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塔娜
坤塔娜这一周要满11岁了。她迈入青少年期的过程我只能用神气自信来形容，看着她从襁褓里一路成长，就像看棒球手桑迪·考法克斯投球或是比尔·拉赛尔打篮球那样精彩。他们身上都有着一股不经意的傲气，觉得没有人能够做的比他们更好。然而，对于一个父亲来说，看着女儿一天天成长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每一次生日她都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一个大人，而我们却还沉浸于她孩提时的记忆。我记得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圣约翰医院的育儿室。探望时间已经过了，我和妻子站在玻璃隔音墙外张望着，猜想摇篮里的孩子们哪一个是我们的。随后，一个带着口罩的护士从后面的房间出来，手里抱着一个正在张牙舞爪的头上绑着蝴蝶结的黑发婴儿。她才刚出生不到十七个小时，脸上的褶子还没打开、红扑扑的，手腕上的身份证明印的不是我们的名字，而是两个字母“NI”。“NI”代表着“信息不详”，是医院给准备被领养的婴儿的代码。昆塔娜是领养的。
对于我们来说，说出这几个字/公开这一点并不困难，尽管会引来尽管用意善良却让人不爽的赞美之辞。“就算她是你们亲生的，你们也不可能更爱她了。”每当这种时候，我和妻子都沉默不语，勉强从齿缝里挤出一点微笑。然而，我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会面临只有我们这些养父母才会面临的时刻——我们的女儿要决定是否去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我记得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不少广播剧是围绕领养展开的。通常剧情都起因于一个孩子意外得知了自己是被领养的。这些消息只能是意外得知，因为在那些日子里，父母告诉子女他们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被认为是有悖伦常的。如果这个秘密不得不被泄露，通常都会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附加情节，如当孩子还在襁褓时，他的亲生父母就已双亡。一场车祸也被认为是送走双亲最迅速有效的方式。我的一个同龄人，当时是一名年轻的女演员，直到二十二岁成为她生父小笔遗产继承人时才得知自己是被收养的。她的养母无法亲口告诉她遗产的来历，便把这个任务托付给了威廉姆·毛利事务所来完成。
如今，我们对此比以前开明了，心理学也证明了这样一味地隐瞒真相只会带来伤害。当坤塔娜出生时，她是被接生她的妇产科医生私下交给我们的。在加州，这样的私下收养不仅合法，在六十年代中期甚至非常普遍。因为当时堕胎尚未合法化，性解放也未开始，人们还无法接受一个未婚母亲抚养自己的孩子。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去圣约翰医院看坤塔娜时，我们之间有一个默契：“信息不详”只是一个手链。对于同意如此开诚布公地对待坤塔娜的身世我们感到很自豪，但那纯粹是因为当时我们得知的唯一信息只是她妈妈的年龄，籍贯和健康证明。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办事过程中的一个疏忽我们会知道她妈妈的名字，因为同样的疏忽，她也会知道我们的和坤塔娜的。
从我们把坤塔娜从医院抱回家的那天起，我们就努力不对她含糊其辞。她还很小的时候，我们经常雇讲西班牙语的保姆。她最初学的一些词中，有一个就是“领养”，尽管她还不懂这个词的意思。随着她慢慢长大，她开始不知疲惫地问我们为什么我们收养的是她。我们告诉她我们去医院时，医院允许我们选育儿室里的任何一个小孩。“不，不是这个，”我们说：“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这些话都伴随着手势，直到：“就是这个！”她脸上会突然一亮，说：“坤塔娜。”每当她问一个关于领养她的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个，除非她问起，我们不会主动提起。我们明白随着她长大，她的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复杂。我用我认
