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卢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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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文圣拳华山论剑活动十周年2014年5月6日,中华文圣拳武学研究理事会组织文圣拳华山论剑活动。
有来自文圣拳著名传承地山东郓城、梁山、微山,江苏丰县、沛县及天津等地的文圣拳传承人23人参加了论剑活动,同时参加论剑活动的还有道教、佛教的功高大德、居士以及社会友好,共计30余人。
文圣拳弟子聚西岳华山之巅,敬苍天,忆武侠,“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莲花争霸”,“剑啸江湖”,弘扬武学,祭拜神灵,问道西岳,华山论剑,展示文圣拳功夫,促进武术文化交流,祈福圣功发扬光大,推动文圣拳武学发展。
今年是文圣拳华山论剑活动十周年,也是文圣拳泰山论道(2013年4月20日)活动十一周年,开展纪念活动,对于重温历史文化经典,促进文圣拳武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圣拳华山论剑是文圣拳发展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活动,促进了武术文化学术争鸣,丰富了文圣拳武学文化内涵。
文圣拳华山论剑活动建立了文圣拳的主要功夫体系,同时与文圣拳泰山论道活动建立的文圣拳思想文化体系,形成了文圣拳武学的两大文化体系。
这两大体系的建立在中华武学中具有开创性,它对于推动文圣拳武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文圣拳是中华武术中最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拳术之一,“文武合场”的武学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古圣先贤与历代先师智慧的结晶,成为中华武学文化发展的一面鲜明旗帜。
文武合场的武学文化与文圣拳泰山论道、文圣拳华山论剑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文圣拳完整的武术文化体系。
即:以文圣拳泰山论道为思想文化体系,以文圣拳华山论剑为主要功夫体系,同时与文圣拳的文场与武场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华武林中独特的文圣拳武学文化。
在文圣拳武学体系中,文武合场的武学文化是的“根”,是“本”,其内涵是“八道”文化,即“天道、地道、人道、文道、武道、圣道、兵道、医道。
“天道,地道,人道”之“三极之道”(即:天地大道),“文道,圣道,武道,兵道,医道”之“五行之道”(即:文武大道)。
儒释道三教合一与我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大家常听到“传统文化,文化传承”,那什么是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合一其实就是我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来源。
这三种不同思潮长期融合建立了我国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形成了我国大一统的格局和多种多样的文化习俗。
即便在现代,人们无论工作生活,还是情感交流,都依然残留着或多或少传统思想留下的印记。
就让笔者大致给大家粗浅讲解一下吧。
(绘画,孔子将释迦穆尼递给老子)儒释道三教的产生:(辽代,张文藻墓中的儒释道三教弈棋图)儒教——原生,汉朝国教。
也就是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主要提倡施行忠孝,以及仁、义、礼、智、信等德行。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执政时,为统一海内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指导思想。
到西汉末年灵帝时,召集众多儒生勘正五经,刻于石碑,竖立在学校门口,并且昭告天下,正式把儒教定为汉朝国教。
《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这“五经”也成为我国汉代以后的法理基础。
科举考试更让儒家思想深入人心,上至宫廷官府,下达乡村祠堂都得到普及。
佛教——古印度传入,南朝梁国教。
也称释教,主要提倡看透世间真相,断绝烦恼,超越生老病死结束轮回。
公元前6世纪,佛教思想产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
于我国西汉末,东汉初传入。
当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突厥军队攻入印度后,摧毁当地佛教基础。
不仅捣毁东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更将那烂陀寺的宝贵图书馆付之一炬。
长期迫害下,印度原有信徒为了活命不得不全部改信。
到13世纪时(约我国南宋末),佛教已经从发祥地印度消失了。
在我国,佛教也经历沉浮起落。
有时寺院僧侣遍布天下,有时全国遭受禁绝,全在于统治集团的态度而变化。
直到“三武灭佛”后,佛教才逐渐远离迫害,在宋明时期达成在我国的完全本土化世俗化。
道教——原生,唐朝国教。
属于我国古老的原生宗教。
主要提倡众生皆有灵,追求修行成仙,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各种原始宗教经过演变,逐渐形成阴阳家、神仙家等诸多初期道教学派。
中华文圣拳武学研究理事会副主席卢飞宏
先生中国当代武术名家荣登国家邮票
2014年11月,“以传递正能量,共铸中国梦”为主题的中国邮册,是由中国集邮中心网与国家邮政、电信等部门深度合作,为当代知名艺术家、社会知名公众人物精心设计和发行的纪念珍藏邮册。
鉴于卢飞宏先生对中华武术做出的重大贡献,经国家邮政有关部门严格审核,荣登国家邮票。
本套中国邮票一套六枚,每枚面值80分。
作为中国当代武术名家,中国民间宗教武学的开拓者,卢飞宏先生荣登国家邮票是文圣拳门人的骄傲,也是中国警察界的荣誉。
