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模式述评
摘要：国外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理论模式，即刺激—反应模式、文化适应模式、普遍语法理论、监察理论、适应性思维控制模式、多维模式、竞争模式、信息加工模型、对话论等。
关键词：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模式；介绍；评价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237-02
第二语言习得通指母语习得之后的任何其他语言的学习。自20
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对二语习得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理论模式。事实证明，这些理论模式对于揭示第二语言习得的机制、提高第二语言教学的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陈宝国，2001）[1]。笔者现选取国外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几种理论模式进行述评。
一、刺激—反应模式
语言习得最早的哲学基础是行为主义理论。行为主义将复杂的心理现象还原为简单的行为现象，提出了‘刺激-反应’的心理公式（曹志希，2006）[2]。行为主义语言习用观的特点是用刺激和反应来解释学习行为，强调联结学习和环境决定论。对于学习者而言，语言学习的过程就是通过不断重复和模仿来巩固语言输入并形成
习惯的过程，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体现在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错误在行为主义者看来是应该尽量避免的，外语学习过程中错误被视为
母语习惯干扰的结果。
chomsky认为行为主义的观点无法解释语言习得中的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儿童能够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能够理解和使用以前从未听到过或接触过的语言；二是即便在有缺陷的语言环境中，儿童依然可以系统地获得母语。因此，外在因素无法充分解释语言习得，包括第二语言习得。
二、文化适应模式
1973年，舒曼（john schumann）从社会文化角度提出了文化适应模式，认为二语习得是文化适应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自己的文化与第二文化的适应程度决定了一个人习得语言的成败。文化适应程度主要取决于学习者与目的语群体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社会距离是指学习者与目的语文化群体的接触程度，接触越频繁，学习者的第二语言习得水平就可能越高。心理距离指的是学习者与目的语文化群体由于情感因素而造成的距离。心理距离的大小与第二语言习得水平呈正相关。
文化适应模式强调了二语习得过程中文化适应的重要性，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或探讨，如对文化适应程度的测量，文化适应程度与第二语言习得水平关系的动态性，文化适应与第二语言习得水平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等。
三、普遍语法理论
1957年，乔姆斯基提出了“普遍语法”这一概念，认为普遍语法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帮助习得语言，是儿童一生下来就有的语言初
始状态，由“原则”和“参数”构成。“原则”指适用于任何语言的高度抽象的语法构成。“参数”则反映了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异，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体现为不同的参数值。语言参数的值是通过人们对语言的接触来确定的，即语言输入。第二语言习得就是在已有语言参数的基础上习得另外一种与现有的语言参数不同的语言（曹志希，2006）[2]。
普遍语法理论对语言成分和语言结构做出了精确的描述，为我们了解第二语言学习者掌握语言形式的方法与途径提供了一个理论
基础。但是，普遍语法的目的是解释人脑中固有的、高度抽象的语法知识，这些知识属于“核心语法”；而具体某一种语言中的许多语言现象则属于“边缘语法”，不是普遍语法的研究对象，而这些“边缘语法”的内容往往是许多学习者所关心的。
四、监察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krashen提出了“监察理论”，其核心是五项基本假说：语言习得与学习假说、监察假说、自然顺序假说、语言输入假说和情感过滤假说。输入假说是该理论的核心内容。krashen 认为，学习者是通过对语言输入的理解而逐步习得第二语言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可理解的语言输入”是指输入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它应该稍微高于学习者目前的语言水平。只有当学习者接触到的语言材料是可理解的，才能对第二语言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krashen把五个假说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表示为：语言输入→情感过滤→语言习得机制→语言能力的
习得→语言输出（王佳丽，2006）[3]。
“监察理论”强调语言输入的重要性，强调注重意义的语言交流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对第二语言的学习和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然而，该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确定缺乏科学性，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例如，我们很难确定学习者掌握的知识是来自“学习过程”还是“习得过程”，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两种过程交织在一起；krashen 的自然顺序假说是建立在词素习得顺序研究的基础上的，而这些研究从有限的语言现象推导出普遍的语言习得顺序，局限性显而易见；krashen强调输入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却没有准确定义“可理解的”究竟是具有何种特征的语言输入。“情感过滤假说”讨论了情感与学习者接受语言输入量的关系，但对“输入-摄入-输出”这一认知过程并未涉及（戴炜栋，2005）[4]。
五、适应性思维控制模式（act）
act模型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安德森（j.anderson）于1976年提出来的。安德森认为第二语言学习实质上是一个由陈述型知识逐渐向程序型知识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经历三个阶段：一是认知阶段。学习者所获得的各种信息被贮存为一系列事实。二是联结阶段。学习者把各种零碎分散的产生规则合成为一个更加有效的产生规则，然后将这一规则运用到具体实例中。三是自动化阶段。学习者通过概括的形式把产生规则精细化，在这一阶段语言产生的程序变得越来越自动化（陈宝国，2001）[1]。安德森认为，从陈述型知识向程序型知识转变的机制在于练习，通过反复的练习有助于这种转变
的实现。
act模型指出了第二语言学习者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以及练习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重要作用，为解释第二语言学习中语言习惯的形成、流利性的发展等提供了理论支撑。
六、信息加工模型
mclaughlin把二语习得过程看作信息加工过程，区分了自动化过程和控制过程。自动化的信息加工过程反应迅速，无需专门分配注意力。控制过程需要集中注意力，加工的信息量有限，因不熟练而速度缓慢。二语习得始于控制过程，新接触的语言信息要达到自动化，需经历一个反复操练和获取反馈的渐进过程（蒋苏琴，2008）[5]。由控制过程向自动化过程的不断转变引起第二语言学习者中介语的不断重构。
信息加工模型与act模型都指出第二语言的学习是一种认知技能的学习，强调内部知识表征的加工对语言学习的影响（陈宝国，2001）[1]。不同的是，信息加工模型较act模型更加关注第二语言学习者中介语的变化。
七、多维模式
多维模式的基本观点是：二语习得遵循两种不同的发展顺序，有的语言结构遵循固定的习得顺序；有的遵循可变的习得顺序，随着学习者和学习环境的改变而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实验者调查了在德国工作的外国人如何习得六种德语语序及其习得顺序。结果发现，习得者由svo结构开始，按先后顺序逐一学会使用其他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