为她能明白的语言，努力去解释领养使父母有机会逃离基因的束缚。因为无论亲生的孩子如何优秀，当孩子叛逆时，父母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某些不良血液正在他们的子女体内流动着。而领养的小孩，我们对他们的血统里任何不良因素都毫无责任。
后来，坤塔娜开始凭直觉意识到我们关于在育儿室任意选择的简单形容事实上要比我们说的复杂的多。她现在知道，被收养意味着自己有另一个妈妈，并开始把那个人叫做“我的另一个妈妈。”她问，我的另一个妈妈，当我出生的时候她多少岁啊？十八，我们回答。然后，在她胖胖的小手指上她开始加上她自己的年龄，每一次生日，她的另一个妈妈就变成二十三，然后，二十五，二十八。对此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只是偶尔问问。有些问题容易回答，有些难点。为什么她另一个妈妈不要她了？我们回答我们也不知道——这是真话——所以只能假定因为她自己也还只是个孩子，孑然一身无法抚养另一个孩子。这个答案看起来很令她满意，至少直到我们和一个年轻的带着小孩的未婚妈妈成为密友之前。此时，这种解释的矛盾之处不言而喻。可是她似乎明白, 用孩子的方式明白，从她出生以来社会就像是发生了千年巨变一样，在1966年一个未婚妈妈的压力远比1973年来的大的多。（毕竟，她一直把白宫里的那个人叫做尼克松·越南·水门总统，就像他跟约翰·昆西·亚当一样名字里有三层。）我们相信她能冷静地看待自己的身份，可究竟如何冷静我们却一直不知，直到她八岁生日。生日派对来了二十个小女孩，正如小女孩经常做的一样，她们正在讨论一些“女性”的东西，尤其是她们从妈妈身上钻出来的那个洞。“我可不是那样出来的，”坤塔娜声明。她当时正坐在一张大藤椅上，她的话使其他孩子都陷入了沉默。“我是被领养的。”我们之前一直在想，当她与同龄人在一起时，她会怎样处理这一时刻。我们于是就僵在那里，但她却泰然自若地将这个问题处理的如此妥当，以至于其他孩子很快就开始惋惜自己没有被领养，有一个孩子甚至宣称，“我差一点点就被领养了。”
因为我和妻子都在家里工作，坤塔娜一直都很清楚我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我们出神地盯着各自的打字机就意味着餐桌上的食物，这远比一句神秘的“去办公室上班”清楚的多。从她学会走路以后，如果找不到带她的人，我们就带着她去开会，她对我们生活中的细微差异学的很快。“她适应力非常强，”我的弟弟曾这么形容她。“我每次见到她都是在不同的城市。”我想她大概能够从一排警察中找出特工，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还出人意料地声称所有年轻的电影导演都是矮个子、卷发、穿迪图的裤子、戴眼镜、衬衫领口有三颗扣子敞着。（据我所知，她从没见过波嘉诺维奇，斯皮尔伯格或斯科塞斯这些名导演。）不久前，在电视转播的一个颁奖典礼上，一个因为我们写的剧本而获奖的女演员发表的获奖感言让坤塔娜非常气愤，说，“她都没有感谢我们！”看来她不仅认同我们的作品，有时甚至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平等的参与者。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当然，我也和她讨论过，我告诉她这篇文章的内容，并且告诉她如果她觉得尴尬或者认为这个主题过于私人的话我会停笔的。她想了一会儿，最后告诉我她希望我写下去。
然而，我必须试着解释，甚至可能是为我的动机辩护。在《寻根》被拍成电视后一周，坤塔娜五年级班上的每一个孩子都被要求去追溯他们的家谱。在我这一方坤塔娜追溯到她的曾祖父，本斯，一个内战后不久因为土豆荒从爱尔兰逃亡来的十岁难民。在她母亲那一方，她追溯到了她曾曾曾曾外祖母康沃尔。她是在1846年随马车队来到西部的。碰巧，我对于除尚在世的直系亲属以外的其他亲戚没有什么兴趣。（我从不记得我祖父的名字，亦不知我祖母娘家的姓氏。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