大道之行,万物兴,圣功传承,德天下,清静无为,保太平,祝愿文圣拳的明天越来越好!愿文圣拳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武学向前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汉唐风韵圣拳燕南赵北祭大风2023年4月25日上午九时,癸卯年三月初六,为弘扬文圣拳武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兴民族尚武精神,保护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文圣拳全国总会副会长秘书长、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当代武术名家卢飞宏先生带领文圣拳弟子和爱好者与社会友好在河北省南宫市拜谒“大风亭”遗迹。
“大风亭”又名“麦饭亭”、“驻跸亭”,原为南宫十景之冠。
南宫市位于河北省南部、邢台市东北部,是中国著名的武术之乡,历史悠久,文化璀璨,因西周八士之一的南宫适封侯于此而得名,而“大风亭”就位于南宫市西郊,旧址在南宫市西丁街道办事处北旧城村内。
历史上的“大风亭”,圣迹卓然,灵秀、祥瑞,大风亭记”碑,以“昭一时云龙之盛”(光绪版《南宫县志·光武庙记》)。
亭、碑建好后,慕名瞻仰,追昔揽圣者络绎不绝,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遐思、析辩中更为“风亭麦饭”这一景观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现两亭已毁,但亭基尚存,并存石狮一对,碑三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风亭”为四角形方亭,翘沿斗拱,亭四面各有一块匾额,正面为“大风”,其它三面分别为“龙翔凤翥”、“岐并微峰”、“汉京圣迹”。
亭北为“关王庙”,庙亭相连,松柏掩映,蔚为壮观。
“大风亭”与千年古刹南宫普彤寺遥相呼应,相距仅约几百米的距离。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唐古韵,大明风范,余音袅袅,泽被后世。
在历史风起云涌的沧桑巨变中,“大风亭”体现了一种宏大的气魄,豪迈的气概与希冀天下安定、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
大河东去,沧海横流,显英雄本色,昔日的“大风亭”虽然早已失去了其历史的自然风貌,也很少有人关注它的存在,曾经的光景也只能从故纸堆中去寻找它们的痕迹,从文字中去品味历史悠长的韵味,但它所拥有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以及人文精神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为历代有识之士所仰慕。
卢飞宏向村委赠送了文圣拳著作《文圣拳武学三部曲》即“五部四册”,同时与文圣拳弟子展示了文圣拳功夫。
文圣拳的泰山论道与华山论剑文圣拳的泰山论道和华山论剑文化,是文圣拳武学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弘扬文圣拳武学,丰富文圣拳武学体系,推动文圣拳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今后文圣拳的弘扬与发展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2013年4月20日,参赛首届中国(泰山)国际传统武术节比赛,文圣拳弟子侯高民、卢飞宏、黄凌魁、魏训强、李景良、张丽光、王善哲、杨雪琴、刘继成、刘成忠、展复河、徐仁政以及道教知名人士等20余人登临泰山,探求文圣拳法奥秘,寻根问祖,祭拜神灵,祈福苍生,弘扬武学,论道泰山。
在泰山极顶玉皇殿举行了泰山论道祭拜活动,在泰山唐摩崖进行了文圣拳功夫演练和文功修炼,研讨了文圣拳功法理论。
泰山集儒释道文化于一身,思想文化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积极向上,和谐共生,促进发展,是古老华夏灿烂文明的一个缩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文圣拳与泰山文化一脉相承,其武学思想具有泰山和黄河文化的精髓,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惧风雨,和谐包容、顽强拼搏的品质,体现了文圣拳独特的普世价值观和精神文化内涵,彰显了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魅力。
泰山论道活动成立了文圣拳泰山论道组织体系,推举了文圣拳实步架传承人、武术大师、山东郓城侯高民先生为泰山论道坛主。
卢飞宏先生作《文圣拳泰山论道记》以记之,并根据文圣拳泰山论道活动之祭拜文《泰山论道赋》,谱写了《中华文圣拳之歌》(《武魂》杂志2013年第11期)。
2014年5月6日,文圣拳弟子登临著名道教圣地西岳华山,来自文圣拳重要传承地山东郓城、梁山、微山、临沂,江苏丰县、沛县及天津等地的八方文圣拳传承人23人参加了华山论剑活动,参加论剑的还有道教、佛教的功高大德、居士以及社会友好,共计30余人。
华山论剑祭拜仪式在西岳华山“天下第一庙”西岳庙举行,成立了文圣拳华山论剑组织机构,推举了江苏丰县“养生搏击训练中心”主任、武术大师、文圣拳传承人魏训强先生为华山论剑坛主。
在华山北峰之巅进行华山论剑演武活动,参加华山论剑的文圣拳弟子在金庸先生题字之处,各自展演了文圣拳的拳术和器械武功技艺。
《中国精武文化探索研究》引言在中国近代武术史上,有一位武术界传奇英雄人物,精武体育会的创办人之一,中华精武文化的奠基者,那就是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威震中外的“迷踪艺”大师,人称“津门大侠”“霍大力士”的霍元甲。
他武艺超群,一身正气,侠肝义胆,执仗正义,惩恶扬善,济世救人,满怀爱国热情,抱着为国雪耻的强烈愿望,奋起神威,转战南北,在天津和上海,先后同俄、英大力士擂台比武较量,以高强的功夫震慑了西洋大力士,并打败日本柔道会武士,令国人扬眉吐气,谱写了一曲凛然正气的燕赵侠义之歌,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功夫争得了荣誉,威名震惊海内外。
他武德高尚,武功高超,文武兼备,侠肝义胆,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为亿万同胞所钦佩和敬仰。
霍元甲为二十世纪初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积弱积贫的中国擎起了一面振奋民族精神的旗帜,在国人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誉。
