的巨大浪费，干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进行。
从西汉后期开始，政府开始对这一风气加以限制，然而汉代官方的种种措施，往往成为一纸空文，婚嫁奢侈的现象毫无收敛。故有识者恒以为讥云：“葬死殚家，遣女满车。富者欲过，贫者欲及。富者空减，贫者称贷。”（《盐铁论·国病篇》）
二、婚龄
先秦婚龄，周以前尚不可考。严格说来，自周朝以后，史料的丰富才为研究时人的婚龄提供了较可靠的依据，有关周人婚龄情况，主要载于《周礼》《礼记》。一般认为，周人婚龄，男子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女子在十五至二十岁之间。《周礼》规定：男子三十而娶，女仔二十而嫁，是对时人婚龄最高限制。
战国以后，礼崩乐坏，动乱不已。在这种环境里，人们婚龄已不囿于礼制束缚，出现了统治者从本身需要出发限定人们婚龄的情况。“越王勾践预报吴仇，凡男二十、女十七不嫁者，罪其父母。”及至汉代，这种婚龄和统治者政治、经济利益紧密结合的情况日益突出，婚龄也日趋降低，并影响着汉魏六朝甚至隋唐五代。
秦朝末年，由于大规模战争，造成土地荒芜，劳动力大量死亡。及至汉初，人口由秦朝的两千余万，减至一千两百万左右。汉初统治者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其统治，因而十分重视“民数”问题。为了鼓励人口增殖，竭力倡导早婚，并用法令形式固定下来。对于晚婚者则予以处罚。汉惠帝六年令：“女子年十五至三十不嫁，五算。”这些都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基本适应。此外，儒家历来主张的兴家族，广继嗣的思想对当时早婚之俗也有一定影响。 如《论衡．齐世篇》所言：“《礼》虽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张设，未必举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早婚现象。
汉代早婚现象的兴起，王室与民间皆然。男子的初婚年龄一般从十四岁至十八岁。女子的初婚年龄一般则在十三岁到十六、七岁。女子十九而出嫁者亦有。男女之年以相配为主，大率以男稍长于女为常。例如，汉顺帝初婚年龄是十四岁，其后梁氏是十三岁。亦有记载云：暴室啬夫许广汉女许平君出嫁时十四五岁，而其丈夫刘恂时年十六岁。有些皇族的婚龄则更低，一些婚姻几乎处于童婚状态。汉昭帝、平帝、霍氏、
王氏的婚龄皆在十岁以下。
宣帝时，也曾有人讥讽世俗嫁娶太早的恶习。《汉书》七十二《王吉传》云：吉意以为
：“夫妇，人伦大纲，夭受之蒙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之道而有子，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当然，这种意见当时未能被统治者和民众广泛接受。而早婚的观念也一直深深影响着后世多朝。直到宋朝，人们的婚龄才有了一定程度的普遍回升。
三、绝婚
汉代至魏晋南北朝之际，绝婚与改嫁改娶之事甚多。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从中既可以看到封建礼法与贞节要求的萌始，可以看到男子以及整个宗法制度对女子的压迫，又可以看到在绝婚与改嫁改娶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这是显然不同于宋、元、明、清等后世的。
绝婚的第一种情况是夫弃其妇，多见以下原因：
一为无子。“无子弃，绝世也”。
二为口舌之故，“口舌弃，离亲也。”即女方说“错”了什么话，闹了些家庭矛盾。
三为嫉妒。“嫉妒弃，乱家也。”
四为盗窃。“盗窃弃，反义也”。其实，这种所谓“盗窃”，往往不是什么大事。如《汉书．王吉传》：“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
五为女方不得于父母，即没有把公婆侍候好，或是公婆对媳妇有偏见。
六为女方失德。
也有因为男方欲攀援势家或因为一时政治关系而去其妻的。
从上述许多离异妻子的原因看来，女子在遭遇婚姻关系的矛盾中，往往成为夫权社会下封建伦理道德关系的牺牲品。
同时，也有妻子主动求去的现象，如由于夫家过于贫贱，或以夫不才，或恶疾，或夫家家庭不和睦，等等。
《汉书．朱买臣传》说“买臣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
从以上情况看来，当时女子虽处于被统治地位，在婚姻上总的说来受制于人，但还有一点自主权，如自己能与丈夫求去，这种事在封建社会的中后期甚为罕见。
四、妇女的改嫁和再嫁
两汉时期，人们关于女子的贞节观念较淡漠。远不如封建社会后期对妇女那样严格的禁锢。改嫁和再嫁现象是广泛存在的。
改嫁，是妻子和丈夫离婚后，另寻新夫。社会中绝大多数阶层中都有女子改嫁的情形。且看汉家皇室：景帝的王皇后原本嫁于金王孙，并且已生
过女儿，后来才被母亲纳奉当时尚为太子的景帝。长诗《孔雀东南飞》也描述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离婚后，县令即遣人聘她为妻的情形。
再嫁则是
指丈夫死后女子的重新婚配。
从现存史料看，再嫁似较改嫁更为普遍。如武帝时，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在丈夫死后，又与司马相如成婚。汉初丞相陈平之妻，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曾五次守寡。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不失体面的风习，到汉末仍然多有史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揭开《三国志》的妃后列传，最令人注目的便是魏、蜀、吴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
事实上，宋代以前，国人尚不以再嫁为非。不过从汉至宋，贞节观念在不断加强，西汉时，孔光言：“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随着礼法的加强，至东汉班昭则转成：“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专就女子方面要求贞洁。故汉代是贞洁观念有宽泛到严格的一个过渡时代。
五、婚姻重亲和“婚娶不论行辈”
婚姻之家复结婚姻，是为重亲。
汉代重亲有姻家恒为姻家，婚家恒为婚家者。（按：《仪礼·士昏礼》：女氏称婚，婿氏称姻。）也有互为婚姻者。汉代贵族间婚姻重亲现象比较严重。
至于重亲的原因，主要是通过联姻加强自己的势力，巩固已有的家族联合和世袭的权利地位。《汉书》三十八《齐悼惠王传》云：懿王薨，子厉王次昌嗣，其母曰纪太后。太后取其弟纪氏女为王后，欲其家重宠。重亲的出现，还与愚昧的观念有关，主要是为了满足近亲繁殖的生育愿望。
因为重亲的原因，所以婚娶长幼不计，辈分不分。清人赵翼称之为“婚娶不论行辈”。《汉书》四十七《文三王传》云：梁荒王嘉薨，子立嗣。荒王女弟园子为立舅任宝妻。宝兄子昭为立后。这是辈分相当者重亲。
重亲也有辈分不当的。有下辈娶上辈者，如宣帝之娶霍后，则以叔祖母之姨母为后。灵帝之宋皇后，则以表侄娶表姑母为妇也。也有上辈娶下辈女子者。如惠帝娶张傲之女，则以亲母舅娶甥女为妇也。赵王恢娶吕产之女，是以表叔娶表侄女为妇也。
“婚娶不论行辈”的现象，是汉代婚姻关系中最不合礼法观念的。在当时对重亲不以为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尤以皇室之情形为甚。而这种情形西汉又多于东汉（至少就皇室婚姻而论），这与东汉礼法的加强也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