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法律思想探索
孟子名轲，战国时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死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约30岁时，收徒讲学。学生先后共有数百人。中年以后，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晚年回到故乡，著书立说，编定《孟子》七篇。
按照《韩非子·显学》的说法，自孔子之后，“儒分为八”: “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孟子是孔子学术的忠实继承者。他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孟子·离娄下》）. “诸人”者何?司马迁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或许孟子从学于子思的弟子，但其学术是直接源于孔子的。孟子对孔子推崇备至。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 “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不仅如此，孟子还以实际行动捍卫孔子的学术地位。其具体表现是“拒杨墨之学，彰孔子之道”. 《孟子·滕文公下》载：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孟子面对孔子学术横遭杨氏、墨氏批判的局面，以孔子学术忠实卫道士自居，承担起捍卫孔学的历史使命。正如《滕文公下》所说：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陂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三圣：大禹，周公，孔子。”
孟子上承孔子之术，且与曾参(孔子弟子，子思之师)、子思并称为“思孟学派”，成为儒家各派中的正宗。孟子本人也成为儒家人物中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主要代表，并被宋明理学家奉为“亚圣”。而“孔孟之道”则成了儒学正宗的代名词。
一、原始民主之绝唱与开明贵族政体
中国原始社会曾形成原始民主传统，但就古代文献看来，这方面的史料非常少见。如《尚书》所追述尧舜禹时代互相荐举之风，《左传》所保留的平民参与政治的文字，《周礼》所记的“询万民”等等。孟子则集中宣传原始民主之风，并与当时政治相联系，一方面批评集权专制，一方面提倡开明贵族政体。借推崇原始民主为其政治主张服务，这是孟子思想的一大特点。
(一)“独夫民贼”可诛
孟子认为，在远古时代，君与民之间在权力上是大致相同的，所以“王”和“百姓”表现出很多同一性：“古之人与民偕乐”, “与民同乐”, “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 “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 （《孟子·梁惠王上》）在处理国家政治事务时，充分听取百姓的意见。《孟子·梁惠王下》说：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这种以国人之是非为是非、惟国人之命是从的见解，与其说是对当时君主的教诲，毋宁说是对原始民主之风的追忆。
孟子认为，人民对那些不顾百姓死活“上慢而残下”的君长可以不尽义务，更不必为他卖命打仗：“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这是“出乎尔者反乎尔”的道理。对残害百姓的暴君应当征讨：“诛其君而吊其民。”这不是“臣弑其君”，杀掉纣王只是杀死“独夫”: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
(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君与民的关系问题上，孟子宣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在这里，他排出了这样的顺序：丘民--天子--诸侯--大夫。把丘民从大夫之后放到天子之前，这不能不说是个创举。他还提出：“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孟子·尽心下》）. 按此推论，那么，“天子危天下，则变置”是理所当然的。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是对原始民主之风的总结，也是他的开明贵族政体主张的理论基石。
孟子主张贵贱有序的贵族政体。他的社会分工论的要义是：“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提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 （《孟子·滕文公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充满了差异性。而人类社会的差异性则表现为君子与小民的贵贱之别：“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贱害贵，" (《孟子·告子上》)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 (《孟子·离娄上》）.
贵族政体的要害在于处理好君臣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大臣对君主的残暴专横行为可以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孟子·离娄上》）.“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
不听，则易位”，是“贵戚之卿”的职责；“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是“异姓之卿”的权利。(《孟子·万章下》)大臣的责任在于纠正君主的偏差：“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 （《孟子·离娄上》）这种使大臣在君主面前有许多发言权并且有权废除坏君主更立好君主的政体，就是孟子希望建立的开明贵族政体。在他看来，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尊君卑臣、以君主一人为转移的集权专制政体是不足取的。只有建立尊重国人百姓意志，并使各级贵族在国君面前拥有极大发言权的开明贵族政体，才是正确有效的。但是，孟子并没有指出确立开明贵族政体的具体途径，除了要求君主自我克制和自我修养之外，他什么方案也没提出。
二、“以德服人”、“制民之产”的“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并把它发展成“仁政”学说。
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是“重民”思想，这同他的“民贵君轻”论是完全一致的。作为一名深刻的思想家，他较为冷静地看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相互依存、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民心向背对统治的决定性作用。《孟子·离娄上》指出：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意思是说，要获得人民的支持，就必须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去掉人民讨厌的事物。这样就可以得到天下：“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否则就会自取灭亡：“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
孟子认为，当时的战国是“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国君为了自己的安乐而压迫百姓，给人民带来深深的苦难。他批判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 （《孟子·梁惠王上》）“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离娄上》）.
孟子反对“以力服人”，主张“以德服人”: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以德服人”的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省刑罚”, “罪人不孥”
战国中期，各诸侯国先后通过变法确立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并进而通过战争来扩大自己的政治空间。在“法家”政策支配下，各诸侯国都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有的不惜运用残酷的刑罚。如秦国用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被刑”, “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