他为振奋民族精神,唤起国人沉睡的灵魂,激发国民斗志,推动中国武术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精武精神是中华武术精神的象征,早已渗入中国民族文化基因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具有代表性的思想、精神和文化。
精武文化不仅是对拳腿技击技术的精进,更是指一种尚武精神的弘扬,一种自强不息信念的传承,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权、敢于抵御外来挑衅、捍卫民族尊严的精神和力量,深深铭刻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
一百多年来,精武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爱国救亡,强国强种,自强不息,奋发图强。
精武体育会给后人留下了一笔闪耀着民族人性光辉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
精武文化渊源于天津,产生于上海,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重要标志是1910年由爱国武术家霍元甲,以及爱国人士陈其美、农劲荪、陈公哲等在上海创办的“精武体操学校”。
精武体操学校是”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的前身,它是我国近代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个民间体育社会团体。
它是宗旨是“提倡武术、研究体育、强国强种、铸造强毅之国民”,这在国势衰微、国人倍受列强欺侮的清末,尤为切合国人习武强身、振兴国运之思潮。
儒释道三教合一、三位一体儒指的是孔子开创的学派,曾长期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其影响波及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中亚、东南亚等地区。
释(佛)是印度净饭王儿子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宗教,因悉达多为释迦牟尼佛,故又称释教。
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
道指的是东汉末年张道陵依据《道德经》(即《老子》)《南华经》(即《庄子》)创立的宗教,是中国本土宗教。
在中国境内广泛传播,影响巨大。
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初起唐。
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北周武帝时,然直至唐代始以儒、佛、道三教名流论难为风尚,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
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一文,通过对唐代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
明代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综合的考察,即三教合一思想在明代的滥觞及其流衍,三教堂(或阁)的出现,以及士大夫与佛、道人士相交成风。
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
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取宝座,得佛教名僧道衍(即姚广孝)之力不小。
于是即位以后,对佛教多有佑护。
成祖朝时大量善书的编撰,说明三教合一的观念已得到朝廷的普遍提倡。
如朱棣在《孝顺事实》一书中,显然已将儒家之孝道与道教的感应思想结合在一起。
除《孝顺事实》外,明成祖还敕撰《为善阴骘》一书。
通过“阴骘”观念,教化民众行善积德,从而使儒、佛、道在“阴骘”观念上趋于融合。
王阳明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儒、佛、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或变迁中,王阳明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他以前,固然明太祖、成祖倡导三教合一,亦有学者宣扬三教合流。
然究其本质,不过是藉佛、道的威慑作用,暗助王纲。
所注意的是佛、道的善化功能,所采用的方法亦不过是流于表面的援佛、道助儒。
而王阳明则不同,他是援佛、道入儒,创制心学,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
尽管阳明集子中也不乏辟佛之言,而其根本则由王门后学陶望龄一语道破天机,即“阳抑而阴扶也。
使阳明不借言辟佛,则儒生辈断断无佛种矣。
第二节、儒释道三教合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本位,儒释道三足鼎立。
“三教”的说法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到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时已允许三教同时存在。
这一说法通用于朝野上下,是在唐朝。
武则天“开国之初,即于明堂举行三教讲论”,后又令人撰写《三教珠英》一千卷。
在此之后,唐宋君主大多主张三教会通,唐玄宗、宋孝宗都是著名的例子。
到了明清社会,三教合一甚至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建筑设计等各个文化领域都有所体现。
儒、释、道三教都有不同的中心人物,儒教是孔子,佛教是释迦牟尼,道教是老子或太上老君,这些圣人对于宇宙、人生、社会,有相当不同的认识和说明。
儒家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社会伦常,留心现世的实际问题,是所谓“人世”的文化;佛教、道教关心如何解脱,对现世的事物没有什么留恋,是所谓“出世”的文化。
在出世的文化里,佛教修行的目的是成佛,追求一种不生不死的涅架,脱离生命轮回的苦海,去体会“一切皆空”;道教修行的目的是成仙,炼的不管是外丹还是内丹,要的都是长生久视,从理论上说生命是永远可以存在下去的。
