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11月9日，五月花号登陆北美大陆。
普利茅斯殖民地，后并入马塞诸萨州，第一任总督威廉·布拉福德（1590-1657）
哈佛学院
文学史是关于文学发生、发展、嬗变的历史叙事，文学史以文学创作实践为基础。不过，文学史不是单纯的文学叙事，还常常是国家叙事。一方面文学史勾勒出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轨迹，总结其文学成就，另一方面也描绘反应国家、民族的整体形象，强化或者反抗一定的意识形态。
文学史写的是过去，关心的却是现在。写历史总是后人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去重构过去。
美国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之后，也试图获得文学上的独立。当时欧洲人，包括当时的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根本不存在文学史。绝大多数美国文人对自己的文学创作都没有信心。认为美国花去七年时间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但是要花掉至少几百年时间才能真正获得文学上的独立。1888年到1890年间出现的十一卷本《美国文库》也在应证这种信心的缺乏，美国文学只不过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入选的作品大多是受英国文学影响的新英格兰地区的作家，如欧文，库柏，朗费罗，洛威尔等，而那些具有强烈本土特色的作家不是被剔除，便是轻描淡写。
由特伦特（William Trent）1917年出版的四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是历史上第一部多人共同编纂的文学史，篇幅之大足见美国文学形成的规模与水平。尽管书中收入了更多的作家，但是仍然强调把美国文学独立的主张看成是“国民骄傲的诱惑”，强调英美两地虽远隔重洋，却同出一源，使用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都是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等文学大师熏陶下创作出来的。
但此时，美国文学自主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觉醒。批评家范·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在1918年严肃的指出，美国文学的历史在一般人的眼中只是个“没有生命，缺乏价值的过去”，他呼吁人们去发现，甚至去创造一个有意义的美国文学传统。从1920年开始，美国和加拿大语言和文学界最高学术团体“现代语言协会”开始承认确实有美国文学这么回事。1928年出版了福斯特（Norman Foerster）主编的论文集《重新解释美国文学》，提出滋生早期美国文学的文化既不源起于殖民地本土，也不属于欧洲，而是一个相当发达的文化经“移植”到北美新
土壤后产生出的一个新文化。该书强调了西部拓疆运动在美国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皮勒（Robert E. Spiller）主编两卷本《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1948）不但权威性地叙述了美国文学的发展脉络，而且确定了经典作家的名录和书目，而且真正“帮助建立起一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此外有多次美国文学史的编纂，如埃利奥特（Emory Elliott）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1988）。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修订应属哈佛大学柏柯维奇（Sacvan Bercovitch）主编的新版《剑桥美国文学史》，恢弘巨著，共八卷。
20世纪美国文学史的多产反映了美国文学创作的繁荣，也是美国文学独立，成熟的文化心态的自我变现。
总结：文学史的不断修订，是文学创作繁荣的变现，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独立的自我表述，文学史不单纯是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也是民族国家的叙事。
文学史编纂的不断发展，促使一些人专门进行文学史的理论研究，这些人有的是文学史家，有的是文学批评家，斯皮勒曾经指出：“每一代人至少要编写一部美国文学史，因为，每一代人都理应用自己的观点去阐释过去。”任何一部文学史，都包含一部文学史观。
文学史，是在文学和历史两个不同的领域中周旋。文学中的大部分作品是通过文字虚构生活，开展想象，较少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历史则需要凭借史料，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或间歇中穿针引线。文学和历史，更应该强调哪一方？一直有争论。
1917年第一部《剑桥美国文学史》强调文学作品对生活的写照，“序言”称这部文学史“与其说是一部纯文学的历史，还不如说是对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美国人民的生活的一种概述”。
1952年，韦勒克在现代语言协会发表《现代语言与文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材料》报告中指出，“对于文学史我们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把它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尤其看作文化历史，把文学作品当作是历史文献和历史见证；要么把文学史看作是艺术史，把文学作品当作艺术丰碑来开展研究。”但他同时认为两者并非一定要相互排斥，一个好的文学史家必定是一个好的文学评论家。
《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的主编斯皮勒1963年发表在现代语言协会上的论文《现代语言与文学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则反对上述折衷观点，他认为文学史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文学史必须明显具有文学性，“文学史研究的是文学，因而它只能用文学的而不是其他的语言来写作。”
60年代中后期，欧美文学批评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结构主义，读者反映理论，新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从新的视角审视文学，在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上引起一场革命，也给文学史论的发展带来理论上的不断突破，使人们对文学史实的客观性，权威性，文学传统的构建，弱势文学的地位，跨学科研究等问题有不断新的认识。后现代和文化批评理论的发展对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影响极大。
以前的观点，认为文学史是文学和历史的有机结合，既有对文学作品艺术性的鉴赏，又有作品之外种种关系的剖析，这种观点已经过时。在文学和历史之间，更倾向于历史研究，美国的文学史家更不愿在作品的文学艺术性上多花时间，而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历史研究。现代语言协会1981年发表的权威性的《现代语言与文学研究入门》报告中更把“文学史”这个提法改成“历史研究”（Historical Scholarship）。改动这个学名是为了表明当代文学史家从事的领域要比斯皮勒为“文学史”所标明的领域要宽，与其他历史研究的对象的界限应该更加模糊。在这里，文学显然被挤在了后座。到了1992年这一改动的强度更大，认为1981年的学名的变更仍然过于突出文学，而新的历史研究应该把以往被贬为背景材料的社会和文化资料做直接研究对象，因为在福柯之后，“一切都是文本，都是平等的”。文学史显然已被重新定义，现在人更关心的是文化而不是“艺术”，“文学艺术”只是作为文化的一个例证而存在才有意义。
在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下，多人合作编纂的文学史要求观点一致，线性发展的传统文学史写作模式受到挑战。针对以斯皮勒编写的《美利坚合众国文学史》为代表的传统编写原则，埃利奥特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的前言中指出：“历史学家不是真理的昭示者，而是故事的讲述者。”这部文学史揭示“美国的文学史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很多个不同的故事。”他又说，“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许多学者对美国的民族属性有着统一的看法，而这种统一性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尽可能把那些使当今世界变得生气勃勃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呈献在读者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