在生和死的问题上,儒家也表现得非常现实,他们并不关心死后会怎么样,但是相信子女能够延续他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中国人往往会把子孙后代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在心性修养这个问题上,佛、道二教表现出特别大的优势,佛教的禅学,道教的内丹学,都有一种非凡的宗教魅力。
三教既然有这么多差别,矛盾与冲突也就免不了。
在中古社会里,统治者有时灭佛,有时灭道,但是最终也没有把任何一方灭掉。
三教同时存在,也就成了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
三教合流,实际上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佛、道二教攀附儒家,认为佛道可以“辅助王化”,站在佛道自身的立场上,提出“三教合一”、“平等三教”、“三教并用”等主张,当然里面始终夹杂了佛、道二教的冲突与融合,这里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流;第二个过程是儒家主动吸收佛、道二教的思想成果,提倡三教归儒,这里主要是思想理论的合流。
在中华文圣拳第三届年会暨武术文化节上的讲话卢飞宏2015年2月6日尊敬的各位领导,文圣拳传承人,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对中华文圣拳第三届年会暨武术文化节,在山东郓城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在此向郓城县文体局、郓城武林会盟、郓城宋江武校、郓城文圣拳研究会的精心组织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所有为文圣拳发展做出贡献的文圣拳门人和爱好者、各界朋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文圣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武术的精粹,在体育文化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是一种古老的健身与技击并重的拳术,它还包含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深刻的中国古典哲学,文圣拳内外兼修,性命双修,深得中国传统“儒释道”和三教合一文化的精髓。
上世纪80年代,文圣拳以其独特的魅力为世人所推崇,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成为“山东四大名拳”之一,誉称“中华历史名拳”,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我们感谢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宋庄文圣拳传人宋传平、宋如一、宋连洪祖孙三代及其弟子为弘扬与发展文圣拳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感谢各级政府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支持,经过文圣拳全体门人和爱好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拓展了文圣拳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了文圣拳在中华武林中的重要地位,提高了文圣拳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形成了百花齐放,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2011年以来,在南旺镇宋庄文圣拳宋氏传人发展的基础上,使文圣拳武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成立了“中华文圣拳武学研究理事会”领导组织机构,先后成功举办了文圣拳第一届年会、第二届年会和文圣拳泰山论道、华山论剑活动,以及中华文圣拳宣传工作会议,各地积极参加国内重大武术赛事活动,使文圣拳威名风靡全国,享誉中外。
经过文圣拳全体门人和爱好者的共同努力,在文圣拳武学文化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一批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文献资料,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文圣拳武学文化体系,促进了中国民间宗教武学体系的建立,为文圣拳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为今后文圣拳的弘扬与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圣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代表摘自《文圣拳武学与诸子百家文化研究》第一章文圣拳亦称文圣功、五手、五步架、长寿拳、杜家拳、离卦拳、神拳、五步神拳、先天无极道拳、八卦拳、大洪拳、义和拳等等。
文圣拳起源于十七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创始人刘奉天(1621—1693)宗师,自幼研习家传导引术,后经高人指点,修行道家内功,造诣极深,后定居山东单县传经布道,著有《五圣传道经》《八卦八书歌》等。
在他的徒弟中有八位比较著名,其中郜云龙(离卦之首)精通祖传的宋太祖三十二长拳、六合大枪和跃步奇枪。
刘与郜师徒二人共同研创了“文圣功”,名震武林,享誉河北、河南、直隶、山西、山东、江苏、安徽一带。
分九宫八卦(即“内安九宫,外立八卦”),四正四隅,传承天下。
早期传承由郜云龙传山东冠县杨四海(1714—1784),杨四海传山东嘉祥的杜恒信(1756--1838),由杜恒信将文圣拳传遍运河两岸,大江南北。
该拳名称称谓众多,由于历史上与“反清复明”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遭到清政府的严厉禁止和迫害,故不断变换名称,在民间隐秘传承。
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北京、天津、陕西、山西、黑龙江、新疆等地,主要传承市县为山东济宁、汶上、嘉祥、梁山、微山、邹城、金乡、曲阜、临沂、泰安,聊城、冠县、临清、莘县,菏泽、郓城、成武、单县、定陶、巨野,河北邢台、临西、邯郸、衡水、南宫,江苏徐州、丰县、沛县,河南商丘永城,安徽毫州涡阳、芜湖无为等地。
山东济宁古运河流域是文圣拳的发源地和重要传承地,有着广泛的传承与发展,方圆几百里,习练者数万。
文圣拳于1983年被国家体委挖掘整理领导小组列为国家重点挖掘整理体育项目,在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宋庄宋家得到挖掘整理,后经国家体委有关部门批准正式定名为“文圣拳”。
2009年9月27日,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同时以之优秀的健身养生和实战技击功能名列山东省名拳,时称为“山东四大名拳”之一,后被誉称为“中华历史文化名拳”。
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论(中华武学思想文化探索研究)中国在五千余年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灿烂辉煌,从先至明清中国思想界各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展现了数千年恢弘浩瀚的思想文化画卷。
从先时期的百家争鸣到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统治地位的确立。
从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到唐朝佛学的鼎盛发展,又到宋明理学的兴起,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借鉴和融合,直到最后明清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确立,让人们徜徉在卷帙浩繁的思想文化史中。
中国文化具有连续性、独立性、多元性和包容性及统一性,它是在相当大的地域围各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华夏五千年文明,留下了灿烂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它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儒释道三教及其融合的三教合一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三教合一文化对中国社会、哲学、思想、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对周边国家文化也有深远的影响。
在当今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大规模交流融合中,研究探索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传统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激活中华思想文化的生命力,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教合一”文化的历史形成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要容和主流意识的,主体是儒道释三教,而其三教融合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
在历史发展中儒释道三家各自发展,各有传承,相互融合,统贯着社会、学术与文化的命脉。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和基本涵,它们从相互尊重到相互对立和斗争,到相互借鉴和吸收,再到相互包容和融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
儒释道三教文化的融合是中国历史中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民族各种传统文化和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产物,历史上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重要作用,有其存在合理性和必然性,是中华民族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文化。
弘扬三教合一文化对于促进今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观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的发展,晋南北朝是儒释道三教连称,彼此独立,相提并论,出现三教一致的萌芽。
唐宋时期三教加强了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和吸收,但其主流而言,仍各树一帜。
元明清阶段出现了真正形态上的三教合一。
其三个阶段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发展和融合的基本过程,第二阶段是在继承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容,第三阶段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基础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反映了三教合流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三教合一发展中,也出现了以佛家、以儒家和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形态的三教合一文化,以及形成具有意义上的“三教合一”新文化形态,前者与后者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历史性的飞跃。
(一)晋南北朝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形态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本土,起源于轩辕黄帝(前2717~前2599),继承了华夏民族古代原始之血脉。
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和其弟子所创,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
佛教起源与古印度,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距今也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佛教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的发展逐渐出现危机.,三教相互渗透、相互吸纳,调和之风盛行,是中国思想文化出现繁荣的时期。
西汉前期,以黄老的思想指导政治,在官吏或社会上,诸子百家的思想很活跃,这样的情况不利加强中央集权。
汉武帝(前156~前87年)即位,基本上采纳了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西后期儒家学说逐步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
自此,儒家凭借政治上优势取得了主体思想文化的地位,使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以释道为辅,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补和融合的文化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到20世纪初,历时二千多年的时间,一直未有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及传统文化的影响,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也引起与道教、儒家中国传统思想的抗争。
汉灵帝末年《牟子理惑说》云:“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言,玩《五经》为琴簧”,阐述了三教异同,开“儒释道”三教调和并立的先声。
三教调和至东晋南北朝时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着广泛的影响。
在后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活动,形成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
此时南北高僧居士辈出,使佛教成为足以与儒道相鼎立的一种文化势力,且透露出压倒儒道的趋势。
由于儒家在中国的正统官方地位十分巩固,这使得许多佛教徒力图调合儒、道的矛盾,不断地援儒、道入佛,论证三教的一致性。
标榜“外兼修”,“儒外佛”,解释戒杀为仁,戒盗为义,调合五戒与五常的关系。
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佛教则解释为出家不是不问世俗之事,而是降魔,统一了出家与入世的关系。
自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已翻译的一些佛教经典,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国传统的固有名词概念,来加强对佛经精神的阐述,这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并取得重要的发展,道教也在民间广为传播,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
晋时代以研究《老子》、《庄子》、《周易》为核心哲学思潮的玄学,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道家哲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玄学”文化,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融合。
玄学在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成为思想主流。
东晋时道教代表人物洪提倡“三教一致”的思想,援儒入道,外兼修,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儒术应世为外,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所谓“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
”(《包朴子?释滞》)。
之后宣传“三教合一”思想的有南朝的道士陆修静、弘景等。
弘景充分将当时各个道教派别的典籍加以整理,并亲自撰述,将道教推往一个新地步,并加强了三教的融合。
同时期道家中人士提到的“三教”的愈来愈多,论证也愈来愈深入。
西晋的灭亡使玄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受到挫折,玄学中开始渗入大量佛教教义,二者互相渗透也为佛教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东晋以后,玄学与佛教趋于合流,玄学逐渐衰落,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了。
儒释道三教在晋南北朝时期的互相靠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三家之间的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儒佛的冲突主要集中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规与传统伦常关系的矛盾上。
在南朝宋文帝时儒家与佛教之间有关因果报应之争,以后又有神学理论上的争论。
宋末齐初之间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夷夏问题之辩;在北朝时由于佛、道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北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废佛法难事件(二武灭佛),以及北齐文宣帝时展开的佛、道之间的倾轧,导致抑制道教的举措。
这一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激烈,在相互尖锐的斗争中,随之也出现调和、融合儒佛的思潮。
儒释道自身中的一些学者和代表人物也站出来呼吁三教一致,提出三教同源、三教一致,以及三教并重等。
由于在中国王权始终高于教权的情况下,三教之争均以佛教的妥协、折衷或迎合传统而告终,也使佛教得以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
三教概念的出现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在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佛教在理念上吸收儒家的心性、中庸,道家的自然无为,以及阴阳五行家的理论学说,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适,取得了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三教融合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晋面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在民族融合和多元化文化交流的激烈大潮中,也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解放,是我国历史上又达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繁荣、文化复兴的新的高潮。
由于儒学日益衰落,道教和佛教又先后崛起,使两汉时期形成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格局被彻底打破,代之以援道入儒,佛玄双流,儒释道三家相互融摄、协调发展的新文化格局,从而成为隋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
(二)唐宋时期“三教合一”文化的融合从南北朝至唐初两三百年间,是儒释道三教思想纷争与彼此融和的重要历史时期。
唐宋之际,儒释道三教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唐代提倡三教共举的政策,对三教融合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至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
三教讲论,肇始于北周武帝,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
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
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
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
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也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
三教名流论难客观上使三教在质上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与认同,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机会,并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的需要。
佛教在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
隋朝名士士谦重佛道而儒辅之的三教融合,大儒王通提倡在儒学的基础上融合佛道,即“三教合一”。
唐朝大规模翻译和注解佛经的工作,不少僧人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撰写了不少宣传中国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
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在摄取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
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就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它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儒家心性学说融入到禅学中去,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
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的渐悟观,都可以看到老子“静观其道”、“静心致远”的思想痕迹;从慧能的“能所俱泯”的顿悟观中可以联想到庄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其实质都是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结果。
此时期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宗派和学派,并传播到了中国邻近的国家。
始创于南北朝北齐的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的心性论调和起来,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丹”的修炼方法也引进了佛教。
传到明代,高僧蕅益智旭采用了唯识、净土、律宗、禅宗为旨要,发挥天台宗的教观,又主释道儒三教一致,并力求佛教诸宗的调和,对后世有很大的启发。
华严宗五祖宗密不仅认为禅、教一致,还进而认为儒、释同源。
佛教在建立中国民族化的宗派和理论体系时摄取了大量的儒、道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与儒、道进行全国上下的争论,与儒、道形成了鼎足之势。
佛教在唐末,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日益呈现衰颓之势,在宋初一度复。